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正規就業者的未來(上) 摘要：中國政府把勞動力市場的正規化當作近年來的政策目標，本文從兩個層面評估了這個目標是否正確：非正規就業者是否需要走向正規化?如何走向正規化?從微觀層面上看，非正規就業者的教育收益率不低于正規就業者，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高是有效率的；從城市層面看，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非正規化會自動下降。這兩個結果意味著，促進勞動力市場正規化未必是一個恰當的政策目標，政府需要設法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但不必強迫勞資雙方簽合同。關鍵詞：非正規就業，工具變量，教育收益率一、引言向市場經濟轉型帶來的競爭使傳統的國有集體經濟部門萎縮，新興部門則發展壯大，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的圖景：勞動力資源

2、配置效率提高和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上升同時發生。其他轉型國家也都無一例外地經歷了這種靈活性上升、安全性下降的市場變化(卡則斯等，2005)。新興部門內這個日漸增大的勞動者群體，被政府和學術界稱為“非正規就業者”或“靈活就業者”。蔡昉等(2004)利用中國政府部門統計體系的特點，對非正規就業者的規模進行了推算，雖有誤差，由于口徑一致，還是能從中看出非正規化的變動方向：非正規就業者在2002年達到峰值，在所有的城鎮勞動者中，大約占39%。一些研究者利用微觀數據，描述了這個群體的崗位特征：工作時間長、工資水平低、崗位不穩定且缺少社會福利。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于2002年12月所做的勞動力市場調查的數據(66

3、城市)顯示，新興部門內的非正規就業者的比重為85.5%，傳統部門內的非正規就業者占23.4%(吳要武、蔡昉，2006)。與正規就業崗位上的同伴相比，非正規就業者的工作條件不讓人羨慕，但也決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樣“令人沮喪”。近年來，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迅速減少，城鎮則開始面對“缺工現象”，靈活的城鎮勞動力市場做出的反應就是提高工資。2003年以來，以農民工為代表的非技術勞動者，平均月工資從2002年的約600元上漲到2007年的約1500元。這意味著，非技術勞動者的供給曲線由過去的水平型變成向右上方傾斜型。一些學者判斷，中國發展階段中的“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蔡昉，2007，2008)。同樣始于2

4、003年，城鎮勞動力市場上的非正規化程度出現持續下降。普通勞動者的工資迅速上升與非正規就業比重下降同步，顯然不是一種巧合，見附圖1。一個重要的問題擺在經濟學家面前：如果經濟增長持續下去，非正規就業者能在提高工資水平的同時，也提高就業穩定性嗎?“體面就業”能夠自動實現嗎?這個問題盡管尚未得到回答，政府的政策已經走在了前面：2007年，中央政府出臺了勞動合同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它們分別于2008年1月1日和5月1日開始實施。這是比連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更明確的信號：政府希望通過相關立法，“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解決勞動力市場非正規化問題。此前，中央政府一直是鼓勵靈

5、活就業的。本文根據城鎮勞動力市場業已發生的變化，研究就業穩定性的變化，回答兩個相互聯系的問題：在當前發展階段上，勞動力市場正規化是個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標嗎?通過什么途徑才能走向正規化?二、研究框架本文對城鎮勞動力市場非正規化程度演變路徑的分析，從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開始，這是非正規就業出現的歷史起點，也是經濟分析的邏輯起點。改革之初，城鎮勞動者基本上都是安全性高的正規就業看。隨著向市場經濟轉型，城鎮新興部門和勞動力流動出現，盡管大多數城鎮勞動者寧愿在傳統部門前排隊等待也不愿進入新興部門，新興部門還是通過市場工資吸納了大量農村轉移勞動力和排隊群體中的退出者，在取得自身發展壯大的同時，也改變了城鎮勞動

