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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間合作環境治理的組織形式與驅動因素研究面向供應鏈的環境治理組織模式研究基于交易費用視角的考察

一、供應鏈上的環境治理傳統的環境處理方法通常是基于公司,如tqem(全球環境質量管理)、iso14000、eras(歐洲環境管理和驗證系統)等。但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而進行的環境治理,還需要供應鏈上企業的廣泛合作,而不僅僅依靠單個企業的環境治理。供應鏈上的環境治理正日益成為倍受政府、環境組織及企業所關注的對象。例如,荷蘭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在“國家環境政策規劃”中制定了一項以“一體化鏈管理”(ICM)為核心的環境管理政策,它包括“一體化物質鏈管理(ISCM)”和“一體化能量鏈管理(IECM)”。ICM的基本理念是生產鏈條上的各個企業協調行動,以尋找和實施提高環境績效的方法,并分享其活動所帶來的環境影響以及計劃的環境改進方面的信息。一些環境組織也在積極推動供應鏈企業間的環境治理。例如,世界環境中心主席洛瑞女士在2005年的“可持續發展展望”國際論壇上宣布:世界環境中心將在中國啟動“綠色供應鏈”示范項目,旨在從行業供應鏈著手,推動全球各行業可持續發展、促進資源合理利用。在這樣的背景下,供應鏈上的環境治理問題也日益受到企業的關注,Hicks(2004)甚至提出“廢物管理是一個戰略性的供應鏈問題”的論斷。供應鏈上的環境治理問題在實踐中受到關注的同時,也日益引起了理論界的關注。目前,有關供應鏈上的環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學(尤其是運籌管理)和工業生態學兩個學科領域,而這兩個學科研究的供應鏈形式從產品流動的角度看又各不相同。我們以圖1說明它們各自研究對象的特征。生產過程X以能量、輔助性材料或設施以及原材料或中間品等作為投入品生產出下游企業所需要的產品,同時也可能產生副產品,排放廢棄物并泄漏出能量。下游企業既可以利用上游企業的“合意品”(DesirableGoods,企業正常要生產出來的產品)進行生產(如圖1中X→A→Y過程),也可以利用“非合意品”(Non-desirableOutput,伴隨正常品的其他產品如各種副產品、廢棄物、次級能量等)進行生產(如圖1中X→B→Z1、X→C→Z2、X→D→Z3)。在管理學尤其是運籌管理領域,主要研究以“合意品”為紐帶建立起的供應鏈企業間環境治理。它是在傳統的供應鏈管理強調快速、準確響應用戶需求基礎上,集成了對供應商的環境管理內容的供應鏈,也被稱為綠色供應鏈(GreenSupplyChain)。目前,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鏈上企業的戰略合作與信息共享(Thhyel,2001);供應商的選擇與評估(Greenetal.,1996);綠色供應鏈的體系結構、設計、運營管理與績效評價等(Zhuetal.,2004)。在工業生態學中,主要研究以“非合意品”為連接媒介建立起的供應鏈環境治理。由于在這類供應鏈中,下游企業主要利用上游企業的“廢棄物”、“副產品”等作為投入,類似于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利用關系,因此也被稱為“工業共生體”、“工業生態鏈”等。對其的研究主要包括:工業共生網絡的組織形式(王兆華,尹建華,2005;謝家平,孔令丞,2005);“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組建方式的效率(Desrochers,2004);工業共生體的演進機制(魏曉平,李昆,2005)等。本文將建立起一種新的分析框架來研究企業間的環境治理問題。我們將看到,管理學領域中的綠色供應鏈和工業生態學中的工業共生體成為本文新分析框架中的兩個特例,而環境交易成本在決定究竟哪種模式被選擇時發揮重要作用。二、縱向組織形式涉及到上下游企業關系時,“縱向一體化程度”是一個重要指標。如果企業占有的連續生產階段變多了,表明它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縱向一體化,組織邊界擴大。