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我國非監禁刑種立法完善論要關鍵詞:重刑刑事政策/寬嚴相濟/非監禁刑種內容提要: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應予摒棄;而單極輕刑化的刑事政策僅僅關注刑罰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視刑罰所應有的報應、社會保護之機能，亦不行取.“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應是我國當前刑事政策的理性選擇。基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寬”的要求,我國關于非監禁刑種的立法有必要作相應的改進.一、“嚴打”：重刑化刑事政策之源流學界一般認為，我國1979年刑法是較為輕緩的，但這一輕緩的刑法格局因隨后“嚴打"戰役的發動而被打破?！皣来颉闭咄菩泻螅覈谛谭N的立法與適用上存在著重刑化的傾向，簡略體現在:其一，立法機關不斷對1９79年刑法進行修改、補充，死刑罪名越來越多，１9９7年刑法頒布時，死刑的適用范圍由１97９年刑法中的28個增至68個,其中非暴力犯罪為44種，占到全部死刑犯罪的６4．7％。其二,從自由刑的設置來看，我國刑法分則規定的全部罪名均配置自由刑,且３年以上為代表的重刑在刑罰結構中占絕大多數。雖然我國也規定了管制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非監禁社區矯正制度，但在實踐中始終是閑置不用,形同虛設。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1999年、２００0年、2001年全國法院判處刑罰的總數分別為６082５9人、6４６431人、７5１１４6人，其中判處管制的分別有75１5人、７82２人、９４81人，分別占判處刑罰總數的1．２3%、1.2１%、１。26％.①其三，體現刑罰的非監禁性及其人道性、輕緩性、開放性的社區服務或社區矯正刑至今尚不是一個獨立的刑種。其四，體現輕刑的自由刑替代刑種-—罰金刑的價值并未受到重視，雖然現行刑法中可適用罰金刑的條文達１40余個，近乎占分則條文的40％之多,與19７9年刑法相比,規定可以適用罰金刑的條文顯著增多，但罰金刑仍處附加刑地位。實踐中,罰金刑的適用率較之以前雖有很大的改觀,但主要是并科適用的提高，單科罰金刑的情形還是少之又少.據統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19９9年作出有罪判決的刑事公訴案件中，被判有罪的１786人中，判懲罰金刑的有１2１４人,適用率近68%。如果把法律沒有規定科懲罰金刑的犯罪如有意損害罪、強奸罪、交通肇事罪等除外計算,其適用率更高,達９5．4％.但獨立適用罰金的僅有1案2人。②其五,我國1997年刑法規定單獨可以適用資格刑的罪名僅僅2６個,其數量少之又少。不僅如此，實踐中資格刑的獨立適用的情形極其罕見，甚至有的法院幾乎從來沒有獨立適用過資格刑。據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供應的統計資料顯示，該省人民法院于１9９7年、1998年和199９年這3年里分別判處刑罰的人數是２9９１9人、3３1１4人和38503人，其中獨立適用剝奪政治權利3年的僅有1人。由上可見，從立法上看,我國刑罰體系仍以死刑和自由刑為中心，屬于典型的重刑結構。立法上的重刑化傾向在肯定程度上催生了司法上的重刑化,主要體現在:彰顯行刑社會化、人道化、開放化和體現寬松刑事政策的管制、罰金以及資格刑等刑罰方法和刑種較少得到重視.一言以蔽之,20多年來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證明,我國實際上奉行的是重刑化的刑事政策。二、重刑化刑事政策效用之有限性司法實踐證明,在社會治安狀況格外惡劣的時期，每一次“嚴打”確能起到打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遏制惡性犯罪高發的態勢，從而可以在肯定程度上實現社會治安狀況的好轉。但從長遠看,格外是在我國當前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社會和建設法治國家的時代背景下,推行“刑罰萬能"理念的重刑化刑事政策之弊遠遠要大于其所具有的短期遏制犯罪之利,應當予以摒棄，理由如下：首先,重刑化主義容易助長民眾暴虐、殘忍心理?！