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華學堂學生的文化理念

一我們的道路:更多的描述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尚未結束。回顧這段歷史,通常就是在回顧我們正在行進著的道路,而不是如R.Frost詩中所表達的那樣在回想theroadnottaken。這給予我們一種感同身受的特殊感覺,因而往往使我們無法冷靜地解析自己曾踏出的印跡,就像常常要說的“無怨無悔”之類。然而如果再回到從前,我想或許會有另一種選擇。事實上,我們今天所進行的許多反思確實在想象theroadnottaken。在這里我不想對這兩種姿態做出價值判斷,而寧愿相信這種分歧本身就是我們的道路仍存在多元可能的表現。我們對近代以來的文化走向的評價和詮釋從一開始就存在了,它們針對著各個層面。作為生活在產生于近代新文化的大學體制中的你我,我在此希望通過一個特定角度對新文化的動向作一個有限的描述。通過這個描述,我們會意識到新文化運動的復雜層面,它原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純粹的傳統。我們都知道,新文化運動的進展首先是觀念的傳播,而觀念的傳播有待于制度性(institutional)的媒體。當然會有雜志等可見的、能流傳至今的物質文本;但我想提出的是大學的教育,它包括設定的課程、系科的組織等以及由此而來的知識、文化氛圍。它對一時代文化思想的走向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在本世紀初的中國可謂得到了最好的證明。舉一個具體的例子:當初陳三立向陳寶箴推薦了梁啟超為湖南時務學堂的總教習,而不是后者原設想的康有為;后來正是在梁啟超的鼎力薦舉下,清華學校的曹云祥校長接受了當時既無學位又無著作的陳寅恪為研究院的導師。制度化的機制對文化傳播的重要性,應予以充分注意,而文化潮流的形成往往與此相關涉。反面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新儒家的不成功。其實如梁漱溟、熊十力亦早在北京大學等學府教學,但如梁漱溟后來自動離去,而馬一浮乃以“唯聞來學,未聞往教”拒絕了講學的邀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新儒家始終徘徊在思想界的主流之外。在探究這個問題之前,我想首先就北京大學的情況作一極簡單的敘述,或許有助于對應的了解。北京大學本身就是中國近代化過程的產物和縮影。它在戊戌(1898)建立,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其中顯示著學術文化思想的變動。(一)重要人物矛盾20世紀初,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是吳汝綸,他既是同治中興的重要人物曾國藩的弟子,也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而民國前后,如1912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嚴復1以及在文科任教的如馬其昶、2姚永樸、姚永概3乃至林紓4等,都是桐城派古文家。(二)與章太炎有密切聯系的學者到民國初年,1912年解散經學門,5由于時主校政的胡仁源等人的引薦,一大批清末的革命黨人、章門弟子或與章太炎有緊密聯系的學者進入北京大學,僅在1913年即民國二年就有黃侃、朱希祖、錢玄同、馬敘倫、沈兼士、馬裕藻等。他們的學術趨向大抵以小學為根底,在文學觀念上以魏晉文章為尚,黃與劉的課程及著作可以為證,如黃之《文心雕龍札記》和劉之《中古文學史講義》、《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6(三)結語:“只是新農的旁支,也不是敵人”1916年蔡元培掌北大,又引入我們所熟知的發起新文化運動的一班人:陳獨秀、胡適等。章門之派亦加入,如錢玄同;對此,陳獨秀、胡適當時皆極為興奮。至于魯迅、周作人等原來也在東京聽過章的講學,亦可算章氏弟子。在他們前面占據北京大學這個全國思想學術中心的兩個派別,對他們確實造成某種壓力。兩派人物在校內校外展開反對活動,如林紓之公開著文抨擊,而黃侃則在校內屢加口誹。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在文學史上人們所熟悉的新文學初期的口號“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確實是有所指的,它真實反映了那時的校園學術和政治沖突。從戊戌年之京師大學堂到新文化運動之時的北京大學,十余年間,在這個教育體制的舞臺上,從桐城文章到中古學術再到新文化的理念,生動呈示了學術思想的演變,凸現出新文化運動展開的體制背景。