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三重維度

意識形態的批判是馬克思思想的一個重要理論維度。在其早期著作中,馬克思正是通過對國家、法律、宗教、道德等具體形態的批判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欺騙性與剝削性,并由此立足于對“市民社會”的分析,逐漸創立了唯物史觀。然而,在馬克思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意識形態批判似乎在其理論視野中逐漸消失。在學界,關于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中是否放棄了意識形態批判也未達成一致。就此問題,本文認為,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期并未放棄意識形態批判,而是立足于新的邏輯對意識形態批判進行了理論發展與創新。正如巴利巴爾所言,意識形態批判概念在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消失“并不是說圍繞意識形態展開的所有問題都消失了,只不過換了個名稱,因為‘資本’的發展而取名‘拜物教’。這并非一個簡單的術語替換,在理論上,尤其是在哲學角度上也有實實在在的變化”一、拜物教破題:資本邏輯的自然屬性“異化分析”是馬克思早期意識形態批判的主要邏輯范式。立足于此,馬克思認為,異化是私有財產的前提,而在私有制條件下,“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然而,當馬克思轉入系統的經濟學分析后,意識形態批判似乎在他的理論視野當中消失了。眾所周知,馬克思的理論是批判的革命理論,其重要理論任務就是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性和剝削性,指導工人階級終結資產階級統治。不論是基于理論延續性還是基于革命現實性,馬克思都沒有理由放棄意識形態批判。問題在于,依舊按照以往邏輯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一般性考察,已不能呈現意識形態的復雜性,也必定在面對紛繁復雜的資本主義社會問題時陷入解釋困境。而破題的關鍵在于,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現實。馬克思實現了意識形態批判的邏輯超越,即立足于基于“資本分析”邏輯的拜物教批判來繼續其意識形態批判。在資本邏輯支配下,“體現人的主體本質的對象化活動被異化所支配,生產邏輯意義上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分工變成了這種異化的現實根源。協作與機器的意義也同樣被資本邏輯所改變,生產力發展所節約的時間本該成為人的自由發展的時間,卻成為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條件。”第一,拜物教的意識形態性體現在其遮蔽性上。拜物教用物與物的關系遮蔽了人與人的關系,使由社會關系決定的物的屬性呈現為物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商品拜物教是拜物教的最初表現形式,它來源于價值的形式規定性,即勞動產品的價值采取了商品的形式。換言之,商品將“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第二,拜物教的意識形態性繼而體現在其操控性上。在商品拜物教中,交換價值逐漸被構建為一種具有獨立的發展邏輯的東西,商品的成功交換成為生產者確證自身的唯一標準。具體而言,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商品生產的目的在于獲得交換價值,而非追求使用價值。在此邏輯下,價值本身逐漸從屬于交換價值,商品在交換中成為人們盲目迷信和崇拜的對象,人們由此陷入對交換價值的“物神”崇拜。在貨幣拜物教中,貨幣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擁有了直接交換任何商品的能力。尤其是隨著商品價值轉化為價格(成為一種觀念上的價格存在),實體貨幣在流通中消失,它對世界的操縱性進一步增強。貨幣的強大控制力使其成為“致富欲望的一個對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對象”正如有學者指出,“拜物教是異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基礎性的、普遍的表現形式”二、拜物教批判與“自由、平等、消費”的聯系在早期意識形態批判中,馬克思遇到的最大理論問題就是具體意識形態的問題不能通過其自身得到說明。這主要源于其非現實性,即掌控意識形態的個人和群體將從社會現實中得出的原則固定為一般的、抽象的原則并以此為基礎達到目的,以至于這些原則看似缺少現實根基。然而,馬克思敏銳地發現了意識形態非現實性背后的現實支撐,從而揭示了意識形態的奧秘。早在唯物史觀創立前,馬克思就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將法律、道德、科學等具體意識形態的虛假性歸結為私有制及其造成的異化現象,并企圖通過“異化的復歸”來對這種虛假性祛魅。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正面論述了“市民社會”對意識形態的決定作用。他指出,在私有制條件下,“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然而,僅僅從一般社會存在的層面出發來解釋資本主義生產的復雜性及其決定的意識形態的虛偽性是不夠的。乍看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具有自由、平等的屬性,并使人們誤以為它是歷史上最為合理的生產關系。然而,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實然”與“應然”的矛盾,即所謂自由、平等的生產關系下掩蓋的是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在拜物教批判中,馬克思深入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各環節(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分析中,從而將意識形態批判推進到具體生產關系領域。第一,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動機和決定目的,是資本盡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盡可能多地生產剩余價值,因而也就是資本家盡可能多地剝削勞動力。”