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業銀行綠色信貸制度設計構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但能源、水資源和環境的廣泛擴展，尤其是能源、水資源和環境的限制。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短期經濟增長和長期發展方式轉變的雙重目標,必須大力發展低碳經濟。低碳經濟的發展,需要政府導向性政策的支持,也需要市場經濟力量的驅動,金融部門的融資支持是低碳技術研發和商業化運作的基礎性條件。綠色信貸作為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手段,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在本文中,筆者比較分析中外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發展現狀差距,剖析制約中國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發展的制度性原因,并以制度經濟學為視角探討完善中國商業銀行綠色信貸制度設計的構想。一、中外商業銀行綠色信貸業務現狀對比根據制度經濟學觀點,完整的制度體系包括正式規定、非正式制度安排及實施機制3部分。通俗地說,即規章制度、理念文化與組織機構。循此思路,選取國際NGO對銀行環境和社會表現評價的3個主要指標———綠色信貸政策、綠色信貸專責機構設置和綠色信貸理念倡導,比較分析中外資商業銀行在推行綠色信貸方面的現狀及差距。根據各銀行的產權性質、品牌聲譽及推行綠色信貸的現狀,筆者擬選擇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興業銀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花旗集團、匯豐控股和渣打集團作為中國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知名國際銀行的代表,根據上述3個評價指標對其推行綠色信貸的現狀予以比較(見表1、表2)。從表1、表2不難看出,雖然綠色信貸理念得到中外銀行業的普遍重視,但中外商業銀行在推行綠色信貸的戰略、政策和實踐層面的差異依舊存在:第一,從環境政策視角來看,以工行和建行為代表的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和以興業和招商為代表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積極響應國家保護環境和節能減排的政策號召,制定了詳盡的信貸指導政策,并通過系統控制、名單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將綠色信貸政策貫穿于信貸操作全流程。但相對于國際銀行依據國際準則制定的“環境與社會風險政策”框架,這種跟隨式的策略不可避免存在如下弊端:一是信貸政策連貫性差;二是難以保證與國際準則接軌;三是不利于國內外分支機構政策導向的一致性。同時,根據國家即期調控政策制定的年度操作指引往往不具連續性,而且可能部分與國際慣例不符,導致難以準確預測一些期限較長信貸項目的風險,喪失一些與國際同行的合作機會。此外,在國內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步伐日益加快的形勢下,依國內即期宏觀調控政策制定的綠色信貸政策不一定適合境外機構經營環境,進而影響統一的風險管理政策與策略的執行。第二,從綠色信貸專責機構的設置情況來看,國內商業銀行步伐較慢。作為首批接受《赤道原則》的跨國銀行,匯豐、花旗和渣打3家大型知名國際銀行都在決策層次設立了相應的綠色信貸專責機構。例如,匯豐集團董事會專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花旗集團設立了環保和社會風險政策審查委員會。相較之下,國內商業銀行的步伐滯后較多,興業銀行成立了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可持續金融室,并成立了以行領導為首的赤道原則領導小組,將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納入銀行發展戰略;招商銀行成立了總行綠色信貸領導小組和綠色信貸工作小組,但其工作人員均為公司銀行部、信貸管理部和授信審批部的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兼職,工行和交行由各部門相關人員負責綠色信貸相關工作,其他銀行措施尚不明確。二、金融機構自身環境近年來,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在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方面取得顯著進展。這既是金融機構自身創新機制靈活、創新能力強的體現,同時也與這些國家支持節能環保的各項政策相互配套、落實到位,綠色金融創新的外部制度環境良好有著密切關系。相較于國際同行,中國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的制度環境仍待進一步改善。1.高污染企業與商業銀行的博弈在現行法律框架下,低碳經濟發展效果取決于污染企業、商業銀行和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三方之間的博弈。