完全縱向一體化與完全縱向分離是縱向關系的兩種極端形式,企業通常通過簽訂縱向契約來控制縱向關系。而在涉及到上下游企業間物質流動特性時,物質流動的閉合程度就是一個重要指標。如果下游企業利用上游企業“合意品”進行生產,就構成一個開環的供應鏈;反之利用“非合意品”進行生產,就構成一個閉環的供應鏈。由于上下游企業縱向關系和物質的流動構成了供應鏈環境治理的兩個主要特征,因此以它們為兩個坐標維度,環境治理的企業間縱向組織形式依據其在坐標上位置的不同,劃分為如圖2所示四種類型。其中,“末端污染治理”是傳統的單個企業開環式污染治理模式,不在討論之列。而第I、II、III種形式就是縱向關系企業間的環境治理。下面我們將對這三種環境治理的縱向組織形式進行比較。綠色供應鏈上的企業一般都是縱向分離的,采購商主要通過包含環境內容的契約來限制供應商的產品或生產過程符合一定的環境標準。從供應鏈上流動的產品角度來看,下游企業仍然是利用上游企業所生產的“合意品”作為投入,物質流動是開環的。綠色供應鏈是在傳統的供應鏈管理的基礎上融合了對供應商的環境管理,因此其理論基礎是供應鏈理論。企業之所以主動對供應商的環境行為進行管理主要是迫于公眾與政府部門的環境壓力,如不主動對供應商進行管理就會導致最終產品不符合環境標準。在供應鏈上企業間流動的主要是“合意品”,采購商通過縱向環境契約約束供應商的產品、排放的廢棄物質、生產的過程等方面符合一定的環境標準。競爭性的供應商迫于鏈上強勢企業(通常是大的采購商)的壓力而不得不符合標準,企業間的合作基礎是通過市場利益這只手而傳遞的。以全球最大的家居用品零售商宜家為例說明這類供應鏈的環境管理。在投入的原材料上,宜家公司通過FSC(森林管理委員會)的認證對供應商的原材料產地進行管理;對于供應商的生產過程,要求符合一定的環境管理制度如4SEA、ISO14000、EMAS等并跟蹤檢查;對于物流的管理,宜家要求承運代理商必須達到最低環境標準要求(王能民等,2005)。外生共生體與內生共生體型供應鏈上流動的物質都是廢棄物質,其理論基礎主要是工業生態學。企業加入這種供應鏈的主要目的是在廢棄物質中尋找可以資源化再利用的價值鏈。從縱向關系角度看,外生共生體型供應鏈上的企業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獨立決策單元,通過“看不見的手”自愿談判組成了一個工業共生體,依據長期的契約關系防止機會主義行為,依靠企業間的合作在獲取利潤的同時減少了廢物排放。舉世聞名的丹麥Kalundborg就是一個典型的外生型共生體。它是由發電廠、煉油廠、石膏板廠、制藥廠、水泥廠、硫酸廠等獨立的企業在自愿的基礎上進行雙邊資源交換,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內生共生體型供應鏈與外生共生體型供應鏈的主要區別在于構成共生體的各個工廠都是企業內部的生產單元。因此,它是高度縱向一體化的。廣西貴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即屬這類供應鏈的組織方式(Zhuetal.,2004)。貴糖集團內部有兩條以制糖為核心的閉式供應鏈:一條是制糖廠產生廢糖蜜被下游酒精廠利用來制造酒精,其排放的殘余物酒精廢液又被下游的化肥廠用來生產復合肥;另一條是制糖廠產生的蔗渣被下游紙漿廠用來生產紙漿,紙漿廠排放的白沉淀物又提供給水泥廠作為生產原料。供應鏈上的所有企業均為貴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是一種典型的縱向一體化結構。三、公司間的交易特征和組織邊界:交易成本的角度1交易費用理論的解釋企業組織邊界通常就是指縱向邊界,交易費用理論是分析組織邊界問題的最重要理論。Williamson(1985)指出了交易費用產生原因或決定交易費用的因素。他認為,交易環境(尤其是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潛在的交易對手的數量)、交易的技術結構(主要包括資產專用性程度和交易頻率)、以及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是影響交易費用高低的因素。假定委托人希望找到一個有效率的組織模式,也就是說,在機會主義行為風險的約束下,這種安排將最小化其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理論認為,有效的合約引致的治理模式必須與交易所需資產的特質性程度和交易的不確定性程度相適應。否則,合約安排的誤配會增加交易費用,因而產生向其他安排轉移的激勵。