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奧林匹克運動中的戰爭與和平

奧林匹克運動應該以體育為基礎。它是體育發展的一個階段的產物。而根據一些體育史家的觀點,體育的誕生則又可以上溯到原始公社時期部落間的戰斗,由于那時部落間的武裝沖突激烈而頻繁,在部落內部便逐漸出現了一些軍事性的體育活動以及競技比賽,目的在于鍛煉部落成員的作戰能力。如此說來,奧林匹克運動的誕生與戰爭應該也不無關系。或許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奧林匹克運動正是在戰爭的促進和推動下向前發展的。一能征善戰的優秀官員在古希臘境內,大大小小共有200多個獨立的城邦,它們從未牢固地團結在一個統一的政治體系中,城邦之間經常兵戎相見。因此,戰爭幾乎成為希臘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在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里似乎就是戰爭和準備戰爭。在古希臘,公民的另一個名稱就是“軍人”,“在城邦中,戰士的身份與公民的身份相吻合:誰在城邦的軍事組織中占有一席之地,誰也就同時在城邦的政治組織中占有一席之地。”1你想在城邦中出人頭地嗎?那就到戰場上去勇敢的拼殺吧!這大概是每一個古希臘青年所聽到的最普遍的訓誡。不過對希臘人來說,沖鋒陷陣固然重要,培養熟練的作戰技能似乎更為根本,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他們在奮勇殺敵的同時不至于丟了自家的性命。這樣一來,如何培養合格的戰士便成了希臘人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了。從軍事史的角度上看,希臘時期正好處在冷兵器時代,這意味著進行交戰的雙方主要以近距離的肉搏為主,而這種以肉搏為主的作戰方式要求參戰成員必須具備強壯的身體以及嫻熟的搏斗技能。因此,強悍的體格以及敏捷的行動能力是希臘人變成合格軍人的必備素質,帶有很強軍事色彩的體育訓練項目也就因此成了他們的必修科目,并使戰爭與體育的關系變得更為緊密。通過《荷馬史詩》以及古希臘的一些傳說故事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早在特洛伊戰爭時代,體育運動與培養戰士就密不可分,在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歷史中,這種情形依然存在,或許還更加突出。就現有的資料來看,凡能留名至今的古希臘人士,如蘇格拉底、色諾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大都是本著軍事的目的強調體育鍛煉的重要性,甚至在古羅馬時期也是如此。古羅馬教育家普魯塔克就將體育鍛煉的基本職能歸于培養勇敢的戰士,他說:“為了戰爭的緣故,孩子們必須接受擲標槍、射箭、打獵等訓練。因為在戰爭中,‘征服的果實,是屬于勝利者的’。室內的生活,不足以生產出戰場上所需要的身體條件。有些士兵身體虛弱,只有通過體操訓練,才能較順利地接受軍事訓練。”2為了培養符合戰爭需要的人才,古希臘人采用了各種訓練方法。斯巴達城邦為了將其公民培養成能征善戰的戰士,針對不同年齡階段的人施行不同的訓練,“他們的嬰兒一出生,即要受長老檢查,健壯者始允許撫養,弱者則扔于山谷;男孩7歲開始集中訓練,項目有競走、格斗、拳擊、擲鐵餅、投標槍等,僅學少許文化課;18歲接受正規軍訓,并參加暗殺有叛亂嫌疑的希洛特的秘密行動,以培養其機智與膽識;20歲成為正式軍人,直到60歲;服役期間,戰時出征,平時駐于軍營,集中訓練,項目有體育、擊劍、拳擊、操練、跑步等。”3和其他城邦的希臘人不同,“他們不但鍛煉男子,還鍛煉女人,使兒童從父母雙方都能稟受勇敢和強壯的天賦。年輕的姑娘有單獨的練身場,不是完全裸體就是穿一件短背心,像男孩子一樣的操練,跑,跳,擲鐵餅,擲標槍。”4雅典的青年據說也是18歲時開始軍訓,次年便領取武器,開始進行真正的野戰訓練。至于其它城邦的希臘人,也是大同小異,年少時就開始學習體育,稍大以后便把大半的時間都花在訓練場上。當然與斯巴達相比,他們的軍事制度可能更寬松一些,軍事訓練的項目或許也更少一些,但卻都毫無例外地順著同樣的路奔向同樣的目標,那就是培養能征善戰的優秀軍人,以備戰時之需。