靶塘P世輕世重”,其本意乃是指依據世情來確定輕重，就是平世用輕典,亂世用重典。但“世重”的一面總是讓人們格外關注，并被我國歷朝統治者奉為圭臬，作為推行重刑刑事政策的“正當"依據。一旦社會治安形勢有所惡化，國家就期望用刑罰高壓來回應，幾成積習,久而久之,人們便對重刑習以為常并產生了依靠性。邊沁認為，“殘酷的法律會通過恐懼、仿照或培育報仇精神使人變得殘酷.”③從這個意義上說,重刑主義具有腐蝕文明、民主、寬和的社會氛圍,助長民眾的暴虐和殘酷心理之流弊。其次，重刑化主義嚴重背離罪刑均衡原則，有損刑法公正。罪刑均衡原則乃一項古老的刑法原則，早為霍布斯、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及近代刑法學之父貝卡利亞所提倡，我國１99７年《刑法》第5條明確規定了罪刑均衡原則。重刑化主義雖然不否認在有些情況下實行寬和措施，但總的來說，主要寄盼望于嚴刑峻法,企圖通過提高刑罰強度的方式去實現懲治犯罪、保護社會的目的,這就會導致輕罪重罰甚至冤假錯案的發生,從而嚴重背離和破壞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則，有損公正、正義及民眾的法情感.再次，重刑化主義片面強調一般預防的價值趨向,不利于保障人權。受重刑法律文化傳統的影響，人們往往過于強調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重視刑罰的威懾、恐嚇效應，因之在對行為人判處刑罰的時候，除了考慮其犯罪社會危害性程度及人身危險性大小之外，往往還要考慮社會治安形勢、犯罪率、社會效果等，這樣就可能導致對行為人實際所判處的刑罰要重于甚至遠遠重于犯罪行為人所應當擔當的刑罰。這種基于威懾不穩定分子或潛在犯罪人、實現一般預防目的的需要而讓犯罪人淪為工具讓其擔當不應由其擔當的責任，顯然是有失公允的,是對犯罪人的人權和尊嚴的侵犯和踐踏。最后，重刑化非但不能有效地預防犯罪，還會導致人們疏于相關制度的建設和改革。法國聞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指出，犯罪不僅見于大多數社會，不管它是屬于哪種社會，而且見于全部類型的全部社會。不存在沒有犯罪行為的社會。犯罪現象存在的客觀必定性，決定了它只能被抑制在肯定的限度之內，而不行能徹底消滅。期望消滅犯罪永久是癡人說夢。④當前我國犯罪和犯罪增長的緣由是多方面的，是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消極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具有綜合性、簡潔性、多變性的特征，這就決定了刑罰乃至重刑并非是遏制、預防犯罪的唯一手段?！白詈玫纳鐣呔褪亲詈玫男淌抡摺?，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解決刑事犯罪問題,是長期的斗爭，需要從各個方面做工作。”⑤然而，由于重刑化思想深深根植于我國寬闊民眾意識之中,只要犯罪態勢稍有惡化,人們便簡潔化、片面化地將緣由歸結為刑罰不夠嚴峻,對犯罪分子打擊不力，于是便本能地寄盼望于“嚴打”或其它重刑措施,這種過于依靠刑罰甚至重刑的民族習慣心理必定會導致漠視尋求解決犯罪問題的根本措施，忽視加強對社會制度的建設與改革,這乃舍本逐末之舉。誠如菲利所言，“在犯罪現象產生或增大的時候，立法者、法學家和公眾只想到容易但引起錯覺的補救方法，想到刑法典或新的鎮壓性法令.但是，即使這種方法有效（很可疑），它也難免使人們忽視盡管困難但更有效的預防性和社會性的補救方法"⑥.三、寬嚴相濟：中國刑事政策模式之理性選擇(一)單極輕刑化刑事政策亦非我國刑事政策模式之抱負選擇如前文所述，因單極重刑化刑事政策存在著諸多弊端因而為我國絕大多數學者所詬病。那么輕刑化刑事政策是否成為我國當前刑事政策模式之選擇呢？筆者注意到，我國有些學者在論及我國刑事政策或刑罰結構之將來走向時，認為我國當前要走輕刑化刑事政策之道路。⑦對此，筆者以為值得商榷:首先,重刑化因片面重視刑罰報應、威懾功能，而貶低了刑罰的教育功能，為我們所不取。物極必反，輕刑化刑事政策卻片面強調刑罰的感化和教育功能,忽視了刑罰所應有的報應、懲治功能及社會公正、正義的基本要求，同樣也不為我們所接受。