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津在嘉、雍正朝的位置

福查托津（1755-1835），滿洲香黃旗，出生日期不詳。乾隆四十三年以都察院筆帖式兼軍機章京。此后,歷任倉場侍郎,戶部侍郎、尚書,大學士等要職,并在嘉慶朝后期出任首席軍機大臣。他是嘉道兩朝重要的廷臣之一。通過對托津生平和仕途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嘉晚道初年間的政局。目前,學界有關托津的研究成果尚少。從已發表的學術論文和專著來看,大部分都是在討論嘉道政局,只有涉及到托津時才對其有一個簡單地介紹,更多的是對其政治活動進行論述。筆者目前還未發現有專門研究托津生平和仕途軌跡的論文和專著。本文擬以嘉道兩朝實錄為基礎,結合《清史稿》、《清史列傳》、檔案等史料,對托津其人其事做一個初步的探討,以期能得出一些認識。限于筆者的學識和文筆,如有錯誤之處,還請列位方家和老師批評指正。一、托津的托津任務嘉慶帝繼位之初,四川等地爆發了川楚白蓮教起義,清政府為了鎮壓起義,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嘉慶四年八月,時任正藍旗蒙古副都統的托津奉旨同副都御史廣興押運二百萬兩餉銀至四川前線以供軍用,旋受命辦理軍需。但是托津在川負責辦理軍需只有半年多,即被嘉慶帝以“才具平常,不能辦理軍餉”為由革去差事,令其來京,后又被命為葉爾羌辦事大臣,被貶官去了新疆。導致嘉慶帝對托津不滿的直接原因是后者此前一個月之中連上了兩道索餉奏折。在這兩道奏折里,托津指出了需餉浩繁的原因:首先,戰事在短期內無法結束,仍需要大量的糧餉;其次,為了彌補兵力不足(其實更多的是八旗兵和綠營兵戰斗力的下降),需要招募當地的鄉勇協同官軍作戰;再次,大量因為戰爭而逃離家園的百姓需要救濟;最后,軍餉所過及到達之地方政府的截留導致了其不能足額地運抵前線。基于上述幾點原因,托津只能在軍餉看似充足的情況下繼續索要之。在托津上第二道索餉奏折后,嘉慶帝斥責他“徒添朕之憂悶……甚屬冒昧糊涂,……于軍餉事務漫無籌畫。托津、廣興著即來京供職。”然而,就在托津準備回京之時,又發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托津啟程之前照例要向皇帝上奏折匯報自己的情況,但是他在奏折內并未提及川省軍務現狀,這引起了嘉慶帝的不滿:“今托津并無一語奏及,……實屬糊涂之至。似此無用之人,即使來京,又令其辦理何事?托津著革去副都統,加恩賞給頭等侍衛,前往葉爾羌更換奇豐額回京”盡管托津因為辦理軍需“不力”,被嘉慶帝貶官至新疆,但是由此可見其具有忠厚、誠樸的品質,敢于對皇帝講真話,這在欺上瞞下已經成為一種風氣的嘉道官場是難能可貴的。嘉慶帝也十分看重托津這一點,故在嘉慶八年任命托津為倉場侍郎,讓他擔任起管理漕糧的重任。在倉場侍郎任上一年多以后,托津轉為吏部左侍郎。雖然名為吏部侍郎,但是皇帝卻經常派他去審理案件。筆者認為,其原因還是在于托津對皇帝忠誠樸實,能夠認真地執行嘉慶帝的指示,故仁宗經常派他去處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嘉慶十年九月,時任兩廣總督的那彥成在審問已革南海番禺知縣王軾時,不甘心被劾革職的王軾隨即檢舉出其上司原廣東巡撫百齡的劣跡,當時百齡已調任湖廣總督。嘉慶帝遂命托津、吳熊光前往湖北審查。王軾控百齡之罪主要有三款:其一,擅自截留硃批奏折;其二,濫用刑罰致人斃命;其三:離任時需索地方,并動用大批人力搬運私人財物。百齡只承認前兩款,后一款他聲稱不知情,乃下人任二私自為之。任二自己也攬下了這些指控。嘉慶帝命托津、吳熊光再次審問任二,打算從他的身上打開缺口,不僅指出其供詞中不合常理之處,而且親自指示托津等人對任二展開心理戰:“著托津等即傳該犯到案,向其開導……此時爾欲認罪護主,但爾主尚有他款罪名亦難輕減。……不妨據實供出,□汝主罪名亦無甚增加,而汝尚可□寬定罪。”托津憑借自己忠厚樸實的性格和對嘉慶帝的忠誠,在辦理差事時,認真地執行著嘉慶帝的每項指示,因而獲得了嘉慶帝信賴和垂青。所以,有些不在托津職責之內甚至其不擅長的差事,嘉慶帝也會交由他去辦理。嘉慶十八年,天理教在山東發動起義,占領了一些縣城。嘉慶帝在派將領帶兵前往鎮壓的同時,也把毫無軍事經歷的托津派去指揮。