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的整體性

在他的政治批判話語中，馬克思說，世界歷史不是第一位的，而是世界歷史的結果。(第112頁)已故我國歷史學者吳于廑先生在其早年的研究中開創性地提出宏觀史學的概念,他認為:“研究世界歷史就必須以世界為一全局,考察它怎樣由相互閉塞發展為密切聯系,由分散演變為整體的全部歷程。”(第382頁)幾與其同時期的英國學者G·巴拉克勒夫,美國學者L·S·斯塔夫里阿諾斯在他們各自的著作如《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P.1)、《當代史學主要趨勢》(P.1-3)、《全球通史》(P.1-3)中也都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宏觀入手的方法去把握人類歷史的發展脈絡。這是因為時至20世紀,當世界歷史的整體化進程發展到各國間相互融和、相互依托、相互滲透的階段,各國歷史編撰的總則就不能不發生相應變化,從以往以各國各民族的社會活動、生產狀況、文化經濟發展的敘述逐步轉換視野,進而從新的角度、新的層面及不同與傳統史學規范的新思路來全面應對世界歷史的新起點。20世紀末21世紀初,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在改革開放中日益前進的社會主義中國亦身臨這一社會巨變。在感受全球化帶來的巨變之余,人們不禁要思索,全球化趨勢的形成究竟因何而起?它又將向何處去?對于全球化趨勢成因的研究,國內外相關機構及學者投入了大量精力,迄今成果頗豐,(1)但經由世界整體史觀視野下追索其成因的著述則鮮見。筆者于本文中,將從世界整體史觀的視野,以力求客觀真實、科學系統為本旨,追索其成因。而以此方式詮解成因首先需從15、16世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說起,因為當時正是此種生產關系在歐洲西北隅的形成與發展加速了人類歷史向整體化演進。一戰爭與資本主義15、16世紀是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的重大轉折時期。轉折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亞歐大陸農耕世界的內部,首先在西歐,社會經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變化。人類歷史的前資本主義時期因這個變化而歸于結束,資本主義開始以其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出現在歷史的地平線上。(第11頁)而資本主義,如同法國史家F·布羅代爾所強調的,它不僅僅是一種組織經濟的形式,它的每個不同的歷史形式也是不同的價值體系、消費模式、社會結構、國家形態。每個形式也規劃出了一種世界秩序的概念。(P.527)因此,當這個生產關系由歐洲西北隅逐漸向其它地區擴伸時,便隨之預示著世界秩序層面上的變動。該地區的英國在完成了原始積累之后,實現了在工業革命背景下的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過渡。而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又使得英國對于原料、市場、勞力有了更大的追求。到19世紀初,英國的殖民版圖已具相當規模。同時歐洲其它后起國家也相繼謀得了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前的物質基礎,當時除法蘭西第一帝國雄霸西歐外,孤懸歐陸之外的英國與深處廣袤東歐及中亞地區的俄國形成了三個主要的力量中心,而北歐的丹麥早在30年戰爭后開始衰朽,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一度強盛的瑞典也因北方戰爭(1700—1721)之挫而淡出了歐洲強國的舞臺;在15—17世紀間叱咤一時的西、葡、荷等國在各自的擴張區域相率萎縮;曾數次參與瓜分波蘭的普、奧也在與法國的交鋒中批靡。