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電影的敘事藝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各國都以各種方式紀念戰爭，并建立了自己的戰爭記憶。對日本而言,其“二戰”題材電影往往聚焦于太平洋戰爭,卻巧妙回避中日戰爭;聚焦于對本國軍民的災難呈現,卻有意遮蔽和掩飾災難的根源。“從頌揚‘三勇士’的影片開始,渲染艱苦奮戰的悲壯幾成傳統,以苦戰來突出防衛戰的性格,以苦戰來掩蓋侵略戰爭的本質。”一、集體記憶的結構法國社會學者哈布瓦赫說,“集體記憶”的本質是立足現在對過去的一種重構,“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對于包括電影在內的媒介在集體記憶的傳播中到底具有延續的功能還是斷裂的功能?在集體記憶形成的過程中,哪些內容被媒介記住,哪些內容被遺忘?為什么有些記憶被保留和強化,而另一些記憶被遮蔽和刪除?對此,中外學者們通過研究實踐,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總的來說,學者們認為,“大眾媒介中集體記憶傳播最核心的功能是連接現在與過去,通過將當下的影像、符號和地景與過去相連接,大眾媒介使得社會的現在、過去乃至未來通過集體記憶的連續敘事得以整合”總之,大眾媒介作為“記憶的過濾器”,在各種權力因素的制約下,采取一定的方式和策略書寫歷史記憶,從而建構了整個社會的記憶框架。二、其他媒體在建構和形塑集體記憶方面的優勢與其他大眾媒介相比,電影是一種影響更為廣泛的大眾藝術形式和視聽媒介,尤其是戰爭電影,在建構和形塑集體記憶方面具有其他媒體無法比擬的優勢。對于日本“二戰”題材電影而言,由于受到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日外交關系以及歷史遺留問題等因素的影響,在記憶的建構過程中,呈現出選擇性再現與凸顯、選擇性遮蔽與遺忘和記憶的扭曲與失真等特征。(一)突出：選擇性記憶“凸顯”是大眾媒介建構集體記憶的有效方式,“它使得迎合權力需要的某些事物被重點呈現,從而占據了民眾的集體記憶空間”1.戰爭合作是日本“二戰”電影的主要內容“二戰”期間,涉及日軍的戰場主要有三個,即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和東南亞戰場。一直以來,日本對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持曖昧甚至否定的態度。日本“二戰”題材電影也將美日戰爭和蘇日戰爭作為其主要的內容。據不完全統計,與太平洋戰爭有關的電影四十多部,幾乎占日本“二戰”電影的三分之一,而中日戰爭只有十多部。太平洋戰爭電影以宣揚軍國主義為主,通過塑造“圣戰”英雄,煽動戰爭狂熱,贊美以死殉國的英雄主義精神。戰爭期間以《上海陸戰隊》《燃燒的天空》及《夏威夷·馬來亞近海戰》《射擊那面旗幟!》等為代表的軍國主義電影極力宣揚勇敢的海軍陸戰隊和日本空軍,尤其是《夏威夷·馬來亞近海戰》,“很多純潔而不幸的日本青年正是看了這部宣傳軍國主義的影片后,狂熱地走進海軍預備軍官訓練隊,駕著飛機去撞擊美國規艇”2.影片中運用的悲劇視角無論是反映正面戰場還是后方戰場的電影,災難呈現和受害者角色始終是日本電影“二戰”記憶的主體。僅“原爆”題材的電影(不含紀錄片)就有十多部,全面真切地再現了原子彈爆炸帶來的慘象及傷痛,使影片滲透出撕心裂肺的悲劇色彩。對于表現前線作戰的電影,也多以反映戰爭的殘酷和日軍的痛苦為主,著重凸顯其災難性結局和悲壯色彩。如《姬百合之塔》《血戰沖繩島》《海軍特別少年隊》等,全部以集體死亡作結,充溢著濃郁的悲劇意識。至于愛情片和家庭片也都從苦難的視角去展現戰爭悲劇,如《野火》講述了一個胸部患疾的士兵被趕出野戰醫院而流浪荒野、相互殘食的悲慘境遇;《飄舞的軍旗下》講述了一位日軍遺孀在戰后幾十年為愛人討要說法的家庭悲劇;《逝風殘夢》講述了太平洋戰爭前后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悲劇;而《螢火蟲之墓》講述了美日戰爭期間失去親人、四處逃難的兄妹倆的悲慘命運。