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旅游的空間生產符號表征與主客同位景觀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的一種后現代性以彝人古鎮為例

自21世紀以來，以少數民族文化為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旅游已呈現出后現代性的發展趨勢。換言之，這是一種后現代旅游業的趨勢。NatanUriely(1997)認為,學術界關于后現代旅游的社會話語由“模擬的”和“他者的”兩種理論框架構成。模擬的后現代旅游(thesimulationalpostmoderntourism)的學術脈絡聚焦于超現實體驗,指向模擬的主題公園和其他典型的后現代人造景觀;他者的后現代旅游(theotherpostmoderntourism)概念強調對真實的探尋,指向不斷成長的自然的吸引力和作為后現代表達的鄉村。后現代旅游的這兩種維度構成關于旅游性質互補而不是沖突的觀點。當代中國民族文化旅游的人造主題公園類型與生態博物館(文化生態村)類型,分別是模擬的和他者的后現代旅游的典型代表。而模擬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現代性主要體現在空間生產方面。國內關于后現代旅游的研究非常有限,且相關研究以宏觀理論探討為主,對當代中國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現代性缺乏專題的分析探討。本文基于對云南“彝人古鎮”1典型個案的田野調查,嘗試對民族文化旅游通過旅游空間生產而體現的后現代性特點及其所體現的社會效應進行分析,并提出作為文化旅游后現代性重要標志的“主客同位景觀”概念。1旅游空間與旅游產品生產空間是后現代研究的重要視角之一。法國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家HenriLefebvre(1991)曾提出空間的三重性或稱三層次性,即空間的實踐(spatialpractice)、空間的表征(representationofspace)與表征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space)。“空間的實踐”是作為經濟生產和社會再生產基本過程的一部分,表現為可感知的物理意義上的環境;“空間的表征”是科學家、規劃者、城市主義者、技術官僚和社會工程師等共同生產的概念化的空間;“表征的空間”是與物理空間重疊的屬于居住者生活經歷與經驗的空間。可見,空間具有物理性、社會性、符號性和可生產性。民族文化旅游所指涉的空間,是少數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和產品的樣態,是旅游者活動的空間范圍和表現形式。其內涵兼容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人文資源和自然資源,歷史文化遺產和常態民俗生活文化等內容,是具有明確地理空間范圍的旅游主客體互動的社會文化空間。從旅游主體(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空間有著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間的特征和符號內涵,它既是獲得旅游體驗的前提條件,也是旅游體驗建構的產物,具有主觀建構的抽象性和劇場化特征”(謝彥君,2010)。從旅游客體(與旅游者相對應的旅游對象)的角度看,“旅游空間是通過旅游產品“量”的擴張與“質”的提高,被旅游規劃人員“有意圖生產出來的旅游產品”(李琮,2009)。可見,民族文化旅游空間是物理空間、文化空間、社會空間的疊合空間,涵蓋和體現了民族文化旅游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多層面的現實意義。空間生產是民族文化資源成為旅游產品和旅游景觀的重要途徑。民族文化旅游所涉及的景觀生產、符號消費、文化體驗、遺產保護等問題,都與空間生產息息相關。民族文化旅游所營造的空間具有列斐伏爾(HenriLefebvre,1991)所說空間的基本屬性和層次。