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中的市場與自利理論

亞歷山大斯密的經典著作《公共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以下簡稱“國富論”）全面分析了一個國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發展公民身份的整個經濟運行機制理論。最初，它理論更加系統。發掘其市場調節的基本思想,以及他對市場與政府關系的認識,不但有理論意義,更有現實意義。一、中亞和西亞的經濟運行機制理論的核心是自身利益和競爭經濟人的“利己心”和市場競爭分別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一)是否追求經濟人的利益—“經濟人”分析是斯密的經濟理論建立的基礎經濟思想史上首先提出并使用“經濟人”概念的是約翰·穆勒(JohnStuartMill),但斯密從人的本性出發,將人類欲望、動機等心理因素引入經濟學理論,為經濟人概念的形成奠定了理論依據。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具有“利己心”。就是說,每個人都追求個人利益。在他看來,人又是有理性的,每個人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斷者,自然應有按自己方式行動的自由,如果不加干預,他不僅會達到個人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有助于推進公共利益。其立論依據是:私利和公益由“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而趨向和諧與均衡。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指的是人們在市場中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所產生的促進社會利益的效應,“看不見的手”是斯密經濟運行學說的理論基礎,也是市場經濟得以順利運行的前提。其基本含義是個人對私利的追求,最終使整個社會受益。“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頁25)。在經濟發展動力問題上,斯密認為,人類的利己性是一國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經濟發展、財富增長的原動力。他指出:“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頁14)并認為,自由社會的利己能夠促進社會的快速進步和國民財富的增長。人人只顧追求自己的利益,卻又不能不顧及并非本意所要謀取的他人的利益,從而就自然而然地形成相互的共同利益,以致“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頁27)。所以,經濟人追求私人利益便是增進社會利益的原動力,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是相一致的。進而,他又認為,既然追求私人利益能增進社會利益,那么,每個人的一切經濟活動就應任其自由發展,自由競爭。而“社會本身也就應是‘一切都聽其自由,各個人都能自由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職業,并能隨時自由改業的社會’,只有也只要這樣,才能且就能使每個人完全自由地各行其是,迫求自己的利益,從而使社會利益得以不斷地增進”(頁91)。(二)競爭、學習和社會斯密提倡自由競爭,認為競爭能夠激發主觀能動性、推動國民財富的增長,能夠使生產要素得以合理配置,能夠促進社會供需的均衡。在《國富論》中,競爭則是限制利己的經濟能力。事實上,他認為競爭保證利己的追求將改善社會的經濟福利(頁85)。首先,競爭可以激發主觀努力、推動財富增長。在商品經濟社會中,生產者,憑借其經營上的自主權,在競爭中追求自己最大的經濟利益。對于產權所有者來說,競爭并非出于其本意,但為了保護其原有產權、增值其擁有的資本,以致不被市場所淘汰,只好花最大的力氣參與競爭,并企圖在競爭中獲勝。因此,“競爭和比賽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頁320)。其次,競爭可使要素配置合理化。競爭可以激發勞動要素的能量,鼓勵勞動者熟練技巧和提高能力,必然要求根據勞動者技能高低取得報酬。勞動者供給的大小,會引起工資的漲落。收入高低的推拉作用,使勞動在部門和企業間合理流動;資本、土地所有者對利潤和地租的追逐,由于競爭,一方面引導此二要素流向收益最大的部門。而且部門內的競爭愈激烈,“他們結合抬高價格的可能性變得就更小”(頁298);部門間的競爭會導致工資和利潤符合自然率而趨向于利益均等,達到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故此,斯密得出結論:“總之,一種事業對社會有益,就應當任其自由,廣其競爭。競爭愈自由,愈普遍,那事業亦就愈有利于社會。”(頁303)再次,競爭可以調節社會供求的均衡,促進單個生產者的產量與市場的需求、社會的供給與社會的有效需求相適應。他指出,在競爭條件下,由于“有許多競爭者,這樣就不但需要時刻留心注意需求情況的偶然變動,而且需要時刻留心注意競爭情況或需求所從滿足的供給情況的大得多、頻繁得多的變動。運用巧妙的手腕和正確的判斷力,使各色貨物的數量,都能適應需求、供給和競爭各方面的變動情況”(頁315)。斯密強調指出,經濟中的競爭必須以經濟自由為前提條件,一旦經濟活動的完全自由被剝奪,以上理想的結果就會不復存在。比如像生產者的勾結、商人的勾結、對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源的獨占、所有限制競爭的法律,等等。