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Eisenman 2000夏季演講系列2000年7月21日翻譯：李抒青第一講：建筑學的表演 (Architectures Performance) (上半部分)到現在為止，我已能把五次不同的演講思路整理清楚了。我還沒有想到第六次，但我肯定會在講到那兒時想好第六、七、八次的。今天的演講是關于表演(Performance)的問題。下周，內在性(Interiority)；再下周，自主性(Autonomy)；第四周，批判性(Criticality)；第五周是關于價值(Value)和意志(Will)的問題。顯然它們有交叉和重疊之處，但事實上它們在一起可以界定一個在某種意義上的實踐的理論。這便是我的演講的總體線索。沒有相應的閱讀材料，因為我要講的東西你們不會從任何一本書里找到；但如果你們確實發現有什么東西讀起來有用的話，我們便會去讀它。我想描述一下今天的建筑學處在怎樣界定其自身的狀況。這是一個非確定性的時刻，我們可以稱之為過渡期，或非確定性時刻。但我認為這和以往發生變化的時刻是非常不同的。我會嘗試著解釋為什么我這樣認為。首先，羅伯特文丘里的著作建筑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在我看來，首次在美國發展出了我稱之為理論性的態度。傳統的美國建筑學實際上被界定為缺乏理論。換句話說，它雖有大量的歷史和大量的想法，但這些想法從來也沒有呈現為任何內聚性的理論或內聚性的實踐。理論性的實踐的觀念可能起始于16世紀北意大利的布魯乃列斯基(Brunelleschi)，然后是阿爾伯提(Alberti)，接著是另外一些16世紀的意大利人。理論在當時并不是關于實踐活動，而是體現為一系列理論性的文獻。這些文獻所呈現的方式和首部由維特魯威(Vitruvius)所寫的建筑理論文獻的方式十分相似。這種方式我稱之為一種分類的理論(Categorical Theory)。也就是說，他定義出場地、項目內容、公共建筑與私人建筑的狀況、城市或鄉村等不同場地的狀況、高場地與低場地之間的區別、有景色和無景色場地之間的區別等等，總是和一系列的分類有關。所以直到19世紀理論基本上是由一種分類的實踐界定的，而這些分類的實踐繼而再細分出不同建筑物的種類。最初的建筑物分類是和15世紀早期古人的建筑物有關的。這種分類學整理出柱頭的不同種類，柱身的不同種類，柱頭與柱身相互關系的不同種類，相對于私人建筑物它們如何用于公共建筑物，是什么界定出兩層建筑物而非單層建筑物，等等。這些事物，基本上便是古典建筑的類型學。顯然，這些類型學多次受到了攻擊。首先我要說第一個攻擊這些分類的建筑師是伯拉蒙提(Bramante)，然后是色利歐(Serlio)，然后帕拉第奧(Palladio)，然后最終產生了一種攻擊分類文獻觀念的傳統。基本上分類文獻所界定的是所謂的常規實踐(normal practice)，也就是在當時可被理解的、因而也是傳統性的實踐。采用傳統的克林斯柱式可以得到一種類型的建筑物，而采用傳統的愛奧尼克柱式則會是另一種。這些分類文獻的潮流，以及隨后對它的攻擊，然后這些攻擊又再次被匯入常規化的實踐的過程，成為一個我認為一直持續到18世紀后期的傳統。這種傳統基本上持續到法國大革命。這些理論文獻和文獻中的作品最終是由皇家、君主和教會制定的。它們是建筑的基本的贊助人。顯然，法國大革命后贊助人的身份改變了國家轉而成了建筑的主要贊助人。當國家成了主要的贊助人也就是與皇家、君主和教皇相對抗，一個國家的政治力量成了贊助人時，理論性實踐的觀念就發生了改變。國家有兩個要求：它不僅要求有一個分類的文獻，還要求一個對分類法典化的文獻。換句話說，分類演變成為類型學。這就是說，你可以選取一個柱子的分類，然后通過柱子的類型學體系施展它。因此，18世紀末、19世紀初產生的理論與先前的理論有很大不同。我認為要理解的一個重要事情是，一個單獨的主體和建筑學之間關系的不同這時單獨的主體的關系已轉變成了集合性的國家主體。換句話說，在此之前統治性的力量是那些決定分類是什么的個體力量。因此它們基本上是和在一個等級結構中，向下傳及公眾的個人的觀念有關。在國家介入的那一時刻，公眾成為占主導性的建筑學收受者，于是常規化的狀態轉變成了我稱之為類型學的狀態。除此之外，19世紀還產生了另外兩件影響理論的很重要的事情：一個是當國家介入后，理論變成了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工具。