體育訓練作為服務于戰爭或增強戰斗力的一種手段,只是戰前的必修課,對于一個城邦來說,它所開展的體育訓練效果的好壞,將直接關系到日后在戰爭中的成敗。要檢驗這種效果的好壞,有一個最直接的方式,那就是參加戰斗。但作為城邦的統治者而言,為了保證在戰爭中獲得最終的勝利,他們往往在戰爭之前就急于知道其訓練效果如何,這樣就便于他們隨時調整訓練策略而不至于走不必要的彎路。于是,他們發明了一種既能夠保存其戰斗實力、又能夠事先看出其作戰效果的檢驗方式,那就是舉行體育競賽。當這種競賽在整個城邦范圍內擴展開來時,統治者又可以通過它在城邦公民中選拔合格的戰士。而當體育競賽的范圍再由城邦內部逐漸擴展到城邦之間時,這一檢驗方式便又有了另一種新功能,亦即以一種非戰爭的方式顯示各城邦的戰斗能力。城邦統治者們可利用這一方式,實現以前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達到的政治目的,真可謂是一舉多得!既是如此,又有什么理由不將其發揚光大呢?古代的奧林匹克運動或許就是這樣被發明出來的,而古代奧運會也就成了一種和平化的戰爭。這種推測或許是有道理的,不然,古代奧運賽場上那些奪冠的優勝者們又怎么會被他們的城邦公民像對待戰斗英雄一樣的擁護和愛戴呢?而且同意這一觀點的也應該不乏其人,在我們國內體育學院的通用教材里就有這樣的說法:“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人們既要尋求發展體能的有效途徑,還要尋找一種顯示體能的方式,于是體操、摔跤及各種競技運動風行一時。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奧運會和其他一些節日盛典中的競技運動比賽。”5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正是軍事的需要導致了古希臘境內體育鍛煉的蔚然成風,而這種文化背景,又進一步促進了古代奧林匹克運動的最終誕生及其隨后的蓬勃發展。當然,與單純的軍事訓練相比,奧運賽場上的競技比賽更多的是一種宗教祭祀活動(這一點我們在《奧林匹克運動的宗教動因》一文中已經論及)和一種非功利性的娛樂活動,其更明顯的目的在于宗教祭祀和愉悅人心。但是透過其宗教和娛樂的外衣,我們仍然不難辨出奧林匹克運動服務于軍事的功利性目的,這從古代奧運會比賽項目的設立上就可一目了然。在古代奧運會上,幾乎所有的參賽項目都與軍事有著密切的關系。澳大利亞的學者K·吐依和A.J.維爾在其著作《真實的奧運會》中,用表格的形式為我們清晰地列出了古代奧運會的比賽項目以及它們進入古奧運會的具體時間。借此我們可以知道,在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屆古奧運會上,只有一個比賽項目,那就是場地賽跑,距離為192.27米。在隨后的500年時間里,比賽項目逐年增加,公元前708年,加入五項競技(短跑、跳遠、擲鐵餅、擲標槍和摔跤,短跑和摔跤同時又是單獨的競賽項目);公元前688年加入拳擊;公元前680年又加入四馬戰車賽;公元前648年加入混斗和賽馬;公元前520年武裝賽跑也被列入比賽項目之中。所有這些項目基本上都與軍事技能有關,或者干脆就是軍事訓練的內容,如五項競技傳說是斯巴達人為訓練士兵而創造出來的,后來被其它城邦所接受;跑步、拳擊、混斗、賽馬以及四馬戰車賽等,則是各城邦訓練士兵的軍事內容。它們與當時以步兵、騎兵和車兵為主的作戰方式密切相關,因此都帶有濃厚的軍事色彩。還有一點能夠表明古代奧林匹克運動與戰爭的關系。那就是,大凡比較重視軍事訓練的城邦,往往都能夠在奧運會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如以軍事化著稱的斯巴達人曾經在長達3個世紀的時間里始終保持著體育霸主的地位。二奧林匹克運動的誕生與中國傳統文化由此看來,戰爭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促進了奧林匹克運動的產生并進一步推動了它的發展。而奧林匹克運動之所以誕生于古希臘,恐怕正是與古希臘境內戰爭的頻繁發生有關。大體說來,一個國家所面臨的戰爭威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內部的反抗;二是外族的入侵。