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九淵文藝思想與主流文論之間的關系,文藝美學論文本篇論文目錄導航：【題目】【緒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陸九淵文藝思想與主流文論之間的關系【結束語/以下為參考文獻】第四章陸九淵文藝思想與主流文論之間的關系陸九淵作為我們國家南宋時期重要的理學大家之一，他博古通今、涉獵范圍極廣，在融會貫穿了此前的很多重要文藝理論的基礎之上，逐步構成自個獨特的文藝主張。因而，陸九淵的文藝思想體系中很多重要的文藝主張都是在繼承并發展了此前重要文論的基礎之上構成的。下面，本章則從言志講、緣情講、以及載道講三個方面，對陸九淵文藝思想與此前主流文論之間的關系進行探究。一、象山文藝思想與言志講的關系言志講作為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重要理論，朱自清稱之為中國詩歌理論的開山綱領，可見言志講在我們國家主流文論中的重要地位。言志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尚書堯典〕之中，在記錄舜與夔的對話時提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54].這里的志具體表現出著上古時期對于神明的感應，與如今之志的含義尚有所不同。在這之后，(史記〕、(漢書〕、以及(文心雕龍〕中都有過對于詩言志這一概念的闡述。后世學者們以為，最早將言與志放在一起是(左傳〕中的不言，誰知其志？的講法，而明確的提出詩以言志這一主張則也是在(左傳〕當中的詩以言志，志誣其上。的講法。這里明確了詩與言志的關系，具體表現出出文章表示出志向的主張。這里的志，開場指向人們的思想情感，是意與情的結合體。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詩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作用，志在不同時期也具有不同的內涵，因而，詩言志在不同的時期也有著不同的內在意義。在了解詩言志來源的基礎之上，我們則能夠進一步探究陸九淵文藝思想與這一重要的文學理論之間有著如何的關系。首先，我們要從志的含義進行分析。許慎在(講文解字〕中曾經解釋志為從心之聲.(詩大序〕中也有關于志與心的闡述，即在心為志，發言為情。由此看來，志是人們內心情感的外化，言志則為言心之聲，這與陸九淵的本心學講以及前文我們討論過的陸九淵關于心與文的關系的主張似乎有著一定的類似之處。陸九淵主張文要遵道并且歸心，文章的創作要根據本心，文章則是人之內心的外在具體表現出形式。詩言志則主張詩文要表示出作者的情感志向，而志又是心之聲音，那么我們便能夠看出，陸九淵關于立心為本、作文為末的主張似乎與詩言志這一重要文學理論的思想精華真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我們可以以以為，陸九淵的有關文要本心而作的主張是在一定程度上對詩言志這一主張的繼承和發展。在陸九淵的文藝思想體系中，對言志講的另一方面重要發展則在于對辨志這一概念的強調。所謂辨志，即分辨志向，這里的志有作者情感價值取向的涵義，辨志即要明白自個所學為何，明白心中所向。針對這一點陸九淵提出竊謂學者于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于利，所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56]此處陸九淵闡述了學者為何要辨志，以及辨志的重要性之所在。他主張學者所學要以志為先，辨志與為學有著必然的聯絡。學者所學為何是由其志向所決定的。若志向在于義，那么所學也必然側重于義，若志向在于利，那么所學也必然在于利義。因而，辨志對于學者來講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志向能決定學者學習的方向，君子與小人的差異不同也正由此顯現出來。若要進一步進行分析，不難認識到，在陸九淵的文藝主張中，辨志其實則是由學者之本心出發所具體表現出出的外在志向作用于學者的所學方向的經過。他以為志不僅要言,更要辨,學者要先學會辨志,在把握正確求學方向的基礎之上再談言志.這無疑是陸九淵對于言志講的重要發展，為后來學者對于言志以及辨志的探尋求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是志這一概念在文藝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進步。二、象山文藝思想與緣情講的關系緣情這一概念第一次出現是由陸機在(文賦〕中提出的詩緣情而綺靡[57],緣情即是源自于人的情感，這是在言志講的基礎之上對于詩文本質特征的進一步探究。陸機以為詩文由于包容人的情感而變得美妙華美，這一主張充分肯定了人的主體情感，也肯定了抒情在文章中的作用，同時愈加貼近詩文的本質特征，因而緣情講是在言志講基礎之上的進步。(詩大序〕中進一步提出了詩文創作應當遵循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創作原則，但在這一理論產生初期，由于政局的動亂，緣情講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直至后來劉勰、鐘嶸等諸多學者在著作中屢次提到情之于文的作用，強調自然與社會對詩文之情的感發，才將緣情這一文藝理論概念逐步推向主流文壇，使之成為對后世影響較大的主流文論。