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經學的新詮釋王夫之親歷“天崩地裂〞的時代，社會充滿錯綜復雜的沖突。作為關心國家命運、關心人民生命、追求安身立命理想的儒學家，王氏抱憂患之情，以特有的心靈體悟經典，對儒家文本進展“六經注我〞式的詮釋。一、和合詮釋學王夫之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責我〞承當意識，對?六經?文本的詮釋表達了其理論的、創造的、變易的品格。雖然王氏所說的“六經〞文本距當時已約有2000年，但當時王氏能否對“六經〞做出理解和詮釋?按照西方學者體認亦見仁見智，莫衷一是。19世紀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認為，詮釋過程內部的各種因素制約一般解釋規那么的普遍效力，根據這些解釋規那么，可以跨越歷史的時間差距，揭出原作者的心理特征，解釋者將以自己的心態轉換原作者的心態，而像原作者一樣理解文本。蘊含著文本一解釋一理解的潛式[1]。這種時間差距的消除，是以解釋者或理解者完全忘掉自我為前提。伽達默爾等人那么認為，所謂完全忘卻自我是不可能的，任何詮釋者在進入詮釋之前無可防止地受“先識〞、“先見〞、“前理解〞等的制約，“先見〞、“前理解〞并非詮釋的障礙，而是詮釋的前提。假如伽達默爾等人認為詮釋跨越時間差，重現原作者的本意和原文本的原義是可能的，是詮釋學的任務的話，那么赫爾施那么認為是根本不可能的，歷史的時間差并非理解的屏障，相反可以過濾詮釋中的“先識〞、“先見〞，原作者的文本經歷時間差，理解者擺脫了原作者的情結和最初理解者講解，而進入客觀的理解。因為文本的真正意義的開掘、伸張，是與時偕行的，是無限展開的過程。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對于經典文本的注疏之學，注疏者、解釋者借助于文字、音韻、訓詁、考據學的方法，以注疏、解釋經典文本的意義或發現文本思想新意。由于傳統注疏之學價值標準和方法的差分，而有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漢學與宋學的分野。從解釋的視角來看，古文經學以文字訓詁、名物制度為主旨，他們認為“讀書領先通訓詁，始能治經〞[2]。治理、注疏經典文本的首務是理解經典文本的原意、原義，而通經的原意、原義，必須熟知文字形、音、義以及其形體構造。“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于得義〞[3]。以致認為“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4]。以考證訓詁的材料愈近于經典文本產生的時代，愈可靠和有說服力，所以漢學家(乾嘉學派)不用唐以后的文字資料，提倡以經解經，他們認為這樣便可消除理解者、解釋者和文本原作者之間由于時間差而產生的誤解、誤讀，試圖還經典文本原來的意思，與西方古典詮釋學的歷史復原思想相近。古文經學在注疏、解釋經典文本時以文字、音韻、訓詁的方法忘卻自我，以便跨越時空的差距，復原經典文本的原義和恢復再現原作者的意蘊。今文經學在不拒斥文字、音韻、訓詁的情境下，倡導注疏者、解釋者不忘卻自我，而以自我已有的觀念或潛意識來注疏、解釋經典文本，以開發經典文本新意蘊、新意義。因此，他們的首務不是去關注文字、音韻、訓詁，而是去發現經典文本的微言大義：不是去如何復原經典文本的原意、原義，而是去體悟經典文本中的意義，并有所開新。經典文本的精神意義是一個永遠敞開的歷史進程，是一個日新而日日新的開展。從這今意義上說，它是歷史形而上學的存在，但又在歷史時空存在之中，不同歷史時空存在和不同價值觀念存在都會對經典文本做出不同的注疏和解釋，甚至做出前注疏者、解釋者所未曾發現的新的意蘊，表達了注疏者、解釋者的與時偕行品格，從而構成了經典文本的注疏史或解釋史。不僅古文經學(或漢學)的注疏或解釋古今有異而構成其開展史，而且今文經學(或宋學)的注疏或解釋亦前后有別而構成其演變史，如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以“理〞為核心話題來注釋；王夫之的?