通過災難敘事,不僅淡化甚至掩蓋了日本作為侵略者的角色,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強化其作為受害者的角色,形塑了日本特有的“二戰”集體記憶。(二)選擇性敘事策略除了凸顯性記憶外,“忘記”和遮蔽也是媒介建構記憶的重要方式。出于維護集團形象和利益的需要,大眾媒介也常常通過選擇性改寫來遮蔽某些事件。戰爭結束后,為了抹除侵略他國的記憶、重構世界公民的身份,日本電影對“二戰”中的某些歷史記憶采取了沉默、模糊、遮蔽甚至遺忘的方式。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以特攻隊攻擊的悲情關注“日本電影所表現的與美國的戰爭,無論描繪得多么悲慘,給人留下的印象總是日本敢于將世界最強大的美軍作為對手、并獲得了與自身實力相符的勝負,最后也總是以特攻隊攻擊的悲壯美拉上帷幕。但對于同亞洲各國、尤其是同中國的戰爭,卻連一個說得上精彩的場面也找不出來。”2.回避戰爭根源,轉移戰爭責任如前文所言,日本“二戰”電影中有大量的災難敘事和死亡敘事,但是影片僅限于對災難和死亡的呈現,卻從不交代災難的原因,更缺乏對戰爭根源的追問和對戰爭責任的反思。在僅有的十幾部關涉中國戰場的電影中,只有《做人的條件》中明確地表現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根本目的是從亞洲掠奪資源。電影通過日本人將中國的戰俘和勞工帶到滿洲的礦山,并投入超強度的奴隸勞動,來揭示侵略戰爭的目的,可惜此后幾乎再沒有出現過類似影片。在“受害者”意識主導下,日本“二戰”電影曖昧地回避了戰爭根源,巧妙地轉移了戰爭責任。由戰爭的加害方和災難的始作俑者變成了“戰爭受害者”,“角色地位的轉換意味著日本對自己發動侵略戰爭認知態度的轉變:既然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戰爭迫害,那么作為受害者就不存在什么戰爭責任問題了”,至此,日本電影完成了對“二戰”災難記憶的建構。(三)史認識的相關問題關于戰爭的集體記憶與權力階層對戰爭的歷史認識密切相關。政治權力對歷史記憶的重構,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遵照相應的認知邏輯做出所謂的“合理性解釋”。1.《終戰宣言》關于戰爭性質與結果的記憶。“在政治因素、市場因素、流行元素等影響下,集體記憶在媒介空間中常常被扭曲變形,甚至被杜撰和惡搞。”1945年8月15日中午12點,日本所有電臺同時播出裕仁天皇宣讀的《終戰詔書》,除了標題使用了中性詞“終戰”以外,通篇沒有“投降”“戰敗”等字眼。在他們看來,日本不是被打敗,而是被迫“停戰”。與此相對應,日本“二戰”題材電影中反復出現“玉音放送”鏡頭,其用意也在于強調天皇為“護持國體”“子孫相傳”而決定“停戰”,對于“戰敗”的事實,日本電影始終諱莫如深。2.影片中運用的女性形象關于中國土地與軍民的記憶。“通過蒙太奇手法,電影擁有了將‘沒發生過的事情’轉換為‘有可能發生的事情’的手段”在日本早期的戰爭電影中,為了實現開拓疆土的野心,順利實施“百萬戶移民計劃”,將偽滿洲國描繪成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和厚重的文化底蘊的“王道樂土”,有美麗溫柔的少女和熱情好客的居民。為了喚起日本青年對滿洲的向往,激發移民熱情,影片中頻繁出現滿洲居民對日本開拓團夾道歡迎的情景,甚至還出現當時在日本國內都比較稀缺的拖拉機耕作的鏡頭,嚴重地偏離和扭曲了歷史真實。日本早期“二戰”題材電影中沒有清晰的中國男性軍人形象,女性也多以俘虜、逃兵、難民和妓女等角色出現,且一律將她們塑造成被日本人救助的對象。如《上海陸戰隊》的中國軍人不僅丑陋無恥,其個人品格和戰斗素養也與日軍相去甚遠。該片還描寫了接受日本兵療傷和食物的一群中國女難民形象,著重塑造了一個接受嗟來之食的抗日少女。