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州之爭與孫吳交趾形象的演變

公元263年，曹蜀被蜀切斷之前，位于孫吳南端的交亭縣發生了變化。據記錄：。吳交趾太守孫谞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谞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應之。2隨著蜀國滅亡,曹魏占據與交趾接壤的南中地區,3遂于次年9月接納呂興投附,并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霍弋表遣爨谷為交趾太守,率牙門董元、毛炅等人,“將兵助興”,安撫初附。4由此,拉開了三國后期吳、魏(265年以后為晉)之間爭奪交州的序幕。交州之爭的核心是對交趾的爭奪,5從局勢的演變來看,則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魏(晉)占據了較大優勢,雖然變亂的發起者呂興在爨谷等人到達之前被其功曹王統所殺,但交趾已被魏(晉)控制。爨谷死后,馬融、楊稷又先后繼任晉交趾太守。為收復失地,孫吳采取了一系列的主動攻勢。吳寶鼎三年(268年)10月,孫皓遣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將軍顧容前后三攻交趾,卻遭到慘敗,甚至郁林、九真兩郡皆降于楊稷。楊稷遂遣毛炅、董元攻合浦,戰于古城,又大破吳兵。是役后,西晉在交州戰場已占據全面優勢。吳建衡元年(269年)11月,孫皓又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從荊州道,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計劃會師合浦,以合攻交趾,戰事進入第二階段。但這次出兵并不順利,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后來他因此遭受全家抄斬的噩運。6不過薛珝、陶璜等人率領的軍隊還是徹底改變了整個交州地區的軍事局勢,孫吳兵力達到10萬,7占據絕對優勢。271年7月,吳軍包圍交趾城,“吳大都督薛珝與陶璜等兵十萬,共攻交趾,城中糧盡援絕,為吳所陷,虜楊稷、毛炅等……九真、日南皆降于吳。”8至此,孫吳收復交州全境,擾攘八年的交州之爭終告結束。關于交州之爭,它雖非吳、魏(晉)軍事爭奪的核心所在,但是在兩國關系中卻若隱若現,貫穿于三國后期的軍事對峙過程中,并對時局產生不小影響,值得關注,下文將就此做進一步探討。一、西晉滅吳之戰前的戰略布局魏(晉)在交州爭奪戰中無疑居于主動地位,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在這八年期間,它在交州的軍事部署卻顯得較為謹慎。尤其是268年晉軍挫敗吳軍反攻后,可謂形勢大好,如果趁機加大對交州的用兵,那么很可能會對孫吳造成更為致命的打擊。然而西晉卻始終裹足不前,將主要精力集中于鞏固對交趾三郡的統治,意在站穩腳跟。及至泰始七年(271年),當交趾被孫吳大軍包圍,即將淪陷之際,也不見西晉方面派遣救兵前往,《三國志·孫皓傳》裴注引《漢晉春秋》記載了交趾陷落前的若干細節: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于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并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后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炅糧盡,救不至,乃納之。9胡三省《考異》認為,“孫皓猜暴,恐璜不敢以糧資敵”,這段記載可能并不合乎情理。10姑且不論《漢晉春秋》所言真實性如何,從這條材料中至少我們可以了解交趾在吳軍大舉包圍下,已經陷入糧盡而救不至的絕境,西晉實際上已經放棄軍事救援。那么,魏(晉)在交州問題上究竟采取了什么樣的策略,值得關注。由于史載闕如,我們只能通過一些間接材料來略作推測。先看西晉滅吳前的總體戰略布局,《資治通鑒》載: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仆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11此時正是武帝泰始五年(269年),此前一年,晉軍大敗吳軍反撲,交州四郡,已獲其三,對孫吳的半包圍之勢隱然已成,形勢極為有利。