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南北朝文學片頭：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漫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大家好這里是文苑漫步古典文學欣賞節(jié)目一一古韻文心，主持人與您遨游瀚海，品讀人生。魏晉南北朝文學是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一個充滿活力的創(chuàng)新期， 詩、賦、小說等體裁，在這一時期都出現(xiàn)了新的時代特點，并奠定了它們在此后的發(fā)展方向。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魏晉南北朝文學出現(xiàn)的這些“新變”，與佛教在中土的傳播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文學史上所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始于東漢建安年代，迄于隋統(tǒng)一，歷時約四百年。中國古代小說有兩個系統(tǒng)，即文言小說系統(tǒng)和白話小說系統(tǒng)。魏晉南北朝時期，只是文言小說。這時的小說可以統(tǒng)稱之為筆記體小說，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記敘社會上流傳的奇異故事，人物的逸聞軼事或其只言片語。在故事情節(jié)的敘述、人物性格的描寫等方面都已初具規(guī)模。作品的數(shù)量也已相當可觀。但就作者的主觀意圖而言，還只是當成真實的事情來寫，而缺少藝術的虛構。它們還不是中國小說的成熟形態(tài)。中國文言小說成熟的形態(tài)是唐傳奇，白話小說成熟的形態(tài)是宋元話本。從魏晉開始，歷經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國文學中古期的第一段。綜觀這段文學，是以五七言古近體詩的興盛為標志的。五古在魏晉南北朝進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體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晉南北朝期間，文學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個性化，在這些變化中是最有意義的，正是由此引發(fā)了一系列其他的變化和發(fā)展。這期間宮廷起著核心的作用，以宮廷為中心形成文學集團。集團內部的趨同性，使文學在這一段時間內呈現(xiàn)出一種群體性的風格，另一段時間又呈現(xiàn)為另一種風格，從而使文學發(fā)展的階段性相當明顯。文學集團內出現(xiàn)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 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淵明卻不屬于任何集團，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眾人之上。魏晉南北朝文學對兩漢文學的繼承與演化，在五言 古詩和辭賦方面痕跡最明顯。文人在學習漢樂府的過程中將五言古詩推向高峰；抒情小賦的發(fā) 展及其所采取的駢儷形式，使?jié)h賦在新的條件下得到發(fā)展。文學自覺的標志從人物品評到文學品評從文體辨析到總集的編輯文學理論體系的建立新的文學思潮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相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異常地繁榮,曹《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等論著以及蕭統(tǒng)《文選》、徐陵《玉臺新詠》等文學總集的出現(xiàn)，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峰。

南北朝文學一是全國長期分裂。從漢末大亂到三國鼎立，而后由西晉實現(xiàn)了短暫的統(tǒng)一，但為時不過二、三十年，接著又是連年混戰(zhàn)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統(tǒng)一。在中國歷史上，這是分裂時間最長的時代。二是政權更迭頻繁。整個魏晉南北朝，除了東晉和北魏存在的時間超過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壽命都不長。南方的宋、齊、梁、陳四代，最長的 宋立國約六十年，最短的齊才二十多年。三是社會動亂。在這一時期，由于國家分裂，政權不穩(wěn)定，各種力量為了奪取統(tǒng)治權或擴大統(tǒng)治范 圍，進行著激烈的斗爭。同時并立的政權之間總不免互相征伐，新舊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過戰(zhàn)爭實現(xiàn)的。即使沒戰(zhàn)爭，統(tǒng)治集團中的權力之爭同樣充滿著殺氣。在不斷發(fā)生的社會動亂中，不但普通民眾蒙受了巨大的災難，許多上層人士也難免殺身之禍。四是民族矛盾尖銳。自漢魏以來，中國西部和北部的少數(shù)民族開始大量向內地遷移。他們受到漢族統(tǒng)治力量的深重壓迫。到了西晉后期，發(fā)生宗室爭奪皇權的“ 八王之亂”，這些少數(shù)民族的首領紛紛趁機而起，并把漢族政權趕到了南方。在他們統(tǒng)治的北方地區(qū)，反過來又對漢族民眾進行了殘酷壓迫。而南方漢族政權的北伐、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南征，也時起伏。 漢代末年在察舉制度下，士族中已經流行著鄉(xiāng)黨評議的風氣，如許劭與從兄許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xiāng)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此外，郭太也以關于鑒人而名聞天下。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評的風氣更加興盛。劉召卩（或作“劭”、“邵”）的《人物志》總結了鑒察人物的理論和方法，特別重視人的材質，形成才性之學。劉義慶《世說新語》的《識鑒》、《賞譽》、《品藻》、《容止》等門，記載了許多品評人物的生動事例。“公孫度目邴原：’所謂云中白鶴，非燕雀之網(wǎng)所能羅也。’”'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時人人物品評在漢末多帶有預言成敗的意味，偏重在識鑒人才、拔擢俊彥，所以品評的重點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晉以后的人物品評有一個新的趨勢，就是在預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評議外，增加了許多審美的成分，為已經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語言“公孫度目邴原：’所謂云中白鶴，非燕雀之網(wǎng)所能羅也。’”'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時人“王戎云：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 “有人嘆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世說新語》中品題人物常見的審美概念有：清、神、朗、率、達、雅、通、簡、真、暢、俊、曠、遠、高、深、虛、逸、超等，其中最常見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 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風、玉樹、玉山、云中白鶴、龍躍云津、鳳鳴朝陽。人物審美的興盛，對文藝審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學審美范疇來自人物審美， 如“風骨”、“骨氣”、“風神”、“清虛”、“清通”、“高遠”、“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劃分，也直接影響著文藝批評，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謝赫《古畫品錄》，就是明證。

