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時代古籍目錄的分類及名錄

中國古代的經典就像大海，是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歷代的典籍,有許多佚失不傳,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保存下來了。我國的古籍目錄就著錄了封建社會歷代典籍佚失或留存的狀況。但是,中國古代目錄學家編纂的目錄,不僅限于著錄歷代典籍的存與亡,我國的古籍目錄還有另外的功用,這就是反映歷代學術發展、演變的狀況,敘列學術發展的脈絡、源流,評價人品、學術之優劣、短長。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是密不可分的,是中國古代學術的組成部分。1從《七略》六分法的四分法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有一個形成的過程。我國最早的綜合性圖書分類法是西漢末期劉歆《七略》所開創的六分法。《七略》所分六大類是: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六藝即六經,指《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種儒家經典。所謂六經,原本是儒家學派的教科書,自漢武帝以后,統治階級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儒學定于一尊,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的基礎,儒家典籍也升格為官方學術,其尊崇與權威性有如法典。六藝略中著錄的,就是六經和《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以及官方認可的經學家們對這些經典的闡釋。諸子略中包括了自先秦至漢初流行的主要思想流派的學術著作,共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九家。九家之后還有小說家,小說家所著錄,多屬“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與諸子各家的成一家之言、主一家之說有本質的區別,因此小說家雖入諸子一類,但卻不屬諸子一流。詩賦略包括楚辭、賦、詩歌。楚辭與賦,本是兩種不同的文體,但漢代人習慣于辭賦并稱,把楚辭與賦混為一談,詩賦略中著錄的屈原作品名稱就是“屈原賦”,與“枚乘賦”、“司馬相如賦”等收在一類。《七略》以“詩賦”這一名稱,將先秦至西漢時期主要的文學作品楚辭、詩、賦就都包括在內了。兵書略著錄的是各種軍事著作。數術略包括天文、歷譜、五行、地理等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的著作,也著錄了一些如占卜、看相之類的書,這與當時科學不發達密切相關,體現了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與人們的認識能力。方技略著錄的是醫學方面的書籍,其中也有神仙長生之術。神仙方術與戰國秦漢方士有關,也是東漢以后形成的道教的源頭之一。《七略》所分的六大類,反映了先秦至西漢時期我國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發展的概貌,與當時的學術狀況是相適應的。我國最早的典籍分類法——《七略》的六分法,與后來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是有區別的。四部分類法產生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它的確立,以唐初修成的《隋書·經籍志》為標志。自《隋書·經籍志》以后,四部分類法在中國封建社會典籍分類領域中占據了正統地位,一直到封建社會解體,不時出現的其他的分類法,始終也未能取代四部分類法的地位。從《七略》的六分法到《隋書·經籍志》的四分法,自西漢末期到唐初,這中間經過了六百年,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學術也發生了變化。《七略》的六分法是漢代學術的產物,經過六百年之后,隨著學術的變化,圖書分類法也必須作相應的改變,才能與變化了的學術相吻合,并正確地反映學術。那么西漢時期的學術狀況與魏晉南北朝至隋的學術狀況相比,究竟有哪些不同?通過分析《隋書·經籍志》分類法與《七略》分類法之間的變化,或可了解西漢至隋學術發展變化的大致線索。概括地說,以《隋書·經籍志》為代表的四部分類法與《七略》的六分法有三點不同。(一)史部的設立。在《七略》中,歷史書籍還沒有獨立的類目。