對晉而言,滅吳只是時間問題,關鍵在于如何進行戰略部署,然而這次重要的軍事部署卻并未涉及交州。不同的是,益州則受到高度重視,晉武帝的重要謀臣羊祜認為,伐吳必藉上游之勢,于泰始八年(272年)“表留(王)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為順流之計。”12最終促成了“王濬樓船下益州”。咸寧二年(276年)羊祜又上伐吳之策,更加清晰、完整地展示了西晉的對吳總體戰略: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13該計劃明確了長江上、中、下游三個方向的出兵路線,并在此后的滅吳之役中得以全盤實施。此時距孫吳收復交趾等郡僅過了五年,從羊祜的謀劃來看,顯然已無意再次出兵交州。由此可見,無論是在丟失交趾三郡之前抑或之后,西晉方面始終都未將交州視為滅吳之戰的重要進攻方向。魏(晉)軍的來源和構成亦耐人尋味,我們先看《華陽國志》中曹魏向交趾調兵遣將的記載:時南中監軍霍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趾太守,率牙門將軍建寧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領部曲以討之……無幾,谷卒,晉更用馬忠子融代谷。融卒,遣犍為楊稷代之。14此段材料實透露出魏(晉)在交州之爭中用兵的兩大玄機。其一,以上所列魏軍將領,絕大多數竟然都來自原蜀漢政權。其中,霍弋原為蜀安南將軍,其父霍峻隨劉備入蜀,弋曾討平永昌郡夷獠之亂,后“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蜀亡之后,弋舉郡降魏。霍弋在南中地區素來極有威望,“因仍前任,寵侍有加”。憑借其在當地的影響力,他又遙領交州刺史,遣將兵救援呂興,“得以便宜選用長吏”,無疑這為他委派其蜀國舊部前往交州提供了便利條件。他因平交趾﹑日南﹑九真三郡而功封列侯,是西晉經營交州的最重要人物,他的突然亡故也成為西晉丟失交州的一個重要原因。15此外,董元出自建寧;楊稷出自犍為;王素乃益州人;16馬融出自巴西郡,其父馬忠在《三國志》中亦有立傳。爨谷、爨熊應當出自南中大姓爨氏,17而孟干、孟通則很可能出自南中另一有影響的大姓孟氏。只有毛炅、李松的情況未知其詳,但也很可能出自蜀地。其二,蜀國軍隊雖然已被曹魏收編,但這段記載將爨谷等人所率領軍隊稱為“部曲”,表明兩者之間仍然存在私屬關系。如前所析,這些將領基本出自原蜀漢政權,他們在降魏后數月就被派往交趾,18因此能夠保留原有“部曲”的可能性應該比較大。綜合以上分析,我們有理由相信,曹魏(及后來的西晉)在交州爭奪中采取了“蜀人制交”之策,不僅派遣的將領為蜀國人,而且他們所率領的部隊也主要來自原蜀國軍隊,曹魏(晉)本身的嫡系部隊大規模參與交州之爭的可能性不大。應該說,這樣一支偏師能使孫吳陷入交州戰爭的泥淖數年之久,效果不可謂不顯著。另外,當吳軍大舉圍困,交趾危在旦夕之際,西晉方面的應對措施主要還是在非軍事層面上,泰始七年(271年)閏五月,“詔交趾三郡、南中諸郡,無出今年戶調。”19是時交趾三郡已經被圍,免除該年戶調的實際意義并不大,但南中諸郡仍控制在西晉手中,因此很可能此舉主要針對南中諸郡,旨在預防一旦交趾失守南中不穩。交趾失守后僅一個月,西晉又“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寧州,曲赦四郡殊死已下。”20此當為鞏固南中統治、對抗孫吳交州大軍的必要措施。有學者也注意到“寧州的設立和吳奪回交州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21當是。以上分析表明,魏(晉)雖乘趁內亂之機奪取交趾,繼而進占九真、日南等地,打開了通往孫吳后方的大門,開辟了對吳作戰的新戰場,并一度收到了良好成效,但其用兵卻始終謹慎,并未投入足夠的軍事力量,最終在交州之爭中功敗垂成。那么,哪些因素制約了它對交州的軍事部署呢?首先,交州雖有獨特的戰略價值,但它遠離孫吳統治核心區域,其重要性始終有限。從魏(晉)的主觀意圖來看,爭奪交州的目的可能主要還是在于以偏師(基本是蜀人)牽制吳軍,影響其軍事布防,使其腹背受敵,從而達到“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的效果,若借此獲利固然可喜,即使失利也無損于全局。其次,交州的特殊環境決定了魏(晉)不可能投入太多兵力。交州地處極南邊鄙,魏(晉)能介入這一地區的爭奪,得益于兩個條件,一是魏國滅蜀,將版圖擴展到與交州接壤的南中地區,使得出兵交州成為可能。