與此同時,我們對新文化運動應有一多元的認識,任何簡單化的詮釋都應引起警惕。事實上,蔡元培在引入新文化運動人物的同時(1917年),還吸引了其他的杰出代表:講佛學而后成為新儒學大師的梁漱溟,屬國粹派團體而講漢魏詩歌的黃節,后來辦《甲寅》激烈反對白話文的章士釗,主講古代戲曲的吳梅,當年的朋友而今政治上的陌路人、經古文學家劉師培,著《史記探原》的崔適。7這才是真正的兼容并包。對新文化運動提出強烈反對意見的所謂“學衡派”在此意義上也應視為這一運動的一部分,如周作人曾說的:“只是新文學的旁支,決不是敵人。”(《惡趣味的毒害》,《晨報》1922/10/9)二、本理論(一)《學衡》周圍的學者觀察以特定學術機構為中心的思想學術集團的活動與其文化理念,進而梳理現代思想主要脈絡,是一可以嘗試的路徑;因為思想終究是由具體的人實現的,人們構成一定形式的制度組織展開行動,思想學術史的研究應該兼容思想脈絡和社會層面。8進入我們的論題,現代學術史上,20年代在南京,有一批學者形成了一個有著近似的文化觀點的知識分子集團,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成為一股特殊的力量。這一知識集團,在文學史上歷來以“學衡派”為名,但其實它遠非一個文學集團。《學衡》周圍的一批人物究其實際,較為復雜。他們包括了一些留洋學生和較為傳統的學人。就前者而言,引人注意的是,那些代表者原來多是清華畢業的學生或與清華有密切的關系,比如《學衡》的主要實踐者吳宓,他后來以為稱《學衡》為他自己一人的事業都可以(《吳宓自編年譜》1922年)。對這一集團的注意和研究,最早是圍繞《學衡》的反白話文立場;近年則對陳寅恪、湯用彤、吳宓發生興趣,一則是他們的學術成就得到了更多承認,二則是他們的獨立精神受到充分贊賞。但是,對這些清華學人的來龍去脈卻沒有經過全面的考察。我們最為了解的是他們《學衡》時代的基本觀點,然而對此卻沒有同情的了解;其次是清華國學院時代,但關注的又在各位大師具體的學術成就,對他們之所以專注于學術的共同的文化關懷則缺乏深透的把握,這實際就是對他們的自覺取向沒有認識。至于早期的清華學生時代與留學美國尤其是哈佛時代則基本不清楚,或者說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兩個時期與后來南京《學衡》時代的關系以及由此而具有的重要性。(二)哈拉中國科學家1.西化為主,持續發展上述出身于清華的學生是20世紀初葉畢業的,在這所由庚子賠款的退還款項建立起來的西式學校里,他們接受了以西化為主、中學為輔的教育。9當時清華學校隸屬外交部(清華學校基金會是外交部的一個機構),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它的畢業生都會被派往美國留學。(1)梅光迪對胡本的救贖正是在美國,具體地說,在哈佛大學(當時在波士頓,中國學生有百余人,——此據《吳宓自編年譜》1918,《吳宓日記》101920/11/21則稱有50余人——互相認識,住在那兒就像在中國),大約1918～1921年,一批清華學生為主的中國學生形成了一個圈子,其主要成員包括:梅光迪(1890～1945),他以清華留學生的名義來到美國,先在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Univesity)讀書,1915年9月到哈佛,1919年10月離開哈佛回國,到天津的南開大學任教。我們都熟悉,他與胡適的爭論直接刺激了后者的文學改良主張。其實他們早在上海就熟識。當時梅光迪在復旦公學就讀,同舍同學胡紹庭是胡適的宗兄,每每稱道胡適之美才,1909年秋兩人相識訂交。次年胡、梅同船北上應庚款留美考試,“浪靜月明,相與抵掌扼腕,竟夜不能休止”(梅光迪送胡適赴美而作的序)。到美國后梅光迪還曾在給胡適的信中稱胡為“東方托爾斯泰”,“將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真能代表吾族少年,尚望足下努力,他日在世界學人中占一位置,為祖國吐氣”。不過,梅光迪之矚望于胡適的實是發揮中國固有之文化,而不是改良或者革命,他因為胡適常常在美報紙發表文章、舉行演講而稱道曰:“適之時時登臺,發彼聾聵,彼亦當不謂秦無人矣。天下最傷心之事,莫如蒙冤莫白,任人信口雌黃,而無有為之辯護者。吾國之舊文明、舊道德,自謂無讓人處,而彼輩乃謂為heathen,是可忍,孰不可忍?足下真愛國男兒,足下一篇演說,勝吾國教會中人出版之各種報紙萬萬矣。”而后來胡適果真“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但那卻是梅光迪絕對無法接受的,從而極力反對,不遺余力。