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醫藥上市企業股權結構對盈余管理影響的實證研究摘要：選擇了20072009年中國A股醫藥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對中國醫藥上市企業股權結構對盈余管理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試圖為優化中國醫藥企業股權結構，遏制過度盈余管理提供現實依據。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醫藥上市企業股權性質與盈余管理不相關；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呈正相關關系；股權制衡度與盈余管理負相關。 關鍵詞：醫藥上市企業;股權結構;盈余管理 近年來，中國醫藥證券市場上會計信息失真狀況較為嚴重，給投資者帶來了不便和損失，同時也降低了資源的配置效率。會計信息失真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醫藥企業高層領導者過度盈余管理所造成的。盈余管理是指企業管理層為

2、了給企業和個人謀利益，通過使用會計的和非會計的手段，使企業的賬面盈余達到所期望的水平的操作性行為。現實中，公司治理結構中股權結構的缺陷更為醫藥企業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因此國內外學者對股權結構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機制做了廣泛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西方國家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對上市企業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如Beasley和Dechow 12 等人。對股權結構與盈余管理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涉及到股權集中度、管理層持股等方面，得出的結論主要包括：大股東一旦處于絕對的控股地位，就容易以犧牲小股東利益為基礎而具有強烈的掠奪財富的動機 3。管理層持股可能會產生利益趨同效應，即

3、管理者持股有助于和外部股東利益趨同，加強其余公司價值的一致性，減少管理者剝奪其他股東財富的動機，這樣會降低盈余管理的可能性4；另外，管理層持股也可能會產生管理者防御效應，特別是在中國證券市場還不發達的情況下，管理者為了自身的利益有動機通過操縱盈余來獲得股票收益，這樣則大股東容易侵占小股東利益5。 中國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參差不齊。大多數國內學者研究認為，股權集中度對盈余管理有影響，但影響的具體形式不一樣，有學者認為盈余管理程度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呈U形關系67；也有研究表明，盈余管理程度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呈負相關89。股權性質與盈余管理之間是否存在顯著關系也沒有一致結論，有研究得到肯

4、定的結論 10；也有觀點反之711。流通股方面，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們國家的流通股比例太小，不足以對管理層形成有效的約束和監督機制，因此其與盈余管理之間基本不相關。 雖然國內外學者在該領域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他們大多數是將所有行業綜合在一起進行整體研究，對細分行業的研究幾乎沒有。針對中國目前醫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公司治理問題屢見不鮮的現狀，本文從醫藥行業角度來研究中國醫藥上市企業股權結構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對于優化醫藥企業的股權結構，遏制過度的盈余管理現象，使醫藥行業更健康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1.股權性質及流通性對盈余管理的影響。隨著中國證券市場的不斷完善，

5、股權分置改革使國家股和法人股等非流通股股東通過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等方式，獲得了流通權，因此將股權性質分國家股和法人股的研究意義已經不太大了。然而，筆者對醫藥上市公司報表的研究發現，第一大股東為國家控股的醫藥企業占了研究樣本的47.5%，國家控股比較明顯，理論上來講，國家控股容易產生主體缺位和內部人控制現象，導致企業的管理者容易進行盈余管理，但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不斷深化，事實是否如此，仍需進行實證檢驗。雖然股權分置改革意味著不流通的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下降，流通股比例的上升，但由于中國的股權分置改革還處于轉型期，中小投資者的地位在短時間之內并沒有根本地改變，醫藥企業流通股大多分散于小投資者手中，流

6、通股東無法通過投票機制對管理層形成約束，容易出現用腳投票和“搭便車”的現象。因此，還無法對企業經營管理形成監督和約束。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提出假設1：中國醫藥上市企業第一大股東股權性質為國有與盈余管理呈正相關；流通股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不相關。 2.股權集中度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在股權高度集中的模式下，大股東可能會使用超過其股權比例的權利，通過內部交易、投票權和對會計行為的控制影響等手段犧牲其他小股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利益目的。而適當分散的股權反而會使大股東在相對控股股東的監督和制衡作用下，積極參加公司治理，監督管理層，減少其為了自身利益進行盈余操縱的機會。從中國醫藥企業的股權結構現狀來看，醫藥上

7、市企業一股獨大很明顯，股權的過度集中無疑會增加大股東讓管理層進行盈余操縱的機會，使企業財務數據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股權制衡度越大，則說明股權相對而言比較分散，企業各大股東實力相當，有利于其互相之間形成監督機制，同時也可以增加經理人的代理權競爭機制，因為實力相當的大股東們都可以通過競爭機制選拔自己看中的企業經營者，而不會出現“一股獨大”情況下產生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中國醫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呈正相關；假設3：股權制衡度與盈余管理呈負相關。 二、樣本選擇及模型構建 （一）樣本及統計軟件的選擇 本文的研究期間為20072009年，筆者選擇了截至2006年12月31

8、日前在中國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且在20072009年間公布了年報的所有A股上市醫藥公司為研究樣本，經過篩選及剔除無效樣本后，共得到80家醫藥上市公司的240個有效樣本值。財務數據主要來自于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證證券交易所的醫藥上市公司年報數據，計算過程利用SPSS 17.0統計軟件完成。 （二）變量的選擇 1.自變量的選取。本文分別用醫藥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股權性質是否為國有、流通股的持股比例來衡量股權構成；而股權集中度則選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以及股權制衡度來描述。具體計算如下所示： 第一大股東性質（NATURE）若為國有股，則NATURE=1，否則NATURE=0 流通股持股比例（LG）= 無