作為交易費用理論的最基本結論在縱向企業間環境治理的一個自然延伸,本文認為:(1)在其他情況不變時,如果環境治理的專用性投資越多,從外部獲得這種投資的可能性就越小,則內部組織更為有利。這意味著如果環境治理需要很高的專用性投資,縱向一體化的形式將比那些接近于市場形式的安排更普遍。反之,市場采購更為有利。(2)在其他情況不變時,環境治理投資的未來收益不確定性越大,從外部獲得這種投資的可能性就越小。即在交易不確定性與縱向一體化間存在著密切關系,交易的不確定性會增加縱向一體化的程度。(3)委托人有很強的激勵來選擇那些有效率的治理模式,治理模式如果與交易特征(即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相吻合,其績效會更好。2外包或一體化相關交易條件的控制供應商是影響企業環境治理的重要環節。企業與供應商依據環境管理交易費用的不同而呈現兩種關系:當供應商的產品環境友好程度對采購企業產品質量至關重要且是重要投入品時,采購企業更傾向于與供應商建立一體化的關系;而當供應商的產品對最終產品環境標準有影響但不是采購企業重要投入品,或者是重要投入品但對其環境影響較小時,依賴于市場的交易費用不大,企業就更傾向于通過環境契約進行縱向約束來實現對供應商的環境管理。在綠色供應鏈中,企業對供應商的環境管理僅是一個方面,還需要綜合考慮成本、質量、分發、供應可靠性、戰略、市場條件等其他方面,所以對供應商的環境管理還不足以成為企業選擇外包或一體化的決定性因素,除非這種環境管理依靠外部市場進行交易費用太高而環境管理又對最終產品質量有重要影響。當供應商產品的環境質量對最終品有重要影響時,除對供應商在傳統的價格、時間、地點、數量、質量等交易條件進行約束外,尚需與供應商簽訂環境縱向約束契約。企業與供應商的環境縱向約束可以看做是介于市場與垂直一體化兩個組織之間的一種制度安排。它實際上是利用市場交易來代替較高的內部交易費用(比如,自己生產可能無法實現規模經濟、供應商產品不是一種重要投入品等),同時利用縱向約束來控制供應商環境行為。在內部交易費用較高而外部供應商又處于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時,適合使用環境縱向約束來實現對供應商的環境管理。一般綠色供應鏈都是采用環境縱向約束形式組織起來的。但如果這種環境縱向約束需要環境專用性資產投資時,就可能導致Williamson意義上的事后機會主義行為及由此產生的“套牢”(HoldUp),這種交易費用會使供應商不愿意進行這項投資,放棄市場交易。這時要使這個綠色供應鏈維持下去,要么下游企業后向一體化進入供應商生產領域,要么通過某種措施降低專用性資產導致的交易費用。Hass提供的一個案例能很好地說明這種情況:一個大型的英國零售商要求針織品供應商的包裝使用一定數量的再循環材料,針織品制造企業與它的包裝印刷供應商聯系提供這種包裝材料。但印刷商不愿意進行改變,因為使用新材料會帶來灰塵影響他們的印刷機器,以及技術問題包括減少印刷運營的長度、提高維護成本和容易損壞印刷設備等。最后,針織品制造企業求助于主要的零售商去說服印刷企業改用新設備,印刷企業在確認他們能夠獲得長期訂單的前提下才進行了必要的投資以適應新的印刷要求(朱慶華,2003)。3可選用的產品生產模式外生共生體與內生共生體型供應鏈的差異從組織結構角度看,是交易費用所決定的縱向一體化程度上的差異。我們將其放在一起考察,為方便起見將之合稱為工業生態型供應鏈。這兩種供應鏈上交易的產品本身就是一種特殊資產———非合意品,而且按照Williamson的四種專用性資產類型的劃分方法,這兩種供應鏈很多情況下都存在地理專用性資產問題帶來的交易費用,因而比綠色供應鏈更多地采用了縱向一體化的組織形式。工業生態型供應鏈上生產過程可能產生較高的交易費用源于以下原因:一是非合意品作為一種特殊類型投入品導致的交易費用?!胺呛弦馄贰敝饕瞧髽I在生產合意品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廢棄物”等,它要依賴于企業合意品的生產這一主要過程。由于這些“非合意品”可能不存在一個競爭性的供給市場,如果下游企業進行專用性資產投資利用上游的“非合意品”進行生產,在某種程度上就存在被上游企業套牢的風險。二是即使存在“非合意品”的競爭性市場供給,但受交易條件所限(如地理區域、可貯藏條件、運輸條件),企業面臨著事實上的壟斷供給時,企業仍存在被套牢的風險。比如說,當上游企業提供的“非合意品”還不足以滿足下游企業的最低生產規模時,下游企業必須從其他地理位置上的企業收購這些產品。