金融霸權與美國次貸危機

在次危機時期，聯邦作為金融系統創新的先驅，先后提出了qe1、qe2等非線性貨幣政策，重點向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以扭轉美國經濟的衰退。數據顯示,前兩輪“量化寬松”投入的23000億美元遠未實現預期效果,不僅沒有根本改善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問題,還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泛濫,使新興市場經濟體深受資產泡沫和輸入性通脹的困擾。在前兩輪“量化寬松”所招致的各種爭議與批評甚囂塵上之際,美聯儲仍然于2012年9月和12月執意拋出了沒有期限的“開放式”QE3和QE4,這樣的危機治理策略意欲何為?筆者認為,從美聯儲取代金融機構頻繁地粗暴實踐種種危機治理方式來看,它儼然成為金融壟斷資本的利益代表,完全受資本的控制并屈服于資本的邏輯。“量化寬松”作為一種高強度的凱恩斯式反危機政策的長期化,只不過是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合謀”變相地實施財政性貨幣發行,其實質則是美國壟斷資本操縱美元,藉由新自由主義化的流動性秩序框架,助長內部危機在時間和空間維度的轉嫁,旨在維系衰落時期的金融霸權主義。一、“全球霸權”的空間擴張自20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以來,金融流動成為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的主要表現方式,尤其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美國的金融壟斷資本逐步與實體經濟脫節,完成了由服務于生產資本向主宰生產資本的異化,也完成了“協助”生產資本“圈地”并分割其部分剩余價值向直接“圈地”的演化。美國新自由主義霸權的資本化的具體表現由生產和制造業霸權轉變為金融霸權。在資本主義“一種永不停息地減少空間障礙的動力,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永不停息地加速資本周轉的沖動”作用下,金融霸權依靠金融資本流動生成兩種持續擴張模式:一是從時間維度,繼續在國內一些基礎領域尋找長期投資的項目或社會支出,以推遲資本價值在未來重新進入流通領域的時間,從而實現對過度積累問題的短期緩解,并延后可能爆發的經濟危機。由于與資本流動相伴隨的一定是市場私有化,這就意味著社會關系的主導模式也會隨之發生急劇變化,資本權力的累積決定了“資產的重新分配日益朝著有利于上層階級,而非下層階級的方向發展”,結果造成了“地區間及階級間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普通家庭長期生活在購買力不足的壓力之下,并被逐漸誘導為“過度消費”的主體。二是從空間維度,以不可阻擋的摧毀所有空間壁壘的力量,不斷沖破血緣、地域、國家、民族、語言、宗教等界限,彰顯出“全球化”這種霸權系統與生俱來的趨向,不斷地為金融資本開辟更大的利潤空間。誠然,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不可分割地系縛在一起,時空經驗的變化總是相互涉及,但由于“空間”在這里發揮著轉嫁危機和深化資本積累的雙重作用,因此,金融霸權空間擴張的“分子化”過程更為明確、強烈。一方面,金融霸權在普世主義價值觀的名義下,暗中操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獲取全球資本市場的進入權和適當的安全條件,并憑借純粹的美元紙本位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事實地壟斷或占有全球的資源、商品和財富,一次次野蠻地通過資產貶值從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攫取高額利潤,滿足無止境的“食利”本性;另一方面,金融霸權與軍事霸權相互勾結,頻繁地借助金融支配權和強制開放手段,從其他國家奪取壟斷特權,以關鍵能源供給的全球守護人的身份控制戰略礦產、石油的生產、定價和分配,一旦美元的支付和儲備特權受到挑戰,阻礙金融力量的擴張,則轉向暗中軍事干涉和制造暴力事端,以軍事壓制的方式為金融霸權鋪平通路。可見,金融霸權主義繼承了欺詐、掠奪和危險等制度性霸權的固有法則,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固有的本質———“全球化”趨勢下,將塑造發達的、中心性的強勢金融資本空間,建立和保護不對稱的資本空間交換關系作為核心規則,并利用這種扭曲市場的能力,為持續地擠壓和侵略弱勢空間、支撐其貪婪的欲望創造條件。二、新自由主義對全球經濟危機的解決方案2007年8月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直接誘因是以房地產交易為源頭的透支消費催生的虛擬性需求過剩,而孕育虛擬經濟虛假繁榮以及最終導致其脆弱性崩盤的根源則是金融壟斷資本的貪婪性所引致的“過度積累”。