實際上,早在赤壁之戰前,曹操就已對交州有所關注,他通過漢廷的名義以交州土著勢力士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22欲借士燮之力控制交州。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又以漢獻帝名義省并州郡: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禹貢之九州……省交州,以其郡屬荊州。荊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益州……今并得交州之郁林、合浦,凡十四[郡]。23是時益州實際已為劉備所控制,孫權占據揚州、荊州大部及交州。曹操此時“省州并郡”,將孫權控制下的交州分割,多數郡劃入荊州,剩余的郁林、合浦則劃入益州,學界已注意到此舉大有深意,正是旨在破壞孫、劉之間的關系。24但應當看到的是,此時的交州遠在曹操的控制范圍之外,他所能施加的政治影響力畢竟還是有限。另一條件在于交趾叛亂恰逢其時。該地區本來就交通困難,族群狀況又極復雜,難于控制,即所謂“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25可以設想,若非孫吳橫征暴斂,導致交趾內亂,司馬氏滅蜀后,要想一鼓作氣派遣軍隊經山河縱橫的南中出兵交州,實在是困難重重。26因此,以上兩條件缺一不可。當吳收復交趾三郡,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制后,第二個條件不復存在,再要出兵恐怕只會得不償失。同樣,采取“蜀人制交”之策也是由交州地區的特殊環境所決定的,其優點在于不需要投入過多兵力,不影響原有的戰略部署,以較小的代價就可獲得事半功倍的成效。更重要的是,在蜀地初占,統治尚待鞏固的情況下,要控制不毛之鄉、九服之外的西南邊地,光靠設置地方行政機構、派駐軍隊是遠遠不夠的,所謂“要荒之俗,不與華同,安邊撫遠,務在得才”,27用人是關鍵。蜀國經營南中多年,它的許多將領對當地的熟悉程度以及控制力都是北人無法比擬的。蜀雖亡國,但蜀國將領在當地的影響力并不一定隨之而消失,司馬氏要想有效控制與南中相鄰的交州,就必須改變處置蜀人的原有政策,28重用蜀國降將。而對這些蜀人來說,效忠新主已成為必然選擇,畢竟故國已不可恢復,最重要的還是為個人和門戶計,為新主爭奪交州正是建功立業的絕佳機會。楊稷等人在交趾被圍困時立誓云:“不能死節,困辱虜手,若蒙未死,必當思求北歸。”29正集中反映了他們效忠西晉的心跡。再次,當時西晉所處的內、外局勢也很可能制約其對交州用兵。從內部局勢來看,蜀地新附,鞏固尚需時日,況且于上游“修舟檝,為順流之計”的平吳大計仍需按計劃進行。更重要的是,雖然司馬昭在去世前已為司馬代魏打下良好基礎,但晉武帝司馬炎在即位之初政治資本并不雄厚,鞏固內部統治、平衡朝中各方勢力才是頭等大事。況且,此時群臣對于伐吳亦是意見不一,在內部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武帝不敢貿然改變軍隊布防,在交州戰場上投入過多兵力,以防生變。因此,以投附的蜀人來掣肘孫吳,并支持交州的叛吳勢力便成為合乎情理的選擇。從外部局勢來看,是時西晉的北部邊境正陷入嚴重的民族沖突危機,使其面臨嚴重的腹背之憂,此亦可能對其交州政策產生不小的影響。魏晉之世,正值北方游牧民族大遷徙的高潮,匈奴大批內遷,定居于并州(今山西)等地,鮮卑則大量進入遼東,西北的氐、羌亦入徙關中,甚至達到了“戎狄居半”的程度。北境嚴峻的民族形勢勢必影響到西晉的對吳戰略。考諸史籍,不難發現孫吳收復交趾之際西晉北境形勢極不穩定,這一時期北方的鮮卑、匈奴各部叛亂頻繁,30使其忙于應付。晉武帝先后以重臣賈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以衛瓘為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以汝陰王司馬駿為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力圖武力平叛;另一方面又采取安撫政策,“復隴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賦,不能自存者稟貸之”,又以“雍、涼、秦三州饑,赦其境內殊死以下。”31對于敵國北境的一舉一動,孫吳勢必有所關注,隨之展開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也就順理成章。