但當時的希臘人除了要應付這兩方面的威脅以外,還要時常面對第三種戰爭威脅,那就是城邦與城邦之間的相互傾軋與爭奪。與東方古國如埃及、中國等高度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度不同,希臘境內的200多個城邦始終都是各自為政、群龍無首,即使偶爾出現一些大的聯合體,比如以雅典為中心的提洛同盟或以斯巴達為中心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其組織也是相當松散的。以提洛同盟為例,入盟的各城邦依然是獨立的政治實體,都有著自己的自主權,雅典作為盟主,既沒有任何特權擅自行動,又不能在未經同盟會議批準的情況下實施任何法規,更不能侵犯入盟各邦的利益。這種即使在聯合體的形式之下也形如一盤散沙的獨立狀態,成了希臘城邦文明中最突出的特點,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最鮮明的弱點,英國學者狄金森就稱其為“希臘文明最大的致命傷”。這一“致命傷”的最直接表現就是城邦與城邦之間的相互傾軋與爭奪。把三方面的威脅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加了古希臘境內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據軍事學家考證,從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也就是奧林匹克運動由誕生到興盛的這段時間,戰爭似乎成了家常便飯。僅就雅典而言,“從公元前5世紀初至公元前338年,在164年中,雅典幾乎有120年處于戰爭狀態,也就是每3年里有2年多在打仗,它從未經歷過10年以上的和平時期。”6不過話又說回來,頻繁的戰爭雖然的確能夠促進奧林匹克運動的誕生和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是頻繁發生戰爭的地方,就一定會有奧林匹克運動誕生,古代的中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西方的歷史上,古代奧林匹克運動從誕生到繁榮的那段時間,差不多正處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同時也是中國社會急劇變革與充滿戰爭的時期,在政治局面上與古希臘頗為類似。中國歷史進入春秋時期,統一的政治局面宣告分裂,西周王朝由一個統一的國家分裂為160余個奴隸制小國,它們之間征伐不休,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夫差、越王勾踐等輪流稱雄、你方唱罷我登場。據統計,僅春秋時期的軍事行動就多達483次,大戰就有376次7;戰國時代,“天下并爭”,齊、楚、燕、韓、趙、魏、秦七雄并舉,戰事遂變得更為頻繁。但與古希臘不同的是,中國古代卻沒有誕生出奧林匹克運動。由此可以看出,僅憑戰爭次數的多寡還不能解開奧林匹克運動的誕生之謎,它還有文化觀念和心理方面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不論是在政治局勢還是在戰爭的發生頻率上,都與古希臘極為類似。但作為不同文明土壤中培育出來的兩種不同的民族,彼此的文化觀念和社會心理又是如此的大相徑庭。統觀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雖然戰亂頻仍,但中國古人對待戰爭的態度卻異常的消極,似乎總是透露著一點兒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代表著中國文化核心的幾個影響最大的學派,大都反對武力或輕視武力:儒家從“和為貴”的仁義立場出發,主張“為政以德”,不以武力治天下。如孟子聲言“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孫丑下》);荀子則要求“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荀子·王制》)。道家從戰爭帶來的巨大危害出發,也同樣反對“以兵強天下”。