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早期中俄貿易研究

早期，中俄貿易是指兩國之間的貿易，從1689年簽署《尼布楚條約》到1851年簽署《伊普羅瓦哈臺貿易憲章》。今天我們研究和總結這段歷史,不僅要揭示出歷史的本來面貌及其發展規律,更重要的是為人們的現實活動提供借鑒。一早期中俄貿易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是清政府同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國際條約;它從法律上明確了整個黑龍江流域是中國的領土,也以條約形式確立了同俄國的貿易關系,從而為中俄貿易的正常發展奠定了基礎。早期中俄貿易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1689年《尼布楚條約》簽訂至1728年《恰克圖條約》簽訂,是早期中俄貿易的第一階段。《尼布楚條約》第五款規定:自和約已定之日起,凡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并許其貿易互市。京師互市初期是俄國私人商隊的活躍時期,貿易發展迅速。由于銷往中國的皮貨逐年增加,從1695年起,西伯利亞的毛皮基本上不銷往歐俄市場,直接由尼布楚出口中國。至1697年,俄國對華貿易額已經超過了俄國同中亞地區的貿易總額;也超過了經普斯科夫、齊赫文、斯摩棱斯克的俄國與西方各國貿易的總額。但是,俄國家商隊遭到了來自中俄邊境貿易的巨大挑戰。庫倫和齊齊哈爾的邊境貿易原本是京師互市的產物,初期的俄商隊經過兩地,有時留下部分貨物就地交易,逐漸形成了兩個靠近邊境的貿易中心。俄政府禁止私人商隊來北京,庫倫就成了色楞格斯克一帶俄國私商與中國貿易的主要市場,因為販運貨物的路途短,運費低,因此庫倫俄貨的售價也就遠較北京俄貨價格為低,使庫倫俄私商在與國家商隊競爭中處于非常有利的地位。為了保護國家商隊,俄政府下令,嚴禁俄私商向庫倫販運皮貨、亞麻布等物品。但是,豐厚的利潤誘使俄私商大量走私,其每年販運的皮貨數量超過國家商隊一倍還多,致使俄國家商隊在京的皮貨大量積壓。盡管俄政府多次查拿庫倫走私,但效果不佳。庫倫互市的不斷興旺引起了清政府的關注。1720年,清政府正式設官管理,并規定:嗣后內地民人有往喀爾喀庫倫貿易者,令該管官出具印文,將貨物、人數開明報院,給與執照。出何邊口,令守口官弁驗明院照放行”,在京師互市之后和庫倫互市中斷之后,齊齊哈爾成了唯一的中俄貿易市場,其貿易額曾一度急劇擴大,1723至1727年間到齊齊哈爾貿易的俄國商隊至少有12支。從1728年《恰克圖條約》訂立至1792年《恰克圖市約》簽訂,是早期中俄貿易的第二階段。《恰克圖條約》第四款規定:按照所議,準其兩國通商。通商人數仍照原定,不得超過200人,每間3年進京1次。除兩國通商外,有因在兩國交界處所零星貿易者,在色楞額之恰克圖、尼布朝之本地方擇好地建蓋房屋,情愿前往貿易者,準其貿易。周圍墻垣柵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稅。均指令由正道行走,倘或繞道,或有往他處貿易者,將其貨物入官。《恰克圖條約》簽訂之后,俄私商繼續被俄政府禁止赴北京,只能在恰克圖和祖魯海圖進行除毛皮、大黃等國家專營商品之外的邊境貿易。但是,俄國家商隊有自身難以克服的弊端,無法與邊境私人貿易競爭。因此,《恰克圖條約》簽訂后俄6支國家商隊均未能達到預期的盈利目標,勉強維持了30年之后,最終被廢止了。《恰克圖條約》規定開辟兩處邊境貿易點,一是額爾古納河和根河匯合處的庫克多博——祖魯海圖地方:二是色楞格河東岸的邊界要沖恰克圖。祖魯海圖市場因地處窮鄉僻壤,與傳統商路相距太遠,貿易始終沒有發展起來。恰克圖貿易是在地跨兩國疆界的市場進行的貿易。中方建立了買賣城,俄方建立了恰克圖市場,雙方各在本國市圈派駐30名軍人,由兩國同級軍官管理。從1792年《恰克圖市約》訂立至1851年《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簽訂,是早期中俄貿易的第三階段。《恰克圖市約》主要內容如下:一、恢復恰克圖貿易;二、彼此交易,即時歸結,不得負欠;三、守邊官吏,應慎選賢能,遜順相結;四、嚴加約束,杜絕盜竊;五、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各就近查驗,緝獲會審,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罰賠皆造舊例。我們從上表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年交易額都穩定在1000萬盧布以上,而20年代末達到了新的高峰。19世紀中葉,俄方市圈恰克圖已是西伯利亞的商業重鎮,被譽為“西伯利亞的漢堡19世紀上半葉,俄國的農奴制逐漸走向解體,日益活躍的商品經濟迫切需要市場,除恰克圖貿易外,沙皇政府還極力發展在黑龍江和新疆地區的對華貿易,同時以俄美公司為代表的俄國對華海上貿易也開始了最初的試探。黑龍江地區的中俄貿易主要表現為:巡邊人員的隨帶貿易;駐卡人員的易貨貿易和沿邊居民的零星貿易。