讀四書大全說?以“理即氣之理〞為核心話題來詮釋。同為發?四書?之微言，所發亦殊。此所發之殊，表達了詮釋方法、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之異。古文經學家、漢學家以經典文本作為解釋、注疏的對象，在與經典文本原作者的交流對話中，通過對外在的歷史環境、名物考據和內在的心理轉換、情感轉移等方法，企圖還經典文本的原意或原義。然由于主張無我，淡化了注疏者、解釋者的主體意識因素在注疏、解釋中的作用和意義，無視了歷史的文化氣氛與經典文本原作者在觀念上、心態上、對應上的關系，以及真實的歷史原貌既不能一絲不差地復印，亦不能照搬到現代，注疏者、解釋者能近似地接近經典文本的本義和原作者的本意。今文經學家、宋學家肯定隨著歷史的變換，人們對經典文本的注疏、解釋亦與時偕行，這種與時偕行的注疏、解釋本身，就是對經典文本和原作者的一次新發現和新創造，而每一次新發現和新創造既是對經典文本的意義引伸，亦是對經典文本的一次豐富和提升。正如王夫之所說的“道〞那樣：“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那么今日無他年之道多矣。〞道隨歷史的開展其內容愈來愈豐富和提升，其意義亦不斷被開發和引伸。但由于注疏者、解釋者的有我，肯定注疏者、解釋者的知識構造的前識、前見在注疏、解釋中的作用和意義等等，于是便往往不太尊重注疏、解釋對象的經典文本原義和原作者的原意，而造成注疏者、解釋者的主觀隨意性的偏頗。注疏者、解釋者在注疏、解釋經典文本過程中的“有我〞與“無我〞，都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偏頗性；既有其歷史的功績，亦有其歷史的缺失。筆者認為，根據世界和中國現代理論思維開展的需求，應交融中西之學、今文與古文經學、漢學與宋學、古典與現代詮釋學，而于1993年提出建構和合詮釋學[6]。轉貼于論文聯盟.ll.所謂和合詮釋學指古文與今文經學詮釋學、漢學與宋學詮釋學、古典與現代詮釋學在沖突、交融過程中，多種方法的互融、互動而融突為新的詮釋學，此新的詮釋學即為詮釋和合體，以到達對詮釋對象的理解(包括切近經典文本真實的理解，經典文本思想精神的領悟以及新義蘊的開發和創造)。和合詮釋學是指對此種詮釋的反思，在反思中尋求其間的所當然和所以然的法那么，以協調、和諧詮釋的完善的學問。二、詮釋經文多出新意和合詮釋是溝通傳統與現代、經典文本與時代精神之間的橋梁或聯結點。這就是說現代詮釋者或注釋者都是根據現代社會的價值取向和自身的文化氣氛、知識構造，克制時間差所造成的障礙，獲得與傳統文本原作者或經典文本在思想精神上的對話和交流，領悟其思想精神，發現其新意蘊，以進展新的創造。這樣便可使經典文本的意蘊源源不斷地獲得新活水，其內在的源泉不致枯竭。這個聯結點的本質，就是一種文化精神。王夫之對于經典文本的詮釋，就是根據其當時的價值取向和文化氣氛、知識構造與經典文本及其原作者在思想精神上進展的一次對話和交流，并獲得心靈上的溝通。王夫之作為關心國家命運、關心人民生命財產平安的儒家知識分子，面對明末現實社會的破陋、衰弱、腐敗和動亂，他憂心如焚。其處境、心態、情感與?周易?作者相似。這就是說?周易?作者處憂患而演64卦，而與王夫之思想契合會通，所以他特別鐘情?周易?四十余年而無連續，他的學術生命幾與?周易?相始終。他說：“初得?觀?卦之義，服膺其理，以出入于險阻而自靖。乃深有感于圣人畫象系辭，為精義安身之至道，告子易簡以知險阻．非異端竊盈虛消長之機，為翕張雌黑之術，所得與于學?易?之旨者也。〞[7]是深有感于安身立命之道的啟示，以及出入險阻而自靖的體驗，并非為張楊占筮之術和盈虛消長之機。王夫之“希張橫渠之正學〞，對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價值理想和自我承當意識有深切的認同和贊賞，并試圖身體力行。“陽之僅存于位，而以俯臨乎陰；人君于民情紛起之際，君子于小人群起之日，中國當夷狄方張之時，皆唯自立矩范，不期感化，而自不敢異志。假設其不然，競與十日爭，褻與相昵，自失其可觀之德威，未有不反為其所凌者也。