其次，從目前的犯罪態勢來看，我們面臨著同西方國家基本相同的局面，犯罪總量處于不斷上升的勢頭，格外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流氓惡勢力犯罪、毒品犯罪以及殺人、放火、爆炸、強奸、綁架、搶劫等嚴重危害社會安定及民生安靜的犯罪十分猖獗。對于這些犯罪,輕刑無法達到預防犯罪、保護社會的目的,這從反面說明白嚴峻刑事政策的不行或缺性.最后，單極輕刑化亦不符合世界刑罰進展趨勢。無庸置疑,隨著國際社會人權運動的日益高漲以及刑罰謙抑、人道、寬容思想漸次深化人心,世界刑事政策總的趨勢是朝向輕緩化的方向進展，但并非對全部的犯罪都予以寬松處理，而是重其重者，輕其輕者,重中有輕，輕中有重,輕重結合，輕重有度,朝著兩極化的方向進展。從這一點來看,那些認為輕刑化是當前國際刑罰進展趨勢的論者顯然是誤解了西方國家的刑罰進展趨勢.（二)寬嚴相濟:中國刑事政策模式之理性選擇“合理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是新社會防衛論整個理論大廈的基石,也是各國刑事政策導向上必須解決的問題。在抗制犯罪問題上，我國畢竟要奉行何種刑事政策模式,此問題直接關乎我國刑事法律制度的構建和刑事司法實踐。如前文所述，單極化的重刑刑事政策和單極化的輕刑刑事政策均非我國當前抱負的選擇。由于我國當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沖突較為突出,犯罪率居高不下,社會治安狀況不容樂觀,要求嚴懲嚴重犯罪的民意傾向明顯，基于此,有必要“重其重者”,對重大犯罪乃至為危險犯奉行嚴峻的刑事政策，否則遏制犯罪、保護社會的目的無法實現；但重刑乃至刑罰并非是掌握和預防犯罪的最佳“藥方”，尤其對于略微的犯罪，更是如此。謙抑、寬容和人道乃是今日刑事法治的靈魂和精神,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時期,更要大力提倡,因之，在“重其重者"的同時,也要“輕其輕者”，對略微犯罪采納寬松的刑事政策,此即是我國當前所提倡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皩拠老酀钡男淌抡呤菍Α皯娃k與寬大相結合"刑事政策的合理繼承與進展,是在以人為本、依法治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刑罰日趨輕緩、人道的新時期,面對轉型期日益嚴重的犯罪態勢，我們就如何在刑事法治領域“合理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提出的新理念,具有很強的時代意義和實踐價值.四、“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導向下的非監禁刑種立法之完善“刑法之制定與運用,罪刑之確定與執行,都應從刑事政策的觀點動身,以是否合于刑事政策的要求為旨歸，不合于刑事政策的立法，是不良的立法，離開刑事政策的裁判和執行,也必定是不良的裁判和執行。”⑧依據“寬嚴相濟”基本刑事政策中所包含的“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結合"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完善我國現行刑罰制度勢在必行。而其中,基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寬"的精神和旨趣,完善我國非監禁刑種的立法，擴大非監禁刑的適用乃是目前中國刑罰立法改革緊迫的重要課題之一.（一）社區服務刑或社區矯正刑的增設伴隨著各國探尋監禁刑格外是短期監禁刑替代措施的歷程,介乎于監禁和緩刑的非監禁措施—-社區服務刑在國外異軍突起.作為區分于傳統刑罰的全新的刑罰方式,社區服務刑通常適用于實施了某些略微犯罪行為的犯罪人,由法庭判決他們在肯定時間內,到社區進行肯定無償公益勞動的非監禁的刑罰方法.社區服務刑作為一種非監禁刑方法,符合刑罰執行的社會化、開放化潮流，它不僅可以發揮監禁刑的作用,也可克服罰金刑因被判刑人貧富不均而潛藏的實質上的不公平。同時,罪犯在社區進行無償公益勞動,既尊重了犯罪人的尊嚴、又能激起罪犯的社會責任感,加速罪犯的改造,還可以使被害人和社會得到實實在在的賠償。社區服務刑目前已成為世界范圍內非監禁刑罰措施中最典型的方式之一，它與罰金和緩刑這兩種替代措施一起在削減監禁刑適用方面發揮著非同尋常的作用，是貫徹輕緩的刑事政策的有力舉措。