由于這類產品通常是單位附加值很低的產品,運輸成本的增加可能決定了它們的成本大小,因此有一定的地理專用性,構成事實上的壟斷供給。三是由于缺乏穩定性的供給,使利用“非合意品”生產的企業的不確定性加大。上游企業技術的變化、生產條件的變化等這類與機會主義行為無關的事件會使利用“非合意品”生產的企業受到影響。這類不確定性是利用“合意品”進行生產的企業通常無需面對的,因此,在“合意品”生產中解決不確定性的關系型契約在這里不起作用。工業生態型供應鏈上交易的是特殊的產品,而交易的性質越特殊,依靠外部市場買賣的動機就越弱化,內部組織生產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工業生態型供應鏈比綠色供應鏈更多采用縱向一體化的組織形式。即使不采用縱向一體化的組織形式(如外生共生體型供應鏈的情況),企業也必須有某種措施降低供應鏈上的交易費用,可能包括建立長期契約關系、充分的信息交流或依靠可靠的信任關系等。例如,在kalundborg共生體內部,企業的管理者經常定期相互交流以尋求提高經濟績效與環境績效的方法。這種交流既是正式的,有時也是非正式的,但都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兩種工業生態型供應鏈盡管都是利用“非合意品”進行生產,但它們分屬于縱向分離與縱向一體化兩種不同組織形式。因此有必要對這兩種供應鏈的組織結構特點進一步比較。(1)在組織的柔性上,外生共生體型供應鏈比內生共生體型供應鏈缺乏柔性。這是因為交換產品的特殊性使外生共生體型供應鏈上成員間單純依靠市場交易有可能導致供應不穩定。(2)在技術創新的激勵性上,外生共生體型供應鏈比內生共生體型供應鏈更具創新的動力。由于外生共生體型供應鏈上企業是依賴市場交易,市場競爭的壓力為企業創新提供了最大的動力,企業有更大積極性進行研發以使生產過程更富有效率。內生共生體型供應鏈是企業內部的交易,企業一般來說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激勵。這種高度垂直一體化的組織形式,優點在于降低信息分享成本和減少協調成本而降低供應鏈的交易費用,但其行政命令和企業內部一體化特征使運營效率降低。四、企業綠色供應鏈的組建一般來說,依靠市場的自組織與政府規劃是縱向企業間進行環境治理的兩種基本組建方式。綠色供應鏈基本上是依靠市場的自組織過程;工業生態型供應鏈是市場自組織與政府規劃兼而有之。1供應商驅動的綠色供應鏈見圖2由于綠色供應鏈主要是在原有的對供應商供應鏈管理的基礎上集成了環境管理的內容,而原有的供應鏈企業之間是市場交易關系,因此綠色供應鏈主要依靠市場自組織的方式即可構建起來。盡管綠色供應鏈的直接驅動者是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公共政策對綠色供應鏈的建立不起作用,任何綠色供應鏈的建立都是以環境公共政策對企業所施加的成本壓力為背景的,只不過它在綠色供應鏈的建立過程中起到的是間接的推動作用。綠色供應鏈中的環境治理的驅動者既可以是采購商也可以是供應商。采購商驅動下的供應鏈環境治理主要形式是綠色采購,即企業通過對供應商設立相應的生產過程或最終產品的環境標準而確保供應商負有一定環境責任。采購方可以通過兩種形式驅動對供應商的環境管理:(1)被動適應型的環境管理,比如要求供應商符合ISO14000標準、遵守諸如WEEE指令一類的環境法規、產品必須是可再生的、產品不含有害物質等。采購方設立環境評價標準,滿足條件的供應商被作為選擇對象。例如,在諾基亞公司全面的供應商評估過程中,供應商的環境問題會受到評估和審計,并成為整個供應商的評估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朱慶華,2003)。(2)合作型的環境管理。采購方可以與供應商進行信息、技術等方面的合作,幫助供應商生產“環境友好型”產品。例如,當供應商自身環境管理能力有限(如中小型企業)時,作為大企業的采購方可以對供應商進行培訓和技術支持。采購方還可以邀請供應商進行合作開發設計,以保證新產品在生命周期中對環境的影響最小。采購方驅動是綠色供應鏈環境治理的最主要的一種途徑,但由供應商驅動的環境治理在一些特殊產業,比如能源、化工領域,已經逐漸被開展并取得環境績效與經濟績效的協同效果。在這些產業中,供應商往往擁有更多的關于產品使用方面的知識。由供應商驅動的環境治理是通過產品服務化的途徑實現的。所謂產品服務化就是企業在出售有形產品時還提供針對該產品高效使用方面的各種增值服務。