片花A你熱愛中國古典文學么？你愿意瀚海尋風，在古老中國的漫漫書卷中展露你思想的鋒芒么？歸宿在這里，文苑漫步古典文學欣賞節(jié)目古韻文心。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xiàn)標志著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建立了完整的體系。《文心雕龍》共 50篇，包括總論5篇，文體論20篇,創(chuàng)作論19篇，批評論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書的自序。它的內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貢獻在以下兩個方面：一、論述了文學發(fā)展的外部原因和內部規(guī)律。關于外部原因，它認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將文學的變化與社會的風俗、政治的興衰聯(lián)系起來。關于內部規(guī)律，它總結為“通”和“變”，也就是繼承和創(chuàng)新兩方面的 交互作用。劉勰在《明詩》等篇中論述了一些文體在歷代的演變過程，《才略》則評論了歷代的作家，這些論述已成為后人研究文學史的重要參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參考價值。二、總結了許多寶貴的文學創(chuàng)作經驗，揭示了創(chuàng)作活動的奧秘，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創(chuàng)作論。關于創(chuàng)作論，陸機在《文賦》里就有深入的探討了，特別是對馳騁想象，捕捉形象，發(fā)揮獨創(chuàng)性，以達到“意稱于物”這個過程，描述得相當精彩。在 《文心雕龍》中創(chuàng)作論這一部分是全書精粹，書中有許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體性”、“風骨”、“定勢”、“情采”、“隱秀”等，涉及形象思維、藝術想象、藝術風格、藝術構思等許多重要的問題，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總集的編輯是文體辨析的自然結果。蕭統(tǒng)的 《文選》是現(xiàn)存最早的文學總集，李善注《文選》六十卷，選錄了先秦到梁代共 130人的作品，另有古樂府三首和《古詩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書的編排方法是先將文體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等 37大類，然后在一些大類之下再按題材分為若干小類，如賦又分為“京都”等許多小類。其中詩占了將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類中數(shù)量最多的。從蕭統(tǒng)所選詩歌可以看出，他帶有較大的寬容性，他選詩最多的三位詩人是：陸機 52首、謝靈運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他們不一定是最優(yōu)秀的。在標舉第一流的詩人這方面，蕭統(tǒng)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視的優(yōu)秀詩人（如陶淵明、鮑照）這方面，他卻有極高的眼光。陶淵明入選首，鮑照入選18首，他們在《文選》中得到這樣高的地位，說明蕭統(tǒng)是一位很有文學眼光的選家。《文選》自唐代以來贏得文人的廣泛重視，并逐漸形成“文選學”，它在文學史和文獻學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視的。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文學思潮，這就是努力將文學從學術中區(qū)分出來，進而探尋文學的特點、文學本身的分類、文學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以及文學的價值。在漢代，儒家詩都占統(tǒng)治地位，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詩歌被視為“經為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工具。至于詩歌本身的特點和規(guī)律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

