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心物觀的現代意義

在莊子的“心”、“物”、“路”相結合的整體思想結構中，心、物觀是莊子哲學的核心。無論是“萬物齊一”的本體論,還是“齊是非”的認識論,都為心物觀的生存哲學奠定了基礎。莊子的心物觀集中體現了莊子哲學的核心精神。那么,莊子心物觀展示了一種怎樣的精神?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莊子哲學精神的思想價值?這種精神是否有現代意義?本文將從分析莊子心物觀入手,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一、“心如死灰”、“吾喪我”,以心物來統治人的精神莊子處于動蕩混亂的戰國中期,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發生激烈變化,社會充滿了殘暴貪婪,人們為了名利爾虞我詐。社會的混亂和人生的痛苦促使莊子對人生苦難的根源和解脫途徑進行反思和求索,這些反思和探索集中體現在他的心物觀中。在莊子的心物觀中,物是指與“我”這個主體相對應的外在存在(即一切人、事、物)。莊子哲學中的“心”則有兩種含義,其一是世俗或經驗的,而另一種則是理想超驗的,它可以泯是非、能悟道,是莊子所謂“逍遙”狀態中的“心”。而前者是“與物相斗”之“心”,人的欲望也就由此而生。莊子心物觀中的“心”主要是前者(即人的主觀欲望)。心物關系就是彼我關系(莊子哲學中的“我”幾乎就是“心”)。莊子認為,人生所有痛苦都來自心物關系之中,更進一步說是“心”即人的主觀欲望。人生之所以充滿焦慮、失意、驚恐,是因為“心”的不安定,心“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在莊子看來,由于心對物的追逐,現實的人生總是被外物所累,“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抅,日以心斗。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人為了適應社會,追名逐利,終日竭盡心智,勾心斗角,心靈不得安寧。結果,在心與物的對立中人“喪己于物,失性于俗”,心力疲憊卻不知歸宿所在,失去了人的自由和人性的尊嚴。對此,莊子認為人是身心相關聯的存在物,人與物的不同不在于人有身而在于人有心。正是由于“心”支配“身”,從而導致了人與物的分離和對立。莊子所處時代的動蕩黑暗使他認識到了個體人的有限和世事難為,并產生了“命定觀”。莊子言:“泰初有無,無有無各,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一相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目然之間,謂之命。”所謂“命”,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異己力量,是一種包含了偶然性在內的客觀必然性。既然“物”終究不可為,那么,消除物我之間的對立,解決人生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從心下手,要“心如死灰”、“吾喪我”,也就是要消除人的主觀欲望。這樣,“我”與物便具有“形”上的一致性,萬物就齊一了。為了達到萬物齊一,莊子還提出了一系列精神修煉的方法,如“坐忘”、“心齋”。實際上,莊子“心如死灰”、“吾喪我”的過程是一個改變已有思想方式從而展開了另一種人生境界的過程。這個新的人生境界即“物莫之傷”,“我”又不肯“以物為事”,超脫天下萬事萬物之上,這也就是莊子的“逍遙”:“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由于物我的對立是通過“心”的改造而達到的,那么,最終的逍遙境界實質上是一種精神自由狀態。所謂“逍遙”的“無待”就是指主觀欲望的消除使人不再被外物所束縛,主觀精神的自足使人可以不必依賴外在物質條件,從而達到真正的絕對自由境界。可見,莊子心物觀體現了一種自由精神。二、從人格到精神從心物觀的簡要分析來看,莊子面對為物累、為物役中的人的沉淪墮落和人的本性和尊嚴的喪失這樣一種人生困境,從心物關系出發思考人生痛苦的根源和本質,最終認為,人生痛苦的解脫惟有擺脫外物的束縛,追求精神上的絕對自由。可見,莊子心物觀所體現的是一種自由精神。從哲學含義上講,對自由的追求是人類的具有終極關懷意味的永恒主題,只有自由才能體現人的本真性和尊嚴,人生才有價值。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看待莊子的這個自由精神呢?不可否認莊子哲學確有其局限性。但僅停留于此顯然是執著于莊子哲學之“形”,而我們真正要做的是對其“神”的挖掘和傳承。在這里,肯定什么似乎比否定什么更能體現莊子自由精神的思想價值和現實意義。莊子心物觀中的自由精神,是人類對自由本質進行追尋的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步。莊子以為,人之所以不自由乃是由于物與人的對立即人的主觀精神與外在存在的對立,要達到自由就必須消除這種對立。