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的概念辨析

自2001年以來，“人類搜索”一直被引入中國互聯網用戶的視野，七年。汶川大地震期間發生的幾起事件,如“遼寧女事件”、“重慶女生事件”和“范曉華事件”等,使“人肉搜索”再次處于風口浪尖,引發輿論廣泛關注。綜觀對“人肉搜索”的評價,歡呼者有之,認為人肉搜索是網絡輿論監督的新方式,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揭露一些事件背后的真相,維護社會道德秩序;譴責者有之,認為“人肉搜索”無異于網絡暴力。那么“人肉搜索”與網絡輿論監督、網絡暴力的關系到底如何?認清這些問題將有助于我們把握“人肉搜索”的實質,引導“人肉搜索”的走向,規避“人肉搜索”固有的弊端。“人肉搜索”的源起和演化和傳統的搜索相比,“人肉搜索”是一個依托來自五湖四海的網民而不再依賴網絡數據庫的新型搜索類型,按照谷歌公司的說法,就是利用現代信息科技,變傳統的網絡信息搜索為人找人、人問人、人碰人、人擠人、人挨人的關系型網絡社區活動。(1)廣義的“人肉搜索”是在網絡社區通過求助、發問的方式獲得眾多網友的幫助和回答,這是“人肉搜索”的最主要應用。像百度“知道”、新浪“愛問”、雅虎“知識堂”等從本質上說都屬于“人肉搜索”范疇。狹義的“人肉搜索”,即通常我們提到的社會層面的尋找具體的人和線索的搜索,雖然這在“人肉搜索”的應用中僅占據很小的一部分,但引發的爭議也最大。本文取其狹義概念。我國“人肉搜索”的發端可追溯到2001年曝光微軟公司的“陳自瑤事件”。2001年,有網民在論壇貼出一張美女照片,并聲稱是自己的女朋友。結果,明眼人很快即查清此照片屬于微軟公司的女代言人——陳自瑤,且貼出了陳的大部分個人資料。陳自瑤事件也被公認為互聯網“人肉搜索”的首次小試牛刀。假如說早期的“人肉搜索”內容以戲謔、娛樂為主的話,那么2006年以后的“人肉搜索”題材則向更廣闊的空間邁進。“從‘虐貓事件’開始,‘人肉搜索’的題材從最初的戲謔、娛樂迅速轉換為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的秩序維護和構建為主。”(1)“虐貓事件”、“銅須”事件、功夫少女事件、史上最毒后媽事件、“錢軍打人”事件、流氓外教案、伊萊克斯女助理案、“譚靜案”、“辱師”事件、“華南虎照事件”、“死亡博客”事件、張殊凡事件、天價頭事件、貞操妹妹事件、香水門事件,以及5·12汶川大地震期間的遼寧女罵人事件、重慶女孩事件等,人肉搜索對事件的走向和最終演化都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彰顯“人肉搜索”巨大監督能量的同時,也將“人肉搜索”推到風口浪尖。“人肉搜索”是一種網民主導的監督方式應該看到,“人肉搜索”確實在不少輿論監督案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人肉搜索”將互聯網“互助、分享”的精神發揚光大,充分發動人際網絡的力量,在監督過程中,甚至不需要媒體的介入就可以扭轉乾坤。“人肉搜索”的監督對象大多由網民自身發現并鎖定,眾多網民摒棄旁觀者的角色,積極參與到監督過程中,形成集團作戰,最后在網民的推動下事情得以逆轉或得到解決。可以說“人肉搜索”是一種網民主導的監督方式,與以往由媒體代言的輿論監督模式相比較,這種監督模式似乎更接近于“輿論監督”。但不能僅憑此就認定“人肉搜索”是網絡輿論監督的新型表現方式,“人肉搜索”若要走上網絡輿論監督的征途,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1.“人肉搜索”與輿論監督的沖突網絡輿論監督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公共性。網絡輿論監督的本義是指,公眾通過網絡對各種權力組織及其工作人員,以及社會公眾人物的監督。后來延伸到公共事務的監督,即凡是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務和人員都應該納入網絡輿論監督的對象范圍。而在“人肉搜索”中,更多的是社會性的道德事件,這些事件或事件中的人物大多挑戰了大眾的道德底線,才引發了網民的“人肉搜索”行為。如虐貓事件中的殘忍虐待小動物行為,銅須事件和死亡博客事件中的第三者行為,功夫少女事件、流氓外教案、伊萊克斯女助理案、“譚靜案”、貞操妹妹事件中的大膽性行為,錢軍打人事件和“辱師”事件中不尊重老人和師長的行為,遼寧女罵人事件和重慶女孩事件中,傷害汶川大地震遇難同胞的言論和行為等。社會道德事件就題材而言雖然是輿論監督的對象之一,但這些道德事件必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公共性才能進入輿論監督的視野。而在“人肉搜索”中,某些事件的起因以及所針對的目標,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公共性,更多的是個人的情感宣泄。正如著名社會學者夏學鑾在分析“銅須事件”時所說,“有的人對事物的判斷往往牽扯了一些個人的事情,攪在一起變成了一個宣泄的工具,在網絡上尋找替罪羊,把平時在現實生活中積累的一些憤怒、不滿轉移、漂移到網絡上來,轉移到別人身上,隨便找一個替罪羊抓來進行發泄。”