由于各方之間存在利益重疊,在利益約束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博弈的結果往往事與愿違。比如,一些高污染企業是地方支柱產業,有些甚至是短期暴利行業,地方政府出于短期地區經濟增長的考慮,常常并不會“嚴肅”懲罰排污行為;在沒有硬約束的情況下,這些高污染企業通常并不會花費高成本治污;在監管部門未對商業銀行采取“嚴格”環保要求的情況下,向高污染企業放貸是國有大中型商業銀行“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甚至是同業競爭的必然結果。從上述簡單的推理不難看出,在外部政策環境不完善的情況下,各利益相關方缺乏改善環境的動機,商業銀行開展綠色信貸不免陷于“孤軍奮戰”的逆境。2.未發揮社會機制的作用,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缺乏足夠的激勵機制短期內,無論對于地方政府、“兩高”企業還是商業銀行,積極推行綠色信貸,都有較強的“外部性”。在缺乏相應激勵機制的政策環境中,各方動力必然不足。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在污染外部性沒有被經濟化、內部化,多種資源價格被嚴重壓低的情況下,一些“兩高”企業通常還是地方稅收大戶。相反,那些低碳環保項目則往往投資大、見效慢、風險高,在沒有嚴格的考核激勵機制及政策支持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動力與商業銀行合作。對于“兩高”企業來說,在沒有足夠激勵機制的前提下,無論是進行污染治理還是產能轉換,短期看都是高成本、低收益投資,甚至給企業帶來生存壓力,因此,“兩高”企業往往缺乏保護環境的動力。對于商業銀行來說,面臨綠色信貸政策操作性不強、人才和技術支持不足、缺乏風險規避工具等困境,放貸給低碳環保企業和項目往往意味著高風險。在沒有相關激勵機制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當前推行綠色信貸的動機往往只停留在履行社會責任階段,沒有積極開發新產品和新業務的動機。3.資低碳環保項目面臨的技術風險新技術的發展必然要經歷一定的生命周期。在低碳技術尚未成熟的技術環境中,商業銀行投資低碳環保項目往往面臨較高的技術風險。在缺乏政府擔?；蛘呤袌鲲L險規避工具的前提下,商業銀行理性的選擇只能是不投資或少投資。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缺乏對低碳融資的政府擔保體系以及欠缺環境衍生金融工具(如環境責任險)是制約綠色信貸推行的因素之一。4.傳統融資機制:以非“綠色銀行”向高污染企業融資倘若“綠色銀行”從“兩高”企業和項目撤出資本,留下的市場空白迅速被民間資本和其他非綠色銀行占領,“綠色信貸”的“過濾器”作用就依舊會落空。因此,建立有效機制以杜絕民間資本和非“綠色銀行”向高污染企業融資,是綠色信貸推行的另一個前提條件。然而,當前,我國只有規范商業銀行資金流出“兩高”企業和項目的政策,并沒有建立相應的制約其他資本向“兩高”融資的懲罰機制。三、環境不完善的原因當前,中國綠色信貸發展遲緩,既有外部制度環境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商業銀行自身綠色信貸制度建設滯后的原因。因此進一步完善綠色信貸制度設計,應分別從以下兩個層面展開針對性探討。1.完善銀行制度，逐步推進“綠色銀行”建設(1)成立綠色信貸政策機構組建綠色信貸委員會,提供決策支持。綠色信貸作為一項政策關聯度強、技術含量高的新興業務,業務開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諸多不確定性,需要有專職機構提供決策支持,加強貸前風險管理。目前情況下,大多數國內商業銀行并沒有在決策層組建專職綠色信貸決策機構。建議參照花旗、匯豐等赤道銀行的做法,成立綠色信貸政策委員會,負責綠色信貸戰略與政策的制定以及重大綠色信貸項目的授信與審批。該委員會可以吸收外部宏觀政策研究、環境保護、低碳技術等領域的專家參與。設置綠色信貸專崗或專員,專職綠色信貸授信、審批及貸后風險管理。鑒于綠色信貸業務專業性較強,國外普遍的做法是在信貸相關崗位設置信貸專崗或可持續發展專員,貫徹執行決策層的綠色信貸政策。條件成熟時,考慮成立低碳經濟專職服務機構。當前,低碳環保企業規模普遍較小,運用一般的信貸流程和技術顯然不經濟。因此,條件成熟時,商業銀行應考慮成立專職服務中心,創新信貸流程和針對中小企業的風險控制技術,服務低碳經濟發展。(2)外引與內部培養相結合加強綠色人才資源儲備。無論是進行政策與技術分析的研究型人才,還是承擔環境風險評估的復合型人才,都是商業銀行開展綠色信貸必需儲備的人才。商業銀行可以采用外部引進與內部培養相結合的方式,加強人才儲備。對于宏觀經濟與政策專家、行業環保專家、低碳技術專家等專家型人才,可以考慮采取外聘的方式,建立外聘智囊團。重視綠色人力資源培訓。對于管理層的培訓,培訓的重點在于強調其對環境知識及國家環保監管體系的理解力和執行力;對于一線業務人員的培訓,更強調其對特定行業知識的掌握,比如負責新能源等低碳行業的客戶經理,需要更深入了解行業發展動向和企業個體競爭力,了解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金融服務需求和風險特性。(3)加強與相關中介機構的合作強化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各地在發展區域低碳經濟的過程中,會不同程度地出臺一些優惠的財稅政策,甚至會為一些目標企業提供融資擔保。