這就從哲學高度上觸及了自由的根本。而接下來莊子從經驗世俗意義上的“心”入手,通過“心”的改造來消除心物對立,達到一種理想超驗意義上的“心”的自由。就此,許多人認為莊子的這種只把自由之本質歸結為一種精神狀態的思想是消極的,逃避現實的,這種思想中的自由只是一種幻想的自由,從而陷入了玄想虛妄的泥潭。如果僅僅從世俗功利的角度看莊子的這種精神自由雖然是不切實際,且從字面來看確有極端之處,但是,我們認為莊子這種的思想揭示了“自由”的最終本質即人對異己的客觀物質性存在的超越性。莊子精神自由的思想,結合他的處世觀就是一種亂世中的理想人格和應然的生存狀態,即莊子的“外化內不化”。“外化”就是隨順萬物變化,與人隨和相處,安于環境;“內不化”就是“不與物遷”,在萬物紛紜中保持內心的獨立。這是一種卓然獨立、孤傲不羈的人格精神。這種人格精神的實質就是人的精神意志對世俗功利的超越性。從這種精神來看,所謂“外化”與其說是隨波逐流的消極態度,不如說是一種不屑與世俗為伍、爭名奪利的清高卓然人格的體現。這種理想人格所體現的人對世俗功利的超越性就是對人之自由的最終本質的一種領悟、一種言說。事實上,精神性自由作為外部行動自由的目的是自由的最終展現,而這種精神自由所體現的人對物質性存在的超越性是自由的最終本質。這是由人的形而上的本體論結構所決定的,即人之為人不僅因為人是一個自然存在更因為人同時是一個精神存在。莊子正是基于人生始終有限的事實和對自由本質的領悟,出于維護人的尊嚴和價值的目的提出:不能將對自由的追求僅停留在物質條件的追求上而阻礙了精神自由的實現,精神自由才是人應該擁有的最終的自由。于是在莊子那里,心不“以物為事”,不受外部條件的束縛,不受功名利祿的奴役,以精神世界的自由保持人格的獨立和展現人性的光輝,就成了人類追求自由的永恒姿態。這種對世俗功利的超越性是人類獲得自由所必不可少的條件,也是自由的最終本質,而超越后所達到的精神自由境界則是人類對自由追求的最終目標。所以說,莊子的精神自由思想揭示了自由的最終本質,確定了人類追求自由的最終目標。這是莊子自由精神的思想價值。三、對精神自由的實現具有物質層面的支撐很多人也許會認同自由的本質是人對物質性存在的超越,不同意莊子所主張的人的超越物質性存在的方式或者說通達自由的途徑。但筆者認為莊子通達自由的思想對于現代社會是有啟示意義的。我們必須明確莊子的通達自由的途徑究竟是什么?前已述及莊子“內化外不化”的理想人格,這種理想人格是基于這樣一種對人生的領悟:人特別是個體人始終有限,世俗中終有不可為之事,何況是在亂世濁塵。以心逐物,心為物累是不可能有人性的尊嚴和人真正的自由的。所以莊子認為要通達真正的自由,就要克制人對物的欲望,求自由于人的心性之中。于是有“無己”、“喪我”、“坐忘”和“心齋”等主張,再結合莊子的“外化”思想,就可以對莊子的通達自由的途徑有一個準確的概括:“外化”—外部行動上的消極(即保持在最低限度)和“無己”、“喪我”、“坐忘”和“心齋”等—精神意志上的積極(即心性上的無限張揚)。人們認為通過這種方式所獲得的超越性或者所達到的自由是虛妄的,不真實的。但我們認為結合人類實際生存狀態和歷史發展事實,莊子所主張的這種通達自由的途徑對現代社會的個人生活甚至整個人類發展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之所以如此,從社會現實來看,人首先作為一種自然存在,必然傾向于物質欲求的滿足,這種傾向無須教導、無須努力即存在,人自然而然地追求外物。那么,人所缺少的是對主觀欲望的克制、求諸于精神修養的自覺意識和對超功利的獨立人格的追求。特別是在現代世界,日益嚴重的人對于物的異化現象說明了人對自身物質欲望缺乏節制。如果人們不對自身的物質欲望加以合理抑制,那么,無論生產力多么發達,人終究是不自由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通達自由境界似乎精神內求更重要。這種價值觀念對現代社會的個人生活方式的優化以及現代的發展模式的轉變都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即使我們承認人類可以極大地發展生產力,最終超越物質領域而進入真正自由的彼岸,那么,在此之前的人豈不是注定要處于不自由狀態?在馬克思主義將真正自由推向遙遠未來時,莊子則告訴我們真正的自由就在現在,在我們心中。前者主要是對宏觀人類歷史發展趨勢而言,是一種歷史性展望。后者更主要地是對微觀個體人而言,更具有當下性。綜上所述,莊子從“心”即人的主觀欲望的改造入手,認為人的精神世界尋求自由的思想與自由要有物質層面支撐的思想同樣重要。可見,在某種意義上特別是現代社會中莊子的這種思想更具根本性和現實意義。莊子和馬克思主義在人的自由這個問題上都認為人的不自由是“心物”或者說人與外物的對立造成的。他們對自由本質的理解都包含著“對客觀物質存在的超越性”這一思想。不同的是,莊子主要以精神超越物質對人的束縛,這樣的自由似乎缺乏物質基礎。而馬克思主義則以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使人類超越物質生產的此岸,達到真正自由的彼岸,使自由的實現有了物質基礎。實際上,真正的通達自由之路似乎在于尋求物質基礎的獲得和精神內求之間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