18世紀下半葉,新疆同俄國的商品交流主要是以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人為中介進行的。1797年,俄政府吁請在中方卡倫霍尼邁拉呼開設貿易,被清政府駁回。第二年有中方卡倫三等侍衛騎都尉私自與俄人貿易,被查出后革職,發配伊犁贖罪效力,該卡倫協理臺吉班第亦因不加勸阻,徇私包庇而被“一并交部議處”。二從“貢使”到“惠商”俄國在早期對華貿易中始終持積極主動的態度,發展對華貿易給俄國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從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中葉,一批又一批俄國私人商隊來北京貿易,不僅直接獲取了利潤,而且極大地刺激了廣袤的西伯利亞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俄政府十分重視對華貿易。1697年彼得一世曾專門發布命令說:西伯利亞各地統領如有阻撓商隊去中國貿易者,將處以巨額罰金。第二年彼得一世再次命令:“俄商去北京貿易不必遠道來莫斯科領取貿易證書,以免浪費時間和遭受損失”。和俄國相比,早期中俄貿易給中國帶來的好處就相形見絀了,雖然《尼布楚條約》已經將對俄國的貿易置于國與國之間平等貿易的基礎之上,但清政府仍將俄國商人視若“貢使”。清政府接待俄國商隊皆由“喀爾喀土謝圖汗將其來人數目奏聞后,派員迎接護送至京。抵京后供給食物、棧院,限期貿易八十日。若于限期之內貿易未完,可再延期貿易。返回時,仍派員護送出界。”另外,從俄商運京的貨物看,也具有“貢使”的特點。優質毛皮的消費對象主要是清宮廷作為御寒佳品賞賜官宦,供應皇室穿戴或補充軍用。如乾隆元年(1736)內務府奏報:“先年鄂羅斯來時,庫內所無之物,經臣衙門具奏派員采買在案。現今庫內所有銀鼠皮、灰鼠皮、猞猁皮、黃狐皮俱各用完,今鄂羅斯來到,請采買銀鼠皮一萬張,上白灰鼠皮五千張,灰鼠皮五千張,猞猁皮二百張,黃狐皮一千張。再,元狐、黑狐、青狐、貂鼠等項皮張,若有好者,亦酌量采買備用可也。”這種“貢使”貿易因市場狹窄,本身就潛伏著危機,正如清理藩院致函俄方時所說:貨乃寒冷季節需用之物,內地暑熱,而且所來皮貨又甚多。小康人家購買貂鼠皮張縫制衣服,一件衣服將穿多年。富有之人雖然愿買,而爾屬之人又高抬物價,因此不能賣出。遇有內庫購買各種皮貨,爾商人不但不肯出售好皮貨,反而高抬物價,暗中私自賒給無名商販,此等商販皆為貧窮之人,一旦無力償還,則又再三求告監督催收”,每每遇到這種情況,清政府又從“貢使”觀念出發,“圣上念爾俄羅斯人等皆系外國之人,遠道前來貿易,若拖延日久,必致勞苦,故每施以仁恩,代商販給還,償以內庫銀兩及糧物后送回”。凡此種種,在國際貿易史上實屬絕無僅有,清政府在貿易中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耗費了大量人力,財力,對國家來說無疑是沉重的負擔。這種深入中國境內的俄方單方來華貿易,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中國在貿易中就處于不利地位。中俄恰克圖貿易的興起,是早期中俄貿易史上的分水嶺。兩國商人在貿易中機會均等,地位平等,“買賣事宜均隨其所愿”。互通有無,互惠互利,這是中俄恰克圖貿易得以不斷發展的基本原因。在兩國貿易中,清政府薄來厚往,從嘉慶五年起,恰克圖領取賞銀212兩5錢,“嘉慶九年五月至十年五月賞賜俄羅斯少校絲綢等項共用錢39兩8錢”,早期中俄貿易并不總是一帆風順的。清政府在18世初曾暫停京師互市和庫倫互市。18世紀下半葉,又三次中斷了中俄恰克圖貿易。第一次(1762—1768)中斷6年,第二次(1778—1780)中斷兩年,第三次(1785—1792)中斷7年,累計達15年。俄國學者將此歸咎于清政府,說:“俄國政府在解決涉及中國的種種政治問題時,一般都考慮到恰克圖貿易的利益,并時常對清廷作出重大讓步。這在頗大程度上決定了俄國對外政治行動的性質是愛好和平的。”關于乾隆年間恰克圖貿易三次閉關的真相,筆者曾撰專文論述三中俄兩國力量對比對中外關系的影響早期中俄貿易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即民族自衛政策必須同爭取本國社會經濟的進步發展結合起來。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本身標志了中國從天下“中心”成為了世界的一員,但是清政府依然把中俄貿易局限于“朝貢貿易”,采取“恩施市利”的傳統貿易政策,希望以國家財富為代價,來換取與“蠻夷”的和平相處。同時,在清政府眼里,“朝貢”體制又不僅僅是國際經濟關系的體現,同時也是它所代表的文化和世界秩序的象征。《恰克圖市約》第一款就體現這一觀點:“恰克圖互市于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薩那特衙門(指俄國樞密院——引者)吁請,是以見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國家的根本利益在任何時候都要加以維護的,但在不同時間和不同的環境下,國家對其利益追求的側重點并不相同,當國家遭到外來侵略時,維護國家安全即成為首要任務。