如老子認為“兵者不祥之器”,正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老子》第30章),“故有道者不處”,應該“不得已而用”(《老子》第31章);莊子也說:“兵,恃之則亡”(《莊子·列御寇》),告誡人們“無以戰勝人”(《莊子·徐無鬼》)。墨家更是本著“兼愛”的宗旨反對戰爭,如墨子言:“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墨子·非攻下》),因此主張“非攻”。如果說這還只是代表著中國文人的立場,可能多少會有一些“重文輕武”的偏見在里邊,那么兵家的觀點和官方的態度就足以打消我們的疑慮了。素有“兵學之祖”之稱的孫武雖然善于論戰,卻也并非好戰之徒。他主張“非危不戰”,若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則為軍中上策,正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孫子兵法·謀攻》)而根據軍事研究者的考證,在中國古代,官辦的軍事學校,史料中僅見前秦的教武堂和宋明武學8。這說明,那些發動戰爭的統治者們在培養作戰人員方面也不是非常的在意。既使遇到了武力攻伐,也“往往本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爭策略、盡量把戰爭的破壞程度限制到最小程度,常常先采取政治和外交攻勢,采取勸降和招服戰術,讓敵人自動奉獻城池,歸順自己。”9與中國古人相比,古希臘人對待戰爭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如果說中國人所想的是如何避免戰爭,那么希臘人所想的則是如何應對戰爭。因此與中國古人大都反對武力或輕視武力不同,古希臘人的血液中似乎流淌著一種“尚武”的精神。或許正是他們這種積極應戰的態度和普遍的“尚武”精神,才是促進奧林匹克運動最終誕生的關鍵性因素。因為也只有這種應戰態度和“尚武”精神,才能使與軍事密切相關的體育運動成為希臘人關注的焦點,并使建立在體育基礎上的奧林匹克運動得以產生。古希臘人對待戰爭的積極態度不僅是古代中國人無法相比的,甚至也是我們現代中國人難以想象的。按照古希臘時期的學者色諾芬的說法,農業和戰斗是希臘人“兩種最高尚最必要的事業”9;若是按照法國學者丹納的說法,希臘人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務應該是公共事務與戰爭:“公共事務與戰爭便是公民的職責。他必須懂政治,會打仗;其余的事在他眼里都無足重輕;他認為一個自由人應當把全部心思放在那兩件大事上。”10在農業和公共事務之間,究竟孰重孰輕,處于今天的我們恐怕很難分辨清楚。不過從上述兩人的觀點來看,參加戰斗在古希臘人的頭腦中應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這是毫無疑問的。甚至在三者之中,它很可能是最最重要的。因為根據其它的相關資料我們能夠看出,希臘人幾乎把戰斗當成人生的首要工作來完成。在斯巴達,城邦公民一生差不多就干兩件事,那就是訓練和打仗,其職責就是征服或戰死。對他們來說,“最緊要的事是操練,呆在家中是丟人的;軍營生活占的地位遠在家庭生活之上。新婚的男人只能偷偷的與妻子相會,他還得和未婚的時候一樣整天在新兵訓練班或操場上過活。由于同樣的理由,兒童都是軍人子弟,全部公育,七歲起就編入隊伍。”10其它城邦雖沒有如此極端,但其差別也僅止于程度的大小而已。比如在雅典,培養合格的軍人也是其體育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城邦內的全體自由人皆為公民兵,18歲開始軍旅生活,60歲才準退役。與這種積極的備戰態度相聯系,古希臘人的“尚武”精神也異常的突出,“在公元前7世紀,人們可以在全希臘發現尚武的理想。”11所以希臘人崇拜的偶像都有著堅實的身板和超強的體力,如《荷馬史詩》中的戰神阿伽門農、阿契里斯、赫克托耳和充滿冒險精神的航海英雄奧德修斯以及用暴力維持秩序的宙斯,可以說個個都是戰斗中的英雄。這與中國人所崇拜的開天辟地的盤古、教民農作的神農以及善于治水的大禹形成鮮明的對比。古希臘人對待戰爭的積極態度和“尚武”精神,直接導致了體育鍛煉的倍受青睞,以至于他們也像對待戰爭一樣“把體育鍛煉當成頭等大事”12。