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榮八恥”道德哲學的思考[摘要]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把社會主義道德的要求聚焦到榮辱觀，集中點擊人的良心；督促人們作出善惡選擇，啟迪了個人的道德自覺、自主和自律，也強調了公民的道德權利和義務；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落實重在修養和踐行，它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與和諧社會的構建創造了精神條件。[關鍵詞]社會主義榮辱觀；良心；選擇；踐行[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528(2007)05―0054―06胡錦濤同志提出的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內容，包含著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等深刻的思想啟示，對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激勵作用。本文試從道德哲學的角度，談一點個人學習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體會。一、集中點擊人的良心“八榮八恥”的榮辱觀，涵蓋了社會道德、公民道德、職業道德以及家庭美德的主要內容，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和針對性。但就其道德要求的指向來說，則把所有這些道德要求聚焦到一個“榮辱觀”上來，集中點擊兩個字：榮與恥。“八榮八恥”中概括的八個正反方面的思想行為，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內容，而歸于榮恥則是對涉及這些內容的思想行為的價值評價。“八榮八恥”的內容體現著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而歸于個人的榮恥則是對體現三觀的每個人的良心的激發。這種良心的激發，按照中國傳統道德的理解，可以集中到一點，就是“知恥”。把道德要求集中于“知恥”，就是直擊道德實踐主體的主體意識，點擊每個人徹底隱遁在自身之中的良心，啟迪人的良知。這是使人擺脫狹隘心地，實現內心自省，達到更高道德境界的深層點撥。一個人如果有了自覺的恥感，有了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的良知，就會關心他人和社會，關心自己的行為后果和榮恥評價，自覺地做好事而不做壞事，乃至于把榮譽當作自己的生命。《傳家寶》一書作者石成金曾說：“恥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知恥，則潔已厲行，思學正人，所為皆光明正大。凡污賤淫惡，不肖下流之事，決不肯為。如不知恥，則事事反是。”如果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能知禮義、顧廉恥，向善祛惡，見惡德惡行而恥之，這個社會就會民風淳樸，健康正義，和諧發展：反之，如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不知禮義廉恥，那就會如管子所說，“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知榮知恥正是“立人之大節，治世之大端”，也是“治教之大端”。“八榮八恥”把社會主義道德的要求聚焦到榮恥，直接點擊人的良心，正是“激發于方寸，大化在治世”，其推動道德治化的意義和功效， 可謂“四兩撥千斤”。這里所說的良心，當然不是指那種僅僅出于狹隘私利考慮的良心，或哥們義氣拍胸脯自以為是的那種良心，而是指既包含對個人特殊利益考慮又能夠以義制利，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統一起來的良心。前一種良心是主觀的、任性的，實際上是把自己的利益欲求提升為普遍原則。這樣的良心作為無確定性的內心活動，恰如黑格爾所說， “那簡直就是處于轉向作惡的待發點上的東西” ，一旦付諸行動即有可能為非作歹，或者消極地對待應盡的現實義務。后一種良心，是克服了前一種良心的片面性和任性、提高了道德境界的良心。這種良心，是在正確的理性認識的基礎上，把主觀與客觀、個人與社會、權利與義務、原則與私利統一起來的，以義制利的良心。這種良心是體現著客觀內容的希求善和義務的真實良心，其內容規定就是他所遵循的原則，同時也是他拒斥一切邪惡與恥辱的道德權利。 “八榮八恥”直接點擊人的良心，正是以它的真理和正義啟發人們的良知，激勵人們的道德感，揚善抑惡、慕榮祛恥，維護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權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可以說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恥”字意味著對人的行為和品德的基本評價。知恥或不知恥是君子與小人、人類和禽獸的區別所在。 孟子說：“無羞惡之心，非人也”。非人，即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呢?可以說是失去品德的人，是小人，是禽獸。朱熹在解說“羞惡之心”時說，“恥者，羞惡之心也。