他們之間從志趣相投到分道揚鑣,主要是因為胡適的觀念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胡適與梅光迪、任叔永等1915年夏在CornellUniversity的綺色佳(Itheca)聚談,產生了白話文學的觀念,與后者產生了沖突,梅光迪到哈佛、胡適到哥倫比亞大學后,他們之間繼續書信討論,胡適的思想日益堅定,1916年8月始停止討論,開始獨力“嘗試”。至1917年1月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11湯用彤(1893～1964),1916年清華畢業,1918年赴美國Minnesota的HamlineUniversity留學。據《吳宓日記》,他1919年6月19日晚到哈佛,當晚住在梅光迪舍中。1922年離開哈佛回國,到東南大學任教。吳宓(1894～1978),1916年清華畢業,1917年赴美國UniversityofVirginia留學,1918年到哈佛師從I.Babbitt教授,1921年6月離開哈佛回國,到南京的東南高師任教。張鑫海(1898～?),后易名張歆海,1918年清華畢業,到JohnsHopkinsUniversity學習,1919～1923或1924在哈佛求學。他的英文非常出色,12在哈佛師承IrvingBabbitt,以TheClassicismofMatthewArnold為題撰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吳宓在日記中提到他學業有成,自愧不如;聞一多1922年到美國后不久給梁實秋等的信中還提到他。131924年,吳宓想回清華母校時,他已經在那兒教書了。他后來擔任過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的教授,1928年起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參事,任過歐美司司長,住葡萄牙、波蘭、捷克公使。他大約是一位興趣廣泛而活躍的人物,從《夏濟安日記》(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我們知道他四十年代曾在美國電影中出演角色,這讓影院中的夏濟安驚愕不已。樓光來,1918年清華畢業,1920年1月31日從JohnsHopkinsUniversity來到哈佛,1923年回國,在東南大學英文系任教。(2)關于吳植物即文學這些人中間往往存在著相互的援引關系。吳宓初到哈佛時,梅光迪(當時他住在DivinityHall)就找到他,“慷慨流涕,極言我中國文化之可寶貴,歷代圣賢、儒家思想之高深,中國舊禮俗、舊制度之優點,今彼胡適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員自詡‘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復之’。”(《吳宓自編年譜》1918)梅光迪向吳宓介紹了I.Babbitt與P.E.More(1864～1937)14的著作,并領他去拜見了I.Babbitt,15還幫助他選修了I.Babbitt與BlissPerry的課(《吳宓日記》1918/9/24),而吳宓也說:“不來到波士頓轉入哈佛大學,則與梅光迪君在美國末由相識,無從接受其反對陳獨秀、胡適新詩、白話文學、新文化運動之主張;并不獲由梅君導謁白璧德先生,受其教,讀其書,明其學,傳其業,則后來必無《學衡》雜志之編輯與出版,而宓一生之事業、聲名、成敗、苦樂,亦必大異,而不知如何。”(《吳宓自編年譜》1918年)張鑫海、樓光來之來哈佛則受吳宓的介紹。《吳宓日記》(1919/9/18):“清華后來諸級游美學生,其研習文學者僅有樓君光來及張君鑫海二人。今春正二月以來,二君屢來函,究問文學一道,宓告以種種。二君得讀巴師等之書,極道向慕,遂轉學哈佛。”(3)迪的大學是上海舊學與這批清華學生來往密切的還有:陳寅恪(1890～1969),1919年到哈佛,161921年9月離美赴德進柏林大學。他與梅光迪早年曾在上海復旦公學同學。俞大維(1898～1993),上海圣約翰大學(St.John′sUniversity)畢業,1918年到哈佛。顧泰來,東吳大學(SoochowUniversity)畢業,1919年到哈佛,1922年到南京東南大學歷史系任教,旋轉外交部。值得注意的是,如俞、顧二人是國內教會大學的畢業生,而陳則多年游學國外,他們都有著較為全面的中西學術背景。(4)《吳自動授儒》在哈佛,他們的來往非常密切。據吳宓的記載,初期吳宓、梅光迪、陳寅恪“蹤跡最密”(《吳宓日記》1919/4/25);而湯用彤到哈佛后,即與吳宓同住一室,17他們與顧泰來18“每日同餐、同游、同出入、同研究功課,形跡極密”(《吳宓自編年譜》1920)。俞大維、湯用彤1920年暑假還曾為吳宓分別單獨講授過《西洋哲學史大綱》、《印度哲學及佛教》。19他們互相論學,《吳宓日記》中稱為的七星社(Pleiades),即指除當時已經回國的梅光迪之外的七人:“多集宓處,談書籍學問,間及諧謔。