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現代科學的宇宙觀

20世紀初，德國提出了一種新的格式塔心理學，并提出了不同于傳統習慣的新觀點。換句話說，當人們看到外部事物時，他們實際上是一個整體，而不是一個個體的感覺，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這一革新觀點不僅適用于解釋個體人對于個別事物的認知,而且適用于人的整個族類對于整個宇宙的認知。今天我們看到,遠在上古時代,東西方的先哲就在宇宙觀領域百家爭鳴,很多有價值的見解在現代甚至煥發了青春,顯示出強大的生機與活力。一、思考世界的構成馬克思曾指出:“希臘人,永遠是我們的老師,因為他們有這樣偉大的天真,這種天真把每一件事物,可以說,不加掩飾地擺在事物本質的純潔的光線的照射之中。”從這方面看,東方文化更有著悠久的傳統。早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黎俱吠陀》就試圖以神話形式解釋自然現象,其中有兩個神話人物最能代表初民對宇宙存在與發展所包含的內在矛盾的理解。其一是因陀羅,全書約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歌頌這位雷神和戰神,描述他腹大充滿了蘇摩(一種讓人精力充沛、斗志旺盛的液體),軀干超過大地的十倍以上,手握金剛杵,力大無窮,常能降服群魔;其次是伐龍那,他以公平執法著稱,具備一切智,是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的立法者,天地因之奠定,日月星辰依照他制定的法則運行,且能洞察人的真偽,任何陰私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因陀羅之力與伐龍那之智,可以說是宇宙及萬物所包含的動力因和形式因的人格化體現。數論派是印度哲學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據傳釋迦牟尼早期曾師事過數論師。《黎俱吠陀》中的創造天地的“生主”亦作“原人”,數論派將他稱之為“神我”,認為他與原質(自性)交合生成二十三諦而構成了世界萬物。神我與自性其實可類比于人類的男女。我國上古時代的先哲“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也參照男女二性區分陰陽乃至乾坤。老子冥思宇宙的本原,意識到難以稱名,在“大”(太)與“道”之間權衡之后,也許是為了便于描述其“周行而不殆”(《老子·25章》)的特性而選擇了后者。他推斷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42章》)從漢初河上公起比較而言,《周易》對宇宙本原的描述較為明確。《系辭上傳》寫道:“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這六句話宜分為兩組:前三句講的是宇宙論;后三句說的是人事。太極生兩儀,可解為分化出實體性的天地或功能性的陰陽及乾坤;兩儀如何生四象?在邏輯上還有待辨識。通過簡單的數目描述宇宙的起源和萬物的本體在西方上古先哲中更為突出,他們更為講求表達的明晰性和確切性。據傳畢達哥拉斯有一句格言:“得爾福的神諭是什么?圣十。”柏拉圖的思想無疑受到這一學派的影響。他曾多次游歷意大利南部,并曾設法從費羅勞斯手上得到記錄畢達哥拉斯思想的著作,一般認為《蒂邁歐篇》的撰寫明顯受到畢達哥拉斯派思想的啟發,至少反映出他對該學派思想的珍視。相對而言,柏拉圖更為側重于從幾何角度描述世界的本原。他創辦雅典學園,據傳在門口張掛了一塊牌匾,上寫“不通曉幾何者勿進”;他提出“學習就是回憶”的觀點,其論據多采自人們對幾何學問題的認知(見《曼諾篇》)。值得玩味的是,若將畢達哥拉斯派與柏拉圖的觀點統一起來,剛好接近于我國《周易》的象數學。二、現狀:滿腦子是畢達哥拉斯主義的精神科學研究旨在揭示事物存在和發展變化的確切信息。它一般需要從經驗和先驗(先于經驗)兩個方面切入。經驗的東西首先來自感官感覺,先驗的東西中還包含先天的成分,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自發呈現。因此不僅在西方,而且全人類的認識活動都包括兩種對立趨向。就西方文化史而言,一般稱二者為“亞里士多德傳統”和“柏拉圖傳統”。柏拉圖傳統由畢達哥拉斯學派延續而來,亞里士多德傳統的前驅者或可認作是米利都學派。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往往出人意外的吊詭:在普遍崇尚超驗存在的13世紀,由于亞里士多德著作的被發現,其經驗主義的宇宙觀經托馬斯·阿奎那等的學習和改造,竟然與基督教的教條凝聚在一起,對自然科學的進步起到強大的推動作用;而20世紀在科學到處高奏凱歌的氛圍中,竟有一部分人的觸角深入于物理世界的“自組織”研究,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復興了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傳統。