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人性觀的演變及其與性善說和性惡說的辯述

2000多年前的春秋文獻中，中國藝術史上進行了人性的研究和探索。令人注目的是,儒家內部孟軻和荀況各樹一幟,分別提出性善說和性惡說。兩種不同的人性觀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透過孟荀在人性問題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他們在與人性有關的好些重要問題上,有著一致的看法。首先,他們都認為人作為感性存在物,其自然欲求是生而有之的。孟子說:“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盡心》下)這個“性”是指生而有之的意思。荀子則更強調自然欲求是人生而有之的,他說:“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性情也。”(《荀子·性惡》)其次,他們都認為人的自然欲求同社會倫理要求是有矛盾沖突的。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滕文公》上)荀子也認為:“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把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性惡》)第三,他們也都認為任何人都可以經過道德修養和主觀努力,而成為理想的道德人格。孟子大講“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也喜歡講“涂之人可以為禹”。奇怪的是,這些共同的思想并沒有使孟荀得出結論一致的人性觀。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孟荀所以得出相反的人性結論,同他們在探索人性問題時不同的思想方法、研究方法有關。本文對此問題略述自己的看法。分析和綜合是問題思考、科學研究中兩種重要的方法。什么是分析和綜合呢?黑格爾有說明:“分析方法是從個體出發而進展到普遍。反之,綜合方孟子堅持人性善,因為他在思考和研究人性時片面強調和使用綜合法。孟子不贊成研究人性問題時以感性經驗為基礎,他說:“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離婁》)人們以“故”言性,也即是以個體已完成的現實形態言性,故往往會作出以欲利為性的結論。這種注意對個體感性形態進行觀察分析的方法,就是從個體出發把握普遍的分析法,孟子認為這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相反,孟子從人的類概念出發來思考人性問題。他重視對事物進行概念分類,他說:“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河海之于行潦,類也;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公孫丑》上)他認為,所以能從概念上對萬物分類,因為每一類事物都有區別于其它類事物的特殊屬性,類屬性是事物分類的標準。他要求人性也應是指人和其他生物相區別的類屬性。當告子提出“生之謂性”,把人性看成是人生而有之的生理欲求時,孟子反駁說:“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告子》)在孟子看來,雖然生理欲求是人生而有之的,但它們不是人所特有的,如果把它們看成人性,就會在概念上混淆人和獸的區別。孟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他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道德之心,它們才是人作為類概念和其他事物相區別的本質屬性。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人正是有了這些屬性,才成其為人,否則就不是作為類概念的人,他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孫丑》)人區別于其它動物的這些類屬性,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就是孟子所認為的人性,所以,孟子認為人性是善的。從孟子上述思考和研究人性的過程可以看出,他的人性善結論是從人的類概念出發而作出的邏輯演繹,其方法就是綜合法。但是綜合法是不能離開分析法的,作為綜合法前提的定義、類屬性來自對客觀事物的分析。孟子反對談人性時對人的已然形態進行經驗分析,而且,對現實人的經驗分析也得不出仁義禮智人皆有之的結論。但是,他又必須證明這個綜合前提: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既然孟子不可能也不愿意求助于對感性經驗的分析,最后只好求助于超感性的“天”,由先驗主義的方法論導向客觀唯心主義的本體論,他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人性成了超感性本體——天的賦予。這樣,孟子的人性實際上是一個先驗范疇。由此可見,如果片面使用綜合法,不僅不能正確地思考、研究人性,反而使人性問題沉入到神秘主義的迷霧中去了。荀子正是從方法上對孟子提出了批評,他說:“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性惡》)荀子認為孟子的“人之性善”的結論只是一種抽象的類概念及空洞的邏輯演繹,它不是來自經驗,也不能得到經驗的驗證,因而也沒有實踐意義。應該說,荀子的批判是有說服力的、正確的。荀子則堅持人性惡,因為他在思考和研究人性時片面強調和使用分析法。如孟子認為“圣人與我同類者”一樣,荀子也認為人作為類而言,應有共同的屬性,他說:“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同上)但荀子要求人的類屬性應該能得到經驗證明,他認為論人性時,“貴其有辨合,有符驗”(同上)。而經驗之所以可靠,是因為事物的屬性直接同人的感覺器官接觸,他說:“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性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正名》)天官即指人的感覺器官,他認為事物的類屬性也就是反映客體時相同的感覺經驗。所以,荀子在探索人性時不是從類概念出發,而注重對個體感性存在的經驗分析。他說:“凡性者,天之就也。”(《性惡》)又說:“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正名》)他所說的“天之就”、“不事而自然”的性,就是指人作為感性存在的自然欲求。他說:“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性情也。”(《性惡》)又說:“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性情也。”(同上)人作為個體存在而具有的感性欲求,是普遍存在于圣凡賢愚君子小人等一切個人中的經驗事實,如他所說:“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同上)至于禮義道德,則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學習養成的,而且在每個人身上不一,“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榮辱》)既然禮義道德不能象自然欲求一樣普遍地生而有之,故不得謂之性。荀子把人性看成天生的自然欲求,認為如果順從人性的自然發展,就會“爭奪生而辭讓亡”、“殘賊生而忠信亡”、“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性惡》),所以荀子認為人性是惡的。荀子所使用的是分析法,他的人性是指通過“天官之意物”而反映的個體感性存在,因而把人性歸結為好利疾惡、耳目之欲等自然欲求。和孟子把人性看成先驗范疇相反,荀子的人性是一個經驗范疇。片面使用分析法研究人性,表面上看它遵重客觀現實,但它并不能還人性的本來面目。從方法上講,他同樣是片面的、錯誤的。黑格爾對片面使用分析法有中肯的批評:“當一個經驗派的心理學家將人的一個行為分析成許多不同的方面,加以觀察,并堅持它們的分離狀態時,也一樣把不能認識行為的真相。用分析法來研究對象就好象剝蔥一樣,將蔥皮一層又一層地剝掉,但原蔥已不在了。”(《小邏輯》413頁)荀子也是把人性分析成好利疾惡、耳目之欲等抽象的自然欲求,自且以為它們來自感覺經驗,是可靠的,殊不知他分析的人并非現實社會中的人。現實的人看不見了,人性被分析成一條條抽象的純生物屬性。上述分析可見,思考、研究人性的方法不同,是孟、荀產生不同人性觀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他們各自片面強調某一種方法,因而都在人性問題上得出錯誤的結論。列寧贊成這種看法:“哲學方法是綜合的同時又是分析的。”(《哲學筆記》257頁)在思考和研究人性時,也應把綜合法和分析法結合起來。在分析人的感性存在時,不離開對人的概念、命題的綜合;而在綜合人的概念、命題時,又不離開對人的感性現實的分析。這樣,才會在人性觀上有正確的看法。孟、茍在研究、思考人性時的方法上的失誤,在今天仍值得我們吸取教訓。分析和綜合是問題思考、科學研究中兩種重要的方法。什么是分析和綜合呢?黑格爾有說明:“分析方法是從個體出發而進展到普遍。反之,綜合方法以普遍性(作為界說)為出發點,經過特殊化(分類)而達到個體(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