此中樂,不足為外人道也。宓因未及習哲學,因請俞君大維為宓講授哲學史大綱,每日一小時,自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凡十日而畢。次則請錫予授宓佛學及印度哲學之大要,選定書目,擇要讀之。……九月中,靜居讀書,無事可記。所讀書,均為印度哲學及佛教。俞君講授哲學史略畢后,即由錫予每晚為宓講授印度哲學及佛教。……直至開學之前夕,始得講完。錫予所講,遠較俞君為精詳,受益匪淺。”《吳宓日記》中對朋友極為欣賞:“張君鑫海年少美才,學富志潔,極堪敬愛。此間除陳君寅恪外,如錫予及張君鑫海,及日內將到此之樓君光來,均具實學,又極用功;在今已為中國學生中之麟鳳,其將來之造詣,定可預知。”(1920/1/30)2.從《吳自動》到20babcitt如果要追溯這些學人的文化觀念的形成和來歷,至少應該考慮這樣一個方面,亦即他們所受的西方文化影響。我們以往考慮的多是傳統在他們身上的作用,其實吳宓自己就已經說過(《吳宓詩集》卷末附錄七《空軒詩話》二十四):世之譽宓毀宓者,恒指宓為儒教孔子之徒,以維護中國舊禮教為職責。不知宓之資感發和奮斗之力量,實來自西文。質言之,宓恒愛讀柏拉圖語錄及新舊圣經。宓看明(一)希臘哲學(二)基督教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業之原動力;而宓等受教于白璧德及穆爾先生,亦可云宓曾間接承繼西洋之道統,而吸收其中的精粹。宓持此所得之區區以歸,故更能了解中國文化之優點與孔子之崇高中正。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以下兩點:其一,他們所經驗的教育體制的可能影響。其二,他們實際的個人生活經驗的印跡。梅光迪、陳寅恪、吳宓、湯用彤都基本是在傳統的家族環境和文化氛圍中獲得切身經驗的。比如,《吳宓自編年譜》就提到湯用彤由父母包辦婚姻,較為和諧,所以對家庭一直持較為傳統的看法。我們知道當初吳宓與陳心一的關系得以肯定下來,湯起了作用;而后來吳、陳離婚,湯一直反對。吳宓在后來寫的《自編年譜》中記有一筆,很值得玩味。第一,所受的西方文化影響他們大部分人受到IrvingBabbitt(1865～1933)的影響。除上述張鑫海外,吳宓請IrvingBabbitt為Adviser,又曾與陳寅恪、湯用彤曾一同向I.Babbitt請教(《吳宓日記》1919/7/14);而湯之精研佛教史似乎也受到I.Babbitt的影響。20Babbitt的影響實也有其淵源。其岳父杜德維(EdwardBangsDrew,1843～1924),1865年進中國海關,1867年為總稅務司署管理漢文檔案,后升為稅務司,在九江、煙臺、鎮江、上海、寧波、廣州、福州等地任職。1889年任總理文案稅務司。1896年為李鴻章出使俄國使團的隨員。1908年退休。在吳宓眼中,“巴師之岳父,年七十余,通中文中語,曾任吾國海關副督辦,居吾國四十余年。其人和藹懇切,識解高明,績學,尤關心吾國事”(《吳宓日記》1920/7-8)。21白璧德對中國的事亦極為關心。吳宓當初決定不滿五年即回國,到北京師范學校任教:謁巴師,告以已就事,擬明年即返國等情。巴師談及國事,以諸多大義重責見勖。又有云:“吾恐君返國就職之日,薪資將需由日本人手中領取矣。”謂中國實際已亡,凡百皆由他人主政。(《吳宓日記》1920/3/4)白璧德頗矚目于中國的知識分子,曾問過吳宓:“以目前情勢,英、法、日三國,實行瓜分中國,迫不及待。不知中國士大夫theEducatedClass將何以自處?豈皆先家而后國,營私而忘公,懵然而坐聽之耶?”(《吳宓日記》1919/9/23)“巴師謂于中國事,至切關心。東西各國之儒者Humanists應連為一氣,協力行事,則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國學生在此者,如張、湯、樓、陳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吳宓日記》1921/1-2)。他希望中國學生能發揚中國的學術:巴師命宓作文,述中國之文章教育等,以登載美國上好之報章。……巴師謂中國圣賢之哲理,以及文藝美術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國之人自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不可。今中國國粹日益淪亡,此后求通知中國文章哲理之人,在中國亦不可得。是非乘時發大愿力,專研究中國之學,俾譯述以行遠傳后,無他道。此其功,實較之精通西學尤巨。巴師甚以此望之宓等焉。(《吳宓日記》1920/11/30)22這批學人多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23對西方文化也相當了解。他們認同I.Babbitt的觀點,主張融會古今、溝通中外。