此外,從嘉慶帝的諭旨中我們不難發現,皇帝對前方軍事將領似乎不是特別信任,總是令托津“督率”某人作戰:“前因那彥成在衛輝遷延旬日……特派托津前往督辦,……托津著先馳至馬瑜軍營認真督辦。”憑著皇帝的垂青和信任與自己誠樸的為官之道和對皇帝的忠誠,托津一路青云直上,由侍郎而尚書,由尚書升任大學士。嘉慶十九年八月,托津被授為東閣大學士。三年后,在松筠被罷免大學士之后,托津直接越過此時資歷最久的董誥,接替松筠為領班大學士。第二年董誥致休后,托津又成為了首席軍機大臣,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第一重臣。二、托津等人既堅持祖制又不走樣,也不忘“推動”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年已六旬的嘉慶帝率領王公百官進行木蘭秋狝,駐蹕避暑山莊。二十五日,嘉慶帝突然駕崩。經過短暫的混亂和不安之后,奉大行皇帝遺詔和皇太后懿旨,由二阿哥綿寧(后改名旻寧)繼位為帝,即道光帝。由清代官方編篡的《清仁宗實錄》和《清宣宗實錄》這樣記載嘉慶帝的死和道光帝的繼位:“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己卯,向夕,上疾大漸,召御前大臣賽沖阿、……公啟鐍匣,宣示御書:‘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綿寧’”。“戌刻,上崩于避暑山莊行殿寢宮”從兩位皇帝的實錄上看,似乎一切都十分自然和順利。然而,從《清史稿》中對在場的幾位顧命大臣表現的記載來看,鐍匣似乎是在嘉慶帝崩逝之后開啟的:“(嘉慶)二十五年,仁宗崩于熱河避暑山莊,事出倉猝,托津偕大學士戴均元手啟寶盒,奉宣宗即位。”根據這兩位當事大臣的傳記,我們可以看出,立儲密旨不僅沒有在嘉慶帝駕崩前被宣布,而且在其死后一段時間里也沒有被找到,否則也不會出現一個由支脈疏遠的宗室(即禧恩)建議何人繼位的局面了。而托津等人猶豫不決,堅持一切得以先皇的立儲密旨為準,否則稍有不慎,對國家、對自己都是彌天大禍。筆者認為,托津等人不是反對旻寧繼位,否則后來就不僅僅是罷免軍機大臣那么簡單了。托津只是在堅持祖制,一切以遺詔為準,加上他一貫謹慎小心的性格使然。眾人因為立儲之事爭執不下,而鐍匣又一時未找到,只得派人回京報太后(即嘉慶帝皇后)知道并呈請定奪。二十九日,太后懿旨到熱河:“奉皇太后懿旨,……皇次子智親王仁孝聰睿、英武端醇,現隨行在,自當上膺付托,撫馭黎元。但恐倉猝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諭。而皇次子秉性謙沖。素所深知。為此特降懿旨。傳諭留京王大臣馳寄皇次子,即正尊位。”太后懿旨到熱河時,眾臣已找到并公啟鐍匣后奉宣宗繼位,整個過程有驚無險。但是就在這最高權力出現真空的一段時間里,眾臣的表現卻直接影響乃至決定了其后來的政治前途和命運。托津、戴均元因為堅守祖制,沒有在立儲密詔找到之前就堅決擁戴旻寧繼位,這給后者留下了一絲陰影,導致了二人在道光朝被邊緣化。嘉慶帝死后,照例要頒行遺詔于天下,其內容無外乎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但老皇帝是猝死,來不及書寫,這篇遺詔實際上是由以托津領銜的軍機大臣們寫成的,由道光帝批準頒行天下。很快,編修劉鳳誥發現了遺詔中有錯誤:高宗皇帝本應是誕生于北京雍和宮,但是軍機大臣們在遺詔中寫成了避暑山莊。劉鳳誥通過大學士曹振鏞將之告于道光帝。道光帝令托津等人明白回奏。托津等人奏稱誕生于山莊之說源于乾隆皇帝的御制詩文集中誕生于“山莊都福之庭”之語。然而道光帝對此解釋非常不滿,他說:“朕敬繹皇考詩內語意,系泛言山莊為都福之庭,并無誕降山莊之句。當日擬注臣工誤會詩意。茲據軍機大臣等稱實錄未經恭閱,尚屬有辭。至皇祖御制詩集久經頒行天下,不得諉為未讀。實屬巧辯。”嘉慶二十五年夏秋之際的這場政治風波是托津仕途中一個重大的挫折,托津雖然沒有被徹底革職為民,但是就高層政治而言,托津已經被邊緣化了。縱觀道光初年的政局,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軍事行動上,托津所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力微乎其微。筆者認為,從確定自己被秘密立為皇儲的時候,道光帝應該就有了改組軍機處人事的想法了,遺詔事件只不過是給他提供了一個契機。