視。魏晉以后，詩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整個文學思潮的方向也是脫離儒家所強調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尋找文學自身獨立存在的意義。這時提出了一些嶄新的概念和理論，如風骨、風韻、形象，以及言意關系、形神關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風骨、重氣韻的審美思想。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各類文藝形式之間互相 溝通的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chuàng)作，就是在這種新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展開的，同時它也為這種文藝思潮提供了賴以產生的實踐依據(jù)。這個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服務于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個人的行為，抒發(fā)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情感。賦，從漢代的大賦演化為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轉變。五言古詩在漢末蓬勃興起，文人的個人抒情之作 《古詩十九首》被后人奉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劉楨、阮籍、陸機、左思、 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雖然選取的題材不同、風格不同，但走的都是個人抒情的道路，他們的創(chuàng)作也都是個人行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詩，抒寫政治生活中的憤懣不平，也并不帶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陳宮體詩，雖然出自宮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宮廷娛樂之用而已。詩人們努力的方向在于詩歌的形式美，即聲律、對偶、用事等語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的古詩得以完善，新體詩得以形成，并為近體詩的出現(xiàn)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唐詩就是在此基礎上達到了高峰。士族與庶族的對立寒士的不平文學家庭宗教與倫理。早在東漢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現(xiàn)了一些世家大族，他們累世公卿，專攻一經，門生、故吏遍天下，在察舉、征辟中得到優(yōu)先，是一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占據(jù)了特殊地位的階層。士族的勢力在 曹操掌權時一度受到抑制，至U了魏和西晉重新興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士族子弟經過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傳的貴胄；而寒門庶族幾乎失去了入仕的機會。進入東晉，士族門閥的勢力更加強盛，特別是一些高級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權，形成“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這種門閥政治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在東晉特定條件下出現(xiàn)的皇權政治的變態(tài)。至y了南朝，士族勢力衰微，遂又回到皇權政治。門閥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進之路， 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懷不平，士族和庶族的對立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也就成為這個時期文學的一個特色。其實寒士的不平早在 戰(zhàn)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就有所反映了，《楚辭》 宋玉《九辯》：“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算是他們最早的呼喊。《古詩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塵。何不策高足，先據(jù)要路津。無為守貧賤，坎坷長苦辛。”則

反映了寒士希望改變其地位的要求。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門閥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為強烈，在詩中的呼喊之聲也就更為高亢。左思《詠史》其二：“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形象地反映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社會情況。其六寫出自己這一介寒士的高傲：“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其五最后兩句：“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則充分表現(xiàn)了寒士的氣概。鮑照也將寒士的不平傾瀉到詩中，如“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 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文學家族的大量出現(xiàn)也是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例如：三曹；阮璃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紹、紹從子嵇含；三張，二陸，兩潘；傅玄及其子傅咸；謝安及其孫謝混，謝混及其族子謝靈運、謝瞻、 謝晦、謝曜,謝靈運及其族弟謝惠連、其同族的謝朓；蕭衍，其子蕭綱、 蕭繹。文學家族的大量出現(xiàn)與門閥制度有直接的關系，文學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數(shù)世家大族手中，與政治的權力一起世代相傳。文學家族在魏晉兩代尤盛，南朝以后逐漸減少，這與南朝門閥勢力的逐漸衰微的趨勢是一致的。重視門第的風氣在文學作品中還表現(xiàn)為對宗族關系和倫理觀念的強調。在魏晉南北朝的詩中，有一些追述或炫耀自己宗族門第的作品，在那些表現(xiàn)倫理關系或規(guī)誡子弟的詩中也往往帶有追述先祖功德的內容，以及紹續(xù)家風、重振家業(yè)的愿望和使命感，而且多用典雅的四言形式寫成。例如：王粲《為潘文則作思親詩》，曹植《責躬》，潘岳《家風詩》，陸機《與弟清河云詩》，陸云《答兄平原詩》，左思《悼離贈妹詩》， 潘尼《獻長安君安仁詩》、《贈司空掾安仁詩》，謝混《戒族子詩》，陶淵明《命子詩》、《贈長沙公詩》等。有趣的是進入南朝以后，隨著士族的沒落，這類詩幾乎不見了，謝靈運的《述祖德》五言詩二首算是例外。擺脫兩漢經學的束縛自然與真言意與形神魏晉風流：穎悟曠達真率之美從玄言到理趣。魏晉時期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的理論形態(tài)就是魏晉玄學。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系，東晉以后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辨的哲學，對 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 解釋經籍的方法，對于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tǒng)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轉折。玄學有幾個重要的論題：崇有與貴無、名教與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對文學和藝術有直接影響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盡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學家；陶淵明不僅是詩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 玄學有很深的關系。陶淵明的作品是魏晉玄學滲入文學之中所結出的碩果。后人極力推崇陶淵明，并把他的自然和真視為文學的極致，證明了玄學對文學產生的積極影響。