西晉泰始七年(271年)三月,吳主孫皓率軍進攻壽陽,武帝遣司馬望屯淮北以距之。據《三國志·孫皓傳》裴注引《江表傳》,孫皓這次出兵的原因是他聽聞吳人刁玄“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的謠傳,又得晉國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孫皓聽信,認為“此天命也”。遂于春正月率太后、皇后及后宮數千人要去洛陽稱帝,結果途遇大雪,道涂陷壞,寒凍殆死,士卒怨怒,只得倉皇班師。32單純來看,這無疑是一次奇怪的軍事行動,然而如果從孫吳收復交州的戰局來看,孫皓的出兵卻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西晉的注意力,策應了即將在交州戰場展開的攻勢。同年四月,吳軍進攻九真;三個月后,遂攻克交趾、郁林、日南等郡。西晉最終在交州爭奪中退卻。二、交州棄民的歷史原因再把視線轉到孫吳方面。在交趾之爭中,孫吳處境極為被動,但它卻不遺余力地采取積極攻勢,薛珝、陶璜攻克交趾時達到10萬兵力,這在當時應該是相當可觀的。對比夷陵之戰,陸遜僅以5萬軍隊對抗劉備大軍;而孫吳亡時,王濬收其兵也不過23萬而已。以如此規模的兵力勞師遠征,風險不可謂不大,足見孫吳對該地區的高度重視。孫吳之所以急于收復交趾等地,無疑與三國后期戰略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公元263年蜀國滅亡,標志著三國政治軍事形勢的劇變——原有的三足鼎立驟變為南、北對峙。對魏(晉)而言,獲得蜀地無疑使它在戰略上有了更多的選擇,不僅能從上游的益州順江而下展開攻勢,而且也能通過南中直接威脅到孫吳后方的交州地區,進而形成三面合圍之勢,是故交趾內亂一起,魏隨即介入。對于孫吳而言,最為要緊的當然是固守長江一線,交州與蜀國的南中接壤,兩國在該地區雖有爭端,但至少還沒有發生過兵戎相見的情況。33然而蜀國滅亡,交趾失守,孫吳的戰略后方已然門戶大開,對全國上下產生極大震動,吳寶鼎二年(267年)華核向孫皓的上表正反映了局勢之危急:“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當時交州四郡中,二郡已沒,日南岌岌可危,倘若晉以交趾為據點,繼而完全進占交、廣兩州,那么孫吳腹背受敵,覆亡指日可待,故華核又稱“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34正是在這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交趾等郡之得失對吳影響極大,迫使它不得不傾盡全力出兵收復。進一步而言,偏居一隅的交州在三國后期驟然成為吳、魏(晉)兩國爭奪焦點,呂興叛亂固然是導火索,但另一方面,交州地區自秦漢至三國以來地位的變遷構成了交州之爭更深層次的歷史原因。如所周知,交州偏居嶺南,地域遼闊,南臨大海,北有五嶺阻隔,“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35即大庾嶺、騎田嶺、萌渚嶺、都龐嶺、越城嶺。其中,秦漢時期最西端的越城嶺路乃連接關中、洛陽與交趾的最近道路,又有靈渠水路之便,最為重要。進入六朝以后,隨著廣州的崛起,最東端的大庾嶺路成為連接嶺南的最重要交通要道。36這一地區族群狀況也較為復雜,包括百越、俚等不同民族,37屬于華夏民族活動的邊緣地帶。故此,自古以來,該地便被視為不毛之鄉、九服之外,中原政權一向難以涉足。這樣的局面直到秦統一之后才有所改變,“秦并天下,略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38通過設置郡縣和大量移民的方式來控制該地區。秦亡以后,趙佗據地自立,又形成一個獨立王國。直到漢武帝開百越,設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39并置交阯刺史,將其重新納入到華夏國家的統治范圍中來。然而對于奄有四方的漢帝國來說,其統治中心在中原,當時的長江流域尚且較為落后,更遑論嶺南邊地。這里山河縱橫,地理環境和民族狀況復雜,交通又極不通暢,且當地族群屢次反叛,要想真正控制實困難重重,漢成帝時杜欽就勸說大將軍王鳳:“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40此類“罷郡棄民”的觀點在當時并不少見,代表了時人對這一蠻荒區域的普遍看法。