美聯儲自2001年1月開始長期實施低利率政策以化解“新經濟”泡沫破滅引發的經濟衰退,從而為無限制的信用關系擴張和金融產品異化創造了條件;在虛擬性金融交易的美元回流機制和新興市場巨額盈余刺激合力作用下,資本市場的資產價格呈現泡沫性增長。2004年6月,美聯儲為了將泛濫的美元從失控邊緣恢復到可控程度而實施的17次升息政策最終崩斷了整個金融體系的信用鏈條,引起從產品危機到產業危機,乃至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可以說,次貸危機是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金融創新浪潮的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結果,也是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缺乏有效制衡的必然現象。發軔于美國內部的信貸危機何以沖破意識形態和制度界限快速蔓延全球,并產生持久性的經濟衰退?資本主義系統是一個自我溢出性系統,無法根除的內部矛盾迫使其總是從自己的外部尋求解決方法,在資本和貿易的力量作用下,全球空間結構得以不斷地重新鑄造和組織,而原本獨立空間的自身固有屏障則在資本的流動下日益崩潰。伴隨高效的自由化浪潮,金融霸權主義下的不平衡發展逐漸成為資本積累于空間和時間中的規律特質,由此創造了全球多樣化的金融資本空間樣態,以及一個嵌套的空間規模等級制度。當資本主義體系普遍存在的資本無限積累與空間界限束縛之間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面臨著周期性震撼社會基礎的資本危機的爆發,霸權主義則利用非對稱的空間權力,窮盡手段地將其局部的內生性資本危機外部化,不斷創造其自身的“他者”以分解和消化危機影響。凡是被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滲透機制所征服和操縱的國家和地區,都廣泛經歷著資本主義危機轉嫁行為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斷裂、經濟結構失衡和經濟關系巨變。本次次貸危機之所以席卷全球,正是金融霸權主義受“掠奪、詐騙和盜竊”本性的驅使,在自由市場旗幡下,利用金融產品創新、金融一體化、美元大循環等多種要素手段網結一個殘酷的金融陷阱,以應對潛在的危機風險所預先設計的轉嫁機制所產生的總體效應。其一,事實意義上的全球經濟美元化的蠶食機制。憑借在國際金融資產構成和貿易結算領域的強勢地位,美元長期充當了美國掌控國際金融規則的話語權和制定權的既定符號,全球經濟現實地嵌入了美元的循環體系。世界貿易盈余各國完全被束縛在美元化市場空間所擁有的超級力量擺布之下,無論是增持還是減持美元儲備,都無法跳出降低匯率風險和避免美元貶值的兩難處境。為了維持衰退的霸權主義,美國實行的可控的美元泛濫政策決定了美元貶值是一個長期趨勢,2001年開始推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更是啟動了美元貶值的新一輪周期,截至2007年3月31日,美元匯率指數跌至“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的最低。因此,通過反市場原則的隱性賴賬行為稀釋巨額的他國債務,竊取持有美元儲備的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已經成為金融霸權主義長期依賴的路徑選擇,而次貸危機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路徑效應。其二,全球開放秩序框架下的金融市場牽連機制。美國堅持將新自由主義競爭規則作為交換關系和資本流動的基礎,從而將其他國家逐一拉攏進資本流動和產業聯動的全球化發展體系。美國微觀領域的金融創新,實現了包括次級貸款在內各種債務的打包證券化,信用約束的喪失致使原本作為避險的金融工具最終蛻變為巨大的“泡沫加速器”,投入其中的各種有毒資產所形成的虛假財富無一不掩蓋了真實屬性。因此,在虛擬金融產品的債權債務關系及其存在風險的信息嚴重缺失的情況下,基于所持美元保值或者獲取高額投資回報的動機,全球金融機構廣泛參與杠桿化投資并持有泡沫化債務證券,從而被金融霸權主義精心隱蔽的信用枷鎖牢牢束縛,成為次貸危機的直接殃及者。相對而言,蠶食機制體現了金融霸權主義的強掠行徑,野蠻捆綁特征明顯,而牽連機制則反映了金融霸權主義的迷惑性和欺騙性,二者一明一暗,在時空維度上交錯重疊,具有高度契合性和整體破壞性。毋庸置疑,作為資本擴張的邏輯產物,危機轉嫁機制內生于資本主義的生存模式,盡管不同時空背景下的資本主義危機爆發的節點條件各不相同,機制媒介的物質屬性和關系結構不斷發生改變,但其實現方式和表征無不具有蓄意性和有序性。因此,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大海嘯絕非偶然,而是金融霸權主義的空間使命所決定的不間斷的自我強化過程:為了實現自我解救,一定要尋找風險轉移和危機釋放的外部出口。并且,它一貫地朝著薄弱和脆弱的領土和人群中去,即通過精心設計和安排使其他國家和地區演變為金融壟斷資本運轉輪軸的一個個輻條,無法逃脫危機轉嫁車轍的無情傾軋。