先秦至西漢的史書,如《國語》、《世本》、《戰國策》、《史記》等,都附于六藝略春秋類。這樣作是有原因的。《春秋》是魯國的史書,孔子曾以此為教科書,教授儒家弟子。把歷史書籍歸入春秋類,從學術淵源上來說是合理的。但是《春秋》成為經書以后,其地位決不是史書所能相比的,只是由于當時史學尚不發達,歷史書籍無論是數量還是種類,都不具備獨立的實力,只得將其附于春秋類,也算是源流相符。誠如梁阮孝緒所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七錄序》)在古籍目錄中,歷史書籍有了獨立的地位,最早見于西晉荀勗《晉中經簿》。但由于戰亂,典籍匱乏,荀勗并未將歷史書籍再行分類。南朝梁阮孝緒的《七錄》,分群書為七類,其中記傳錄專記史書,記傳錄又分十二類,共著錄史書1020種,14888卷。《七錄》已佚,無法細考,但僅看其記傳錄所分的十二類以及著錄史書的數量,便可知在阮孝緒的時代,史學已經成為獨立的學科,有了相當規模的發展。《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分十二類,就是據《七錄·記傳錄》的十二類變化而來。《隋書·經籍志》史部,分類嚴密,自成系統,學術源流清楚,著錄隋代現存史籍817部,13264卷。此時的史學已是獨立支持的大樹,與《七略》時附于“春秋”之驥尾,已不可同日而語了。我們通過分析《七略》史書的著錄與《隋書·經籍志》史部著錄的不同,可以窺見西漢至隋,史學發展變化的軌跡。《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分類,奠定了此后正統目錄史部分類的基礎,直至清代,歷代目錄史部的分類都以《隋書·經籍志》為模式,其變化只是局部類目的增減離合,未有根本性的變動。(二)諸子與兵書、數術、方技等類合并為子部。在《七略》中,諸子一類只包括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可說是名副其實的諸子類。四部分類法中的子部,所含內容卻復雜得多。諸子的產生與勃興,與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密切相關。戰國末期,隨著統一的政治局勢的形成,諸子各家也由爭鳴走向相互融合。秦統一之前產生的《呂氏春秋》,漢初的《淮南子》,都是順應政治上統一的趨勢,融合各家思想的雜家著作。漢初,經過一個時期休養生息,國家經濟得到恢復,統一的封建帝國逐步鞏固。政治上的統一、專制需要思想上的統一與之相適應。于是,儒家思想由于自身具備的特點而被歷史選中,成為封建專制國家統治思想的核心。儒家典籍被奉為官方經典,對這些經典的闡釋、發揮成為經學的主要內容,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統治階級還利用手中的權力,把讀經與仕途相結合,致使“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在專制統一的政治思想氛圍中,決不容許不同思想的爭鳴。統治者大力扶植儒家,其尊崇地位諸子各家無法與之抗衡。諸子爭鳴的歷史時代已經結束,諸子的生存、發展失去了客觀歷史條件。與儒家獨尊相聯系的是諸子的罷黜與衰微,這種學術上的變化反映在古籍目錄中,就是諸子類典籍減少,不能獨自成類,只得與其他類目合并。《隋書·經籍志·子部序》說:“《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技之略,今合而敘之,為十四種,謂之子部。”四部分類法中的子部,正是以《七略》中諸子、兵書、數術、方技四類為基礎而形成的。自此以后,歷代目錄子部的類目,大都據《隋書·經籍志》分子部的類,稍作變通而成。自漢代以后,先秦諸子日漸衰微,佛教與道教興起并逐步發展壯大。魏晉時期,佛教與道教為了生存,都曾依附于玄學。南北朝時期,佛教、道教開始獨立發展并在華夏大地上扎下根。隋唐時佛道鼎盛,儒佛道三家鼎立并趨向合流。到宋代,產生了以儒學為本,吸收佛道兩家的新儒學——理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統治思想。佛道兩家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中由最初被排斥逐漸發展為被接受,最終與傳統文化融合并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一發展過程,在古籍目錄中也可窺見端倪。佛教與道教有各自的經典,有與其性質相適應的獨立的典籍分類系統和專科目錄。東晉時期就已有僧人編的佛經專科目錄;劉宋時有道士編的道經專科目錄。古籍目錄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收錄典籍的標準自然與佛道不同,但佛道二教對中國古代學術產生的影響必然會在古籍目錄中得到反映。