這些都會或多或少地造成壟斷。斯密極力反對各種各樣的壟斷,認為壟斷是對自由競爭的限制并由此導致的。對付壟斷的方法:即自由和普遍的競爭!“壟斷乃是良好經營的大敵,只有依靠自由和普遍的競爭,才能使良好的經營普遍確立起來。自由和普遍的競爭勢必驅使各個人,為了自衛而采用良好的經營方法”(頁85)。(三)私人利益自我調制的實際運作機制經濟由于經濟主體利己心的驅動,其運行機制必然依靠市場的調節。市場自發調節形成了生產者之間的競爭,競爭使價格水平降低到最小,既能夠保證生產者繼續生產,又使消費者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市場自發調節保證了資源按照經濟和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資源,既在最低的價格水平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又使生產者愿意在最低價格下提供產品。他認為市場的自發力量可以保證市場的有序運行,任何來自政府或其他經濟管理機構的干預或指導都是多余的(頁46-47)。私人利益自我制導的實際運作機制,主要包括:其一,以“看不見的手”——私人利益為驅動,自發誘導國民財富自然增進。市場經濟中一國國民財富的增進,取決于勞動生產力的改進和勞動數量的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改進和勞動數量的增加,取決于社會分工的發展,因為分工既能增進勞動生產力,也會增加勞動數量。其二,私人利益驅動引導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在斯密看來,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國增進國民財富,不只是簡單地在量上要增加資本和勞動等資源要素,而且更要使它們達到盡可能合理的配置,以便讓有限的資源充分發揮出其最大限度的效能。而自利是支配這一分配得以實現的內在力量。因為,經濟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會使自己選定最有利的資源要素投向,從而也就會盡可能按照最適合于全社會利害關系的比例,分配資源要素于通常最有利于社會的一切不同用途。其三,私人利益為杠桿,自動使社會供求趨向均衡。他指出,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市場上商品供求變化,勢必導致價格波動;價格波動直接致使經濟人的私人利益的損益,其便立刻會自行轉移或者追加各資源要素,縮減或擴增生產和供給,從而保持供求均衡(頁83)。因而,私人利益又反作用于社會供求趨向均衡?？傊?“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頁252)。這樣,就自然地在資源配置合理和社會供求均衡的狀態下,持續不斷地推動一國增進國民財富。二、第三,中國企業的經濟環境到底政府的控制和調節能否帶來或推進社會的如此進步嗎?18世紀中期,有些學者提出經濟生活的自然法則和政府行為與個人自由間的關系,斯密在這方面的嘗試也體現在他的《國富論》里(頁40-42)。斯密反對重商主義的國家過分干預經濟的主張,認為國家不過是為了達到整個社會利益中某些有限目標的機器,而這個機器不允許掌握在社會任何一小部分人的手中。斯密認為,國家職能應限定在如下三個方面:(1)管理司法;(2)提供國防;(3)為了公共利益開辦某些企業,這些企業如果由私人開辦可能從不盈利(即“公共物品”問題)。但斯密并不反對國家作為市場中的一個主體和社會的管理者參與經濟生活,并對本國經濟施以必要的干預。斯密寫道:“如果某一種制造業確是國防所必需,那么靠鄰國供給這種制造品,未必就是聰明的辦法。如果這一種制造業非獎勵即不能在國內維持,那么對其他一切產業部門課稅,來維持這一種制造業,未必就是不合理的?！?頁92-93)斯密反對的是國家對經濟過分的、不適當的干預,且他竭力反對國家對微觀活動不應有的干預。斯密在文中也抨擊了中央計劃的無能及官僚和政治家的笨拙。如他在《道德情操論》中說道:在政府中掌權的人,容易自以為非常聰明,并且常常對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計劃的那種虛構的完美迷戀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背離。他不斷全面地實施這個計劃,并且在這個計劃的各個部分中,對可能妨礙這個計劃實施的重大利益或強烈偏見不做任何考慮。他似乎認為,他能夠像用手擺布一副棋盤中的各個棋子那樣非常容易地擺布一個偌大社會中的各個成員;他沒有考慮到:棋盤上的棋子除了手擺布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別的行動原則;但是,在人類社會中這個大棋盤上每個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動原則,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機關可能選用來指導它的那種行動原則①(頁84)。“斯密極端懷疑法律制訂者影響規則(包括支配人們選擇是否去盡力影響法律或者甚至規則本身的規則)的努力……斯密對政府和制度的批判是他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但他極不可能在宏大的社會利益理論中忘掉他們(頁321)。斯密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機制如同人體健康機制,本身含有一種未被發覺的保衛力量?！霸趪覂?