當然,確切地說,兩種傳統一直存在,只是其主導地位在特定時段辯證轉化而已。即使是同一個人,如果他著眼于某些個別物理事實的歸納而得出結論,會傾向于亞里士多德的方法論;而當他企求對宇宙萬物作整個把握,很可能就轉向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的方法論了。我們甚至可以說,對于一些杰出的科學家,二者往往兼而有之。由此我們易于理解著名的科學史家亞·沃爾夫基于大量史實所下的論斷:“近代科學的開創者們滿腦子都是畢達哥拉斯主義的精神。哥白尼和刻卜勒(即開普勒———引者)尤其如此,而伽利略和牛頓也大致如此。”伽利略所著的《試金者》有一個基本觀點,即認為宇宙之書是“用數學語言書寫的,它的符號是三角形、圓形和其他幾何圖形,沒有它們的幫助,人們無法理解任何一個單詞;如果沒有它們,人們會在黑暗的迷宮中徒勞游蕩”考慮到正三角形一般具有超穩定或確定不移的性質,而現代科學的自然觀更傾向于世界是“鐘”與“云”或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統一,我們不妨借鑒我國先哲的“太極圖”的樣式將此三角形加上一個圓圈,從而顯現萬物周流不息的特性;且顯然更合乎現代宇宙大爆炸理論產生之后的宇觀圖景。從伽利略到牛頓時代,人們普遍傾向于世界像一架“鐘”,但20世紀出現的量子力學認為世界更像是“云”狀。當代著名的科學哲學家波普爾予以折衷而寫道:“有許多事物,自然過程與自然現象,我們可以把它們擺在左邊的云與右邊的鐘這樣兩個極端之間。”于是我們發現,三角形的重心或垂心正好是圓心;而十個點中另外九個點構成雙層環繞:六個點以600區隔分布在內圓的圓周上此圖一方面大略展現了宇宙潛在的基本結構,同時它也較為直觀地反映出人類的心靈結構(后述),或許可以從中窺測到某些貫通天(大宇宙)與人(心靈—小宇宙)的奧秘。我們看到,無論是物理世界還是心靈世界,最原始也最基本的活動方式其實是“一”(圓心)與“多”(圓周)的雙向運動。就宇宙的演化而言,由一到多是乾之辟(輻射、擴散),也就是膨脹;由多到一為坤之翕(輻集、凝聚),也就是坍縮。天地間萬物的生長與衰亡過程也都貫穿著這兩種基本傾向。莊子將人所面對的外部世界分為“物之粗者”、“物之精者”和“不期精粗者”,是一種很深刻的思想。在他看來,人們的感官所及者為“物之粗者”,若深入其內部,通常能知且能言的只是“物之精者”,而對于更深層的“不期精粗者”則是“知(能力)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莊子·徐無鬼》)。從現代哲學的觀點看,物之粗者是個別,物之精者為特殊,不期精粗者則為一般(絕對)。由于人類發明語詞是為了區分事物,不免相對性,因此對于絕對的存在便無從言說(可視為科學研究的奇點)。當然,實際事物不會是一個平面,通常是一個四維的波動的場型(愛因斯坦稱為“時空連續區”)或球體(霍金甚至將宇宙比喻為一個“泡泡”)其一,我國先哲所講的太極生兩儀或一陰一陽之謂道,的確揭示了萬事萬物的普遍法則。乾健不息,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動力因;坤厚載物且成物賦型,具有“大、直、方”及“黃中通理”諸特點,當為事物存在和發展變化的形式因;太極作為世間萬物的起始點和歸宿點,無疑是目的因;金岳霖先生論“道”,體悟到萬物莫不“居式由能”其二,此圖不僅可以涵括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它凝聚了古希臘自然哲學家的集體智慧,還與20世紀科學界的新發現相一致。20世紀中葉誕生了信息論等學科,現代控制論的奠基人諾伯特·維納從哲學高度將信息與物質、能量并提,認為信息既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三者是平列的、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三大要素。其后哈佛研究小組描繪出“資源三角形”,也正好與此圖相吻合。物質和能量是顯見的,信息雖不可見,卻如影隨形、無處不在,應該是科學研究的重點其三,如果說將能量、信息和物質三者歸于“太極”只是一種邏輯的推論,無從證實或證偽,那么在經驗層次上仍可找到入手處,今天的科學技術完全有可能驗證:一棵橡籽一定是物質、能量與信息的“三位一體”,而由它生長出來的參天橡樹的每一根枝條或每一片葉子也一定是三者的凝聚。由此觸及當代方興未艾的“復雜性科學”,它實質上旨在探究有機界乃至無機界都包含有相對于認識主體來說是先驗的甚至超驗的“自組織”的信息。三、符合對人類實踐理性的質疑基于上述,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是一只小到人的肉眼看不見的阿米巴,其體內也蘊含著一辟一翕的組織結構。