〞[8]王夫之對時代的沉痛感受，心靈的極度憂患，得益于?觀?卦的啟迪。他認為當人處?觀?所解釋的“之際〞、“之日〞、“之時〞，應自立規矩，嚴君子小人之分。君子處亂世，應愛身愛道、存仁存禮，德威自重，在己而不在物。這是船山以憂患心靈，體貼?易?道的真精神。王夫之以憂慮心靈，詮釋?周易?，并詮釋?尚書?、?詩經?、及?禮?。他在?禮記章句序?中說：“夫之生際晦冥，遘閔幽怨，悼大禮之已斬，懼人道之不立，欲乘末死之暇，上溯?三禮?，下迄漢、晉、五季、唐、宋以及昭代之典禮，折衷得失，立之定斷，以存先王之精意，征諸實用，遠俟后哲；而見聞交詘，年力不遑，姑取戴氏所記，先為章句，疏其滯塞，雖于微言未之或逮，而人禽之辨，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未嘗不三致意焉〞[9]。他追根溯源，考流究變，折衷得失，存先王精意，其王旨在于續大禮、立人道，以有補當世之實用。這是王夫之一生晦冥，遘閔幽怨中所獲得的體認。基于這種體認，他詮釋?禮記?先章句以疏其滯塞，然后微言大義，而再三致意于人禽、夷夏、君子小人這三者的分辨。這是就詮釋的次第而言的。就詮釋的本質品格而言，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指出的，王夫之“詮釋經文，亦多出新意。其間有失之大鑿者〞[10]，間或“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那么大抵詞有根據，不同游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11]。王夫之詮釋經典文本，包括?尚書?，“多出新意〞，這就是說，詮釋就意味著與時偕行的創造，從死的文本中開出活的生命智慧，從舊的經文中創出新的意義，這正是王氏詮釋學的價值所在。他依?尚書?所載之史事、史實、史理，體認為“誠〞，以“誠〞為“實有〞，而批評一切之虛相、虛學、虛事，以為不符合于實用、實相和實事。他在詮釋中批評蘇軾和蔡沈之失，便是著眼于此。他認為天地萬物是實存的，實存便是有，實有是因為其固有的本性“誠〞。以誠為實有來詮釋?尚書?中所記載的自然、社會、人事各種現象，而不局限于人道。他在追究生命的實有和社會倫常的實有時，講到五行的實用。他說：“五行者何?行之為言也，用也。天之化，行乎人以陰騭下民，人資其用于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12]?洪范?篇所言“五行〞之“行〞，有“用〞的意蘊這是王氏詮釋中的體認。雖然天的演變。不盡于五行變化的功用，但都不離五行之實用。“夫人一日而生于天地之間，那么未有能離五者以為養者也，具五者而后其生也可厚；亦未有能舍五者而能有為者也，具五者而后其用也可利。此較然為人之所必用，而抑為人之所獨用矣〞[13]。五行是人之利用、厚生所必賴以成物的資源。從這里可以體知王夫之的“詮釋經文，亦多出新意〞的“新意〞的所在，其原因就在于有一種國家命運的關心，人民生命的關注和社會生活的重視，一種詮釋學只有如此的人文關心，才能與時偕行，生生不息。三、“兼綜漢宋〞的詮釋法王夫之“詮釋經文，亦多出新意〞為中國古典詮釋學開出了新生面，亦為中國經典文本開出新生面。這種“六經責我開生面〞或我責六經開生面，都表達了中國古典詮釋學的生命智慧、和合生生的精神。融突和合的詮釋精神。王夫之鑒于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漢學與宋學詮釋之失，以圖消解兩者之間的長期論爭，水火不容的對立狀態，而把兩者交融起來：于?春秋?有?春秋稗疏?，“論?春秋?書法及歷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者十之九〞[14]，為訓詁考據之作；?春秋世論?那么是總結春秋之世的源流及歷史的經歷教訓之作。他認為世事、時代是變的，道不能執持、阻止其變；王道之阻塞，得其意者通之；邪說之危害，棄其利者遠之；兵略之詭詐，從其正常之，此為治世之宏論。這是發?春秋?微言大義之作。“善治?春秋?者，先大義后微言。