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模仿說的批判

柏（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優雅。出身于名門望族，從小就展現出了極高的文學天賦和強烈的政治興趣，受蘇格拉底的深刻影響而終生致力于哲學事業。流傳下來的著作主要有《理想國》《法律篇》等。亞里士多德（Aristole，公元前384—322年），古代希臘人，柏拉圖的學生。其人精思博學，著述宏富，著作頗多，流傳下來的主要有《形而上學》《詩學》《政治學》等。一、藝術的功用和兩人對藝術模仿思想的態度柏拉圖將西方詩學系統命名為“模仿理論”，以模仿理論來表征現實，進而表征藝術，以顯示模仿就是我們從物質到精神生活的全部真實，這是柏拉圖模仿理論的一個前提。在《理想國》第十卷中，柏拉圖集中談論了模仿理論。柏拉圖的理想國不歡迎詩人，理由是詩人是：“模仿者”。蘇格拉底用了一個很形象的三張床的譬喻說明了什么是模仿的問題。“世界上的床數不勝數，但是床之為床的理念只有一個。工匠依憑理念，造出床來，這就是模仿”柏拉圖認為，由于畫家即藝術家的作品是影子的影子，所以在功用方面，藝術容易蒙蔽、阻礙人們認識和體驗真實的世界。如他在《理想國》中說：“我們必須考慮這些爭辯是否碰上了魔術般的模仿者，受了他們的騙”亞里士多德關于“模仿說”的觀點在《詩學》第一章里，他明確指出：“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分雙管簫樂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是模仿。”通過從藝術模仿的對象、藝術的功用和兩人對藝術的分析可知，兩人對于“模仿說”的觀點截然不同。柏拉圖認為藝術模仿的不是真實的，和理念相差甚遠，是不善不美的，在一定程度上否認了藝術的認識作用；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個別的現實事物是真實的，因此藝術通過模仿創作出的作品也是真實的，模仿是學習的過程，肯定了藝術的認識作用，從而對柏拉圖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從表面看，亞里士多德通過詩學，僅僅是在批判柏拉圖的模仿說，其實不然，亞里士多德的深層目的是為了批判柏拉圖的世界觀和政治觀念。二、詩、藝、詩與思想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不僅僅是在為詩辯護，站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去看，他并不是有意識地去針對文藝專門來寫一套文藝理論。《詩學》中的很多觀點都是針對他的老師柏拉圖的，他在探討文藝時，不僅僅為詩而論詩，他在反思批判的是柏拉圖的世界觀和政治觀念。柏拉圖為什么要給詩，給文藝定罪？這和他的政治思想及理想國有關。在古希臘的文化世界觀中，有三種生活方式，第一是沉思的生活，關注哲學家的哲思；第二是實踐的生活即政治的生活；第三是享樂的生活即物欲生活。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等級觀念非常明顯，他認為哲王的特性是智慧，保衛烏托邦的衛士的品格是勇敢，平民百姓的優良品質是節制。故在其政治思想中，他追求的是哲王之治，認為只有哲學家通過哲思不斷追尋的那個理念世界才是真實的，而處在哲學家之下的公民和普通百姓追求的所謂城邦生活和享樂生活是屬于感性的世界，是不真實的，應該被禁止在他的理想國之外。柏拉圖沒有專門地去講文藝，但是在他的大量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對詩、對文藝的態度，他以一種文化的、世界的、全體的眼光來審視文藝的本質和價值。在代表柏拉圖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的哲王之治中，哲學家處境其實是十分尷尬的。柏拉圖的洞穴比喻中，在洞穴之外的哲學家是有智慧的，如果他有責任心在返回到洞穴中，他們是很難被在洞穴中的那些平庸的人所接受的，因為這些平庸的人已經習慣了把虛假的影子當成真實的，很難喚醒他們，而且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的，像蘇格拉底一樣。因此柏拉圖在哲學的高度審視詩、審視文藝的時候，在“真”的問題上對文藝保持懷疑和警惕。我們反過來在看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對待文藝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不僅僅是為詩而論詩，而是要批判柏拉圖的世界觀和政治觀念。在《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專門探討過政治學和倫理學的問題。雖然在討論中沒有看到他專門討論過人應該過什么樣的生活，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他專門討論了論詩藝，詩學是其成熟時期的作品，但是他在授課的時候卻把它當成一門入門課講給他最好的學生，這并非是文藝的價值最高，而是他是充分肯定了文藝的價值。他對文藝的重視表明他反思和批判了柏拉圖的那種沉思的生活，他看重的是人的積極的政治生活。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進行的玄思并不像柏拉圖那么多，更多的是現實的人的生活狀況和發展的問題。在《尼各馬可倫理學》卷一章五中，亞里士多德將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分為享樂、政治和思辨三種，他更多關注的是政治的生活，把城邦生活當成一種制高點。柏拉圖受蘇格拉底之死的影響，并不贊頌，甚至是反感所謂的政治生活，而亞里士多德要做的恰恰是要為城邦的政治生活的價值來辯護。一個人應該怎樣來參與政治生活呢？柏拉圖將人分為三六九等，希望人們能夠各安其位，各守其職，在他的觀念里，人可以平庸，但不能越位。亞里士多德則認為人們可以通過教育將平庸的人引向更高層次的生活即城邦的生活。如何教育？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注意到了古希臘文藝對人們的教育作用，但是柏拉圖更多地看到了文藝消極的一面，如悲劇容易引起人們的哀憐癖，因此他要將文藝驅除他的烏托邦，只留下頌神的詩歌。三、“相”不能引起變化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但兩人的哲學思路卻截然不同。柏拉圖的“理念論”和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論”是同一個詞（eidos），但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圖“相論”的超驗性，他認為“相”存在于具體事物之中，而不是具體事物之外。他認為按照柏拉圖的觀點，“相”存在于具體事物之外，本身又是永恒不變的，那么它就不能引起可感覺事物的變化，即使相互影響，一個不變的東西怎么能夠幫助一個可變的東西？而且“相”既不能幫助我們認識具體事物，也不能通過一個事物認識另一個事物。再者，“相”不但對認識個別事物沒有幫助，而且對具體事物的存在也是沒有幫助的，故而亞里士多德從根本上否定了“相”和具體事物的存在。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本體論的批判展現了他的立場。他認為柏拉圖將“相”降低到經驗層面，柏拉圖對兩個世界的劃分也是亞里士多德不能容忍的，如果分離，如何解釋現實世界變化的原因？分有說不能解釋，自然科學可以解釋自然事物的原因，而理念世界和現實世界毫無關系，分有和模仿說都不能將兩個世界聯系起來。亞里士多德認為必須劃分存在的層次，個別存在、共相存在、屬性。第一實體是個別，共相是依附于個別，是第二實體。柏拉圖是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