也許,這種基本信息貫穿于天地萬物的發展進化過程之中,沒有須臾的缺位。首先,在無機界可見它活動的身影。20世紀的科學界實際上在掀起一場新的世界觀革命。從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到量子力學與牛頓力學比肩而立,再到“復雜性科學”的興起,觀念的變革越來越深入。1959年蘇聯科學家貝洛索夫以溴酸鉀氧化檸檬酸,發現有節律的化學振蕩現象,振蕩時間也極準確。1964年,另一位蘇聯化學家扎鮑廷斯基改進這一實驗,用溴酸鉀氧化丙二酸,更加鮮明地出現了時而變藍、時而變紅的化學振蕩現象,并且展現出同心圓形或旋轉螺旋狀的卷曲花紋波,且由里向外“噴涌”,蔚為壯觀。1968年,比利時化學家普利戈金提出耗散結構理論予以解釋,認為一個開放體系在達到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區域時,一旦該體系的某一個參量達到一定閾值后,通過漲落就可以使體系發生突變,從無序走向有序,產生化學振蕩一類的“自組織”現象。承認“自組織”就必須追溯于本原性質的信息儲存,它潛在地為宇宙及其包含的萬事萬物的發展變化定向。而“漲落”概念正好是“乾辟坤翕”兩種勢用的變體,或者說是內部波動的球體中“輻射”與“輻集”的具體體現。其次,在有機界,“自組織”的現象更為普遍。英國大氣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于20世紀60年代末提出“蓋亞假說”(Gaiahypothesis)以解釋地球的生物圈。他認為,地球的“生物圈是一個可以自我調節的實體,它能通過控制化學和物理環境來維持我們的星球保持健康”第三,從發展趨勢上看,雖然我們有理由對科學界打通無機界與有機界之間的壁壘持樂觀態度,但是必須俟之以時日;由于人類的精神領域具有最為復雜的信息交織結構與傳遞過程,所以我們這里著重從精神文化領域入手剖析,一方面當然力圖證實,另一方面也誠懇期待證偽(以明確其適用的范圍)。基于人類的生存需要和心靈能力,人類迄今為止創造的文化大廈可以說是集真善美為一體的宏偉建筑,具體一些說包括科學、道德和藝術三大領域。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康德的三大《批判》正是對三者的卓越探究。康德發現,從心靈活動的趨向看,創造科學文化的思辨理性與奠定道德文化的實踐理性的活動剛好相反。在《實踐理性批判》“導言”的末尾他寫道:“在當前的批判中,我們將從原理開始而進到概念,而從概念出發才盡可能地進達感覺;反之,在思辨理性那里我們則必須從感覺開始而在原理那里結束。”深入于各個文化領域,無不蘊含同型的邏輯結構。在科學活動中,發散式思維即是輻射,收斂式思維則是輻集。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觀念,道德活動最基本的目標是造就孔子首倡的理想人格———“志士仁人”(《論語·衛靈公》)。比較而言,突出效法“天行健”而自強不息者當為“志士”,偏重效法“地勢坤”而厚德載物者則為“仁人”。志士銳意進取,通常為輻射趨向主導;仁人堅持博愛,輻集趨向明顯以上我們的著力點均在于證實,進一步的檢驗需要延伸于現時的未知領域,這里提供一個易于證偽的課題。靈感思維是人類迄今尚未揭開的奧秘,無論在科學、藝術或宗教掌握方式中都彌足珍貴。幾十年前錢學森先生倡導建立思維科學,將人類思維方式區分為形象—直感思維、抽象—邏輯思維和靈感—頓悟思維三種。他公允地指出,迄今為止,“思維學中只有抽象思維研究得比較深,已經有比較成熟的邏輯學,而形象思維和靈感思維還沒有認真研究,提不出什么科學的學問”如果上述圖式得到廣泛的證實和認同,就有必要對德國古典哲學時代基本定型而至今普遍采用的辯證方法進一步完善。眾所周知,在黑格爾哲學中,實現了本體論與方法論的有機統一,讓人高山仰止。兩百多年來的科學發展,大大地拓寬了黑格爾時代所未達到的新視界。因此在本體論與方法論的統一上或許能有所推進。首先,對立統一規律無疑是萬物存在與發展變化的基本規律,但任何一個事物往往包含多重矛盾,不僅應該區分為基本矛盾與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還應該在基本矛盾前列入一對根本矛盾———乾辟坤翕的特定變體,它關系著能量及其組織形式,因而從根本上決定著該事物的生滅其次,量質互變規律中的量變應該主要著眼于能量的漲落,雖然人們普遍承認“九層之臺,起于累土”(《老子·64章》)是量變到質變,但質料的累積其實是以能量的流動為基礎的,這往往被人們所忽視了,而“臺”的形成其實有既定信息的指引。其三,肯定否定規律更為凸顯信息的潛在制導和力量的明顯轉化。當事物的內核一分為二(如阿米巴的繁殖),其生存時空便成為一個橢圓,從橢圓的一個焦點彈跳到圓周,必然達到另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