三國鼎立形成以后,各政權相互競爭,以往的邊緣區域受到重視,蜀國平定南中,即收到“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之效。41交州(包括后來分出去的廣州)雖地勢偏僻,但物產資源獨特,坐擁魚鹽之利,又是南海貿易的主要交易之地,諸如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等珍稀物品皆由此流向各地。這些奢侈品不僅能滿足孫吳統治者的需要,而且亦廣受中原高門大族的青睞,曹魏統治者就曾多次通過外交渠道求取。42兩國官方尚且如此,通過民間貿易活動進行的物資交流則更可想見。交州的人口資源亦不容忽視。漢末以來,地廣人稀的嶺南地區迎來移民高潮,據學者研究,漢末至三國百余年間遷居嶺南的的人口達到778474人,43這個數量如果大致不誤的話,那么它對于孫吳政權的意義就顯得非常重大。我們知道,吳自立國以來,始終面臨人口匱乏、兵力不足的難題,它多次征討山越,主要目的可能正在于獲取人口。44呂興叛吳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濫征民力,導致民反。史載:“(孫)讠胥先是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45而曹魏的出兵詔書亦稱:“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勑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杰,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46因此,如果交州淪陷,孫吳將遭到巨大的物資和人力資源損失,進一步拉大與西晉的國力差距。還應看到的是,交州之爭雖以孫吳最終獲勝告終,但它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這場戰爭嚴重損耗了孫吳國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其滅亡,從長遠來看,它還促成了嶺南地區交、廣二州分置格局的最終形成。應該說,分交置廣既有經濟方面的原因,47又與嶺南地區政治形勢的演變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自東漢末年以來,嶺南的實際控制者乃交趾太守士燮。其本傳稱,他在歸附孫權之前,“兄弟并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建安十五年(210年),覬覦嶺南已久的孫權以步騭為刺史前往交州,士燮迫于形勢,“率兄弟奉承節度”,歸附孫權,48但士氏在嶺南的政治影響力仍根深蒂固。黃武五年(226年)吳分交州南海、蒼梧、郁林、高涼四郡立廣州,《三國志·士燮傳》載:“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阯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阯太守。”49據學者研究,這次交、廣二州的分置當主要是針對士燮而作出的,旨在分化其勢力,順利平定交州。50而此時士燮恰好死去,其子士徽不愿就范,自稱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孫權遂詔呂岱出兵平定。掃除士氏勢力后,孫權又將廣州廢止。到永安七年(264年),孫吳復分交州置廣州,51此次調整發生于交趾叛亂后一年,兩者之間無疑有著密切的關聯。52其中,廣州治番禺,轄今廣東地區;交州治龍編,轄今廣西、越南,包括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53至此,交、廣二州分置的局面最終定型。此外,交州之爭還促使孫吳調整其在交州的統治政策。西晉之所以能介入對交趾等郡的爭奪,關鍵在于呂興的叛亂,而呂興叛吳,歸根結底還是在于孫吳政權在當地橫征暴斂,濫用民力,地方官員為政貪暴,激化矛盾。當時有識之士對此已有洞察,刺史呂岱從交州召出,薛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力陳維系交州穩定的重要性,又痛斥當地官員違法亂紀、侵虐百姓的種種弊政,并指出:“故國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圣思。”54收復交趾等郡后,孫皓實行大赦,并調整統治政策,注重安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