9、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數 / 總股本 股權集中度（C1）= 第一大股東持股股數/總股本 股權制衡度（SH2-5/C1）=上市公司第二至第五股東持股和/第一大股東持股股數 2.因變量的衡量。目前對盈余管理衡量運用比較廣泛的是總體應計利潤分離法，它通過建立回歸模型將除去經營性凈現金流量之外利潤，即應收應付項目分為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和不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用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來衡量盈余管理水平的大小，即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越大，則說明盈余管理的程度也越大。結合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時間較短的現狀，本文選用了最常用的非操縱性應計利潤估計模型修正的橫截面Jones模型，結合上市醫藥企業的具體情形在其基礎上增加了無形資產和其他

10、長期資產、主營業務成本變動額兩個變量，構建了本文的衡量盈余管理的模型： =1+2+3+4+5+6 其中，NDA t：t年的不可操縱應計利潤；A t-1：t-1年的總體資產；REV t：t年的主營業務收入與t-1年的主營業務收入之差；REC t：t年的應收賬款凈額與t-1年的應收賬款凈額之差；PPE t：t年的固定資產原值；IA t：t年的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GOSTt：t年的主營業務成本變動額；t：事件近期年份。 1、2、3、4、5、6為公司特征參數，由以下模型進行回歸得出，即： =1+2+3+4+5+6+t 1、2、3、4、5、6是1、2、3、4、5、6的OLS估計值；TA t：t年的總

11、體應計利潤（等于公司第t年的凈利潤與經營現金流量的差額）；t：為殘差（即以總資產衡量的t年可控應計利潤，因為遵循隨機游走的特點，所以可把它看做殘差）。 我們用DA t表示第t年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用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下式中正差額說明管理層對盈余作了向上的調整，而負的差額表示管理層作了向下的調整，|DA|越大，則表示對盈余調整的幅度越大。 = 由于盈余操縱有調高和調低兩種情況，因此本文采用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DA|）的大小作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標。 3.控制變量的選取。考慮到公司規模、資本結構等對企業績效以及盈余管理均有一定的影響作用。文本引入以下幾個控制變量：（1）公司規模（S）：用公

12、司當年主營業務收入（REVt）的對數值來衡量，即S=Ln（REVt）；（2）資產負債率 (DAR)：用以衡量企業的資本結構，等于公司債務的賬面值除以總資產的賬面值；（3）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企業績效的控制變量，ROE=當年凈利潤額/總資產。 （三）模型的構建 模型一： |DA|=0+1* LG+2* NATURE +3*C1+4* C1*NATURE+ b1*S+b2*DAR+b3* ROE + 其中，0，1，2，3，4，b1，b2，b3為個變量的特征參數，為殘差。模型一主要用于檢驗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股權性質及股權流通性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 模型二：|DA|=0+1* SH2-5

13、/ C1+b1*S+b2*DAR+b3*ROE + 其中，0，1，b1，b2，b3為個變量的特征參數，為殘差。模型二主要用于檢驗股權制衡度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 三、實證分析 用搜集的20072009年年度橫截面數據對模型一和模型二進行回歸統計分析，結果（如下頁表1、表2所示）： 從表1和表2我們可以看出，20072009年各年以及三年綜合的總體回歸方程的F值都通過了顯著性水平在0.01的檢驗，說明回歸方程整體顯著，具有統計上的意義；R2值整體來講都不高，這可能是因為影響盈余管理的因素很多，股權結構并非直接對不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產生影響，同時根據眾多學者研究經驗，這也是使用橫截面瓊斯模型的一個普

14、遍存在的問題，因此這并不影響統計結果的準確性；D-W值都在2附近，說明回歸模型的誤差項不存在一階自相關性，滿足回歸模型的線性假設；此外，通過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也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和預測的一樣，不管是三年的總體樣本還是每年的各自樣本，流通股比例和盈余管理的相關性不顯著，回歸系數均沒有通過檢驗，這和假設1一致；結合國有股是否為國家股對盈余管理的相關性并沒有通過檢驗，可見股權性質對盈余管理并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隨著中國證券市場股權分置改革的不斷深化，證券市場的不斷完善，股權性質的概念正在不斷的淡化，其對盈余管理的影響也可能將越來越小。 2007年和2009年的股權集中度，即第一大

15、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也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10%的檢驗，20072009年三年總體樣本的回歸也證實了這一點，且其正相關關系達到了5%的顯著性水平，這和假設2一致。 從上頁表2可以看出，20072009年三年的股權制衡度與盈余管理均呈負相關的關系，雖然2008年的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其余兩年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在10%的檢驗，t檢驗均通過，大樣本的回歸也說明股權制衡對盈余管理的大小呈負相關，假設3通過檢驗，說明第二到第五大股東比例越小，第一大股東越可以憑借其壟斷地位對盈余管理進行操控。 四、研究結論 本文從股權性質、股權集中度兩個方面，研究了20072009年中國醫藥上市

16、企業股權結構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流通股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之間無顯著的關系；第一大股東為國家股對盈余管理沒有顯著影響，由此可以看出，中國醫藥上市企業股權性質與盈余管理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股權集中度，即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C1）與盈余管理呈正相關關系，和假設2一致，可見中國醫藥上市企業的股權過分集中會增加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的機會；股權制衡度與盈余管理負相關，與假設2相符合，說明合理的股權制衡度對遏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優化股權結構有比較明顯的效果。 參考文獻： 1Beasley M.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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