據典籍記載,西晉荀勗《晉中經簿》著錄有佛經。《晉中經簿》已佚,無法考知詳情,但至少說明,佛經在當時已有了一定的規模和數量,才有了著錄的必要。從歷代古籍目錄對佛道典籍著錄的情況來看,古籍目錄對佛道典籍的著錄,是隨著佛道二教在中國古代學術文化領域中地位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為了便于敘述,姑且將這種變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南朝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和《隋書·經籍志》。這三部目錄雖然分類法不同,但共同點是都將佛道典籍附于正統典籍的分類之后,就是說,在這三部目錄中,佛道典籍是被置于正統典籍的分類法之外的。第二階段是《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在這兩部目錄中,佛道典籍的地位有了改變,進入了四部分類法,但是依附于子部道家類,沒有獨立的類目。第三階段始于北宋官修的《崇文總目》,子部道家類之外,又立道書類、釋書類,佛道典籍在正統古籍目錄中有了獨立的類目,其地位與諸子各家相同了。自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與道教合并為一類,名曰道家。道教在發展過程中,為抬高自己,奉老子為教主,依附于道家,后世道教與道家合流,已不可分。鄭樵合道家、道教為一類是合乎情理的。清代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有釋家、道家,其道家一類就是合道家、道教而成。總之,自北宋始,佛道典籍在古籍目錄中有了獨立的地位,佛道二教終于被中國思想文化領域所接受、認可。古籍目錄對佛道典籍著錄的變化,與佛道在中國古代學術領域中地位的變化是相吻合的。(三)文學的日益發展產生了集部。文學作品在古籍目錄中最早的類目是《七略·詩賦略》。西漢時期,文學尚不發達,文學作品主要是詩與賦。諸子文章在當時被視為立一家之言的學術著作,與詩賦不能相提并論。東漢以后,隨著社會的進步,各種文體因現實生活的需要而日漸齊備。經學由于自身的沒落以及農民起義的沖擊走向窮途末路,儒家思想的統治大為削弱,思想界出現了寬松活躍的局面。文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南朝王儉的《七志》,改詩賦略為文翰志。《七志》已佚,所收典籍無由得見,但由“文翰”這一類目名稱,可知當時的文學作品已不僅限于詩賦,而是將文章包括在內了。梁阮孝緒因“頃世文詞,總謂之集”,于《七錄》中設文集錄,著錄文學作品。文集錄分楚辭、別集、總集、雜文四類,可見當時文學作品在種類、數量上都很可觀。后來,《隋書·經籍志》改“文集錄”為“集”,成為四部分類法中的集部。《隋書·經籍志》集部類目是據《七錄·文集錄》而來,分為楚辭、別集、總集三類,奠定了此后歷代目錄集部分類的基礎。從《七略》的六分法到《隋書·經籍志》的四分法,在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史上是一個轉折,自《隋書·經籍志》以后,圖書分類法不曾有大的變動,只是隨著時代與學術的發展,在各部之內有類目的增減離合的變化。這說明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學術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封建時代的主要學術都在此時得到獨立的發展。反映在圖書分類領域中,就是經過重新調整、組合,封建時代的學術最終在以《隋書·經籍志》為代表的四部分類法中得到了合理的安排和恰當的反映。換句話說,四部分類法體現了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的圖書分類法的學術觀點和等級觀念,適應了封建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需要。當然,這并不是說,四部分類法確立之后,古代學術就沒有發展了。《隋書·經籍志》以后,學術的發展變化仍然可以從各部類目的變化中找到線索。古籍目錄類目的變化與學術的變化是息息相關的。2《隋書經籍志》子部的內容時代在前進,學術也在發展變化。一種學術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點和內容,人們對一種學術的看法也會因時代的不同而有不同。我們以子部為例。子部源于西漢劉歆《七略·諸子略》。諸子略包括所謂九流十家,是先秦至西漢主要的思想流派。其中小說一家不在諸子之列,因此劉歆在諸子略序中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見《漢書·藝文志》,下同)在小序中,劉歆敘述了諸子各家的起源以及各家的性質、特點、長處、短處,在大序中,對諸子各家作了概括總結。