剛獨立不久的美利堅也僅只在1812—1815年第二次美英戰爭中謀得了一個獨自安寧發展的空間,墨西哥及其以南的拉美國家則趁西、葡宗主們的沒落,樹起民族解放的大旗。在非洲、中近東與地中海南岸,除某些國家(如土耳其)在他們受過歐洲教育與影響的君主們的指引下取得了現代化進程中的若干進步外,大多徘徊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而遠東兩大文明古國中國與印度的情形則較為相似。在中國,清嘉道間已糜泛出康乾隆盛后的積敝;在印度,莫臥爾帝君面對境內的各種自然災變與來自社會下層的暴動時,也已不堪其負。這樣,在19世紀初期人類社會活動的幾個主要區域內,已呈現出這樣一幅圖景:北美(本處所指不含墨西哥等拉丁裔聚居之國家與地區)穩步發展,拉美逐步獨立,亞非封閉保守,唯有歐洲(主要是西北歐)向全球擴張。資本主義又是一種相互競爭的體系。18世紀英國學者T·霍布斯認為“在該體系下,人的本性與行為可被描繪為人人相敵視的方式,同時這又可是一種情景,在其間人們追逐著權力,沖突是必不可少的。爭端與緊張將是人類恒久的命運。”(P.8)由希臘—羅馬文化嬗變而來的歐洲文明仍屬希臘式的文明。而當代英國學者A·J·湯因比又認為希臘模式的文明是以“文化上的統一與政治上的分裂之間的強烈對比為其主要特征的。”(P.170)故而歐洲若作為洲際意義下的單體而言,雖能夠制衡當時的世界,但她的強盛不能抹煞自身各民族間的差異,同時各民族國家在物質層面上的矛盾也在不斷外拓中激化。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就是上述矛盾的產物,它的爆發與展開直接影響到資本主義在歐洲的整體發展。但拿破侖戰爭卻并未從整體上削弱歐洲的戰略地位,它只是這種優勢的內在調整。從表面上看,波旁王朝復辟延緩了歐洲君主制度走向崩潰的步伐,但戰后各君主國也不可能完全恢復戰前的秩序,而經戰爭釋放并整和而出的各國民族意識連同拿破侖客觀上所推動的文明開化使歐洲經此戰后所獲得的制度與精神收益遠勝戰爭所帶來的物質損耗。滑鐵盧之役后,歐洲外交趨于和緩,雖然1848年全歐爆發了資產階級領導,矛頭指向神圣同盟的革命浪潮,而且革命之后,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甫經統一的德意志與意大利也迅速加入了軍事結盟的活動中,但直至一次大戰爆發前夕,歐洲百年間仍相對穩定,維也納會議后的既定秩序雖在不斷松動,但其主體框架依然延續著。直到1914年一戰爆發,歐洲百年的和寧與第二次技術革命給它帶來的物質繁榮才在這次殊死拼爭中覆于兵燹。對于全球化而言,歐洲的悲劇在于,是它掀開了世界歷史整體發展的巨帷,卻又未能擎穩發展的基軸。在歐洲力量漸趨式微的同時,誰在一次大戰后取得了上升地位呢?當然是非歐地區,而其中,尤以美俄為甚。二從涉歐性到由來美國的強盛可追溯到其立國之初。北美獨立是18世紀末世界歷史舞臺上的大事變。因為有了政治上的獨立、1787年憲法保障下的民主共和政體、擺脫宗主國貿易枷鎖后的經濟發展空間,以及因大洋阻隔而遠離歐陸紛爭的地緣特點,年輕的美利堅穩步邁向繁榮強盛。第二次美英戰爭后,美國更是從心理上徹底滌除了對舊大陸上的歐洲宗主國的敬畏,進而逐步成為經濟上與軍事上堪與歐洲相埒的強國。誠如美國學者加爾文·D·林頓所說,戰后的美國不僅在“感覺上”是一個國家,而且在經濟上也已成為一個國家。(第80頁)同時,美國領土亦在此戰后直至19世紀末大為拓展。繼1803年從法國購得路易斯安那后,又于1819、1845、1846、1867及1898年接連取得佛羅里達、得克薩斯、俄勒岡、阿拉斯加、夏威夷及關島。(P.1247)19世紀末,時任麻省共和黨參議員的H·C·勞奇竟不無自豪地說:“在整個19世紀,美國人在征服、殖民化與領土擴張方面都令其他任何民族難于望其項背。”(P.720)在經濟日益繁榮,領土不斷擴張的基礎上,美國外交實踐中的勢力范圍思想漸起,繼1823年《門羅宣言》美國公開要求歐洲不得染指拉美后,美國亦與歐洲國家展開了對亞太的爭奪。起初,美國還只是與歐洲國家合作對中、日等亞洲君主國予以逐步蠶食,到19世紀末,美歐間的外交齟齬竟難以彌合,而美國對西戰爭及針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亞太地區美歐對抗。