6、力市場的格局：勞動力市場的非正規化程度上升了。因競爭而有了內部激勵的傳統部門也愿意到市場上雇傭廉價勞動力，對他們實行差別待遇，這是非正規化的另一個途徑。高速增長已持續30年，剩余勞動力接近枯竭，城鄉非技術勞動者的工資都在上升。“工資上升”既包括貨幣工資提高，還包括社會保障范圍擴大，簽訂書面合同提高就業穩定性等。非正規化程度經歷過一段時間的上升之后開始下降。可以推斷，像中國這樣同時創造了高速增長又向市場轉型的國家，勞動力市場非正規化的變化，從時間上應該經歷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路徑。附圖1提供了初步的經驗證據。中國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一些地區的發展水平高于另一些地區，這種經濟格局使中國

7、城鎮勞動力市場的非正規化程度有了地區差異，這為尋找決定非正規化的因素提供了可能。本文觀察2005年的城鎮勞動力市場，這時，非正規化已在下降過程中(見附圖1)。可以推斷，一些轉型較早、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已經走過了“工資低廉、就業靈活”階段，勞動力市場的非正規化程度已經下降；另一些轉型較晚、發展水平不高的地區，正在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仍處于“工資低廉、就業靈活”階段，勞動力市場的非正規化程度仍然很高，甚至仍處于上升階段。各城市2005年的人均GDP(對數值)與非正規化之間的關系顯示：隨著人均GDP的提高，非正規化呈加速下降的態勢(見附圖2-1)。在探討非正規化的決定因素之前，須回答另一個重要問題：

8、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需要走向正規化嗎?1.走向正規化有效率嗎?非正規就業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低于正規就業崗位上的同伴，其他條件不變時，非正規就業者本人是愿意進入正規就業崗位的。但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降低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并提高安全性，是改進了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還是降低了效率?這是判斷是否需要政策干預的經濟學依據。只有弄清兩個勞動者群體內各自的人力資本收益率，才能判斷非正規就業者未來的方向。本文把教育收益率視為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如果正規就業者群體內的教育收益率更高，則幫助非正規就業者走向正規化，就是改善了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反之，干預會降低市場的效率。2.通過什么途徑走向正規化?勞動力市場走向

9、正規化是與產業升級、提高技術結構相伴的。如果產業結構調整或升級由競爭性廠商依據市場信號進行，政府很難把低技術結構人為推進到高技術結構。因為產業調整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而中國的資本市場對新興部門來說有很高的門檻，以低技術結構為主的新興部門廠商很難從國有銀行融資以提升技術結構。產業升級主要依靠廠商自己的積累。廠商是否愿意產業升級的另一個條件是要素價格的變化：只有工資上升到足夠高，使資本變得相對廉價，廠商才會選擇用資本替代勞動。因此，“資本可獲得”與“要素價格變化”是民營企業升級的兩個條件。市場能夠自發完成這種產業調整嗎?把觀察對象設定為城市并在一定時間跨度內分析，則“產業結構決定就業質量”的命題就

10、可以進行經驗檢驗：隨著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一些發展水平高的城市，資本開始變得相對充裕，勞動力開始變得相對短缺，會最先遭遇工資上漲，要素稟賦結構改變了，這時，提高技術結構和資本密集度是有利的。這些城市新興部門的廠商，會率先提升產業結構，提高就業安全性。因此，發展水平越高的城市，非正規化程度會下降得更快。這個理論推斷與各個國家的經驗事實是一致的：發達國家的非正規化程度低，發展中國家的非正規化程度高。從以上分析可引申出一個能夠應用于中國城市的假說：當經濟發展水平超過一定階段后，勞動者工資水平和就業安全性得以提高，勞動力市場會自動走向正規化。三、數據與統計定義本文使用了多個來源和不同觀測單位的數據。1