相對應地,空間的實踐生產,指旅游地空間區位與配置組合、自然地理景觀與民族文化物質載體等物理空間的開發實踐;空間的表征生產,指旅游地標志性旅游景觀符號系統及旅游產品的制造、舞臺化再現與產業化開發,是文化旅游參與體驗的主要空間;表征的空間生產,既相連于旅游地少數民族社會生活層面,又相連于游客的藝術想象和建構,是獲得民族文化旅游原真體驗的重要空間。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生產,體現了旅游空間基于主客體互動的文化建構本質。旅游產品、旅游景觀、文化空間、旅游文化符號等概念與民族文化旅游空間及其生產密切相關,而且這幾個概念的內涵互有交叉(見圖1)。通常意義上,旅游產品是指為滿足旅游者需求而向旅游市場提供的各種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從旅游空間的分層和實際功能看,旅游空間中的物質實體和環境氛圍只是旅游產品存在和呈現的結構要素。但從寬泛的符號消費角度看,“無形的象征、氛圍甚至愉悅感,都可以透過符號價值的交換而被購買,視覺消費成為現代旅游活動的另一重要特點”(宗曉蓮,2005)。所以,作為旅游符號消費必不可少的結構要素,旅游空間中的物質實體和環境氛圍也可被視作旅游產品。可見,旅游空間生產既有典型商品化旅游產品的生產,也有旅游商品依存和呈現所依賴的實體、環境與氛圍的生產,還有旅游者與民族文化旅游地東道主互動的社會關系的生產。旅游空間生產,是較一般旅游產品生產更為復雜的一種復合性生產。旅游景觀包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人文景觀中,只有向游客開放并且直接服務于旅游需求的才屬于旅游產品。如同樣是民族服飾,只有成為商品交換和舞臺展演道具的才是旅游產品。旅游空間的生產正是通過旅游景觀的規劃設計與生產制造而得以實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文化空間”定義為:“具有特殊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集中表現”(烏丙安,2005),它強調在固定的地點和時間舉行的傳統的民族民間文化活動。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生產的核心內容,強調文化旅游產品的民族性、傳統性、空間場景性,所以,文化空間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生產最核心的內容和主要的產品形式。符號是人們共同約定用來指稱一定對象的標志物,所有在某種形式上能被知覺并揭示出意義的一切現象都是符號(恩斯特·卡西爾,2004)。旅游可被視作游客對旅游文化符號的消費。旅游文化符號與旅游產品、旅游景觀、文化空間部分內涵疊合。文化空間既是標志性旅游文化符號,還是核心旅游產品和典型旅游景觀。2韓國、東南亞旅游空間旅游空間客體作為旅游規劃人員有意圖生產出來的旅游產品,包括旅游地物理空間、旅游景觀符號、旅游商品等游客接觸并參與其中的空間實體及氛圍。“彝人古鎮”通過吸納整合韓國、東南亞的世界資本而形成了一種獨特旅游消費空間。這個旅游空間提供了從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文化特色旅游商品,具有詹姆遜所言的被大眾商業文化重新整合的全球性、整體性的后現代“超空間”性質(姜楠,2008)和哈維所說的“以時間的壓縮和空間的分散、多樣為標志”的后現代“時空壓縮”的特點(陸揚,2009)。“彝人古鎮”旅游空間的生產綜合了歷史復原、模擬示范、創新復合等多種方式,在內容上表現出去地方化的無所不容,在形式上表現出地方化的符號表征,體現了古鎮旅游空間客體生產的突出特點。2.1旅游空間文化元素的移植與重構“彝人古鎮”3所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地處“彝族文化大走廊”的中心部位,具有“一州連三市”(昆明、大理、攀枝花)的區位優勢,是全國兩個彝族自治州之一。州府城市楚雄是滇西旅游黃金線上的重要門戶。“彝人古鎮”位于楚雄市中心區,作為滇中重要旅游商貿區,吸引著全國各地及世界的旅游商品生產商和銷售商紛至沓來,由此形成無所不容的旅游空間,其涵蓋自然風景、民族歷史文化、旅游商貿、旅游地產等諸多內容。“彝人古鎮”有7大分區、70多個小分區,以楚雄州內風光名勝為基本素材,各種木橋、石橋10余座,亭臺樓閣、假山地景若干,是一個集文化、旅游、商貿、地產、餐飲為一體的現代仿古鎮。核心景區德江城已形成清明河、茶花溪和德運路為主的三大商業中心區。