或許可以說,在清華時期比如湯用彤的著作主張闡朱進王,已經是古今之融會了,那么到了美國留學時期,他們更多考慮的大概是中西貫通了。如下數條所記:論精神理想一方,吾子篤信天人定論、學道一貫之義,而后兼收并蓄,旁征博覽,執中權衡,合覆分核,而決不為一學派、一教宗、一科門、一時代所束縛、所迷惑;庶幾學能得其真理,擷其菁華,而為致用。吾年來受學于巴師,讀西國名賢之書……乃于學問稍窺門徑,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貫;天理人情,更無異樣也。(《吳宓日記》1919/7/24)稍讀歷史,則知古今東西,所有盛衰興亡之故,成敗利鈍之數,皆處處符合,同一因果、同一跡象,惟枝節瑣屑,有殊異耳。蓋天理SpiritualLaw人情HumanLaw,有一無二,有同無異。下至文章藝術,其中細微曲折之處,高下優劣是非斜正之判,則吾國舊說與西儒之說,亦處處吻合而不相抵觸。(《吳宓日記》1919/8/31,似述陳寅恪之意見)自受學于巴師,聞梅、陳諸良友之緒論,24更略識西國賢哲之學說,與吾國古圣之立教以及師承庭訓之所得,比較參證,處處符合。(《吳宓日記》1919/9/8)1919年3月4日至5日,吳宓作《英文詩話》若干條,后來登載在《留美學生季報》第七卷第三號上,其開篇就已將上述觀念形諸文字:天理人情,一定而不變,古今東西,曾無少異。唯疆界部落、政教風俗、衣冠文物,種種外象末節,則息息遷改,絕無全同之時。此不可不辨之明審。吳宓受I.Babbittt與PaulE.More的影響,精讀古典,曾說:“治西學而不讀希臘三哲,猶之宗儒學而不讀四書五經,崇佛學而不閱內典,直是迷離彷徨,未入門徑,烏望登峰造極哉?”(《吳宓日記》1919/9/5)在這樣的思想境況下,他們強烈反對當時國內知識界以胡適為領袖的新文化運動,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強調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連續性。其中張鑫海態度激烈,聲稱待日后學問成就、同志匯聚時,一定與胡適等鏖戰一番。說到新文學,吳宓本人可謂深惡痛絕,往往有意氣之辭。吳宓的文學趣味原屬傳統,他對19世紀以后的寫實文學概難欣賞。從他的日記里看,他的視角往往是由西方傳統文學經驗出發的:宓近觀察及讀書所得,知古今中外,天理人情以及成敗利害得失之故,悉同而不異。西國昔時,事事多與中國類似。而中國今日布趨歐美,其惡俗缺點,吸取尤速。即以小說一端,可以為證。讀英國十八世紀之小說,則殊類似《兒女英雄傳》、《儒林外史》等。近三十年,Zola之流派盛行,所述無非工女被污、病院生產等事;而吾國亦有《黑幕》、《女學生》等書迭出。(《吳宓日記》1919/4/24)英國近世小說巨子,每以Dickens和Thackeray并稱,其實Dickens不如Thackeray遠甚。約略譬之,Dickens之書,似《水滸傳》,多敘倡優仆隸、兇漢棍徒,往往縱情尚氣,刻畫過度,至于失真;而俗人崇拜之。見P.E.More“ShelburneEssays”論Dickens之文。而Thackeray則酷似《紅樓夢》,多敘王公貴人、名媛才子,而社會中各種事物情景,亦莫不遍及,處處合竅;又常用含蓄,褒貶寓于言外,深微婉摯、沉著高華,故上智之人獨推尊之。乃Dickens全集,幾皆譯成中文,而Thackeray之書,則尚無一譯本,寧非憾事?(《吳宓日記》1919/8/31)以外國文學的背景來觀照中國的新文學,吳宓很有把握地批評新文學的主張曰:今之盛倡白話文學者,其留毒甚大,而其實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見,即知其謬鄙,無待喋喋辭辭;而中國舉世風靡。哀哉,吾民之無學也!此等事,在德、法、英各國文學史上,皆已過之陳跡,亦非特異之事。(《吳宓日記》1919/12/14)讀GeorgeMeredith之RichardFeverel畢。GeorgeMeredith學富識高,Humanism。其所著小說,專藉以寓其懷抱宗旨;又刻意求工,不落俗套。故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寫實派勃興之時,如鶴立雞群,卓然淵雅。吾國亦未見其有譯本。乃近頃國中各報,大倡“寫實主義”。其實“寫實主義”即吾國《金瓶梅》及《上海……之黑幕》;且其丑惡流毒,較《金瓶梅》等尤甚。而今之倡“寫實主義”者,竟謂其與《金瓶梅》等不同,未可等視云云。欺人之語,不亦妄哉?《金瓶梅》中尚有許多天理人情在,今西洋之寫實派寫實,只描摹粗惡污穢之事,視人如獸,只有淫欲,毫無知識義理,讀之欲嘔。以上均評者之公論。可參看StuartP.Sherman′sEssaysonGeorgeMoore&onDreiser,in“OnContemporaryLiterature”及PaulE.More′sEssaysonTolstoy,in“ShelburneEssays”,Vol.I。