盡管在對外擴張方面,美國與歐洲相比無論從外交經驗上,還是從政策制定上都略嫌稚嫩,但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已然邁入了世界強國行列。一戰后期,美國加入協約國方面作戰則使其外交政策有了涉歐性質。因為從19世紀早期的門羅主義到20世紀初的麥金萊路線,美國政府對外政策一直固守美洲、亞太,而對歐洲事務則鮮有所及。而一戰后期美國對歐陸的遠征及戰后美國經濟對歐洲的滲透使得美國外交中的孤立主義傾向稍顯改觀。因此,可以說是1917年美國遠征歐陸使得美國外交增添了涉歐性。但應指出的是,這種涉歐性在兩次大戰間主要表現于經濟方面,政治與軍事方面的涉歐性卻因為其孤立主義政治遺痕尚深,及英法諸國在凡爾賽體系等戰后政治安排中對美國的排斥而顯得微弱。這也就制約了美國世界政策的形成與發展。而真正使美國世界政策形成的事件是1941年12月美國對軸心國宣戰。從此,美國軍事力量逐步擴展至全球,并隨著冷戰的遷延而強化。同時,不僅其外交政策的涉歐性遍及經濟、政治、軍事領域,而且其活動空間更超越了歐美、亞太,進而在全球范圍展開了對蘇遏制。俄國的興起可從其文化特質及地緣狀況說起。以東正教及斯拉夫文化為主體的俄國文明是與基督教西歐文化相異的一種文明單元,同時俄國還以其地緣的特殊性(她遠離歐洲多事之所,同時又有廣袤的縱深。),相對獨立地發展著自己的經濟與文化。在公元10—16世紀與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爭奪中,她就是以這種文化獨立與地理縱深,抵御了條頓勢力及波蘭、立陶宛等西鄰的侵襲。其后在18世紀初,又是以這種地緣基礎,挾彼得一世改革之勢,北拒瑞典,南擊土耳其。到19世紀,她的觸角除繼續西進外,還伸向遠東、中亞與中國西藏。到20世紀初,俄國的經濟發展雖然仍落后于西歐,但她也在邁向帝國主義階段中初步建立起現代的工業、交通、銀行體系,為一次大戰奠定了物質基礎。在俄國經濟實力得到增強的同時,其國內民族與階級矛盾也不斷激化。為轉嫁社會危機,心懷投機心理的沙俄履行了與英法締結的協約,對德奧作戰,而在前線的敗績更加深了其國內的矛盾。這就為1917年的十月革命提供了契機。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使俄國退出了大戰,從此她進入了對外抗擊西方干涉,對內捍衛革命果實的新時期。經過了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的艱困,新生的蘇聯在外交上逐步得到了國際承認。(1)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社會制度與西方根本對立的國家,蘇聯固然不可避免要遭到西方的敵視。然而蘇聯充分利用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內部矛盾及兩次大戰間德國的孤立,為自身打開了對外關系的新局面。贏得了實施新經濟政策所需的和平外交空間,并在經濟上迅速建立起雄厚的重工基礎,進而為40年代的衛國戰爭提供了物質保障。同時,隨著歐亞兩大戰爭策源地的形成,蘇聯與西方也就有了聯合的基礎。蘇聯在二戰爆發以前已呈現出與西方聯合的可能性。然而是何種因素構成這種可能性呢?主要是因為在中歐,有一個國家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始終以巨大的能量噴泄出對現存秩序的不滿,這就是德國。30年戰爭(1618—1648)前,德意志境內邦國林立,30年戰爭后,更是滿目創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定不僅使得德意志分裂狀況延續,而且造成直至19世紀普魯士在德意志東疆興起,德國始終未能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統一的角色。(P.42)19世紀60、70年代,普魯士通過三次王朝戰爭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德意志的統一后,新生的第二帝國便致力于實現在中歐建立大德意志國家的夢想,而這一夢想卻因一戰中同盟國的失利而化為泡影。