影片對中國婦女的扭曲性描寫,連日本人也感到難堪:“‘抗日女性’過于顯眼,極不自然,低頭哈腰的‘親日女性’,很怪,連日本人看了都會感到不快,中國人看了絕不會有好感。這種對中國人的概念化描寫,在日本電影中一直存在著。”三、戰爭與記憶:“受害者”記憶的凸顯福柯認為,包括記憶在內的知識生產都是權力操縱的結果,“權力在本質上操縱了記憶”“記憶是斗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脈絡”就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而言,日本的“恥感”文化和武士道精神對電影“二戰”記憶的影響較大。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本尼迪克特認為,不同于德國文化中的“原罪”意識,日本文化中的“羞恥”意識讓日本人多了一份對罪惡的“遮蔽”心態,只要自己所犯下的罪過不被他人發現,就沒有必要為之羞恥,更不必為之道歉。日本“二戰”題材電影刻意回避中國戰場上的血腥屠殺,否認戰爭的侵略性質,回避“戰敗”的結局,正是基于“恥感”文化的心理。武士道作為日本的傳統文化內核,強調“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顧忌的死,毫不猶豫的死”,死亡代表著至上的榮譽。日本軍國主義電影充分利用這一傳統民族思想,并將其搬上銀幕。《男人們的大和號》中的一段臺詞詮釋了武士道的精髓:“武士道就是讓你隨時都抱有赴死的決心。”其片尾曲“無論怎樣,我都將發狂地愛著我的國家,直至我為你死去,如果我還有來世,我希望我還能再次呼喚您的名字……”也是對武士道精神的形象注解。這也進一步解釋了日本軍國主義電影中普遍存在的個體自殺、集體自殺場景和自殺式攻擊行為。通過對這種題材的夸張性再現,凸顯其英雄記憶。影響日本“二戰”記憶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政治干預。由于日本戰敗前后特殊的政治環境,日本戰爭電影的生產與記憶也呈現出諸多變化。1939年4月日本《電影法》實施,使日本電影的制作、放映和作品本身都被限定在宣傳軍國主義的范疇內,以協助“完成圣戰”為目的成為審查的主要內容,由此誕生了一批國策片。戰后七年日本處于GHQ“管制”下,遵照“制作電影的方針性指示”,日本電影被強行要求進行符合美國意志的戰爭反思,禁止一切表現國家主義、封建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想的影片上映,因此產生了相當數量凸顯災難和反思戰爭與人性的電影。1952年4月“管制”解除后,美國接著對日本實施了各種援助,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日本對戰爭性質與戰爭罪責的認知。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右翼勢力先后掀起了三次為“二戰”翻案的高潮,妄圖否認和篡改歷史,為戰爭罪犯樹碑立傳,一批軍國主義電影又重新回到銀幕。正如沃爾夫岡·施文特克所指出的,“自民黨的政治領袖、文化領域的官僚和國家媒體的一部分在當前組成了一個意見壟斷集團,他們出于政治的目的把歷史加以工具化利用”就歷史問題而言,首先是“二戰”期間“原子彈爆炸”使日本國民遭受重創,強烈的“受害者”意識沖淡甚至淹沒了對侵略戰爭和“加害者”角色的反思,導致日本“二戰”電影呈現出強烈的“受害者”記憶。其次,戰后的東京審判和對日本的政治改革極不徹底,尤其是保留了“二戰”的最高統帥、頭號戰犯———日本天皇及“天皇制”,意味著免除了天皇的戰爭責任,使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得以復活,導致日本軍國主義記憶也不斷重現銀幕。四、日本戰爭記憶的成因由于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