“彝人古鎮”旅游空間提供了從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文化特色旅游商品。游客可以在喧鬧的商貿街品嘗特色小吃、購買來自緬甸、韓國及國內各地的時尚旅游商品,體驗Spa休閑健身,也可以乘坐游船游覽幽靜的“清明河”,或乘坐洋車、歐式宮廷馬車游覽全鎮。旅游空間內容的無所不容還直接體現在旅游產品的開發設計上。以建筑為例,“彝人古鎮”的建筑風格在以楚雄、武定等地彝族傳統民居為原型的基礎上,博采了大理、麗江、江南水鄉等古園林建筑之長,形成多元建筑文化元素兼容的獨特樣式。再如節日產品,國家法定節日、本土彝族節日、主流的漢族節日均被填充于“彝人古鎮”的節慶時空中,舉辦元旦節、春節、元宵節、正月十五廟會、圣誕節、火把節、彝族情人節、中秋節、光棍節、彝族年、兒童節等眾多節慶活動。“彝人古鎮”營造了融匯世界文化的全球化旅游圖景,如夏普雷(1994)所言,“在旅游的情景中,后現代最突出的表現是‘去差異化’(de-differentiation)”,“旅游地呈現同質性、無地方性特征”(王寧,等,2008)。在調研中,筆者就“彝人古鎮”旅游空間無所不包的后現代性曾訪問過旅游規劃管理者、旅游營銷者、游客(含本地市民、外地旅游者、古鎮居民)、本地彝族群眾。被訪者幾乎都認同這種旅游空間文化元素是被移植的、碎片化的、全球同質化的、無所不包的、快餐式的,同時又對其滿足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大眾旅游者的實際功效給予肯定。從這個意義上看,具有后現代旅游性質的“彝人古鎮”,已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大眾旅游者廣泛認同的、跨越文化邊界與時空范圍的旅游消費空間,而“游戲碎片”(瑞澤爾,2003)也成為“彝人古鎮”旅游空間生產后現代性的必然后果。碎片化的、表層化的大眾旅游消費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旅游空間的文化整體性和深度,從以下被訪者褒貶不一的評論可窺一斑:古鎮管理人員(LJY,女,40歲):把具有區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商品都集中在一個地方,既豐富了古鎮旅游商品內容、體現了古鎮的民族特色,又方便游客、活躍旅游市場,何樂不為?平常旅游團隊非常多,周末這里就是昆明及周邊城市居民的黃金度假區。古鎮旅游公司導游(GH,女,25歲):昆明很多旅行社經常安排到大理、麗江旅游的團隊來這里。通常是下午來,住一晚,第二天走。一是體驗彝族文化,省外的客人特別喜歡;二是這里旅游商品豐富,時尚的、傳統的應有盡有,能充分滿足客人的娛樂消費。遇到節假日,旅行社提前一周預約都排不上隊。古鎮居民(女,經營風味食品):“彝人古鎮”就是個大雜燴,這里是我們楚雄州的大商場、美食城、娛樂場、城市公園,不光外地游客喜歡,楚雄州和周邊州市的人都愛來。游客(男,昆明游客):這里彝族文化旅游項目設計得還行,特色突出,很熱鬧;但沒深度,只能滿足一般性的旅游觀光和吃喝玩樂。2.2旅游空間“地方化”符號表征實踐“彝人古鎮”旅游空間客體的生產同時包含了去地方化和地方化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內容上去地方化的無所不容,另一方面是形式上地方化的符號表征。霍爾(2003)認為,表征的實踐就是概念、觀念、情感等“在一個可被傳達和闡釋的符號形式中具體化”。這是一個旅游空間及其客體符號化生產的過程:一方面,“彝人古鎮”作為旅游消費空間,從宏觀區位選擇和微觀的旅游規劃布局都被“主題公園”、“文化旅游產業”等符號所定義,呈現為符號化的旅游消費空間;另一方面,作為具體旅游空間客體的標志性文化符號、核心旅游景觀與游客參與體驗空間等均依托傳統彝族文化進行符號化生產,這些體現出“彝人古鎮”旅游空間地方化的符號表征特點。“彝人古鎮”旅游空間客體的符號化生產,是指標志性景觀符號系統的制造和符號性旅游產品的舞臺化表演與產業化開發,是旅游規劃人員根據彝族文化特色和市場需求,為旅游者認識、了解彝族文化而有意識規劃與生產的概念化的空間想象。但凡被稱作文化遺產的都是最具民族特性的傳統文化,物質文化是其“形”,非物質文化是其“神”。旅游空間客體的符號化生產就是民族文化遺產“形”與“神”結合再現的生產。這些符號化的旅游空間客體,是依托彝族傳統文化遺產、兼顧旅游者“凝視”取向而進行藝術加工、提煉的民族文化再生形態,是彝族文化旅游資源商品化的結果。