求諸大義而不得，于是求之于微言；求之大義而得矣，抑舍而求之于微言，那么大義蝕，而黨人之邪說進。故大義已昭，信圣人焉足矣，黨人之言勿庸也〞[15]。撇開其政治話語，就詮釋先后次序而言，先大義，即求經典文本的意義，然后而發微言，這樣不至于離大義太遠，即不太離譜；舍大義而求諸微言，往往離譜而“邪說〞進。王氏無論從詮釋方法上、著書上、微言大義上都貫徹了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融突而和合的宗旨。轉貼于論文聯盟.ll.于?四書?有?四書稗疏?、?四書考異?、?四書訓義?、?四書箋解?、?讀四書大全說?等，其詮釋亦交融古文與今文、漢學與宋學，表達了融突和合的詮釋精神。?四書訓義?劉人熙評價說，既具有“闡鄒魯之宏旨，暢濂洛之精義〞，又具有“明漢唐之故訓，掃末學之秕糠，儒林鴻制，偉矣皇哉〞[16]。兩者兼具，王之春認為，“吾宗船山公講求質學，兼綜漢、宋，于?四書?嘗有?稗疏?、?考異?、?讀大全說?諸篇，既多所創造，然或核同異，或辨性理，于初學為文模范者末之及焉，居嘗詬病塾時藝講章，莫軌正誼，課督之暇，輒取全書隨意箋釋，務使閱者恍然有悟，快然自得于心〞[17]。其詮釋方法是在核同異、辨性理的闡義理中，兼綜漢學與宋學，使兩者得以交融，由而做到“多所創造〞，就是說在和合詮釋中創造經典文本的新義新意。王之春認為王夫之“兼綜漢、宋〞，是符合王氏和合詮釋學實際的。漢宋兼綜的和合詮釋方法的融突和合精神，表達在“易道〞上，“大概以?乾?、?坤?并建為宗，錯綜合一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為釋〞[18]。?乾?與?坤?，卦象與爻象，陰爻與陽爻，象數與義理，占易與學易，得與失，吉與兇等等均對待差分，而有沖突，有沖突便有交融，融突而和合，故有“并建〞、“合一〞、“一致〞、“一揆〞等詮釋。這便是一種和合詮釋。之所以需要和合詮釋，是因為“?周易?并建?乾?、?坤?為太始，以陰陽至足者統62卦之變通。古今之遙，兩間之大，一物之性體，一事之功能，無有陰而無陽，無有陽而無陰，無有地而無天，無有天而無地〞[19]。?乾?為陽，六爻皆陽，?坤?為陰，六爻皆陰，其他62卦有陰有陽，陰陽沖突交融而和合為一卦。所以大至天地之間，遠至古代，任何一物一事之性體、功能、陰陽、天地既不相離，亦不相勝。“陰陽二氣綑鰛于宇宙，融結于萬匯，不相離，不相勝，無有陽而無陰，有陰而無陽，無有地而無天，有天而無地。故?周易?并建?乾?、?坤?為諸卦之統宗，不孤立也〞[20]。?乾?、?坤?并建而不相害，易道并行而不相悖；?乾?、?坤?合撰而互補，陰陽渾合而互滲。互補互滲而和合，于是易道生生而不息。?乾?、?坤?并建，陰陽渾合的融突和合的詮釋，其意蘊在于開發創造新的和合體。王夫之認為，“太極〞、“太虛〞、“道〞等作為形上學本體之所是，便是陰陽之氣的“和合之體〞。他說：“圣人成天下之盛德大業于感通之后，而以合綑組一氣和合之體、修人事以肖天德，知生即以知死，存神即以養氣，惟于二氣之實，兼體而以時用之爾〞[21]。“和合之體〞即和合體，是陰陽兩氣絪缊于太虛，而為一氣之體。在“和合之體〞中，人事與天德、知生與知死、存神與養氣、體與用等沖突，都涵攝于“和合之體〞中。“和合之體〞也可稱“太和之體〞，他認為“和合之體〞與“太和絪缊之本體相合無間〞[22]。聚散、生死、出來入往又與太虛和合一體，是“和合之體〞的表現形態。太虛為陰陽二氣的絪缊，太極為陰陽之渾合。“‘太’者，極其大而無尚之辭。‘極’，至也，語道至此而盡也。其實陰陽之渾合者而已，而不可名之為陰陽，那么但贊其極至而無以加，曰太極〞[23]。以陰陽二氣沖突，交融而和合釋“太極〞，太極便是陰陽二氣的和合體，即新概念的產生和新意義的開發．王夫之融突而和合的詮釋精神，是基于中華民族深層生存方式和時代核心話題的升華，是古代詮釋、注疏之學的結晶，亦是中國現代詮釋學的精華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的和合詮釋學，也是現代的和合詮釋學。因為詮釋者立足于現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