加強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商業銀行不僅可以把握一些業務拓展機會,而且因為地方政府的介入而降低業務風險。強化與相關中介機構的合作。作為一項技術含量較高的業務,在對一些環保風險不確定、技術前景不明朗的項目進行風險評估時,商業銀行需要借助外部專業咨詢公司和研究機構的力量。因此,保持與相關領域中介機構的密切合作關系,是降低業務風險的有效機制。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國際金融公司、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積極開展或協助東道國金融機構開展低碳金融業務,匯豐、渣打、花旗等國際銀行在綠色信貸方面積累了較多經驗。加強與上述機構的合作,一方面可因其提供的資金資助或風險分擔機制而獲得業務機會、降低業務風險;另一方面可以學習其在環境風險評估與管理、碳金融市場的成功經驗。(4)發展環境的選擇理念是決定個人行為的重要精神力量,綠色信貸業務創新要取得各方認可,獲得持續成功,最終實現商業銀行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雙贏目標,需要各參與方充分認可低碳環保理念,并愿意將之付諸行動。這方面,國際知名赤道銀行的經驗值得借鑒。比如渣打在員工入職培訓時,就向其介紹渣打可持續發展的策略、理念以及員工可參與的項目,并每年為員工參與渣打可持續發展相符的志愿活動提供額外兩天帶薪年假;匯豐的宣傳對像從中學生到政府官員,如支持廣東省實驗中學建造天臺植物園示范項目,向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學院提供資助,舉辦《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未來領導人研修班》;花旗富有創意的環保宣傳活動如“花旗一小時”、“燭光工程”等。2.改善綠色信貸體系的環境，全面建立綠色信貸長效機制(1)低碳環保理念尚未發揮作用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因受發展階段等諸多因素限制,環境問題近年來才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從環保購物袋的普及、見諸街頭的環保公益廣告到“紫金門”事件引起熱議,環保問題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是,低碳環保理念似乎還只是一種“時髦”的說辭,選購綠色產品還只是一種“奢侈”行為,理念的約束力量尚未充分發揮作用。理念的形成需要一個長期潛移默化的過程,需要建立環保理念的長效宣傳機制,充分發揮宣傳部門、新聞媒體以及知名人物的作用,營造輿論導向、制造示范效應,讓綠色環保逐漸成為一種大眾理念,根植入社會文化體系。(2)完善相關立法,為綠色信貸發展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雖然1981年以來出臺了一系列綠色信貸相關的法律、法規、決定、意見、實施方案、具體細則等,強調運用金融手段保護環境,但基本上都是方向性指導,缺乏可操作性,相對于美、歐等國,我國尚缺乏推行綠色信貸的健全法律保障,相關利益主體“違法成本低”。進一步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為綠色信貸發展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不僅包括完善相關的環境保護立法,制定更為嚴格的節能減排要求和更為嚴厲的處罰措施,也包括完善綠色信貸相關立法,對金融機構的環保義務提出更為嚴厲的要求與相應的監控懲罰措施,切實解決“違法成本低”的問題。此外,還要建立相關法律法規,嚴禁包括民間資本在內的其他渠道資金“非法”向污染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為綠色銀行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時,逐步為環境責任險的推廣提供完善的法律支持,也是未來完善綠色信貸法制體系的內容。(3)節能減排方面在節能環保制度建設方面,國外的環境管理實踐業已證明,市場機制比行政控制具有更顯著的有效性,能夠以較低的費用實現節能環保目標。國際碳交易市場近年在價格信號、行為激勵、資金配置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對節能減排的貢獻得到了高度評價。目前,中國也有包括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環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等近10所環境能源交易所和排放權交易所,但交易實踐局限于產權、股權、技術轉讓功能和試驗性的自愿減排交易。借鑒國際成功經驗,進一步擴大現有交易平臺的交易類型和逐步建立全國性的排放權交易平臺,鼓勵金融機構開發更多的碳金融產品,不但可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節能減排途徑,也可為商業銀行的綠色信貸產品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