其余例證繁多,不備舉。今之倡“新文學”者,豈其有眼無珠,不能確察切視,乃取西洋之瘡痂狗糞,以進于中國之人;且曰:此山珍海味,汝若不甘之,是汝無舌。嗚呼,安得利劍,斬此妖魔,以撥云霧而見天日耶!(《吳宓日記》1920/4/19)在吳宓看來:新文學之非是,不待辭說。一言以蔽之曰:凡讀得幾本中國書者,皆不贊成;西文有深造者,亦不贊成;兼通中西者,更不贊成。唯中西文之書皆未多讀,不明世界實情,不顧國之興亡,而只喜自己放縱邀名者,則趨附新文學焉。新文學者,亂國之文學也。其所主張,其所描摹,凡國之衰亡時,皆必有之。自希臘以來,已數數見,而中國昔時亦然。……新文學者,土匪之文學也……今中國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為土匪。(《吳宓日記》1919/12/30)對當時辦的《新潮》,吳宓斥之曰:無知狂徒,妖言煽惑,聳動聽聞,淆亂人心,貽害邦國,日滋月盛,殊可驚憂。又其妄言白話文學,少年學子,紛紛向風。于是文學益將墮落,黑白顛倒,良莠不別,棄珠玉而美糞土,流潮所趨,莫能或挽。嗚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為終生事業,乃所學尚未成,而時勢已如此。譬之種花者,澆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風雨驟作;益以芟鋤,花即開而果即結,恐亦隨根而俱盡耳。(《吳宓日記》1919/11/13)這里,已經可以看出他對新文學風靡一時而感到的無奈。而后來,他也一再流露出這樣的意思。吳宓在1920年2月4日因為患流感而住院一周,2512日午出院,晚陳寅恪來看望他:談中國白話文學及全國教育會等事,倒行逆施,貽毒召亂,益用驚心。嗚呼,安得一生長住病院,洞天福地,不聞世事,不亦幸哉?”(《吳宓日記》1920/2/12)1920年4月6日的日記中,吳宓引了陶淵明的詩句“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而后寫到:我儕學問未成,而中國已亡不及待。又我儕以文學為專治之業,尚未登堂入室,而中國流毒已遍布。“白話文學”也,“寫實主義”也,“易卜生”也,“解放”也,以及種種牛鬼蛇神,怪象畢呈。糞穢瘡痂,視為美味,易牙伎倆,更何所施?每一念及,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然亦無裨,只當強自攝斂心神,按日讀書,異時相機奮力行事,一切聽之天命可耳。對此他頗為困惑:蓋胡、陳之學說,本不值識者一笑,凡稍讀書皆知其非,乃其勢炙手可熱,舉世風靡,至于如此,實屬怪異。然亦足見今日中國人心反常。諸凡破壞之情形,物必先腐,而后蟲生。經若輩此一番混鬧,中國一線生機,又為斬削,前途紛亂,益不可收拾矣。嗚呼,始作俑者,其肉豈足食乎?他甚至在狂想之際,以為自己日后的社會生活都將入亂局:今國中所謂“文化運動”,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視為病毒者,上流人士,防止之,遏絕之,不遺余力。而吾國乃雷厲風行,虔誠趨奉。如此破壞之后,安能再事建設?如此紛擾之后,安能再圖整理?只見萬眾息心斂手,同入于陸沉之劫運而已。言念及此,憂心如焚。俗人固不可與道,即同心知友,偶見面談及,亦只楚囚對泣,慘然無歡。更思宓一生之進退,回國以后,當茲橫流,何以自處?種種苦惱磨折,此時皆已洞見。且邪說流傳,“解放”、“獨立”、“自由戀愛”諸說流行,必至人倫破滅,禮義廉恥均湮喪;則宓雖欲求一家之安寧、父子之慈孝、伉儷之親愛,亦不可得。嗚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勞愁如此,吾生何樂?誠不如自戕其生,則數分鐘內,一切苦難,均冥然不知,清凈之極,快樂之極。(《吳宓日記》1920/4/19)在哈佛,新舊兩派的分野至少在觀念上是分明的,林玉堂(1895～1976)26到哈佛的第二天,吳宓見到他時就有如下印象:“林君人極聰敏,唯沉溺于白話文學一流,未能為同志也。”(《吳宓日記》1919/9/19)27他對林的學問也表示了輕視:“此間同學諸人,惟林玉堂君一人,為胡適、陳獨秀之黨羽曾受若輩資助,他年回國,將任大學教席。故林君獨與我輩見解不同。林君中文本極不通,其英文亦不佳。即論此一年中,在校之成績(諸人多同堂同課),林君遠遜湯、張、樓諸人。”(《吳宓日記》1920/3/28)28其實,在哈佛同意新文學、新文化主張的不只林氏一人而已。《吳宓日記》1920/5/1記錄李濟(1896～1979,1918年清華畢業留美)和其友何某來訪:談頗久。中國之遣派留學生,徒種禍根而生亂階而已。……一知半解,妄為邪說,動必曰:中國文字之當費,人種之當絕,國粹之當棄也。……若此之人,觸目皆是,其害國家,不異猛獸毒蛇。