產品服務化戰略在提高供應商收益的同時,還將供應商的責任向下游延伸至產品生命周期全過程,激勵供應商在產品設計階段就考慮產品的回收、再利用等問題。產品服務化模式中較成熟的模式包括直接參與客戶的生產流程,管理產品的使用過程以及使用后的回收和廢物處理。供應商通過收取增值服務的報酬而實現商業上的成功(宋高歌等,2005)。交易成本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綠色供應鏈上的驅動者選擇。在采購商驅動情況下,采購商通常是大企業,供應商是為之配套的中小企業,由供應鏈中主導的經濟節點———采購商———來驅動綠色供應鏈可以有效降低協調成本、政府環境管制的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實施成本。在供應商驅動情況下,通常是由于在一些特殊產業中供應商對產品使用知識了解的更多,由其來驅動綠色供應鏈可以有效降低環境治理成本。2政府機構的引入外生共生體型供應鏈的環境治理是一種共同治理的模式,驅動者是參與供應鏈的各個企業。其組織上的特點是供應鏈上的各個企業以分權合作的方式,通過共同決策對環境治理負責,各個企業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地參與環境治理,都是環境治理的驅動者。Kalundborg就是一個典型的共同治理結構。在其內部,環境治理合作是基于企業間平等簽訂商業合同確立和實施的,一個企業的副產品或廢棄物都是作為一種資源以合同形式提供給伙伴企業。內生共生體型供應鏈的環境治理是一種統一治理的模式,驅動者是組建生態型供應鏈的集團公司。其組織上的特點是集團公司以集權的方式制定環境治理計劃,集團內各子公司在集團公司統一規劃下,分別對所在環節的環境治理負責,集團公司是環境治理的最主要驅動者,其內部子公司是輔助驅動者。廣西貴糖公司就是一種典型的統一治理結構。在其內部,環境治理是由貴糖集團公司采取統一規劃的方式確立,并通過公司內部行政命令由各子公司按規劃進行實施,某一子公司的副產品或廢棄物都是作為一種資源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提供給其他子公司。由于共生體型供應鏈上所傳遞的產品的特殊性,使得這類供應鏈的組建更為困難,因此,政府部門有時也加入到這類供應鏈中來,成為環境治理的直接規劃與驅動者。Ayres(1997)認為,在分權的純粹市場體系中每個參與者都是通過競爭性的購買與出售過程同其他參與者發生關系,這不可能在系統層面上使副產品和“二級”資源得到最優使用,只有同一層面上的中央計劃和合作權威(CoordinationAuthority)才能克服這種市場失靈。同時,政府機構的介入有時還可以有效降低這類供應鏈所需的組織協調、信任等無形交易成本。因此,公共部門在工業生態型供應鏈中所起到的作用比綠色供應鏈更大,往往成為供應鏈的直接參與者。在工業生態型供應鏈中由于政府的加入,引致了一個目前較受關注的問題:是由政府驅動的還是由市場驅動的環境治理效率更高?Desrochers(2001)認為,與依靠自由市場建立起來的供應鏈相比,公共計劃產生的供應鏈運行效率不高。在對工業共生體進行了歷史的考察后得出結論,“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不具有可持續性。這種不可持續性不是由于缺乏穩健的政策實施,而是“自上而下”方法本身固有缺陷的邏輯結果。盡管有很多的實例表明政府部門在建立工業共生體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大量的研究也表明今天成功運行的工業共生體幾乎都是依靠自發的市場機制而建立起來的(Desrochers,2004)。五、面向供應鏈的環境政策在環境管理中的應用進路本文認為,單純的面向單個企業治污的環境政策由于缺乏激勵和不完全信息問題而導致治理成本高昂,而面向供應鏈的環境政策可以起到很好的補充作用。對具有縱向關系的企業間環境治理的組織特征研究包含了以下政策含義。(1)針對單個企業的環境政策實施成本可能很高,因為它剛性過大,不利于環境治理成本在企業間優化配置。為提高環境治理的效率,環境公共政策不僅僅面向單個企業環境治理考慮,還需要從整條供應鏈的環境治理角度出發進行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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