為適應新形勢下我國刑罰執行制度改革和進展的需要,2003年7月，司法部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印發了《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確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六?。ㄊ校┫刃性圏c(后將試點工作擴大到18個省、市、自治區)，由此拉開了我國刑罰執行改革的新帷幕，其主要工作是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暫予監外執行、裁定假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進行管理和監督,進行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組織他們參加社會公益勞動，并對其進行職業培訓、就業安置等生活上的幫扶，幫助他們順利回歸社會。從北京市、上海市試點的情況看,其效果甚佳:截至2０06年３月底，北京市已解除矯正4８33人，重新犯罪率為０.046％;上海市已解除矯正600０多人，重新犯罪率不足1％,⑨這些數據充分說明社區矯正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刑罰效益，有效地實現了預防再犯，促進罪犯再社會化的目的。筆者認為,為了更好實現寬松的刑事政策,應當樂觀穩妥地推動社區矯正工作，在條件成熟時,可將社區矯正作為主刑之一納入我國刑罰體系之中，以緩和我國刑罰封閉性、嚴峻性的局面,同時充分發揮社區矯正刑在矯正犯人工作中所具有的獨特的功效。(二）管制刑的完善管制刑系我國獨創的體現社區矯正性質唯一的主刑刑種，對體現刑事懲罰方法的多元化、開放性和人性化以及緩和我國刑罰體系的封閉性、嚴峻性有著不行小覷的意義。但由于我國管制刑立法所存在的缺陷，其作為中國特色的社區刑罰的功效并未得到充分地發揮和彰顯。有必要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完善：1.拓寬管制刑的適用范圍。筆者建議,對于罪行較輕、社會危害性不大,行為人主觀惡性較小的犯罪,格外是過失犯罪，均可配置管制刑。立法上可考慮對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行增設管制刑，以擴大管制刑的適用范圍，進一步實現刑罰執行的社會化和非監禁化。2。規定不遵守管制規定的后果。我國刑法規定了被判處管制刑的罪犯有遵守相關規定的義務,但卻沒有明確行為人在未能遵守義務的情況時應擔當的法律后果，顯屬“無盾立法"，削弱了法律的嚴格性和權威性。為了樹立法律的權威,塑造群眾對法律的信仰，有必要強化管制刑執行的后盾。簡略說來,可以考慮:其一，實行保證金制度.即要求被判處管制刑的罪犯向執行機關繳納肯定數額的金錢或者有價證券,以保證其在管制執行期間遵守相關規定。如果行為人在管制刑執行期間遵守相關規定,其供應的保證金屆時返還。反之，其供應的保證金就不予返還.其二,增設管制易科拘役或有期徒刑制度。在國外,限制自由刑的執行往往以易科短期自由刑作后盾，對于違反規定的服刑者轉處監禁以示懲罰。例如，《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５3條第4款規定：“在被判處限制自由的人惡意躲避服刑的情況下,限制自由可以改判剝奪自由,其期限為法院所判處的限制自由的期限。此時，限制自由的時間應計入服剝奪自由的時間，1天限制自由折低一天剝奪自由.”對于嚴重違反管制刑所要求的義務的,可將剩余刑期易科為拘役刑或有期徒刑。3。充實管制刑的行刑內容?！缎谭ā返冢?條雖規定了被判處管制刑的罪犯遵守若干規定,但與其他國家同類刑罰制度相比，管制刑執行的內容較為空泛，缺乏刑罰的可感性,導致該刑種懲戒力微弱。正如有學者所言，目前管制刑的適用,與其說體現了刑罰的輕緩化，毋寧說是懲罰的虛無化。⑩有鑒于此，有必要對被判處管制刑的罪犯增加相關義務,加大管制刑的刑罰強度，以提高管制刑的適用率。相關義務的增設可以考慮:一是引入社區公益勞動制度（社區服務），規定被判處管制刑的罪犯,參加肯定的公益勞動,這樣既可以體現對罪犯的懲罰，又可使受害者亦即社會得到實實在在的補償。二是禁止被判處管制刑的罪犯進入網吧、游戲廳、歌舞廳等容易滋生淫穢、色情、暴力、兇殺的公共娛樂場所,防止罪犯再次受到惡劣環境的負面影響，以進一步有效地保證罪犯的再社會化。