三、從抑制了實體經濟的整體失衡到最終的自我革新為應對金融危機,美國放棄了其一再宣揚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由政府強勢介入市場推行一系列多樣化的凱恩斯式反危機政策。在常規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失效的情況下,小布什政府先后嘗試了以解救金融機構的債務、處理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等為目標的非常規金融救助計劃,避免了金融體系的徹底崩潰,卻未能扭轉金融體系不斷惡化的趨勢。奧巴馬政府則在延續非常規貨幣政策導向的基礎上,推出了更為激進的“量化寬松”,即美聯儲在實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印發巨額美元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向市場主體注入大量流動性。這種由財政部和美聯儲“合謀的”變相的財政性貨幣發行行為,有力支撐了美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同時被寄望通過壓低長期利率鼓勵企業和居民個人借貸融資,刺激長期投資和實體經濟復蘇。但是,從2009年3月至今,美聯儲連續推行的四輪量化寬松政策飽受爭議,原因則在于以拉動市場內部需求為核心的危機治理政策存在邏輯缺陷,并且已不足以掩蓋其轉嫁危機的真實意圖。種種證據表明,流動性不足只是金融和經濟體系深陷危機泥潭后的現實表象,而非危機形成的內在原因,相反,虛擬性供給過剩和虛擬性需求過剩才是釀成危機的深層原因,而實體性供給不足和實體性需求不足則成為后危機時代拖累美國經濟復蘇的癥結。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的右轉革命侵蝕和破壞了平等的社會規范與制度,資產階級被賦予更多權力,并憑借這些權力不斷壓低工人工資,使社會收入分配向著更有利于資產階級的方向惡化,加劇了美國社會的貧富失衡,廣大民眾的購買力嚴重不足。同時,在金融信貸系統成為資本侵蝕他人財產的最重要的杠桿之后,金融霸權主義在利潤驅使下加速推動泛金融化,導致資本脫離美國的實體經濟而進入虛擬經濟,美國經濟結構虛擬化程度越來越高。美國家庭收入也主要來自虛擬性交易,而不是薪酬,于是造成了基于實體性收入的實體性需求不足與基于虛擬性收入的虛擬性需求過剩并存的問題。根據馬克思霸權興衰理論,泛虛擬化一方面標志著美國霸權主義已經進入金融霸權主導的衰落時期,另一方面,喪失實體經濟基礎和支配地位的經濟體系注定難以為繼。因此,反危機治理政策的目標只有定位于解決實體性需求不足問題,并依托信用環境和市場環境治理,回歸實體經濟的“再工業化”道路,才能逐漸解決虛擬性經濟的生產無限擴大趨勢與實體性經濟的有限購買力相對縮小、實體性經濟的供給能力相對有限與虛擬性經濟的需求無節制增長之間的錯位與矛盾。然而,美國政府卻最終采取了與之完全相反的量化寬松政策。這是一種隱性的“去民主”化行為,即動用巨額納稅人資金,以賬面平衡的方式掩蓋對危機始作俑者———金融資本的救援,而不是通過政府投資直接促進實體經濟回暖。盡管美聯儲一再宣稱量化寬松有助于間接刺激經濟、改善就業,但這種“望梅止渴式”的救市邏輯明顯缺乏現實基礎:一是量化寬松的資金進入金融體系后更多地被商業銀行用于消化壞賬,商業貸款能力和意愿極為有限;二是商業銀行為了充實其資產負債表,更傾向于將資金投入股市、債市以及美國壟斷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場推高相關產品的未來價格。商業銀行的融資功能的喪失,必然導致量化寬松政策所增加的流動性難以轉化為激活實體經濟的市場信貸。相應地,企業在經濟復蘇乏力,普通家庭在就業和收入并無明顯改善的情況下,都難以建立增加負債的心理預期,投資和消費前景低迷。因此,超經濟發行的美元既沒有直接進入信貸市場、商品市場,也沒有直接形成有效的市場購買力,而是直接進入虛擬經濟的自我循環體系。很明顯,資本價值重新進入實體經濟生產和流通領域的時間被延遲了,并且這種時間性延遲是足以預見的。由此說明,美國霸權主義有意改變資本主義一貫遵循的“危機—時間修復”方式,即放棄國內基礎項目或社會支出的長期投資,轉而推行金融資本救助的長期化。究其原因,一方面,相比于虛擬經濟而言,美國實體經濟的過度積累問題并非是反危機的瓶頸;另一方面,美國新自由主義霸權已然處于金融資本霸權主導的時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通過新興產業部門發展實體經濟重建產業資本霸權,因而依靠金融資本的力量,延續危機前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增長方式更為現實。金融霸權主義以政府信用彌合私人信用肆意釋放貨幣和信貸,意味著金融資本拜物教的回歸———通過操縱美元制造流動性泛濫以進一步轉嫁危機。在美國國內持續削減直接關乎民眾福利的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服務支出的同時,長期化、高強度的量化寬松政策卻一再刺激能源、食品和服裝等產品價格不斷飆升,大幅度降低勞動者的真實收入,無疑是以卑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