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過度市場化下中外合作辦學的理念調整及發展規劃     摘要：近年來，中外合作辦學在我國逐漸興起，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專業趨同，合作層次較低等問題。目前我國合作辦學受到過度市場化的影響，大多數的合作項目都傾向教育貿易，而非教育援助。今后發展中外合作辦學應該以補充我國高等教育資源不足為目的，在政策層面上，國家要對中外合作辦學予以更多的引導，而不能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 關鍵詞：中外合作辦學，辦學理念，發展規劃，過度市場化 近些年，中外合作辦學在高等教育領域逐漸興起。隨著歸國留學生的增多以及目前高等教育回報率下跌，國內家

2、庭對于高花銷海外留學愈發謹慎，此時，中外合作辦學以相對低廉的花費，開始成為高等教育一股異軍突起的力量。但是，近年的中外合作項目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合作方單一，區域發展不平衡，專業趨同和辦學層次較低等。本文意在通過分析這些問題，探討這些問題背后的理念之爭，并就此對中外合作辦學的未來發展規劃提出一些建議。 一、國際合作辦學的理念之爭 合作辦學，在國際上常常又被稱做“跨國高等教育”（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0年的歐洲會議上給出的定義是，“學生就學所在國不同于學位授予機構所在國的所有高等教育學習項目、研究課程及教育服

3、務（包括遠程教育）”，這樣的項目往往適合于不同教育體制的國家進行合作。 合作辦學也可以認為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種表現。這一國際化的過程有兩個不同的發展方向，一種是“高等教育國際主義”；另一種是“開放型國際教育市場”。前者是以國際合作和共同發展為出發點的，由教育發達國家和地區向欠發達國家和地區進行教育援助；而后者則帶有濃厚的商業文化色彩，其模式和教學活動都按照國際化的經濟發展路線來設計，國際合作精神已經不再是其行為核心，不受國界約束的教育服務才是關鍵點所在，依此邏輯，高等教育就成為一種國際化的商品。 就這一問題，國際學術界也進行過大爭論，討論的問題包括：高等教育是否應該為“強

4、者為王”的市場化競爭所主宰？高等教育是否可以成為一種顧客（學生）群體的消費品？高等教育是否能夠成為一種在不同國家之間輕易傳遞的普通商品？反對者認為，高等教育“應當是一個社會文化遺產和研究基本構架的組成部分，因此也必須是公共財產，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必須是公共責任，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則是國家建設的核心力量”。也有學者認為，除了從教育的本質考慮之外，從操作層面上來說，許多傳統名校，例如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其教學傳統已經和當地文化融為一體，密不可分，斷然無法在另一個國家完成復制。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在合作辦學上取得較大成功的高等學府，通常是“新生派”的學校，因為它們沒有被高等教育的學術傳統和系統

5、規范所約束，才得以應付這些來自學術界的壓力，也同時滿足全球化的市場需求。而在后面的討論中，我們也會發現，合作辦學在科目設置上也同樣有這樣的考慮。 雖然還有少數oecd國家反對“教育貿易化”，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這一發展趨勢已經為大多數發達國家（同時也是教育輸出國）所接受。絕大部分跨國高等教育的輸出國和地區開展跨國教育主要是以盈利為目的，而并非教育援助。此類市場理念在中外合作辦學中非常普遍，可以說，中外合作辦學成為教育貿易化運作的試驗田，市場性運作的理念和模式滲透到了從合作方選擇、招生到設定專業、確立教學目標、辦學管理等環節。 二、中外合作辦學的實踐和過度市場化傾向&

6、#160;1977年恢復高考后，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逐漸回到正常的建設軌道，穩步地發展起來，并且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中外合作辦學的運作，但因為意識形態上的原因，早期發展緩慢。到1989年，我國僅有兩所大學和海外學校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系，南京大學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共同建立、兩國政府共同出資的中美研究中心，可以看做是我國首個合作辦學項目。 由于缺乏相關的政策規定，在辦學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難以通過規范解決，使得合作辦學一直難以充分發展。為了合作辦學能夠規范健康地發展，原國家教委有關部門在1993年6月30日下發了關于境外機構和個人來華合作辦學問題的通知。在加入世貿組織后，為了

7、更好地履行在wto所作的承諾，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教育部在2004年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并于2004年7月2日起開始執行。隨著國家一系列監管政策的出臺，中外合作辦學逐漸進入了法制化階段。 目前，我國的合作辦學項目主要集中在本科和專科階段，從2006年的統計數字來看，現階段中外合作辦學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合作伙伴以英語國家為主。到2006年為止，我國現有164個合作項目，94所合作院校中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四個英語國家的合作方最多，占據了所有合作方的70%。其次是歐洲的德國與法國，再次是亞洲的日本與韓國。英語作為最廣泛應用的國際語言，