(2)2.“人肉搜索”目標指向個別具體的人網絡輿論監督是一種軟監督,與行政監督、法律監督等權力監督相比,它不具有迫使當事人作為或不作為的強制力,而是借助網絡輿論造成的精神壓力或形成的社會氛圍。相關的人與事一經報道披露,就處在眾目睽睽之下,無法掩飾和逃避,使得當事人采取符合民意的行動或促使有關部門介入,以權力手段解決問題。而“人肉搜索”則將目標指向一個個具體的人或單位,與網絡輿論監督“對事不對人”、治病救人的姿態相比,“人肉搜索”則顯示出對事件中的人更感興趣,“不求最好,但求最肉(裸露——注)”,不把被搜索人的信息公之于眾決不罷休,而且不少網民也積極參與到了對這些個人或單位的責任追究中。如網民對搜索人的現實圍捕、騷擾等,這就使“人肉搜索”呈現出了更多非軟監督的色彩。3.跟帖結構的影響網絡輿論監督的主體是公眾,而“人肉搜索”的肇事者往往是網絡上較為活躍的人,他們的帖子備受關注,其影響一般通過跟帖的方式擴散開來。細觀跟帖者,他們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有的甚至只出現過一次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有的只是看看熱鬧。這些活躍在網絡上的人充其量只能代表網絡愛好者,且這些人的組合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是一些暫時的、松散的組合,隨著“人肉搜索”的結束、最終內幕的揭曉,這些發言者便迅速解體。明確網絡暴力的界定“人肉搜索”之所以引發劇烈爭議,與隨之而來的網絡暴力密切相關。甚至有人將“人肉搜索”與網絡暴力之間劃等號,認為“人肉搜索”即等于網絡暴力。因此劃清“人肉搜索”與網絡暴力的界限就顯得尤為必要。目前,網絡暴力還沒有明確的學術定義,網絡上將網絡暴力界定為網民對未經證實或已經證實的網絡事件,發表具有攻擊性、煽動性和侮辱性的失實言論,造成當事人名譽損害;公開當事人現實生活中的個人隱私,侵犯其隱私權;以及對當事人及其親友的正常生活進行行動和言論侵擾,致使其人身權利受損的行為。由于當事人及其親友的正常生活受到侵擾屬于侵犯他人寧居權,而侵犯他人寧居權又屬于隱私權的范疇,由此我們將從“人肉搜索”是否侵犯了當事人的名譽權和隱私權入手來分析其與網絡暴力之間的關系。1.“人肉搜索”實施中的損害名譽權即公民、法人對自己的品德、才干、名聲、信譽在社會生活中所獲得的社會評價依法所享有不受侵害的權利。侵犯名譽權的構成要件包括:在侵害方式上,主要以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的名譽;在主觀過錯上,一般是故意,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也可能因過失行為造成他人名譽的損害;在侵害后果上,應對被害人的名譽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侵犯名譽權的抗辯事由是事實的真實性。因此“人肉搜索”中,行為人故意發布網絡通緝令,如果“通緝令”的內容真實,則不構成侵犯他人名譽權;但是行為人通過“通緝令”發布虛假消息,就可能使他人的社會評價降低,從而侵害他人名譽權,給他人造成損害。如5·12地震中的范曉華事件。由于一則“有人在綿陽五一廣場搭建救災專用帳篷并惡意傷人”的網絡傳言,“人肉搜索”立即發動。結果,綿竹團市委書記范曉華被莫名其妙地拖下水。原來,這一次“人肉搜索”的準確性發生了偏差——此范曉華,非彼范小華也。雖屬誤傷,但已侵犯到其名譽權。另外“人肉搜索”過程中不乏偏激的言語,但只要沒有捏造事實,一般不構成侵權。以虐貓事件為例,網友鋪天蓋地的指責都是基于“主角”的不道德行為,即使語言有些偏激,但未傳播虛假事實,因此不應當認定為侵犯名譽權。但若網友捏造事實,造成當事人傷害的,就構成了網絡暴力,可能要承擔民事,甚至刑事責任。2.“人肉搜索”是否等于網絡暴力隱私權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不受他人非法干擾,私人信息保密依法受到保護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公開利用和侵擾的一種人格權。不少“人肉搜索”的啟動都會公布目標人詳細的信息,只要被“人肉”了,目標人的隱私就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姓名、住址、家庭狀況自不必說,甚至照片、三圍、戀愛史都無所遁形。一般來說“人肉搜索”搜集的信息如果符合個人隱私權的構成要件,應當認定其搜索了不具有可搜集性的信息,但不能簡單據此認定“人肉搜索”侵犯了當事人的個人隱私,應視搜集、提供的渠道和方法而定。如果當事人自行在網絡上公開發表文章,將個人的信息在網絡上披露,而“人肉搜索”通過公開渠道獲取這樣的信息,就不能簡單地認定侵犯了當事人的個人隱私權。當事人在網上公開披露,在一定程度可以說明當事人希望他人知道自己的信息,而非不愿公開。如果“人肉搜索”通過木馬程序等黑客程序侵入當事人的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