關于其間的內在聯系,下面一段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當時希臘各城邦的統治者非常需要身體強健、行動敏捷、勇敢耐勞的人,以備將來參加戰爭時,忍受各種意外的艱苦,因之極力提倡尚武的風氣,訓練作戰的技能。當時運動的技能與作戰的技能可以說是一件事情,希臘各城邦的統治者特別重視體育鍛煉和比賽自然是可以理解的。”13當然,在古希臘,從培養合格戰士的宗旨出發提倡體育運動和競技比賽的不僅僅是各城邦的統治者,還有古希臘時期的許多著名學者。蘇格拉底要求每個雅典公民都要成為稱職的軍人,“每個市民決不能成為體育的門外漢,應該具有最堅實的身體條件,一旦國家危急便能隨時出征,盡自己保衛國家的義務。”14柏拉圖也極為重視體育的軍事作用,認為體育的目的就是為了戰斗作準備15。“亞里士多德特別強調公民具有作戰能力。所以他認為,對兒童進行體育鍛煉,使他們具有強健的體魄在軍事上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必須加強青少年的體育鍛煉,培養他們具有崇武精神和堅強意志。因為在征戰中,‘得勝的應該是高尚雄強的心懷,只有真正勇毅的人們才能正視危難而毫無畏縮’。”16這與中國學人大多反對戰爭和輕視武力又有著明顯的不同。三對奧林匹克運動的戰爭認定隨著熱兵器時代的到來,人類在作戰方式上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敵我雙方近距離的肉搏已不太多見。這意味著,軍人在體能方面的要求已不必像古希臘時期那樣嚴格,體育和競技訓練在培養軍人方面也不再像古希臘時期那樣重要,但奧林匹克運動與軍事的關系卻并未因此而結束。相反,軍事因素在促進奧林匹克運動的復興方面,甚至起到了與古希臘時期同樣的作用。在19世紀的歐洲大陸,由于矛盾交錯、政局不穩,“各國都很注意體育的軍事效能,強調體育與軍事訓練結合。因此各種體操體系比較盛行。”17這為隨后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復興提供了良好的基礎。1871年,普法戰爭以法國的慘敗告終,被稱為“奧林匹克之父”的皮埃爾·德·顧拜旦,同所有的法國人一樣,蒙受著失敗帶來的巨大恥辱。“色當之恥”引起了顧拜旦對法國戰敗的深刻反思。在他看來,普魯士人之所以能夠輕而易舉地取得普法戰爭的勝利,一個關鍵性的原因就是他們的士兵擁有堅實的體格,而法國人民的身體卻不夠強壯。長期以來,法國過多地注重智力方面的教育而忽視了體育和運動,這讓顧拜旦痛心不已,他深信,體育運動是幫助法國獲得強大國力的最便捷途徑,依靠它可以讓法國重新獲得歐洲霸主的地位。有一種說法認為,顧拜旦之所以極力主張要重新復興奧林匹克運動,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普法戰爭的慘敗讓他清醒地認識到體育運動的巨大軍事價值。“法國在這場普魯士戰爭中的失敗激起了顧拜旦的渴望,他希望奧運會能幫助他的祖國走向強大。”18當然,我們并非要把古代奧林匹克運動的誕生僅僅歸因于軍事,正如我們曾經在《奧林匹克運動的宗教動因》19、《奧林匹克運動的政治動因》20等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樣。戰爭與和平之間往往具有一種相反相成的辯證關系,當我們分析了戰爭對奧林匹克運動所產生的促進作用之后,又必須承認這樣一個前提:即這種促進和推動作用只有在非戰爭時期才能發揮出來。在硝煙彌漫、生死不保的狀態下,人們是沒有精力、更沒有心情從事競技比賽的。這大概也正是奧林匹克運動史上為什么會存在“神圣休戰”約定的原因了。據傳說,奧林匹亞是眾神居住的圣地,位于伊利斯城邦境內,斯巴達人想奪為己有,雙方僵持不下。伊利斯的國王伊菲托斯,從供奉太陽神阿波羅的宗教圣地獲得了一個神諭:人們忽視奧林匹亞祭典,已經引起了宙斯的憤怒,只有恢復這一祭典,才會獲得和平。伊利斯國王向斯巴達城邦傳達了圣諭,并與對方達成協議,決定恢復奧林匹亞的宗教盛典。為了使運動員和觀眾能夠按時到達并安全返回,雙方同意在此期間的1個月停止戰爭。這就是著名的“神圣休戰”。關于休戰的具體協議被銘刻于一個鐵餅上,存放在奧林匹亞的赫拉神廟里。