一戰之后,德意志經歷了14年(1919—1933)短暫而虛幻的民主期。而納粹的興起不僅使德國繼續回到黷武之路,而且將德國在魏瑪時期恢復起來的物質基礎與危險的極權思想結合起來。1917年以后,布爾什維主義在西方來看,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幽靈’。但當1940年春納粹揮戈西指之時,嘗夠了綏靖之苦的西方最終與他們早于一戰結束之后即力圖加以遏制的蘇聯聯合起來與納粹作戰。問題在于是什么原因使西方寧愿與其文化、信仰、制度、地域相距更遠的國家站在一起,反對一個也曾是西方文明的傳承者與創造者之一的中歐強國呢?當代德國史家F·梅尼克曾這樣說:“第三帝國對我們所實行的剝奪靈魂自由,或許就構成了如果不是有效的,至少也是最深刻的理由,使得西方民族對希特勒德國的深惡痛絕。”(第131頁)梅尼克從民族尊嚴出發,將德國的浩劫歸于她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文明體系相背,這固然有其唯心的一面,但不容否認的是,也正因為這一點使納粹在戰爭期間將其戰前由于西方的對德綏靖而獲取的外交優勢喪失殆盡。歷時6年的二次大戰以軸心國的失敗告終。納粹德國的覆滅與軍國主義日本的投降宣告了一個舊體系的落幕,同時也決定了一個新秩序的誕生。曾遭納粹蹂躪的西歐在戰后一蹶不振,不僅數個世紀以來其能引以為豪的物質基礎在納粹劫掠及戰爭后期盟軍的大轟炸中傾覆。而且更為嚴重的是,作為工業文明源頭的歐洲,其制度、精神、文化等意識層面曾有的先發優勢也隨著戰后非歐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蓬勃發展而漸失。曾處于德日脅夾之下的蘇聯竟在戰后一躍成為可與美國相抗衡的強國。盡管戰后各國仍然可以建立地區性或洲際性的雙邊或多邊聯盟,但由于美蘇兩國與其余諸國的在實力上的巨大差距使后者的再結盟無足輕重。(p.169)于是當世界歷史發展到20世紀中葉,兩極對峙成為國家間政治運行的主軸。戰后美籍德裔學者H·摩根索簡明地歸納了兩極結構的政治特征:“在兩極結構中,兩個敵對的國家或集團維持著勢力的均衡。”(P.346-347)J·斯派尼爾則進一步對這種敵對進行了解釋:敵對中的任何一方會將對方在權力與安全上的所得視作自己的所失(P.136)由于敵對處在兩個集團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大相徑庭的背景下,因而對抗行為涉及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個層面。除了集團內的防務條約外,雙方還有大量旨在遏制對方的組織機構。如以封鎖社會主義陣營為目的的巴黎統籌委員會、以復興歐洲并穩固西方民主力量為目的的馬歇爾計劃、以反抗西方遏制力爭達到社會主義國家相互支援為目的的經互會等。這些都人為割裂了戰后各國間的正常交往。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雖然冷戰的遷延在相當程度上對世界歷史整體化進程作用消極,但兩極模式亦簡化了戰前繁復微妙的國際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為世界歷史整體發展,乃至全球化趨勢之形成鋪設了道路。三鞏固了西方兩個核心國家的國際關系從戰后初期到20世紀60年代,世界歷史整體發展貫穿著兩個基本特征。其一,國際關系的簡化;其二,兩極格局的逐步弱化。兩極格局簡化了20世紀紛繁錯雜的國際關系,推動了世界歷史整體發展。這種推動亦離不開兩個超級大國之外的國家與地區的積極作用。在冷戰中,世界各國都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尤需注意的是隨著英、法、荷、比等前殖民帝國的衰弱,廣布于亞非的殖民地國家紛紛走上民族獨立的道路。1955年萬隆會議間,29個亞非國家獨立自主地討論與磋商自身事務。1961年3月的《埃維昂協定》更是使得的法國人繼50年代的印支潰敗后又不得不在無奈的感傷中退出了阿爾及利亞。如果說前者向世界表明了第三世界的崛起,那么后者責任進一步展現出她們的偉大力量。