而在和平時期,國家就應將發展民族經濟、捍衛本國的經濟利益放在首位。歷史經驗證明:中外關系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中外關系的發展歸根到底也是取決于生產力的運動和發展。國際競爭是國際關系,也是中外關系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種狀態。任何一個國家,它要生存要發展,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它同其他國家就處于相互競爭狀態之中,不管它本身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正確地估計國家力量的對比,就能較為準確地預測中外關系的發展趨勢。17世紀清政府能夠有效地抵御沙俄侵略,18世紀又能用閉關罷市手段遏制沙俄蠶食中國領土,從根本上說也取決于中俄兩國的力量對比。《尼布楚條約》簽訂時,中俄兩個封建大國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首先從生產力水平看,俄國主要經濟農業和手工業水平還很低,鋼鐵、火藥、槍炮和絲織等重要工業品靠從西歐進口,從資本主義因素發達的程度看,與中國近似。再從階級關系看,雖然當時荷蘭和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西歐已步入資本主義新時代,然而俄國卻還處在封建農奴制的上升階段,也與中國相去不遠。另外,兩國都建立了一整套嚴密的封建官僚制度,軍事、行政和司法大權都集中于皇帝一人。總之,當時中俄兩國實力大體相當。所以,當時沙俄侵華。清政府有力反擊,迫使俄國對等談判,締結了《尼布楚條約》。正如原蘇聯歷史學家巴赫魯申所說,俄國的人力物力不能夠與組織完善的大國——中國相抗衡,促成了與中國建立和平關系,除此以外,還取決于俄國在中國的貿易利益。在以后的一個半世紀里,中俄兩國展開了綜合國力的競賽,兩國采取了很不相同的經濟政策,早期中俄貿易期間,中俄兩國不同的貿易政策正是兩國不同經濟政策的反映。下面我們將兩國的經濟政策作一簡單的對比研究。彼得大帝順應了歷史潮流,大力推行重商主義。17世紀,全俄市場開始形成,在俄國出現了莫斯科、諾夫哥羅德等巨大的商業城市及一個日益活躍的商人階層,但是商人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遠沒有足夠力量來取得全部的政治統治,所以當時實行發展工商業國家的強制措施,因此,俄羅斯封建國家同商業資本緊密結合也就成了俄國社會這一時期的重要標志。“彼得非常重視控制著國內外貿易的大商人,給予他們各種特惠和貸款。商人經營各種官辦貨物貿易,在各種經濟問題上常常向沙皇提供意見,彼得一世又用一切辦法鼓勵商人向工業投資”,彼得以后的歷屆沙皇政府一脈相承,1753年,俄國政府取消了國內關稅,這比法國大約早40年,比德國大約早100年。1757年,俄國政府又發布保護關稅的新海關條例,規定對許多進口貨物征收限制關稅。1822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實行禁止3110種貨物進口,并對外國貨物進口進一步征收高額關稅。俄國工業在關稅壁壘保護下迅速發展。與俄國不同,清政府推行“重本抑末”的經濟政策。康熙帝說:“國家要務,莫如貴粟重農”。雍正認為:“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他諭令臣下“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為貴”。清政府在流通領域實行專賣和重征商稅,阻礙了國內市場的溝通和擴大。清政府不僅把鹽、鐵、茶等傳統商品繼續作為專賣對象,而且把金、銀、銅、硝、硫磺等商品專賣專營權也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這種使民間工商業可以經營的范圍就更可憐了。此外,清代商稅名目繁多:鹽有鹽稅,礦有礦稅,茶有茶稅,酒有酒稅,借專賣之名抽取重稅。一般商品,營業有牙稅,過關有關稅,到市場有出售落地稅……由于清政府厲行專賣和重征商稅,使人們視商業為畏途,許多人抽出商業資本而投向土地兼并。人們接受“市井富室,易興易敗”,“萬般到底不如農”的觀念,以置辦田產為歸宿。重本抑末政策給商品經濟的發展造成巨大障礙,使其活動領域十分狹小,基本生存條件沒有任何保證,商業資本難以形成獨立的力量,始終依存在封建的經濟體系之中,商業資本對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作用極其微弱。清政府推行的重本抑末政策,使中國失去了對俄貿易非常有利的機會,1676年,俄尼果賴使團要求清政府“每年以四萬斤銀子及價值數萬兩之絲綢運往俄國貿易,遭到清政府拒絕,回答:“凡外國人可前來向圣主請安、進貢、交易,而無派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