存之則近于圣賢，失之則入于禽獸，故所系為甚大。如果用民間的說法，不是人也可以說是鬼。《鐘馗傳》中說，鐘馗蒙冤死后受封“驅鬼之神”，要到陰間去斬妖驅鬼。閻王說，為何不到陽間去，那里鬼多。鐘馗大笑，說陽間光天化日，法度嚴明，哪里容得陰鬼。閻王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凡人鬼之分，只在方寸之間。方寸正的鬼可以為神，方寸不正的，人即為鬼。”在現實生活中，那些危害祖國、背離人民、貪污腐敗、傷天害理的人，不正是方寸不正的惡鬼嗎?說他們“非人即鬼”，是禍國殃民的蛀蟲，就是從人格上對他們的否定，而他們自己也必陷入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掙脫魔鬼糾纏的痛苦。那么，說“愚昧無知”、“好逸惡勞”等也是“恥”，是不是把這樣的行為性質說得過重了?這就要對“恥”字作具體分析。同是一個“恥”字，因其性質和程度不同會有原則的區別。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這里說的“恥”，就是“不羞于”的意思，不能視之為可恥。又如不識字的人，這種“無知”雖然不好，但也不能說是可恥，他們常以為人賢惠和勤勞為榮。“好逸惡勞”固然不好，比照辛勤勞動的行為應以為恥，但也不能把這種恥解釋為禽獸、惡鬼。而某些有知識、有權位的人，他們貪污腐敗、違法亂紀，禍國殃民，為國法所不容，為人民所不恥，那是真正的愚昧無知，其“恥”的性質就不能與一般的恥同義而語了。“以愚昧無知為恥”，是相對于“以崇尚科學為榮”而言的，也是針對迷信邪教歪風而言的。我們對宗教要有正確的認識，應慎重對待。宗教是人類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它講信仰，重心證；講道德，倡高潔，包含著豐富的觀世哲理和人生智慧，不能把宗教等同于迷信和愚昧無知。不過，宗教中也有迷信和消極的東西，如果汲取其中迷信和消極的東西，丟掉科學精神，喪失理智，參與迷信和邪教活動，那就是愚昧無知的可恥了。在實際生活中，有真正應得的恥辱，即所謂“不知恥必受辱”。也有被邪惡勢力枉加于身的侮辱，并非因不知恥而獲的恥辱。世上多有忍辱負重的人，也有不忍侮辱而寧死不屈的人。因此，對恥辱應按荀子所說，有“當忍者”，也有“不當忍者”。荀子認為榮辱有“兩端”，即有“義榮者”與“孰榮者”，有“義辱者”與“孰辱者”。孰，即勢的古字，有勢力之義。所謂“義榮者”，其榮是由自身遵行義理而榮；所謂“孰榮者”，其榮是由外在的勢力加于自身而榮。所謂“義辱者”，其辱是其所行有悖于義理而辱；所謂“孰辱者”，其辱是由外在勢力強加于自身而辱。所以， “君子可以有孰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孰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深思荀子關于榮辱兩端的思想，有助于把握榮恥的實質和界限，識別虛榮、偽榮、盜榮，以端無知到這一步可就離無恥不遠了。元代理學家許衡說過：“教人，使人必先知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恥，又許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其實，熱愛祖國，服務人民，崇尚科學，辛勤勞動，團結互助，誠實守信，遵紀守法，艱苦奮斗，雖是社會主義道德的理想要求，但也是每個人依據自己的生活條件可以程度不同地體現的品德：高尚只在平凡之中，理想也不在現實之外。馬克思說過：“良心是由人的知識和全部生活方式來決定的”。既如此，那就應該積極地增強知識和智慧，改變愚昧無知的生活方式，提高明善惡、知榮恥的能力；就應該如孔子所“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斷地把高尚融進平凡，使現實的自我趨近理想的自我，做一個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有所貢獻的好公民。三、落實重在修身踐行中國的道德傳統，一向重視修身踐行。“八榮八恥”的道德要求，意味著所含正反兩方面內容要通過實際行動體現為實存的德行和風尚。以什么為榮、以什么為恥，其價值導向的重心在于人的“心之所安，行之所止” ，重在人的修身踐行。中國古文的“恥”字構成，為耳字右邊或加一心、或衍為一止，正是意味著心安行止，心身統一，行己有恥之德操。中國傳統道德講“德者，得也”，不只是說在認識上得到了知識，更重要的是指在踐履操行上的得到并做到。看一個人是否有德，不在于他懂得多少道德知識，能背出多少道德規范，而在于他能否知榮明恥，慕榮祛恥，尊重相關的道德規范踐履行動；不在于他口頭上表白得多么好聽，多么高尚，而在于他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生活、職業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踐行。荀子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亞里士多德說：“在實踐的事物中目的并不在于對每一課題的理論和知識，而更重要的是對它們的實踐。對德行只知道知識是不夠的，而要力求應用或者以什么辦法使我們變好。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宋明理學尤其強調知行合一的修德功夫。朱熹明確主張修德只有兩件事：一是“理會”，二是“踐行”。