盡管前宗主國們仍以其語言、文化、經濟、技術等新殖民主義的方式繼續著這種聯系,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在取得民族獨立并走上經濟振興的路途中所形成的民族自尊便再難容暴力踐踏。在不結盟運動、阿盟、非統等顯示第三世界國家與地區力量上升的組織機構運作下,聯合國這個職能廣泛的國際組織也逐漸改變了其成立之初為美蘇把持的狀態,開始成為第三世界捍衛民族尊嚴、爭取平等權益、控訴殖民罪惡的講壇。加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后取得的巨大建設成就也極大地鼓舞了第三世界國家與地區的正義斗爭。而在亞非拉國際地位增強的同時,曾在20世紀上半葉不斷衰敗的西歐也在兩極對峙的夾縫中走向自強。一直困擾東西方政治家們的德國問題(1)并未妨礙兩個德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和平發展。民主德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探索前行,而聯邦德國則斷然拋絕了過去的不幸與傷痛,在西方民主理念中去尋求與德國文化傳統的‘神合’。到1954年10月,曾與德國宿怨難清的法國幾經反復后最終簽署了《巴黎協定》,而1957年3月,《羅馬條約》的簽署則為戰后歐洲一體化運動奠立了磐石之基。與此同時,隨著戰后各國各地區間的分工與交往更為致密而頻繁,除民族國家數量大幅增加外,非政府以及政府間國際行為主體也在不斷增加,國際交往空間亦得以拓展。且看以下美國學者M·華萊士與J·D·辛格所繪制的圖表,即知1820-1960年間國家與政府間組織兩組數字的增長情況(P.277):通過上圖可知在19世紀初以來的世界體系中,國家與政府間組織數目總體上均不斷增長,而尤其是20世紀40年代后,兩組數字有飆升之勢,這也說明二戰后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使得舊的國際交往更趨多樣化。世界歷史整體發展所需的交往與滲透也更加深入。而在美蘇對峙中,無論是分屬兩個陣營的各成員國,抑或是盟外的國家與地區,都在戰后發展著自我。同時,人類社會的廣泛交往與滲透則在第三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推動下繼續深化。到20世紀60年代,國際政治的多極化趨勢漸顯,除了第三世界的興起、西歐的聯合自強等因素外,其它非政府及政府間組織、跨國跨地區的團體決策與行為也成為弱化兩極格局的催化劑。以上簡略分析了戰后初期直到60年代初的國際關系發展。而20世紀60年代以后,國際關系中的兩極格局則由此前的弱化走向松弛。美國學者S·J·羅森與W·S·瓊斯就認為兩極對峙從戰后到60年代中期逐步由最初的緊張型向松弛型過渡。他們還形象地繪制了以下兩幅對比圖(P.215-218):由上圖可見,戰后初期,緊張的兩極對峙曾簡化了國際關系。而進入60年代,歐、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興起則造成了國家間力量的持續消長與相互制衡。這種制衡與二次大戰結束前國際關系中的聯盟戰略不盡相同,前者在和平與發展漸成世界各國所認同的時代主題的條件下,極大促進了世界歷史的整體發展,而后者則是傳統實力政治背景下,各國利益又難以協調時的應時之舉。以下且看20世紀60年代后國際關系中的新變化。首先,在歐共體內,聯邦德國經歷了50年代的飛速發展與60年代的穩步前進后,到70年代已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英法在失去了殖民利益之后,轉而專注于本土經濟發展,也已取得了顯著成效:英國繼續保持了金融大國的地位,法國在傳統部門萎縮的情況下,興建了宇航、核能等新興工業企業。歐洲這個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舊大陸在經歷了歷史的悲愴之后,伴著一體化機制成果的不斷累積,再度煥發出久違的暉光。其次,在遠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取得建國初期巨大建設成就的基礎上,正朝著進一步增強綜合國力的目標前行。