8、不可替代地成為合作辦學的主導語言，這與中國海外留學生對英語國家的偏愛是一致的。這種合作方選擇上的傾斜與國內普遍認可的教育投資理念密切相關，畢竟從長遠的職業規劃考慮，英語國家的文憑認可度較高，能夠給學生帶來更多的就業優勢。 第二，地域分布失衡。我國的合作項目和合作院校大多集中在東南部發達城市，其中北京有47個合作項目，占了所有項目的29%，上海有31個合作項目，占19%，相對而言，內陸省市以及較小城市的合作辦學活動較少。這與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現狀也是一致的東南部地區的教育資源優于中西部地區，東南部地區的家長愿意也有能力對孩子進行較高的教育投資。可見現有的教育合作項目主要是由消費需求

9、引發的教育貿易，而非作為我國高等教育補充的教育援助。如果從教育合作援助來考慮，中外合作項目應該響應中國教育“支援西部”的號召，把國外教育優勢力量輸入教育欠發達地區，促進中國教育機會平等，而不是僅考慮其商業發展目標而駐扎在教育發達地區，進一步擴大區域間教育力量差距。 第三，學科設置趨同。從學科傾向來看，所有合作項目中，商科（包括經濟學、貿易學、管理學、會計學和金融學）項目有104個，占64%，其次是信息科技，有23個項目，占14%。這兩個科目都屬于成本低廉的科目，不像多數人文和社會學科需要大量的圖書館資源，也不像自然科學必須有先進的實驗室資源。而且就當前市場而言，這樣的專業受學生的歡迎

10、，因此校方的投資回報較高。這種專業的傾斜也同樣是教育貿易理念在實踐中的體現。如果從教育援助的角度考慮，合作項目應該傾向有助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沿學科，或者起碼應該有更加均衡的學科分配。 第四，本專科專業總體上層次偏低。國外一些并不知名也非優質的教育機構在本國發展受阻的情況下，轉向國外市場，并且抓住目前我國對合作辦學方資質認證制度不完善的機會，積極發展和我國院校的合作，例如英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由多元技術學院升格而來的新大學，在開辦“在地留學”課程方面非常積極。雖然我國政策目標指向于高層次的合作，但這一目標遠遠沒有達到。當然，目前在研究生教育階段，我國有不少一流大學和國外名校建立

11、了合作，如南京大學與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合作舉辦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學與美國密西根大學共建上海交大機械工程學院，復旦大學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合作舉辦emba（高級工商管理碩士）等，但數量不多，規模較小，影響力有限。這一現象其實不難理解，與低層次的國外資源合作，一方面洽談難度低、速度快，另一方面前期投資少、見效快，與教育貿易理念的市場化傾向高度一致；而和一流院校的優質資源合作，雖然在長遠目標上更有利于我國高校的發展，但往往前期投入大、周期長、回報見效慢。 第五，監督和評估力量欠缺。我們尚未從國家整體教育發展的需要出發，建立全國范圍內的、科學合理的質量監督和評估機制，因而無法對合作辦學

12、進行有效的監管。目前，不少合作辦學項目鉆了制度上的空子，出現了種種非法辦學、謀求暴利、侵害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年檢制度和辦學許可證制度尚不完善，有些地區根本就沒有開展過年檢或任何形式的辦學中期質量監督。即便是開展過年檢或有關質量監督活動的地區，評估機構的所謂標準主要是由政府行政部門提供，還未能依據教育發展的規律制定出適合于合作辦學的行之有效的一套評估系統。 關于合作辦學的性質，國家從最初的合作法案就規定，所有的教育合作不許以盈利為目的，但綜觀我國現有的合作項目，從其合作對象、地理分布和學科傾向來看，不難察覺這些項目設置中的貿易傾向。中外合作辦學的盈利性問題一直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我國

13、希望通過合作辦學，引進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教學理念以及資金投入來發展的教育事業，而目前的大多數境外合作方則更看重的是中國龐大的教育市場以及其中孕育的巨大投資回報。 三、中外合作辦學理念的必要轉變 目前，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中西方都在思考未來經濟和國家發展的走向。政界、金融界和學術界不得不重新審視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硬傷以及虛擬經濟對人類商業道德的挑戰。金融界在這次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在某些方面，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金融制度問題，而是這種金融制度所服務的經濟行為的性質問題。我們不得不反思，人類為了追求財富和利益，所逐步確立的自由經濟制度，是否代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如果是，它的發展