也就是說，它不再只是一種審美的工具，而變成了一種權力的工具。這是一種不同意義上的權力作為政治思想的權力。而在過去，理論的社會狀況是不如審美狀況重要的。到了19世紀，所有重大的理論命題都開始和社會狀況的發展相聯系起來。在這里社會狀況意味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態在建筑學中的體現。所以從此意識形態的問題開始被引入理論中。這里我不想詳細討論馬克思主義關于理論和意識形態的區別，只想說很顯然，馬克思主義在19、20世紀之交時已清晰地界定了意識形態和理論的區別。而我認為在今天的演講中，當我把意識形態和理論放到一起時，很顯然會產生這方面的沖突。在法國革命前，意識形態的實踐是非常稀有的。你可以說皇室或教會的實踐是意識形態的，但基本上這種意識形態不是從政治、社會或經濟的角度界定的，而更多的是從比如說精神或審美的角度上界定的。第二件在19世紀發生的影響了理論的事情，是國家需要表現新的功能的想法。那些新的功能變成了學校、醫院、工廠、集合住宅等。這些東西以前從來沒有在建筑學意義上被考慮過并成為建筑項目內容這不僅僅需要新的建筑物類型，而且需要關于這些新類型的新類型學。于是我們開始有了各種書籍：關于醫院的類型學、學校的類型學、以及很重要的監獄的類型學等。在這些書里，國家開始有了一個體系，它公開地宣布國內和國外的人之間的差異，并隨之賦予一些建筑學的定義。所以當時我們獲得這樣一種觀念，即功能和意識形態同時被添加進了擴展中的類型學中，而由此在19世紀末我們開始擁有了擴展了的學院派。在那里，建筑學開始不僅僅受制于古典的或美學的法規和契約，而且還被這樣的一些規則統轄：即作為監獄建筑應該看上去怎樣，醫院應看上去怎樣，圖書館應看上去怎樣，等等。當時有許多關于什么東西應該看上去怎樣的定義。換句話說，那些就是要被遵守的規范。而顯然這里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在現代建筑的力量之下，這些規范被打破了。今天我們不再有任何規范來告訴我們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這正是今天的理論所強調的：學院派規范體系的崩潰。在20世紀初，我們第一次有了這樣一種理論性宣言：這種宣言不再是關于分類的，不再是類型的或常規化的，而更是我所稱為的辯論性的(polemical)理論，一種教誨性的(diadactic)理論。這種宣言當然是由現代建筑產生而來，并且從某種意義上，它轉而成為對現代建筑的驅動力量。它對學院派和體現為一系列規則和本質的理論進行了攻擊。換句話說，它對當時作為一系列規則和本質的建筑學進行了攻擊。例如，通尼噶尼耶(Tony Garnier)，著名的工業城市1915和1916年版本的作者，就因為把一根柱子放在了立面的中心而被驅逐出鮑扎藝術學院(Ecole de Beaux Arts)。顯然從羅馬時代起每個人都知道立面的中心從來沒有實體而永遠是空洞，而這是一個規定人只允許從中心進入的規則。有趣的是在19世紀早期杰弗遜(Jefferson)把一些柱子直接放在了他的弗吉尼亞校園的走道中，從某種意義上同時體現了對鮑扎藝術學院主義的理解和否定。勒柯布西埃則在他的Port Mallatore集合住宅和Maison Cook中，對稱地運用柱子并把它放在了立面的中心，以作為對學院派中軸線留空的不成文規定的攻擊。顯然這是一個意在攻擊性的啟發點，是對當時，即19世紀晚期與20世紀早期所盛行的法國鮑扎藝術學院主義的一個辯論性的攻擊。柯布在1923年出版的走向新建筑一書，在我看來是第一部辯論性的理論文獻。這本書以及隨后的另幾本書如明天的城市等展開了對學院派理論的強烈攻擊，同時也展現出一種實踐的宣言。我要論證的是，柯布如果沒有出版走向新建筑就永遠不會被眾人所知，因為在當時同樣的時間里，從某種意義上說，有許多人都在做白色的房子。這一點很重要，我將會在講到表演時再次提到，因為我認為這是我今天要講的表演問題的關鍵。第二個同樣將理論作為辯論和教誨工具的是阿道夫盧斯(Adolf Loos)。他在20世紀早期第一個發起了一本叫其它(The Other)的雜志，接著又寫了兩本書。主要的那本德語名為Ins Leere Gesprochen, 意思是在空洞中說話，是在大約28或29年稍稍柯布之后寫的。空洞、其它，這些對否定性的認識，開始進入一個由柯布所提出的本質上是極其進步性的運動中。柯布的理論和對話基本上是烏托邦式和進步性的，盧斯則把否定性的問題的圖景引入了理論。