通常情況下,旅游空間“地方化”符號表征實踐,以表演藝術、禮儀、節慶、傳統手工藝技能展演為主要內容,以游客參與體驗空間的生產為主。“彝人古鎮”以楚雄本土彝族文化為主題,主要景點有:彝人部落、畢摩文化廣場、梅葛廣場、咪依魯廣場、土司府、廟會戲臺、望江樓、威楚大道等。在彝人部落、畢摩文化廣場等核心景點,游客可以體驗到地道的彝家美食、彝族歌舞表演和彝族“祭火大典”儀式;廟會舞臺的方寸舞臺之上不僅有傳統的彝族古音樂節目《威楚余韻》,還匯聚了眾多現代舞蹈、相聲小品等精彩紛呈的文藝節目。《“彝人古鎮”文化旅游景觀及常態活動一覽表》即可領略彝族民族建筑、歌舞表演、《祭火大典》、節慶等旅游產品具有典型的“地方化”特點(見表1)。舞臺化的文化空間生產與符號表征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生產的主要手段。“為了強化民族表識、民族特色和營造旅游地的民族形象而出現了傳統文化向‘藝術’形式的轉變,即傳統文化游離于現實生活之外,形成了具有表演和觀賞價值的藝術”(劉暉,2006)。作為彝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文化顯性因子的彝族歌舞藝術,在旅游空間生產中被舞臺化生產為《威楚彝韻》、《彝鄉戀歌》等系列舞臺劇目。彝族火崇拜的祭火儀式也被開發為舞臺節目。畢摩文化廣場的《祭火大典》和彝人部落的《彝鄉戀歌》系列節目(含品彝族長街宴、賞伴餐歌舞表演)是每天的常態活動,也是深受游客喜愛、參與性最強的活動。彝人部落集中展示了楚雄彝族傳統的民居住屋、土主廟、姑娘房、畢摩房、服飾、餐飲、歌舞及釀酒、制豆腐等傳統手工技藝等民俗文化。以《祭火大典》為例,節目雖以祭火為題,但諸多符號化、藝術化的歌舞元素貫穿節目始終。參加祭火表演的,除畢摩是地道的彝族宗教職業者,其余人員均為公司歌舞團的專業演員。畢摩姓魯,是古鎮公司專門從楚雄州姚安縣請來的,除晚上在祭火儀式上擔任重要角色,還在彝人部落里開餐館,有時還有人請做法事。當筆者問及“古鎮的祭火儀式和你們村里的有什么不一樣”時,他說,“火把節的時候會回村里主持祭火,村里一直在做,在古鎮屬于商業化操作,但民族特點得到了體現”。2011年10月6日,筆者親眼所見祭火儀式的火把被當場以1800元高價拍賣。少數民族節慶是民族歌舞、宗教儀式、服裝、飲食等傳統文化薈萃一堂的文化空間,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觀與參與體驗空間。彝族年是“彝人古鎮”新推的旅游品牌。2011年11月19日,“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年活動”在“彝人古鎮”內隆重舉行。大牌坊下松針滿地,號角聲響徹云霄,盛裝的彝族青年男女夾道起舞,客人們喝下熱情的迎客酒。威楚大道上擺了可容納近3000人多達300桌的長街大宴。彝家人祭奠先祖,慶賀豐盈。夜晚民歌對唱、歌舞表演、祭火大典、篝火晚會等一系列豐盛的文化活動,讓楚雄市民、游客與彝家人共同領略了彝族新年的魅力。其中不少外地游客是昆明各旅行社與古鎮公司提前預約安排的。彝族新年民族文化符號的集中呈現與儀式化操作得到游客的一致好評,筆者隨機問了幾位外地來的游客“對彝族新年感受如何?增進了您對彝族文化的認識了嗎?”回答多是“太有意思了”、“有彝族的特色”。針對“彝人古鎮”能否體現楚雄彝族文化特色、其文化旅游的符號表征的社會效應如何等問題,筆者專門訪問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SX。他認為,古鎮通過較為系統的規劃設計,把彝族傳統村落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精華,把彝族文化有特色的、能展現的都呈現給了游客,集中展現了楚雄彝族文化的精髓;雖然符號化、舞臺化的痕跡非常明顯,但作為旅游背景下的民俗文化展示,這是無法避免的。綜合“彝人古鎮”旅游營銷者、游客、古鎮居民、彝族文化研究者的觀點,社會對“彝人古鎮”的認可度是非常高的,報告人普遍強調,這樣一個文化高度濃縮的旅游景區,可讓那些旅游行程緊張的游客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內盡可能多地感受到彝族文化的特色。民俗生活事項被高度符號化似乎已成為必不可少的一種旅游開發策略。但其后現代旅游的弊病也顯而易見。