否則,他也不會在“案”發的第一時間就先行革去二人軍機大臣的差事,然后再交部議處了。其次,道光帝說托、戴二人“俱已年老”,令其退出軍機處。但經查托津當年為65歲,新當選軍機大臣的曹振鏞也是65歲,并很快就成為了首席軍機大臣。很明顯,“年老”之由顯然是托詞。綜上所述,道光帝意欲撤換樞臣是這場政治風波發生的根本原因,七月的繼統事件則是催化劑,而直接促成這場軍機變局發生的是九月的遺詔事件。三、托津預處理和管理理藩院事務從總體上看,托津在道光朝的權勢和影響力明顯不如嘉慶朝,直接原因當然是在繼統事件中,道光帝認為托津沒有堅定地支持自己,此人不能作為親信大臣繼續重用之,因此借遺詔事件革去后者樞臣之職,將其逐出權力中心。但是托津作為領班大學士,在道光初年的政壇上仍發揮著一定的作用清朝皇帝經常會因為進行祭祖、謁陵、秋狝等事而離京一段時間。這段時間,皇帝會經常留一些王公、大臣在京處理政務。領銜的一般是親王,或者是非兼任軍機大臣的大學士。留京王大臣處理的也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庶政,循章處理即可,遇有重大事件還是要緊急飛奏行在交皇帝裁決。嘉慶朝時期,托津身為領班大學士兼首席軍機大臣自然要隨時跟在皇帝身邊,除非嘉慶帝派他外出辦差,所以這個時期托津幾乎很少在皇帝外出時留京辦事。到了道光朝,托津因為不再兼任軍機大臣,也沒有擔任總督、將軍。身為領班大學士,他要專職留在內閣“辦事”。皇帝離京后,托津要留京辦事:“道光二年十月丙午,諭內閣:朕此次恭謁西陵,敬詣昌陵,行釋服禮。著派莊郡王綿課、大學士托津……留京辦事。”管理部院事務是清朝大學士的一個重要差事。幾乎每位留京的大學士都會管理部院。雖然有些情況下,大學士管理部院事務是皇帝賜予某位元老勛臣的榮譽職、差,并不需要他們經常到部視事,但是對于那些仍處于壯年,皇帝需要他們輔佐治理國家的大學士來說,這是一項重要的差事。托津退出軍機處之后,除了要負責一些禮儀性的差事之外,再就是管理部院事務了。道光年間托津奉旨管理理藩院和刑部事務。托津管理理藩院期間正值清廷平定張格爾之亂之際。因為托津既不是軍機大臣,也不是武將,所以他在整個平叛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微乎其微。但是作為管理理藩院的大學士,托津還是參與了一些與新疆軍務相關的事務。其一,與其他大臣議覆了欽差大臣那彥成有關新疆軍政重建的奏折:“上諭內閣曰:‘新疆西南兩路……著照托津等所議,嗣后哈密辦事大臣與吐魯番、巴里坤古城……歸烏魯木齊都統兼轄’。”道光七年五月,托津奉旨管理刑部事務,在這之前的一二十年間里,托津經常外出審案,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故道光帝派他管理刑部。在管理部務期間,托津也親自參與審結了不少案件。盡管托津以領班大學士的身份繼續在道光朝發揮著自己的政治影響,皇帝也給予了他相應的禮遇。但是托津權勢的大小與受到皇帝信任的程度遠不能和其在嘉慶朝相比。主要有如下幾點表現:首先,托津在嘉慶十年即成為了軍機大臣,此后十五年里一直在軍機處行走,深得嘉慶帝的信賴與倚重。而道光帝剛剛繼位,便革去其樞臣之職,此后直到托津致仕,他再也未成為軍機大臣。其次,嘉慶朝晚年天理教在山東發動了起義,托津只是一介文官,并且毫無軍事指揮經驗,皇帝仍然派遣他去總理平叛事務,這其實就是對托津莫大的信任。而到了道光六年,張格爾叛亂爆發時,托津不僅沒有再到前線督戰,而且連參與商討軍事決策和制訂的資格也沒有。兩位皇帝對其信任和依賴的程度,對比之下,差距明顯。再次,托津在嘉慶朝幾乎沒有留京辦事的記錄,而到了道光朝,托津奉旨留京辦事幾成常態。很明顯,道光帝對托津的信任和倚重程度不比其父。由上述可見,托津在道光朝的實際權勢和影響力已經明顯下降了。四、托津等人的原因道光十一年十一月,托津因病呈請致仕,道光帝批準之。十五年卒,令以大學士之禮治喪,謚文定。對于這位三朝元老,道光帝給他的蓋棺之論是“宣力五十余年,資望深重。歷事三朝,渥承恩眷。辦事實心,老成公正。”托津前期的仕途之路可以說是嘉慶官場升遷之路的范本。受和珅案的影響,嘉慶帝十分痛恨大臣專權,沒有按照他的意志做事甚至對他的旨意提出異議的大臣大多被視為專擅的行為。同時,他對很多大臣極為不信任,認為他們總是在蒙蔽自己(大多數情況下的確如此)。故嘉慶帝重用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