顯然，如果柯布可被看成是康德和黑格爾的產物，那么盧斯便肯定是叔本華、尼采和其它把否定性引入哲學話語的先輩的繼承者。所以從根本上盧斯和柯布之間不僅存在著空間組織的差異，還存在著教誨展現的性質的區別。在柯布的烏托邦和進步性、盧斯的否定性之后，第三種狀況出現了，那就是密斯所說的建筑在根本上是時代的意志體現。意志的問題是我要在第五次講座時談的，所以今天就不在這上面詳談。基本上密斯所說的是，建筑總是展示出在其當下時間內占主導性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的價值。當然從某種意義上這是對的，從另外的意義上則不盡然。當我們下面講到意志的問題時，我們會講到歷史和歷史主義的區別，講到將歷史中某些鼓舞人心的想法作為驅動現代建筑活力的能源之一的觀念，而且我們還會講到時代精神(zeitgeist)的問題，還有時代精神也就是時代的意志和其它意志之間的區別。相對于從建筑學外界進入的東西而言，某些意志基本上是存在于建筑學內部并將建筑學展開來的，這會在我們討論到內在性時談到。所以貫穿整個20年代直到30年代晚期，有這樣三種能量在推動著建筑學。你們可以從下面的事例中看到這些運動：首先，從柯布1914年的Domino住宅一個研究性的作品，到他1923年的著作，以及22年密斯的玻璃摩天樓和密斯出版的雜志，當然還有柯布出版的一本叫Escrit Nouveau的雜志。密斯和其他一些人出版了一本叫G的雜志。G代表德文的gegenstand，即客觀物體(object)。這種思潮當時被稱為新客觀物體性(New Objectivity)。它研究怎樣在客觀物體中展現那些時代精神的意識形態原則。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的歐洲，那些意識形態原則已變得非常令人信服并成為主導力量，而在當時卻極少傳到美國。顯然，當時馬克思主義是這些運動背景中的主要靈感源泉，而它帶來的啟發以及大部份現代建筑思潮當然是左傾的。顯然到了1933年，這些想法開始遭到否定。一是隨著俄國的垮臺，列寧主義的革命以及隨后斯大林的掌權，在很多方面扼殺了許多推動著現代建筑前進的力量，尤其是俄國的構成主義和俄國電影。你可以深切目睹1933年以后俄國建筑的轉變。同樣的能量的轉變也體現在1933年希特勒開始當權，新客觀物體性人物如密斯等將包豪斯關閉。隨之發生在德國的是對一種過度的古典主義和一種在住宅建筑中對鄉村風格的回歸。你今天到柏林可以見到很有趣的事情，你可以親眼看到住宅項目的演變：在22年，它們是公共seedlum，從22年到27年，然后33、35、37年，你完全能度量出有什么，然后到了37年的柏林，有了那些有著紅色瓦屋頂和坡屋頂的白色建筑，而這些屋頂是在原來的那些seedlum建筑上加蓋的。對在建筑學中意識形態的轉變，尤其對柏林和它的住宅區進行分析是很有趣的課題。另外有趣的是從33到34年柯布的建筑也發生了一個巨變。Domino住宅的空間是由主導性的平面或水平向的層狀空間構成的。此種水平方式從domino開始，經由Poisy到Garthe，然后到瑞士展廳、救世軍大樓，這些都是在33或34年建成的。突然一個極端的轉變產生了，那是柯布33年在阿爾及爾的平面中展現了對剖面的想法。這種想法還出現在自33年開始構思一直延續到二戰結束的馬賽公寓等項目中。如果深究密斯的柱子剖面的演進和追蹤理論性實踐的歷史性演變，從密斯的柱子剖面的巨大變化你們便可以看出柱子的意識形態和教誨價值的演變和衰亡，從密斯的巴塞羅納館，到他的圖根哈特住宅，到布班的住宅，直到39年他到美國后在IIT做的第一個項目。這便是對理論性實踐概略考查，它自39年開始黯然失色，而直到50年代的某一刻才重新復活。顯然歐洲當時正處在混亂的狀態，而建筑運動則試圖從戰爭中逃脫出來。它最終到了美國，但不同之處在于，以前作為一種左傾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性的話語，也就是關于所謂的美好社會的話語，最終以美好生活的形式來到了美國。而那些現代建筑提出的對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教誨性的和論辯性的攻擊，開始被現代建筑資本所消費和容納。這里有趣的是，資本接管了現代建筑的偶像而拋棄了它的意識形態，于是美好社會演變成了美好生活。這時公共總部大樓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