（三）資格刑的完善“剝奪政治權利”作為我國刑罰體系中的刑罰方法之一,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對于犯罪的懲治和預防起到了樂觀的作用，但隨著我國社會主要沖突的轉移、社會體制的轉型以及刑事政策的轉向，刑法關于“剝奪政治權利”刑的規定已經無法適應在新的形勢下打擊和預防犯罪的現實需要。因而有必要對之予以完善，以發揮其作為非監禁刑所具有的獨特的懲治與預防犯罪的功效。簡略而言，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完善:1.拓寬資格刑的適用范圍。基于資格刑的性質和特點，資格刑的適用范圍至少應拓寬至基于肯定的職務或資格而實施的犯罪，如職務犯罪、業務犯罪等，從而有效地發揮資格刑的功用.２.充實、完善資格刑的內容.鑒于我國刑法中的資格刑即剝奪政治權利這一提法帶有鮮亮的政治顏色，已不合時宜,有必要予以取消。同時，將《刑法》第54條規定的四項權利進行重新整合并予以充實。簡略而言，將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及剝奪言論、出版、集會、游行、示威自由的權利分離出來的同時，充實資格刑的內容，擴大資格刑的適用對象,優化資格刑體系。筆者以為，整合后的資格刑的內容包括：(1）剝奪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言論、出版、集會、游行、示威的自由。(２)禁止擔當特定職務的權利.這里的特定職務的權利不僅包括《刑法》第54條第３項、第４項規定的擔當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和其他國有單位的領導職務的權利，還應包括擔當國有單位的非領導職務權利、擔當非國有單位的特定職務的權利.（3）剝奪或禁止從事特定職業或活動的資格或權利。例如,對于違反交通平安法,違章駕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而構成犯罪的吊銷其駕駛執照；對于從醫人員違反醫療管理法規，導致發生重大醫療事故而構成犯罪的，則剝奪其從事醫療活動的權利。(4）剝奪軍銜.3。創設資格刑的分立制。我國刑法中的資格刑所剝奪資格的范圍過于廣泛，一經判處就全部予以剝奪，這可能會導致懲罰的過剩,未免過于苛酷.但如果實行資格刑的分立，可以依據懲罰及預防犯罪的需要，剝奪罪犯的一項或者多項資格.這樣資格刑就不至于過剩，這是寬松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4.創設復權制度.對于判處資格刑的犯罪分子，有時未等資格刑執行完畢，罪犯已得到有效改造，如連續執行，難免導致刑罰的過剩.針對此，西方國家刑法立法作出了樂觀回應，確立了復權制度。如《瑞士刑法典》第77條規定:行為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經兩年以上執行后，其行為良好，足以認定其具有資格回復擔當公職，而且其已將經裁判或和解所確定之損害,予以賠償者,法官得應其要求,回復其參加競選之權利與資格。筆者以為，我國有必要引入復權制度。一方面可激勵資格刑犯為了提前復得丟失的權利或資格而加速對自己的改造；另一方面,對已有悔改的犯罪人予以準時復權,正是寬松刑事政策的體現。（四）罰金刑的完善隨著刑罰逐漸趨于輕刑化、人道化和社會化，作為非監禁刑主要刑種之一的罰金刑在世界各國刑罰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實踐中罰金刑的適用率也越來越高.國外多數國家的罰金刑適用率都在６0%以上，有的國家甚至達到80%、9０%，反觀我國，盡管近些年來罰金刑適用率有所增加，但總體適用率還是很低，格外是單懲罰金的比例更是如此.除了執行難的緣由之外，造成這一現象的另外一個重要緣由就是罰金刑的立法滯后，已顯然不適應當前世界刑罰進展趨勢和社會形勢的需要,為此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完善：１.提升罰金刑至主刑地位，進一步拓寬罰金刑的適用范圍.至今，罰金刑在我國刑法中仍處于附加刑的地位,且主要適用于貪利性、經濟性犯罪,較之于西方國家對罰金刑的重視程度及其廣泛的適用范圍，我國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筆者以為，在將來進行刑法改革時，可以考慮將罰金刑升格為主刑,以凸顯其在懲治和預防犯罪的刑罰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同時,“將罰金刑的適用范圍由貪利性犯罪、經濟性犯罪擴大到全部的略微犯罪行為”（11）,并擴大單科適用罰金刑條文的比例,最大限度地拓寬罰金刑適用范圍，以適應世界刑罰輕緩化、非監禁化的進展趨勢。