中國法律不能懲誅之;且群俗上下,從而尊禮之,趨從之;雖欲不破滅覆亡,得乎?似乎越到后來,同道越少。吳宓表示1919年秋天到哈佛的中國留學生與以往不同,“多少青年俊彥,輕浮放蕩之流,于是士習將為之一變矣。”(《吳宓日記》1919/9/17。)《吳宓日記》(1919/12/30)談到新來的留學生中對新文學的贊同者,提及馮友蘭:“自謂初亦反對新文學,今則贊成而竭力鼓吹之。”還有對老朋友吳芳吉的深刻失望:“甚至碧柳,亦趨附新文學,而以宓等之不贊成新文學為怪事。嗚呼,倒行逆施,竟至于此!不惟意見分歧之足憂,且此諸人,于極明顯之是非美惡,尚不能辨。”(《吳宓日記》1920/1/23)我相信,這種文化理念正是20世紀20年代《學衡》對抗新文化運動主流之思想起源。而如果再追溯此種文化理念的根芽,那么,應該是在他們早期所受的教育。第二,教育體制的可能影響從《吳宓日記》中可以看到,曾有一位在清華任教的歷史教授J.Pickett告誡他們說:“諸生若他日赴美游學,擷載西方文明,亦當專取其長而適于中國者,資為材料,以自制本國之新文明。若去取非其道或肆言保守,均不利于國家之前途。”吳宓在《日記》中記道:“先生是日言甚長,皆頂門立箴,為吾輩對癥下藥。”吳宓當時就有意辦一種雜志,“造成一家之學說,發揮固有文化,溝通東西事理,以熔鑄風俗,改進道德,引導社會”。(《吳宓日記》1915/2/16)吳宓和湯用彤都參與了天人學會的組織,該會的宗旨就是“融合新舊,擷精立極,造成一種學說”(吳宓致吳芳吉信,1916/4/3)。而湯用彤清華學生時代寫的文章可以明白表明他們融合新舊的意旨;他在文章中主張發揚宋明理學傳統中朱熹、王陽明的思想以救國,并明確反對無保留地禮拜西方。29清華的這一思想傾向早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就成為一種明確的意識。梁啟超1914年于清華講演時就說:清華學子,薈中西之鴻儒,集四方之俊秀,為師為友,改良我社會,改良我政治,所謂君子者,非清華學子,行將焉屬?(《清華周刊》第20期《梁任公先生演說詞》1914/11/20)如果這還是一時的應景,那末,到1923年,他所說的無疑是充分自覺和深意的了,他談到美國教育是“實利主義”的時說:這種實利主義的又一結果就是將人做成一個部分的人。我們中國人教人做人向來是做一個整個的人的,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然而只做一個部分的人,未免辜負上帝賜給我們所人人應享的“一個人”的生活了。我以為清華學生應當謀這些極端的貫通融洽,應當融合中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做宣傳。”(《清華周刊》第271期《與梁任公先生談話記》1923/3/1)清華校歌由汪鸞翔所作,中有“東西文化,薈萃一堂”、“致知窮理,學古探微,新舊合冶,殊途同歸”、“立德立言,無問東西”、“同仁一視,泱泱大風”等語。30汪氏在《清華中文校歌之真義》中對此闡釋道:與本校最適宜,且今世最亟需之學術,尤莫亟于融合東西之文化。故本校歌即以融合東西文化為所含之“元素”。(《清華周刊》353期1925/10/2)這一思想脈絡既是初期清華傳統的延續,也為后來的清華學人所發展。第三,實際的個人生活經驗的印跡在這里,本文認為,值得提出他們在哈佛所接受的現實生活經驗的影響。《吳宓日記》中記錄了1920年的哈佛大學畢業典禮情況,在連續幾天的日記里,吳宓幾次將眼前的所見所聞與國內的新文化運動作了對立的敘述:美國畢業典禮,極堂皇鄭重。……嗚呼!人方依古制,履行舊典,著重于道德宗教;而我國中學生,則只知叫囂破壞,“革命”也,“解放”也,“新潮”也。相形之下,吾之傷感為何如乎?(《吳宓日記》1920/6/21)教務長及校長互相請答之言詞,皆有定式,莊皇典重;文憑及會單,均用拉丁文而不用英文,如我國書經之文字然。乃我國人偏厲行白話文學,嗚呼!(《吳宓日記》1920/6/24)又如男女問題,實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大話題,而這在哈佛的中國學人中間也是一大話題。陳寅恪多次講述過有關歐美的男女關系及婚姻問題。31他們討論的結論:陳寅恪“細述所見歐洲社會實在情形,乃知西洋男女,其婚姻之不能自由,有過于吾國人。……天下本無‘自由婚姻’之一物。”而吳宓以為:“婚姻之要,不盡在選擇,而在夫婦能互相遷就調和。”梅光迪的意見是:“凡言自由婚姻,則蕩子流氓必皆得志;而君子正士必皆無成。”(《吳宓日記》1919/3/26)吳宓在聽了CharlesW.Eliot(1834～1926,1869～1909任哈佛校長)演講中反對男女同校的議論和StanleyHall(1844～1924,心理學家,時任ClarkUniversity校長)男女同校弊多利少的演講之后,慨嘆:“凡禮教法制,皆中含至理,積千百年經驗,以為人群之便利幸福計耳。若妄行破壞,實可謂自討苦吃。