他認為,諸子各家“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諸子之間是相互爭鳴、相互促進、相互吸收的關系,這種看法是符合諸子各家發展的歷史事實的。各家雖有不同,各有短長,但其宗旨都與六經相通,所謂“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如能對九家舍短取長,都于治理國家有利。劉歆認為九家中儒家“于道最為高”,但他對其他各家并不排斥,主張取各家之長為統治階級所用,這說明諸子在漢代的地位比較高,統治階級對諸子各家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態度。隨著儒學定于一尊,漢代以后,諸子日漸衰微,在古籍目錄中不得不與其他類目合并。《隋書·經籍志》的子部就是合并《七略》中諸子、兵書、數術、方技四類而成的。《隋書·經籍志》的子部分為十四類,與《七略·諸子略》相比,增加了諸子之外的其他內容。對于諸子的看法,《隋書·經籍志》與《七略》沒有根本的不同,只是把諸子之外的其他類目與諸子相中和,認為諸子各家是“圣人之教”,兵及醫方等屬“圣人之政”,它們都各有所偏,“各崇所習”,只要“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便可達到“興化致治”的目的。《隋書·經籍志》子部在內容上與《七略·諸子略》有較大的不同,但其對子部的評價和看法,與劉歆對諸子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部分為十八類,包括神仙、釋書兩類。自北宋官修目錄《崇文總目》,佛道典籍改變過去依附他類的狀況而有了獨立的類目,這與唐宋以來佛道二教在中國學術領域地位的提高密切相關。晁公武承襲劉歆、《隋書·經籍志》的看法,認為諸子各家是“先王之教”,醫卜技藝等是“先王之政”,因而將它們合于一類是合宜的。對于漢以后興起的佛道二教,晁公武心存疑慮。他認為,諸子出于圣人,有補于時,但由于學者之失,致使莊老亡晉,申商滅秦。佛道不出于圣人,其勢力已與儒者相抗衡,若學而又失,必將造成禍患。晁公武以封建正統的儒家觀念看待儒家之外的道家、法家及佛教、道教,把國家的興亡歸結于某一種學術,反映了他的片面性和排斥佛道的封建保守觀念。另一方面,他指出“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為其所誤者鮮矣”(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子部神仙家·道藏書目》),從反面證明了當時佛教、道教傳播廣泛、深入人心的盛況。晁公武對子部各家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們通過了解晁公武的思想觀點,可窺見南宋一部分官僚知識分子學術思想之一斑。清代乾隆年間編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是封建社會規模最大也是最后一部官修目錄。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古籍目錄編纂體例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古代學術的淵藪。以子部而言,《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的總序、小序,等于是對子部所包括的學術作了總結。《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分十四類,這十四類的排列次序不是隨意為之而是自有其道理。《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序》對每一類的性質、特點、地位、作用都予以說明。比如,子部總序說:“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寇賊奸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農、黃帝以圣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等等。子部總序還把十四類劃分為不同的檔次,如儒、兵、法、農、醫、天文算法六家,屬“治世者所有事也”;術數、藝術為“小道之可觀者”;譜錄、雜家、類書、小說,是“旁資參考者”;佛道二教則屬于外學。