2。創設罰金刑執行保證金制度。罰金刑執行難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我國也不例外。而罰金刑得不到有效執行,正是罰金刑在肯定程度上被虛置而較少被單獨適用的主要緣由.為了確保罰金刑的有效執行,筆者建議可在刑法中創設罰金刑執行保證金制度。所謂罰金刑執行保證金,是指對于可能將被判懲罰金刑的被告人，法院在判決前可依據其犯罪情節命令被告人或者其親屬向法院交納肯定數額的金錢,以作為罰金刑判決生效后予以執行的保證.被告人或者其親屬準時向法院繳納保證金的，判決生效時保證金可依法相應地抵消部分罰金的數額，同時,將準時依法繳納保證金的情節作為從輕懲罰的情節之一。沒有或者未能繳納保證金的，則不享受從輕懲罰這一待遇.（12）3．增設罰金刑換處制度。即便法律果真依據筆者的設想而建立罰金保證金執行制度，也未必能保證罰金刑的執行最終得到落實。其理由就在于很難排解犯罪人本身無財力或者事先轉移、隱匿財產而使財產不能被發現,無法強制執行的情形存在。筆者以為，西方國家廣為推行的、作為罰金刑未能執行的救濟手段之罰金換處或者易科制度，對于有效地保證刑罰的威懾力和有效性、強化對罰金刑的執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我國刑法中創設這一制度。在罰金刑易科制度的簡略設計上，應考慮行為人未繳納罰金的簡略緣由:對于那些超過判決期限,有支付能力而惡意躲避繳納者，應予易科剝奪自由刑.對于確實無力繳納罰金或者只能部分繳納罰金的犯罪人,對其可以考慮易科公益勞動（社區服務）.(13）(五）沒收財產刑之廢除(1４)我國《刑法》中涉及沒收的規定有第５9條、６０條和64條。其中,第５9條規定：“沒收財產是沒收犯罪分子個人全部財產的一部或者全部.沒收全部財產的,應當對犯罪分子個人及其扶養的家屬保留必需的生活費用.在判處沒收財產的時候，不得沒收屬于犯罪分子家屬全部或者應有的財產?！钡冢?條規定：“沒收財產以前犯罪分子所負正當債務，需要以沒收的財產償還的，經債權人懇求，應當償還.”第６４條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于被害人的財產，應當準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產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不難看出,我國刑法中的沒收包括作為刑罰方法的沒收和作為非刑罰方法的沒收.作為刑罰方法的沒收財產，一般認為尚存有以下問題：其一,沒收的對象是犯罪分子所擁有的合法財產，此種立法模式在世界各國刑事立法中比較罕見.諸如保留沒收財產制度的國家如日本僅將沒收的對象限為與犯罪有關聯的特定之物，而不允許對犯罪人的一般財產進行沒收.由此,我國這種沒收與犯罪無關的被告人財產的立法，過于苛酷，其公正性、合理性不無疑問。其二,刑法雖規定沒收時應當對犯罪分子個人及其扶養的家屬保留必需的生活費用。但沒收的實施格外是全部財產的沒收無疑會使得犯罪人及其家屬陷于生計困難的境地.同時由于中國的沒收財產是一種在數量上無限度的刑罰，會因犯罪人經濟狀況、財產多寡的不同而導致實質上的不公平，故而會極大地破壞罪刑均衡原則。其三，罰金與沒收是中國刑法規定的兩種財產刑,雖形式有別，例如，罰金是強制犯罪人向國家繳納肯定數額的金錢,而非強制犯罪人將自己全部的財產交給國家。沒收財產則包括沒收犯罪人的金錢、房產和動產，但是犯罪人繳納罰金的，完全可能是其通過變賣房產、動產所籌集來的金錢,故而兩者在本質上并無二致,都是對犯罪人懲罰性地征收肯定數額的錢財.一般認為，既然中國刑法已有罰金刑的規定,再保留財產刑就有畫蛇添足之虞。其四，司法實踐中,由于行為人無財產可執行或者由于轉移、隱匿財產導致財產不能被發現,從而使該刑種無法真正達到刑罰的報應和預防之功效。有鑒于此，有必要廢除作為刑罰方法的沒收制度,保留作為非刑罰方法的沒收制度的同時,并對之作如下完善：（１）沒收的對象應限于與犯罪有關聯之物，犯罪人的合法財產不應當予以沒收.(２）沒收的對象不限于與犯罪有關的實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