陸九淵作為并非超離情感的理學家，在他的詩文創作中也特別注重情感的流露，他在很多作品中流露出對于高尚人格的由衷贊美，以及對家鄉故友的懷念之情，從這些抒情作品中我們能夠看出陸九淵是一個重情重義、有血有肉的人。不僅如此，陸九淵也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有關詩文言情的主張，他對于緣情講的態度與(詩大序〕中的觀點較為一致，他提出風之變也，亦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后世異。在這里陸九淵強調，文章風格的變化與抒情有必然的聯絡，同時，文章的抒情應當適當的把握分寸。他成認詩歌抒情的重要性，卻排擠過分抒情而導致的浮靡之風。在這里基礎上，陸九淵又以自個的心學理論為依托，在一定程度上對緣情講進行了發展，陸九淵將此情歸于禮義的情感，而對禮義的把握則要從心而發，所以抒情要回歸本心，并且以道德性為前提。可見，陸九淵將緣情主張也歸結于心，他以為抒情一定要本著無邪、誠善之心，鎮文章浮靡、繁復之風，這樣才能使文章流露出作者俯仰于宇宙之間的浩然之氣，才能表現出詩文含蓄蘊藉的風格特征。正所謂氣稟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冶性情，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眾作混亂。陸九淵以此作為衡量詩歌創作之標準，抒情標準的不同，則會導致詩文風格的差異，唯有本于心并且存乎理的詩文創作，才能不與世俗混為一談，才能到達詩歌創作的最高境界。由此，我們能夠總結出陸九淵文藝思想與緣情講的關系。首先在充分肯定詩文之抒情特征的前提下，陸九淵主張詩文抒情應發乎情，止乎禮義,即把握詩歌抒情的尺度，肯定抒情對于文章的重要性卻強調詩文不可過分抒情，否則則會造成浮靡之風.他對于緣情講的發展在于強調此情為歸于禮義之情并進一步將此情回歸于本心。以上則是陸九淵文藝思想中對于緣情之講的繼承和發展。三、象山文藝思想與載道講的關系載道講也是我們國家古代文學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理論主張，載道講側重于具體表現出文章的社會功用，這是在言志講與言情講基礎上的又一理論進步。文以載道這一重要文學理論主張，早在漢代(荀子〕中就有所具體表現出，但是早期的道涵蓋的范圍較小，主要包括圣人之道，并且以宗經為核心，集中具體表現出了儒家思想中關于文章內容和道德關系的主張。這一理論到了漢代由楊雄進行進一步發展，將道上升為社會最高價值標準，他的主張在儒家思想之上融合了一部分道家思想，對于儒家思想中關于文與道的闡述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超越。在這里之后，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對文與道的關系進行發展，提出了有關文章創作應當具體表現出道德的觀點。道作為劉勰理論主張的根本，他以為世間萬物都是根本源頭于道的，那么文章之創作也自然源于對道義的感發。并且，劉勰對于道的理解也對此前理論有所超越，他以為道不僅僅僅是儒家主張的圣賢之道，也包含了道家所提倡的自然之道。在這里基礎上，劉勰還把道作為評定文章優劣的標準，他以為明道是文學的本質，也是文學的功能。因而，判定文章的價值則自然要把能否對道有所具體表現出作為重要的衡量標準。劉勰關于載道講的主張對陸九淵對文與道的關系的探究有著較為直接的影響。隨后，這一理論又經過唐代諸多古文運動學者進行不斷的補充及完善，較為清楚明晰的提出文以明道這一主張。這時的學者以為能夠具體表現出作者道德修養的文章才是好文章。這與陸九淵文藝理論中的尊德性具有類似之處。到了宋代時期，在充分遭到前人關于文與道關系探究的影響之上，周敦頤正式提出了文以載道這一理論主張。文以載道這一理論的內涵是將文章比做車，而道則是車上的物品，所以，文章要對道進行運輸和傳播，即文是道的載體，道義要通過文章進行擴散，這里的道早期是指儒家所主張的仁義道德，因而，這時的文章成為一種手段和工具，承當的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政治教化服務的重要責任。與文以明道不同，文以載道并不是主張文與道為一體，而是強調文章對道德的承載作用，愈加突出了道的地位，同時他也以為要作好文章則必須具備較高的道德素養。以上便是載道講的理論淵源，要探究陸九淵的文藝思想與載道講的關系，就有必要提到宋代其他理學大家對于文與道關系的態度。華而不實，最為極端的要數程頤，他提出作文害道的主張，以為作文無用，唯有道才是宇宙之間最有價值的存在。這種極端否認作文價值的觀點當然是不全面的。在他之后，朱熹對于文與道的關系也有自個的見解，他提出文道合一的觀點，這是一觀點屬于一元論。他以為文與道是本與末的關系，道為本，文為末，同樣的，朱熹也提倡文章之創作要重視對道德的具體表現出，否則文章將會變成無本之末，失去創作意義。在了解載道講發展的歷史淵源的基礎之上，我們將要詳細探究陸九淵文藝思想與載道講的關系。前文中我們曾經提到過，在陸九淵的文藝思想體系中，向來不缺乏對道的闡述，陸九淵的進步具體表現出在將道的范圍擴大至充塞于宇宙人生之間的萬物之理，并且提出道的存在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在論及文與道的關系時，陸九淵的觀點更傾向于二元論，他主張道為第一性，文為第二性，作文要重視對自然之道的具體表現出。他的觀點與劉勰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類似之處，可以以講是對劉勰文以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