他認為知先行后，知行相須，以行證知；“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個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王陽明進一步強調，知與行就是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功夫”，“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宋明理學家講出一個深刻的道理，這就是修養和踐行本是一個工夫，修養在于踐行，在踐行中修養。《大學》里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結合起來，強調修身是本，是有道理的。從道德治化方面來看，人如不重德性，其身不修，德才不備，何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從行為者自身來說，修身是一個白化的過程。在中國傳統道德修養論中，這個“自化”過程就是主體自己改變自己、提高自己的過程。其過程包括很多環節，如自知、自思、自慮、自擇、自守、自戒、自制、自行、自止、自省、自訟、自正、自信、自立、自強、自律，以至達到慎獨境界等。在有關文獻中，這些概念雖然沒有形成思辨的邏輯體系，而是以分散的、經驗性、應用性的形式表達的，因而緊密地與踐行操守相聯系，這正是中國傳統道德修養論的特點和長處。而這個特點又集中到一點――知恥。知恥是人的知行統一、自覺完善自己的關鍵。清初大儒魏禧說得好：“恥字是學人喉關。圣人教人與小人轉為君子，皆從恥上導引，激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得入腹矣。”應該說，抓住這個“喉關”，在打通喉關上狠下工夫，是一個人從自知到自省、從自律到自強的關鍵，也是社會道德教育能否落實、進退成敗的關鍵。強調人的道德踐行的內在良心，也就是強調人生的內在性原則。《孟子》一書中有段精彩的對話：公都子問： “均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說：“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公都子又問：“鈞為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孟子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己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最后，孟子強調，“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己矣”。這段對話所強調的就是人之成人的內在性原則，強調君子與小人分野的內在原因。所謂“大體”是指心，所謂“小體”是指耳目等感官。引伸其義，“大體”為思仁尊義之心，“小體”為縱恣情欲之心。人心是人的主宰，失去心的主宰人就要受役于物欲、情欲而失去理性和仁義原則。公都子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不明白為什么在同樣的環境中，有的人會成為大人，有的人就成了小人。孟子所講的道理，概括起來就是強調要用理性所確立的道義原則，控制耳目官能的物欲和情欲，不被有害的耳目之欲所引誘，墮入腐敗的聲色犬馬而不能自拔；要識大體，遵從做人之正道，在內心樹立起道義原則。所謂“不能奪”，就是堅持原則的道義之心不動搖。如果從主體的行為活動本身來說，在由內向外的德性行為過程中，行是由心指使的，是得自于心性的。用孟子的話說，心者“形之君”、“神明之主”。人的心即精神是身體的統治者，又是精神自身的主宰者，它可以向自己的身體行為發號施令，也可以反躬自身，內自省，內自訟，過而能改。古人不了解心就是精神活動，往往把心和精神分開。但是如果從內在性原則的意義上說，心作為心思，作為良心，作為確定的目的，也可以說是精神活動的原則和主宰。人之成德、成人，就在于以這樣的心為原則，以至于鑄就“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的德操人格。一個人的內心若是沒有原則的生活，就不會有剛正的人格，就不能承擔起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任。這些思想借用朱熹的話來概括，就是“明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的道德實踐。“八榮八恥”就提供了道德實踐應當遵循的原則，而這些原則所規定的主體的內在動力就是良心，其客觀的社會內容也就是它的現實義務。“八榮八恥”確定了高尚道德原則，同時也劃出了道德底線，指出了修養育德之路徑，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和德育工作開拓了新的道路。當然，要在全社會形成慕榮祛恥的良好風尚，更重要的是黨風、政風，是民主法制、公平正義的制度和良好的社會大環境。一個社會風氣好不好，制度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但是，在制度的運行中，各級領導者個人的德行是關鍵。百姓易管，官難治；以德治國，必以治官為先。按照儒家學說，道德是適用于君臣民眾的普遍價值標準，但身份不同，具體的道德要求亦不同。道德對君主及官吏而言，標準更高，要求更嚴。他們必須意誠心正，以身作則。為政者只有嚴于律己，勤于正己，才具備從政的條件，才能肩負起治國的歷史重任。誠如顧炎武所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