14、又是否與原本設計相符合，是否由于某些利益團體的操縱而變質。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應該反思中外合作辦學中的過度市場化趨勢，重新審視教育援助與教育貿易這兩種理念的關系，認真追問教育貿易這種以謀求利益為首要任務的合作辦學理念，是否已經偏離了教育的本質，是否已經偏離了我國引進外來教育資源的初衷，是否已經成為國家財富流失的秘密通道，如果是，我們應該怎樣通過國家政策來引導合作辦學各方樹立正確的理念，調整合作辦學的發展方向。 當然，本文并不是建議單純從政策上打壓合作方對于投資回報的熱情，同民辦教育一樣，教育投資的合理回報也是合作辦學中一個值得反復斟酌的問題，如果貿然進行政策上的約束，必然打

15、擊外方投資者的投資熱情，阻礙教育資源的引進，而是建議認清合作辦學的現狀，通過國家的政策引導，而不是單純順應市場的力量，對于目前辦學理念中的貿易傾向進行一定程度的糾正，明確未來發展的走向。 我國現在的高等教育體系經過十年的擴招發展，已經初具規模，但是在各個層次的辦學理念，不管是在政府層面還是學校層面，都處于一個重新定位階段，有待進一步調整。而對于合作辦學，國家政策上雖然予以管理和支持，但還沒有在辦學理念上做出明確的選擇，也還未構建發展意義上的規劃，不少合作辦學項目的洽談和實施都停留在學校層面。而高校缺乏國家政策引導，就往往以教育貿易理念為導向開展合作辦學，所以難免會出現文中所提到的若干

16、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我們應該理清思路，主動從政府層面進行教育發展規劃，整合國內外優質資源，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穩步發展。 四、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規劃建議 在做出具體發展規劃之前，我們應明確中外合作辦學的定位，從國家引入國外教育資源的初衷來看，這一辦學形式是對我們現有高等教育系統的補充和對國外辦學經驗的借鑒，中外合作應該是以服務我國高等教育為目標，而不是為合作方謀求投資回報。明確這一目標之后，我們就可以以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要求以及對高等教育結構調整的需要來對中外合作辦學進行宏觀規劃。 第一，在合作國家的甄選上，除了滿足求學者未來職業需要，還應從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大

17、局出發，考慮其對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借鑒優勢。例如，我國教育“十一五”發展規劃將發展職業教育作為未來五年的重點，而德國在職業教育方面就做得很好，中外合作辦學應抓住這一機遇，拓展國內高職高專院校與德國職業高等教育機構合作辦學的空間。又如，美國的研究生教育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們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可以在目前開展強強聯合辦學的基礎上，總結經驗，進一步促進我國研究型大學在研究生培養階段和美國一流大學的合作，建立學術創新平臺，加強與國外的學術交流，國家可以一方面在資金上進行一定的投入，另一方面在政策上予以鼓勵和扶植。 第二，從國家對于高等教育地域均衡發展的目標出發，適度地將合作辦學

18、推向教育欠發達地區，以補充當地教育資源的不足。這一點，如果沒有國家在教育發展上的規劃和在政策設計上的引導，單憑市場的作用往往難以做到。因此，國家可以對某些地區的合作項目給予優惠政策，例如政府適當補貼或者允許合理回報，并且加強合作項目與地方建設的聯系，讓地方發展從合作辦學中受益，以保障合作辦學的可持續性發展。 第三，在引進學科的選擇上，應該積極舉辦國內急需和新興的學科專業，對于一些國內就業市場已經飽和的學科，要適當減少國外資源的引入。我們應該先分析哪些專業的人才既是我們需要的，又是可以從國際上引入相應資源的，然后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資源尋找。目前隨著金融業的重創，整個行業出現了大量的裁員

19、和失業現象。不難想象，未來幾年經濟和金融行業的就業情況不容樂觀，而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市場對于經濟和金融的“專業熱”也很有可能偃旗息鼓。因此，原本在中外合作辦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金融類專業就面臨著嚴峻的招生問題和畢業生就業問題。而相比之下，與中央促進內需和拉動經濟發展相配套的基礎建設則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例如在輕軌建設上我們和世界一流水平還有距離，就可以從在這方面走在前列的德國和日本尋找相關優質的教育資源，在工程學方向進行高層次的合作交流，分步驟地學習和引進先進的技術。同樣，面臨著產業轉型的出口依賴型企業，例如玩具服裝加工，需要通過自主品牌建設來開拓國內市場，這就需要大量設計類的人才，而在設計類專業中，英國和法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也可以提供優質資源。另外，中央以通過關注民生的方式來拉動內需，所以在諸多社會科學領域（社會福利規劃等）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和實踐者。應對這種人才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未來中外合作辦學的專業結構亟待調整。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合作辦學這一交流前沿的優勢，面向新興學科專業和我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需求，調整學科布局。 第四，考慮到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我們可以有意識地提高合作辦學的檔次。有學者提到，改革開放初期，不少國有工廠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