實際上,這是以封建的正統觀念及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學術標準對子部所屬各種學術進行衡量、評判,其階級地位與歷史的局限所帶來的偏見與曲解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子部典籍在整個封建典籍中所處的地位,《四庫全書總目》說得很清楚:“夫學者研理于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余皆雜學也。”子部典籍不過是雜學,是不能與經史相提并論的。子部中的儒家,只有幾位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他不外雜學,于封建統治有裨補的作用。由于時代的變遷,諸子的地位已不能與漢代相比。自宋代以后,理學成為統治思想。統治階級加強了中央集權與思想專制,諸子各家更無地位可言,因此,《四庫全書總目》將墨、名、縱橫三家并入雜家類,就不是偶然的了。我們憑藉自漢代至清代古籍目錄的大序、小序,對子部的學術源流有了一個歷史的、概貌的了解,古籍目錄為我們提供的,不啻一部簡明學術史。3關于孔子思想劉向開創的為每一部書撰寫敘錄的方式成為我國目錄學的優良傳統。后人起而效法,使敘錄撰寫方式得到發展提高。宋代是提要目錄發展成熟的階段。清代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是我國封建社會提要目錄的集大成者。清代有歷代編纂目錄的經驗可供借鑒,其提要的撰寫從體例來說更加完善。《四庫全書總目·凡例》說:“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我們可以看到,凡例所規定的提要寫作的體例,基本原則與劉向敘錄相吻合。如果說,古籍目錄的大序小序是針對某一種學術,那么提要針對的就是一部書。提要的內容涉及到一部書的各個方面,如作者生平,所著書的主要內容,該著作在流傳過程中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的情況等。這些內容是學術海洋中的一朵浪花,是中國古代學術的組成部分。從提要的思想觀點來看,它與所處時代及提要撰寫者的思想傾向密切相關。同一部書,不同時代的人或者同一時代不同的人評價它,會得出不同的看法。我們以《荀子》這部書為例。荀子師承孔子以來的儒家,是戰國末期儒家大師。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對以后封建社會歷代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產生了深刻影響。他作為先秦時期新興地主階級思想家,其思想在地主階級處于進步和革命時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封建社會的鞏固,荀子某些曾起過進步作用的思想,對于走向下坡路的封建地主階級便不再合口味,因此,荀子的思想在漢代以后逐步不被人重視,并受到排斥。荀子思想在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不同遭遇,在提要目錄中也有反映。劉向曾校定荀子的著作,所寫敘錄完整地保存下來了。劉向在敘錄中,述說校書情況,概述荀子生平,指明荀子思想及學術的特點。劉向認為,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唯孟軻、荀卿為能尊仲尼”,將荀卿與孟軻、董仲舒相提并論。劉向對荀卿的看法并非偶然,是有代表性的。司馬遷《史記》將孟子與荀卿合傳;董仲舒則“作書美荀卿”(見清姚振宗《師石山房叢書·別錄佚文》),這都說明漢代人視荀子與孟子地位相同,以荀子為學出孔子的大儒。唐代,楊驚為《荀子》作注。大儒韓愈稱《荀子》一書:“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以荀子為“大醇而小疵”,對荀子的評價與漢代無異。到了宋代,情況便不同了,封建社會后期,出于加強專制統治的需要,在統治思想上也提出了建立新體系的要求。孟子作為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和儒家集大成的思想家,他的仁義思想、性善論、主觀唯心主義等,正適應了封建地主階級建立新的統治思想體系——理學的需要。因此,孟子的地位在宋代更加提高,《孟子》一書被列入《四書》,由“子”升格為經。與此相聯系的是荀子的被貶斥。荀子在中央集權建立前夕,為統一學術思想對先秦十二子進行了批判,著重批判了戰國時期影響最大的子思、孟軻學派。荀子與孟子是儒家內部的不同學派,荀子堅持唯物主義,孟子屬唯心主義;荀子提倡性惡,孟子主張性善,這些不同點都使得荀子對孟子持批判態度。由于孟子思想與理學思想體系的關系,由于孟子在宋代的尊顯地位,而荀子不但在思想上與孟子對立,其思想與理學也有相悖之處,這就不能不遭到理學家的攻擊了。朱熹貶低性惡論,斥荀卿思想為“異端”;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