片花B一脈相承的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文化作品就像是夏日夜空中的繁星，閃亮地炫耀著我們的驕傲。古老的文化在這里，也將一如既往地傳承下去。您現(xiàn)在收聽的是文苑漫步古韻文心節(jié)目。大千世言意之辯討論的內容是言辭和意旨之間的關系，其中言不盡意論和得意忘言論對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鑒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以荀粲為代表的言不盡意論，認為言可達意，但不能盡意，指出了言意之間的聯(lián)系和差別，以及言辭在表達意旨時的局限。以王弼為代表的得意忘言論，認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來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來用以存意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意必須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須忘言。言不盡意論對創(chuàng)作論有所啟發(fā)，得意忘言論對鑒賞論有所啟發(fā)。語言是人類偉大的創(chuàng)造，然而它同人類豐富的感情、心理相比，同界相比，又是蒼白無力的。文學創(chuàng)作欲求達意，最好的方法是：既訴諸言內，又寄諸言外，充分運用語言的啟發(fā)性和暗示性，以喚起讀者的聯(lián)想，讓他們自己去體味那字句之外雋永深長的情思和意趣，以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陸機在《文賦》中已經注意到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言意關系:“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大千世此后，陶淵明《飲酒》其五說：“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說：“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后闡其妙，至變而后通其數(shù)，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鍾嶸在《詩品》中每以滋味論詩，他說：“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心動,是詩之至也。”滋味，固可求諸言內，更須求諸言外。言有盡而意無窮。這個道理對詩人和讀者都很重要。中國詩歌的藝術精髓說到底就在于此。而這正是受了魏晉玄學的啟發(fā)而得到的。新的社會思潮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習尚和價值觀念。 儒家的道德教條和儀禮規(guī)范已失去原有的約束力，一種符合人類本性的、返歸自然的生活，成為新的追求目標。身外的功業(yè)榮名既然受到懷疑，便轉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緊即時的人生滿足。他們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種新的情趣體驗人生，成為和漢儒不同的新的一代。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興盛是與文學的自覺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文學的自覺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它貫穿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是經過大約三百年才實現(xiàn)的。所謂文學的自覺有三個標志：第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漢朝人所謂文學指的是學術，特別是儒學，《史記?孝武本紀》：“而上向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這里所說的文學顯然是指學術。至廳南朝，文學有了新的獨立于學術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學，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

言？并立；（宋）范曄《后漢書》單列《文苑傳》，與《儒林列傳》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標志。同時又有文筆之分，《文心雕龍?總術》：“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這代表了一般的認識。第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qū)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文體辨析可以上溯至《漢書?藝文志》，言？至于《東觀漢紀》以及蔡邕的《獨斷》、劉熙的 《釋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體辨析的意識。更為明晰而自覺的文體辨析則始自曹丕的 《典論?論文》，他將文體分為四科，并指出它們各自的特點：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文選》是按文體編成的一部文學總集，當然對文體有詳細的辨析，這在下文還要講到。如果對文學只有一種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區(qū)分，還不能算是對文學有了自覺的認識，所以文體辨析是文學自覺的重要標志。第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離不開審美的特性。所謂文學的自覺，最重要的或者說最終還是表現(xiàn)在對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上。到了南朝，四聲的發(fā)現(xiàn)及其在詩歌中的運用，再加上對用事的對偶的講究，證明他們對語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覺的追求，這對中國文學包括詩歌、駢文、詞和曲的發(fā)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而《文心雕龍》以大量篇幅論述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涉及情采、聲律、麗辭、比興、夸飾、練字等許多方面，更是文學自覺的標志。亂世與亂世文學文人多遭殺戮的命運藥與酒：生死主題、求仙主題、隱逸主題。如果將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都稱作亂世，也許并不過分。漢末的戰(zhàn)亂，三國的紛爭，西晉統(tǒng)一不久發(fā)生的“八王之亂”，西晉的滅亡與晉室的東遷，接下來北方十六國的混戰(zhàn)，南方東晉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亂，北方北齊、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帶來的斗爭，南方宋、齊、梁、陳幾個朝代的更迭帶來的爭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亂，再加上 東晉、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幾乎沒有多少安寧的時候。戰(zhàn)亂和分裂，成為這個時期的特征。戰(zhàn)爭使很多人喪生，伴隨著戰(zhàn)亂而來的饑僅、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規(guī)模遷徙，不知又奪走了多少人的生命。 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作家們既要適應戰(zhàn)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一人前后屬于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敏感的作家們在戰(zhàn)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shù)姆胚_，后者往往表現(xiàn)為及時行樂或沉迷聲色。這種悲劇性的基調又因文人的政治處境而帶上了政治的色彩。許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爭而遭到殺戮，如孔融、楊修、禰衡、丁儀、丁廙、嵇康、陸機、陸云、張華、潘岳、五崇、歐陽建、孫拯、嵇紹、牽秀、郭璞、謝混、謝靈運、 范曄、袁淑、鮑照、吳邁遠、袁粲、王融、謝朓等。還有一些死于西晉末年的戰(zhàn)亂之中，如杜育、摯虞、棗嵩、王浚、劉琨、盧?等。 在這種情況下，文

學創(chuàng)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題，這就是生死主題、游仙主題、隱逸主題。這些主題往往以藥和酒為酵母引發(fā)開來，藥和酒遂與這個時期的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生死主題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關于如何對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魏晉以后生死主題越發(fā)普遍了，曹丕的《又與吳質書》很真切地表現(xiàn)了當時帶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