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結構的合理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從社會結構的分化與整合看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一、分化與整合：社會結構和諧運行的基本動力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社會是一個相對于自然界而獨立的大系統，它是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具有一定數量、執行一定功能的社會要素構成，并按照既定的一套行為規范，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規定和指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向，以維持社會和諧與穩定。與其它系統相比，社會結構系統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一是它的整體性是以社會關系的總和為基本內容的；二是它的有序或優化過程是以物質生產為基礎性等級和根本層次，并開放式地排列和演進的；三是它遵循從無序向有序，從低級系統向高級系統不斷演化的規律。正是由于社會系統具有等級層次性，社會首先表現為一種結構性的整體，社會和諧也表現為一種結構性的和諧。盡管對人們對社會結構(socialstructure)的理解不盡相同（注：美彼特布勞著：不平等和異質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但概括起來講，一般認為它是由社會諸要素及其相互關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構成的相對穩定的模式，其中包括實體性社會結構、規范性社會結構和關系性社會結構三種不同類型。社會結構的這種內涵實際上本身就包含了對社會和諧的要求。而社會和諧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的運行狀態，又是以社會關系結構的合理性和社會良性運行的穩定性體現出來的。從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的功能態勢上看，社會和諧是社會政治結構和諧、經濟結構和諧、社會生活結構和諧、社會心理及行為結構和諧的統一體，也是上述各種社會結構狀態長期穩定運行的結果。但從社會系統所包含的結構及其要素來看，社會和諧首先表現的是社會關系結構的和諧，尤其是其構成要素(如群體、組織、社區、制度等)之間的關系和諧。因為要素只是結構生成的一種方式，結構的存在不僅僅依賴于各要素的存在，更依賴于各要素之間的關聯性。在社會系統發展的總過程之中，系統結構的整體“大于要素相加之總和”，社會關系結構的合理性與社會運行的穩定性是建立在社會系統各要素和諧的基礎上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構建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實際上就是保持社會主義社會中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和諧。美國當代結構主義理論大師彼特布勞(P.M.Blau)的結構理論認為：社會結構狀況實際上是由個人所組成的不同群體或階層在社會中所占據的位置，以及它們之間表現出來的交往關系來決定的。按照這種定義，社會結構狀況可以由一定的結構參數來加以定量描述，結構參數就是人們的屬性，也是結構構成的要素，它一般分為兩類：一是類別參數，如性別、宗教、種族、職業等，它是從水平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二是等級參數，如收入、財富、教育、權力等，它從垂直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這兩類參數之間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從而使社會結構的類型顯得更加復雜多樣。而社會分化(socialdifferentiation)實際上主要是指社會結構要素之間的分化，是構成社會結構系統的要素不斷分解成新的社會要素，各種社會關系分割重組并最終形成新的結構及功能專門化的過程，這種專門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過程同時也構成了一種社會運行的狀態。與社會結構的構成相適應，結構要素分化的基本形式有兩種：一是社會異質性增加，即群體的類別增多；二是社會不平等程度的變化，即社會群體間的差距拉大。（注：美彼特布勞著：不平等和異質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社會整合(socialintegration)是社會學系統分析和功能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它指的是社會各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的結果促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諧性，從而維持社會結構系統的生存。（注：李金：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整合問題，重慶：探索，1999年第2期。）在功能主義理論的相關論述中，整合的概念往往與均衡、和諧同時出現。一般認定社會和諧是社會結構運行的最終目標，由此，在和諧狀態中，社會是均衡穩定的，其體系內即使有變動，也是很緩慢而有秩序的。在社會整合的過程中，遵守相同的行為規范而達到團結一致，形成一個和諧、均衡的體系。通過上述我們對社會結構的分化與整合的理論分析，實際上我們可以發現，社會結構整合正是針對要素分化產生的異質性超越原有的規范而提出來的，是指通過各種方式，將社會結構不同的構成要素、互動關系及其功能結合為一個有機整體，從而提高社會和諧運行程度的過程。社會結構的不斷分化與整合正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形式和根本動力，社會結構愈復雜，社會異質性程度愈高，社會分化與整合就愈頻繁。社會運行與發展實際上主要表現為社會結構的一種“分化與整合”，是社會結構不斷“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分化的合理性是確保社會良性運行的首要點，而社會良性運行的穩定性又是維持社會和諧的基本前提。社會要素越多，社會異質性與不平等就可能越大，而社會結構狀態的合理性與社會良性運行的穩定性的維護也就越發顯得重要。因此，一個社會要保持一種和諧的運行狀態就必須不斷維護社會結構分化與整合的合理性與穩定性。當然，如果一個社會越是復雜、多變，其內部就越可能存在著分化、沖突，甚至紊亂和對立，那么這個社會就越發需要擁有各種整合機制，以彌補它的弱點和不足。當前，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面都發生了急劇的分化，這些社會分化雖然為更加緊密的相互依賴提供了基礎，但也打亂了原有的社會格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新的社會沖突和社會的失序狀態，直接危及到了新的社會整合機制的建立。（注：特別在當前，我國許多領域和群體中表現出來的種種分化現象，其不僅是由經濟因素導致的一種結果，而且也是國家政策(包括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預)實施的結果，社會分化的速率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部門也不一致，并且大量表現為非個體性和人為性，因此社會分化也造成了群體間新的矛盾。）二、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及其對社會和諧的影響在社會轉型期，我國社會結構最根本的變化就是由整合型社會向分化型社會的快速轉變，而在此之前，中國社會結構盡管總的趨勢是在由傳統的農業型社會向現代的工業型社會方向變遷，社會要素的分化也在逐步發生，但整個社會結構運行卻仍然處在要素分化程度較低、速度緩慢、具有較強同質性的狀態。而就當前我國社會結構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其影響社會和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結構的整合不力，要素分化過快而造成的結構整合與要素分化之間的“斷裂與失衡”。具體來說，在社會轉型期，我國社會結構無論是在水平方向上，還是在垂直方向上都發生了迅速的分化，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領域分化。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大領域的分化是當前我國社會結構分化的背景和前提。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是一個低分化高整合度的社會，且這種“高整合度”主要是靠國家對社會采取強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來維持的，經濟活動和精神文化也同樣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因此，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形成了很強的同質性。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社會分化的加深，社會分工的細化，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逐步從政治領域中分化出來并具有了相對的獨立性。與此同時，政治領域本身也不再以全社會代表的身份，而以履行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公平的職責，獲得了自身的獨立性。這樣，經濟、政治、文化三大領域由“大一統”向各自獨立承擔的功能分化，并為中國社會的進一步分化打下了基礎。2、區域分化。區域分化主要表現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上。我國東部廣大地區由于良好的自然條件和人文環境，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處于領先的發展地位，而中西部地區由于種種原因發展卻相對緩慢。不僅如此，不同區域之間發展和收入差距的擴大還在繼續，并在日后相當一個時期內影響中國的后續發展。3、階層分化。階層結構的分化打破了長期以來剛性單一、相對封閉而又具有較強獨立性的階級階層身份，使得我國社會分層體系不僅出現了一些邊緣性群體，而且也加大了不同階層間的分化程度，并使得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摩擦和沖突增多，有的還比較激烈。如“農民工”階層的出現，就改變了長期以來我們觀察社會時所用的“城市農村”、“工人農民”二元結構模式，無論從其數量還是規模上來看，“農民工”都構成了我國社會結構的新的一“元”。4、組織分化。社會組織結構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經濟組織和民間組織，這些新型組織的結構模式多樣化，與原有組織之間分化加大，異質性十分明顯。此外，隨著原來中央控制社會的權力逐步向地方和部門組織轉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