日本則如西德一樣,創造了戰后經濟復興的奇跡。日本的復興除了戰后初期政治民主化與城鄉的工農業重組為基礎外,其國內政策的合理性與戰后遠東國際環境的相對有利也是其邁向繁榮的要因。西歐、日本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蓬勃發展使得美蘇在戰后初期的相對優勢愈顯鈍化。隨著60年代末美國開始在全球實施戰略收縮,加之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美國超級大國地位已遠非戰后初期可比。美國甚至主動要求其盟國分擔領導角色,助其擺脫困境。這樣,到了70年代,美蘇間的緊張對峙逐步被兩國首腦的頻繁會晤所取代。1975年,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召開及會上所通過的一系列文件,表明了美蘇除繼續保持對對方的核威懾外,還意識到60年代以后,世界格局的巨變已不容許兩國漠視其它國際力量的存在。同時,歐洲安全精神也在這種緩和中滲入兩大軍事集團對外政策的深處,并促使兩大集團的政治家們不得不在核時代背景下展開對泛歐空間內的安全概念的全面思索。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困于經濟改革的內憂與忙于星球大戰的外患使得蘇聯步履沉重地行進在冷戰舞臺上。她的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的相繼“易幟”,以及華約的解散為冷戰謝下了厚幕。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言,這無疑是一次挫折,但又不能如同某些西方學者那樣主觀地將之理解為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1)相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暫處低潮正是其曲折前進的階段性表現。事實上,二次大戰后,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抗也促使西方資本主義不斷糾正其價值觀念、政治制度及社會結構等諸多方面的弊病,吸收社會主義制度結構中的優越性元素,從而增強了應對自身危機、協調內部矛盾的能力。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亦在改革中探索前進,在獨立自主發展本國經濟文化的道路上推動社會主義各項事業不斷發展。這正說明,雖然由于政治體制、種族、宗教信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的存在,對抗與沖突依然會是世界歷史整體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但通過合作、協商及有效的制止,各國間的往來必將遵循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規程,世界歷史進程的主旋律也最終會保持和平與發展。四從經濟利益的角度談“國際合作”的歷史“變I·康德曾在其著作《論永久和平》中提到世界合眾政府的假想。這位18世紀的德國哲人在總結歐洲歷史中的戰與和后,滿懷希望,但同時也是不無邏輯地勾勒著未來全球的公共秩序。如果將全球化的淵藪追溯到這位哲人,應在18世紀。而全球化正式提出,則是20世紀80年代中葉,它是隨著世界歷史的整體化發展進程應運而生的。對于全球化的定義五花八門,眾口不一,德國學者維森塔爾曾趣談:“就象一個國際關系專業的大學生所作的課堂筆記寫的那樣,全球化并無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定義,它是個不斷變動的概念。”(P.1)筆者認為,正是世界歷史的整體發展不斷影響著全球化及其定義。世界歷史的整體發展自15、16世紀有了突破性變化后,原本由于外在(交通上的落后)與內在(歷史因襲的封閉性)的多種原因而相互孤立分散的地區逐步融合,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