11、.在計算不同勞動者群體的教育收益率時，本文使用2005年11月1日進行的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數據。這個數據有勞動者的崗位、收入和個人特征等信息，根據崗位特征和單位類型等信息，能辨識正規就業者和非正規就業者。大齡勞動者大量退出市場，年輕人口隊列大量進入市場，是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的基本特征，選擇年輕人口群體作為觀測對象，更具現實意義和政策含義。本文挑選40歲以下人口作為研究對象，這對應著1966年及以后出生者。近年來高校擴大招生規模，適齡人口進入大學的比重迅速提高，大學生畢業的年齡通常是22歲24歲，1981年出生隊列中，有相當大比重的人還沒有完成受教育階段，計算教育收益時，1981年及以后出生隊

12、列會遺失大量觀測值，對教育收益率的計算會存在偏差。因此，本文截取19661980年的出生隊列作為研究對象。2.根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的地級市代碼，計算出各城市的非正規就業者所占比重、人口年齡結構、民族構成及農村遷移勞動者比重等信息，形成一套以城市為觀測對象的新數據。然后，利用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相關年份的數據，計算出各個城市19952005年期間的人均GDP增長速度、1995年的人均GDP等。將這套數據與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城市平均數據匹配起來，從城際比較中，揭示以往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水平對今天勞動力市場的影響。計算增長速度時，用各省市歷年的消費者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因此，本文的

13、增長速度是真實增長速度。3.本文使用1982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各個城市的青年失業率或總失業率，與城市數據匹配起來分析。本文還使用民政部公布的各城市領取最低生活保障人口，與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數據相匹配，計算得到各城市的“貧困發生率”。4.本文按照ILO第17屆統計會議提供的統計標準(Husmans，2004)，將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符合以下特征的就業者定義為“非正規就業者”：首先，排除了農林牧漁業勞動者；其次，對非正規就業者的劃分僅限于城鎮；再次，將“單位特征”和“崗位特征”相結合。符合以上條件后，正規與非正規勞動者區分如下：(A)就業身份為“自營勞動者”或者“家庭幫工

14、”，定義為非正規就業者；(B)就業身份為“雇員”，但與雇主“未簽訂勞動合同”，定義為非正規就業者；(C)如果應答者的單位類型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未簽訂勞動合同”，但他她的職業是“單位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定義為“正規就業者”；(D)如果應答者的單位類型為“集體企業”，職業是“單位負責人”，定義為“正規就業者”。描述性統計信息報告如下。在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經過加權平均，城鎮非農部門勞動者中非正規就業者占52.3%，這個勞動力市場結構意味著，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從人群特征看，女性從事非正規就業的比重略高于男性；1624歲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

15、輕人口，從事非正規就業的比重最高，55歲以上人口群體中，非正規化程度也高于2554歲年齡組。各個年齡組都有接近一半的非正規就業比重，那么，選擇19661980年出生隊列作為分析對象不會產生大的偏差。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上，本地勞動者和其他城鎮遷移而來的勞動者，從事非正規就業的比重顯著低于農村遷移來的勞動者。按教育程度分類，受教育水平越高，從事非正規就業的比重越低。19661980年出生隊列的受雇者群體中，正規就業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2.5年，非正規就業者只有9.5年，這個事實意味著：第一，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勞動者競爭正規就業崗位的能力；第二，正規就業者受教育水平高，因而，其平均工資也高于非正規就業

16、群體。人們觀察到正規就業崗位有一個門檻，提高受教育水平是突破這個“門檻”的手段，競爭正規就業崗位是人力資本收益的一部分。這些描述性信息，不僅使我們對非正規就業狀況有了初步知識，也為本文設定經驗方程時選用解釋變量提供了依據。四、模型設定與識別1.模型設定設定一(教育收益率比較)。在比較正規就業者和非正規就業者兩個群體內的人力資本收益率時，教育被當作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受教育年限與無法觀測能力之間的相關性，使內生性問題不可忽視。在觀測性數據中，通常辦法是尋找有效的工具變量。利用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樣本量巨大這個特點，依照Ansgrist和Krueger(1991)的建議，本文將勞動者的“出生季度”作為解釋受教育年限差異的工具變量。根據工具變量研究領域的最新進展，吳要武(2008)通過比較數據質量和改進估計方法，發現“出生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