況真正之學術,無一不與禮教法制互相發明。乃今之毒害人群者,動假托西學之名以自重,實屬欺人之尤者矣!”(《吳宓日記》1920/4/28)很有意思的一個例子是有關林語堂的。我們都知道吳宓對他的文學和文化態度很不以為然。但在1920年4月17日在林宅一席談,吳宓次日的日記,讓我們看出當時具體的生活經驗對他們文化態度的作用:在國中之少年,未知外國實況,誤以為西洋為天堂仙境。又誤以為共和、社會主義、男女自由結婚等,在西洋確有其事……不知此等皆夢境。而西國社會之墮落、人心之浮動,實遠甚于中國。……惟然,故在國中一偏而激烈之少年,留學歐美以后,大都轉為和平,趨于實是。……不到歐美,則無從見中國人之好處。大率中國古來之禮教,重義務,主犧牲。西洋今日之習俗,則重權利,主快樂。中國之婦女,皆貞淑耐苦,操勞不怨;奇節異能者,尚不必論。今美國之婦女,則涂脂抹粉,盛服新衣,游行街市;離婚通奸,視為尋常;縱情欲,喜熱鬧;秉質如“繡花枕”,行事如“走馬燈”。中西兩兩相較,中國之婦女,固可憐,然亦甚可貴可敬也。……林君本系極端新派,圣約翰出身,不甚讀中國書者,其所言猶如此;況以國粹為心、尊奉孔教如宓等者,感觸又當如何耶?(三)哈薩克斯坦同窗癥在南京32號1.從吳推進到越界:新民主主義學術主義者的學校建設哈佛同窗們的文化理念真正在近代思想史上發生影響,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南京,33而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的,又是清華畢業生的背景,更重要的是由此而來的在哈佛結成的緊密的個人關系。梅光迪1919年回國后,首先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20年秋轉往南京東南高等師范學校任教,那里的副校長兼文理科主任劉伯明(金陵大學畢業,美國NorthwesternUniversity博士)是他就讀NorthwesternUniversity時的同學。1921年5月中旬,梅給在哈佛的吳宓寫信,邀請吳來南京,并提到將辦《學衡》由中華書局出版,希望能以此校為基地“聚集同志知友,發展理想事業”。這封信改變了吳宓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任教的計劃。當時吳宓只考慮了半天,甚至連與同住一室的湯用彤都未商量,就復信接受了梅光迪的邀請,來到南京,開始了以《學衡》為中心的學術活動。1922年秋,湯用彤由吳宓和梅光迪的介紹也來到東南大學;顧泰來由吳宓介紹,被聘為東南大學歷史系教授,一學期后赴京,旋入外交部(《吳宓自編年譜》1922年)。1923年9月,樓光來也來此任教。由于派系斗爭,英語系與1922年獨立的西洋文學系合并,原系主任張諤與梅光迪都不長系,樓出任新系主任。34這批清華校友、哈佛同窗,與以柳詒徵為首的一批相對較為傳統的學者一起,35構成了不同于北京新文化激進思潮的文化守成主義流別。有意思的是,中國現代另一位深受I.Babbitt影響的文人梁實秋最早接觸I.Babbitt學說很可能是通過吳宓在南京的講學,據《吳宓自編年譜》,1923年時為清華學生的梁實秋曾游學南京,在東南大學聽吳宓講“歐洲文學史”課,正講到Rousseau(盧梭)的著作與生活,梁實秋回清華后在《清華周報》撰文贊美吳宓授課之佳,并以清華未能聘請原清華畢業生回母校任教為憾。就在這一年,梁實秋赴美留學,先在哥倫比亞大學,而后也轉入哈佛投師到I.Babbitt門下。2.“學衡派”的解體主要是由于個人的原因,梅光迪逐漸不予《學衡》事。36《吳宓自編年譜》1922稱:“自第二年初之第13期起,梅君則不再投登一字之稿,反而對人漫說:‘《學衡》內容愈來愈壞,我與此雜志早無關系矣!’”因此,吳宓盡力尋找撰稿人,《吳宓日記》(1923/9)記函上孫德謙并訪孫與張爾田事,由此與滬上舊學者發生聯絡。371923年11月,劉伯明的溘逝,“學衡派”失去了學術機構方面的很大一部分支持,梅光迪、吳宓等紛紛離開。梅經胡先骕推薦、趙元任介紹去哈佛。38吳宓先到東北大學教了一學期,以不喜那兒的環境,寫信給顧泰來,表示了欲往清華之意,顧為吳去找了清華校長曹云祥,由此回到母校清華(《吳宓日記》1924/8/29)。這樣,作為一個學人集團的“學衡派”解體了。對于“學衡派”在南京時期的工作,柳詒徵《送吳雨僧之奉天序》有很好的概括:涇陽吳子雨僧,教授東南大學者三年。薄海聞其名,爭禮致之。雨僧曰:“遼沈有朝氣,吾將往開起學風。”南都學子堅留之,不獲,則以一年為期,冀雨僧之復來也。柳詒徵還曰:茍利于國,何擇乎南北?茍昌其學,何間乎遠邇?雨僧有造與東北,亦東南學子之幸也!晚清以來,學校朋興。士挾策走絕域,求一長以自效于國者無算。獨深窺歐美文教之閫奧,與吾國圣哲思旨相翕麗,以祈牖民而靖俗者,不數數遘。宣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