各個人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斷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種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面預防并糾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的和壓抑政治經濟的不良結果”(頁20)。自由而安全地向前進取的社會,各個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種強大的力量,足以克服無數頑固保守的“人為的愚蠢的法律”所造成的障礙,使社會富裕繁榮?？傊?斯密認為,在經濟世界里存在著自然的和諧,這種自然的和諧使政府在大多數事情上的干預成為不必要和不合意(頁84)。三、干預程度的測定不同的歷史時期,經濟學家對市場與政府之間關系的看法都有所不同,這種觀點也在國家的干預程度與干預方向上有所體現。近代世界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自上世紀以來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運行的歷史,體現了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微妙關系。恰當處理好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對我國轉軌經濟具有理論與現實意義。(一)場經濟的運行內核這就要求必須充分尊重經濟個體的理性選擇。經濟主體利益是支配市場經濟運行的前提。市場經濟的運行內核,在微觀層次是受私人利益驅動并以此為核心的。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高度重視主體利益,并確立起以經濟主體利益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利益機制,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讓各經濟主體圍繞其利益的自我制導來從事充分自主的生產經營。(二)創造良好的自由競爭環境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主體利益的自我制導作為一種內在機制,它的實際運作還需要相應的外部環境:自由競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也仍然必須重視與之相應的自由競爭環境的創造。也就是說,務必破除經濟活動中人為的封鎖和壟斷,在有關法律的規范和保護下,自由、公平地廣泛展開競爭。我國在長期的計劃經濟時期微觀不活,整體經濟績效不佳;近20年以來,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市場機制不斷加強,加上不斷地對外開放,使市場由國內擴展到國際,引致我國經濟特別是以民營經濟為代表快速發展。前后鮮明的對比,道理不言自明。(三)在經濟競爭、改革競爭方面發揮作用根據斯密的理論,經濟個體都是“自利”的主體,產權問題不解決,談何發揮微觀主體的作用?這個問題由于受意識形態影響,曾長期沒有得到重視。因為產權不清,或者干脆沒有界定(這種情況下更談不上對私人產權的保護),導致無法對微觀經濟主體產生有效的激勵,這是國有和集體經濟效益不佳的主要原因,同時改革滯后和經濟效益不佳的部門也往往是競爭不充分,或者存在競爭障礙的部門。界定產權,給經濟主體以充分的激勵,自由競爭,給經濟主體以外在壓力和動力,發揮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才能促進整個經濟持續、快速的發展。以我國的國有企業問題為例,從1979年開始到現在,國有企業,經歷了多種形式的改革嘗試,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徹底解決。第一階段(1979—1986)“放權讓利”、“利改稅”、“撥改貸”,沒有配以產權的改革,無法強化國有企業的經濟責任和預算約束;第二階段(1987—1992),企業改革雖然向所有權過渡,實行“承包制”,但產權的長期性沒有解決。這就面臨經營者的道德風險問題,容易產生“負盈不負虧”的短期行為。到現在為止的第三階段,建立現代企事業制度的改革,由于現代公司結構必備的條件——公平競爭的產品、要素、經理、股票等市場體系和動作機制均不具備(頁916-917),由此可以看到解決產權問題和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的重要價值。(四)關于政府作用斯密的《國富論》里有限政府的思想,核心在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調動經濟主體的積極性,而政府的作用在于用“有形之手”維護“無形之手”,為市場運行提供公共產品,如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保證,讓市場主體在平等的基礎上競爭?，F代經濟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更多的理由,政府的支出也越來越大。從經濟理論的發展與實踐上看,自凱恩斯以來,經濟理論與各國的經濟實踐都一再強調“看得見的手”,現代經濟學的分析也表明,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造成市場失靈與公平收入分配、公共物品提供、產權界定等的確實需要政府的干預,但筆者認為政府干預經濟必須要在保證市場自由、充分競爭的前提下,才可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我們所處的經濟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