第二,資本主義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是剩余價值瓜分過程。首先,在分配領域,工人同生產資料的分離決定了其同勞動產品的分離,他們創造的物質財富不歸其所有,他們生產得越多被剝削得就越多;而資本家則憑借其資本所有權無償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價值,獲得了高額的利潤,占有了絕大多數社會財富。由此,資本主義分配將社會分為兩極:一極是不斷積累財富并實現了對資本的壟斷的資本家,另一極則是不斷遭受貧窮和勞動奴役的工人。為了掩飾對工人剩余價值瓜分的事實,資本家企圖將“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轉化為工資形式,即轉化為勞動本身的價值和價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拜物教產生的根源。正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社會關系外化為商品、貨幣和資本的流通過程,呈現出物與物間的平等交換關系,掩蓋了其背后資本家在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等領域中對工人剩余價值的殘酷剝削。與此同時,在拜物教遮蔽下,人們將物在社會關系中呈現的社會屬性理解為物本身固有的自然屬性,從而,這種誤認和掩飾使整個社會產生陷入了對商品、貨幣和資本瘋狂崇拜、追逐的“拜物教意識”中。在“物神”統攝下,資產階級也陷入了由自身社會關系決定的意識形態操控當中,他們瘋狂追逐并占有資本以擴大再生產,最終,“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之間的對立”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必然造成生產過剩及由此引發的經濟危機,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本主義走向滅亡。可以說,正是借助于拜物教批判,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對象由“理論抽象”上升為“關系實在”,即馬克思批判研究的對象“不再是‘反映’現實的一個‘幻想’,而是在社會生產的實際過程中心起作用的一個不可思議的謎”三、以“辯護經濟學”批判為起點的意識形態批判在早期意識形態批判中馬克思便指出,意識形態家是統治階級的“辯護士”,他們對國家、法律、哲學、宗教等具體意識形態進行合理性論證,以此掩蓋社會矛盾,從而為階級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文化和倫理依據。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謊言很容易被社會現實戳穿,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直接殘酷剝削很容易使意識形態陷入解釋困境。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逐漸“內化”,即由“對工人的直接殘酷剝削”轉變為“商品生產與社會剝削相互貫通”,使得資本家在平等、自由的虛偽面紗下完成了對工人的剝削。資本主義剝削的內化,一方面源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模糊性和復雜性,另一方面則源自“辯護經濟學”的理論論證。具體而言,在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后,斯密、李嘉圖、蒲魯東、馬爾薩斯、巴師夏等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們從封建國家機器的批判者變為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捍衛者,他們通過經濟理論論證資本主義存在的合理性和永續性,論證國家官吏、法官、律師等寄生階層的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對資本主義的任何一個領域都加以推崇,認為“這些領域是同物質財富的生產‘聯系著’的,它們是生產物質財富的手段”第一,在方法論上,“辯護經濟學”將“孤立的個人”視為物質生產研究的起點。馬克思指出,“孤立的個人”是“屬于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實際上,“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第二,在自由觀上,“辯護經濟學”,或者說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將“自由競爭”斷言為生產力發展及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對此,馬克思指出:“自由競爭就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自由發展”,而“包含在資本本性里面的東西,只有通過競爭才作為外在的必然性現實地表現出來,而競爭無非是許多資本把資本的內在規定互相強加給對方并強加給自己。”第三,在歷史觀上,“辯護經濟學”企圖論證資本主義存在樣態的永恒性及其分配方式的歷史性。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可以說,馬克思在“方法論”“自由觀”“歷史觀”等方面對“辯護經濟學”本質的論證,直接揭穿了資本主義法律、文化等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性。通過討論不難發現,僅僅立足于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討論并不能完全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中物與物關系人格化的過程,也即人們是如何從主觀方面認同這種關系并是指內化為自身的生存方式。正是通過拜物教批判,馬克思發現,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并發揮作用,除了資本邏輯統攝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客觀決定作用外,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通過其“辯護經濟學”在主觀方面的意識形態宣傳也發揮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