從此以后,“神圣休戰”便成了奧林匹克運動的一部分,貫穿歷時1100多年的293屆古代奧運會。每當盛會舉行之前,伊利斯城邦都會選派三名經過嚴格挑選的純希臘血統的運動員,在宙斯神殿的“圣火壇”前,接過希臘少女經過宗教儀式用凹凸鏡點燃的太陽火炬,跑遍希臘全境各個城邦,告知奧林匹克競技會即將舉行的消息,并宣布“神圣休戰”約定正式生效。從宣布休戰之日起,每個參賽城邦都必須嚴格遵守休戰協議,擅自違背休戰協定的人或者城邦,按照協議都將受到懲罰。公元前420年,斯巴達人在“神圣休戰”期內攻打了伊利斯城邦的一個鎮子,隨之便接到了一張相當于20萬只羊的罰單,斯巴達人以不知“神圣休戰”已宣布為由拒不交罰金,結果被逐出了那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這前后1100多年的時間里,“神圣休戰”的協定保證了歷屆古代奧運會的順利召開,奧林匹克運動也才得以健康發展下去。但所謂的“神圣休戰”并非真的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質,相反卻常常在戰爭面前變成一紙空文,奧林匹克運動也就因之失去了和平的保障而常常面臨著中斷的危險。公元前5世紀末開始的長達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將處于鼎盛時期的奧林匹克運動送上了通往衰敗的道路。位于奧林匹亞圣地的伊利斯城邦由于4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幾乎成了“和平”的代名詞,伊利斯也由此成為一個理想的中立城邦。但公元前420年,斯巴達人打破了伊利斯的寧靜與和平,隨后搶走了它一半的領土;公元前365年,阿卡迪亞人又搶走了奧林匹亞城,占據了差不多有3年之久。第104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伊利斯人才又重新將其搶回。在此期間,4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雖然依舊照常舉行,但經過血腥洗禮之后,它早已不再有昔日的輝煌了。如果說奧林匹克運動的命運此時已經變得很糟糕,那么這還不算是最糟糕的。公元前388年,馬其頓人征服了希臘。為了籠絡人心,馬其頓王菲利普及其子亞歷山大仍然保留了定期舉行奧運會的傳統,但與以前的高漲熱情和盛大場面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主要以希臘人為主的奧林匹克運動在希臘人失去自由之后的發展前景是可想而知的。公元前146年,羅馬人又征服了馬其頓人,希臘被再次易手,變成了羅馬的一個行省。羅馬統治者隨心所欲地篡改奧運會規則,并像對待戰利品一樣對待奧林匹克運動。神圣的奧林匹克運動不再神圣了,繼承亞歷山大帝位的統帥泰勒斯福公元前313年占領了伊利斯后,掠走了奧林匹亞神廟中的大部分財寶用以招募雇傭軍;羅馬將軍蘇拉又再次洗劫了奧林匹亞以充軍餉;并隨即將公元前80年的奧運會從奧林匹亞搬到了羅馬;羅馬的皇帝尼祿則把原本定于公元65年的奧運比賽推遲到67年,目的只為了便于自己參加比賽……而當比賽中摔下馬車的尼祿派人把優勝者的塑像扔進茅坑,頭戴橄欖花環返回羅馬時,奧林匹克運動已經成了一種兒戲了。更糟糕的是,“由于羅馬人對希臘的‘赤身運動’甚為反感,所以在一段時期內幾乎廢棄了希臘的節日競技運動。”21到了公元394年,歷時一千多年的古奧運會被完全地從歷史上抹去了,奧林匹克運動就此中斷。所幸的是,時間進入19世紀以后,沉睡了大約1500年的奧林匹克運動終于又以一種嶄新的面目出現在世人眼中。但戰爭就像甩不掉的幽靈,一有機會便跳出來興風作浪。奧林匹克運動面臨的第一場大災難是爆發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長達4年之久的世界戰爭將30個國家卷入其中,給無數的城市和鄉村帶來了滅頂之災;1000萬人在這次戰爭中丟了性命,還有2000萬人受傷。它給奧林匹克運動帶來的損失也令人觸目驚心:原定于1916年在柏林召開的第6屆奧運會被迫取消;為了逃避戰亂,國際奧委會總部被迫由法國巴黎遷到了瑞士洛桑;32名奧運會選手在戰爭中喪失性命,其中有16名曾經獲得過奧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