旅游空間客體的符號化生產是為迎合后現代游客的符號消費欲求、以游客和旅游市場為生產標準、抽取族群標志性的文化符號、采借主流社會文化符號而融匯創造的一種擬態的民族文化景觀,因此,這種“在地化”的符號表征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文化碎片的特征與符號拼湊的痕跡。彝族文化真實、完整的文化體系被肢解,文化符號的原有所指被消解,而重新生產出滿足后現代游客符號消費的舞臺化、片斷式、淺表性的所指意義。楚雄彝族的族群形象在“彝人古鎮”這樣一個后現代文化旅游情境中,被塑造為“旅游民族景觀”。3多元主體參與的旅游場景“彝人古鎮”作為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現代人造主題公園類型,因其旅游空間與生活空間交融而產生多元主體。多元主體在自娛——表演的旅游場景中主位角色與客位角色的疊合,建構了獨特的主客同位景觀4。與旅游主客體涇渭分明及旅游場域側重以游客為中心的現代旅游不同,旅游-生活空間多元主體去中心化和自娛-表演景觀的出現,是“彝人古鎮”這種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楚雄彝族自治州)模擬的民族文化旅游后現代性的突出特點。3.1旅游主體的去中心化作為模擬的后現代旅游類型,以人造景觀為主的民族文化主題公園因民族文化主體(文化持有者)與民族文化的分離,換言之,因民族文化主體(文化持有者)的“在場”缺失,催生了旅游-生活空間多元主體的出現。“彝人古鎮”是“景區+社區”模式,由此形成生活空間與旅游空間交疊的結構。據古鎮公司項目部的工作人員介紹,古鎮社區有來自浙江、廣東、上海、北京、成都、深圳、臺灣以及歐美、澳洲、東南亞上千位海內外業主。作為楚雄大眾休閑、娛樂、購物的城市繁華景觀和商貿、地產、文化展示混合的旅游地,“彝人古鎮”成為城市居民和周邊被征地鄉鎮農民的文化樂園。作為全州彝族文化展演的中心,吸引了眾多群眾匯聚于此,以展示、表演彝族歌舞等傳統民俗文化自娛自樂。周邊彝族群眾(彝族文化持有者)、社區居民(商住戶)、游客、景區文化旅游演職人員、城市市民、周邊被征地農民等構成古鎮的多元文化主體。與現代旅游以游客為中心的空間結構不同,作為模擬的后現代旅游類型,“彝人古鎮”旅游-生活空間多元主體作為“聯合旅游者”,在這個“大眾旅游的聯合世界是沒有傳統、是非中心化的”(阿格尼絲·赫勒,2005)。這使得作為彝族文化旅游地核心主體的彝族文化持有者處于去中心化的地位。“后現代社會的旅游模糊了過去對旅游時間和閑暇時間的區分”,“人們在大部分時間里,都可以作為游客存在,旅游活動與日常活動不再被明顯的區分開來”(潘秋玲,丁蕾,2007)。在“彝人古鎮”的旅游-生活空間中,多元主體中的部分主體,如社區居民(商住戶)、彝族文化持有者、城市市民、周邊被征地村民的身份往往與游客身份同位疊合。換言之,出現在“彝人古鎮”景區內的社區居民(商住戶)、彝族群眾(彝族文化持有者)、城市市民、周邊被征地農民,他們既是古鎮的主人,也是古鎮的游客。3.2同位疊合的存在狀態主客同位的自娛-表演景觀的出現,是“彝人古鎮”作為后現代旅游空間主體生產的標志。它徹底打破了現代旅游主體與客體涇渭分明的角色劃分。自娛-表演景觀的建構主體和展演者是景區內處于去中心化地位的彝族文化持有者,他們具有文化主體與游客的雙重角色。從游客局外人的客位視角看,他們是古鎮民族文化的主人,他們是真實彝族文化的持有者和展演者,他們連同所展現的文化景觀一同構成了旅游空間中被游客欣賞的客體。從他們自身局內人主位的視角看,他們清晰地知道,自己是這彝族文化主題公園(古鎮社區)的真正主人,他們只不過是在景區內休閑娛樂,在古鎮旅游場景的激發下借助于旅游活動或旅游氛圍尋找本真的自我,體驗自己作為彝族文化持有者的存在。他們處于一種文化主體(局內人主位)與旅游客體(局外人客位)同位疊合的“閥限”5狀態。根據王寧的觀點(NingWang,1999),“存在性真實是指生命的一種潛在存在狀態,旅游中的真實體驗是在旅游的閥限過程中去獲得這種被激活的存在狀態(anexistentialstateofBeing)”,這種主客同位者的旅游體驗正是存在主義原真性體驗6。后現代旅游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游客的體驗更強調個體性,注重個人的創造性和參與感,強調人的主觀感受,不再依賴傳統的旅游吸引物,人們注重尋求自我獨特的體驗及不同情緒的滿足”(潘秋玲,丁蕾,2007),“后現代旅游的核心意識是從商業化的旅游向生命體驗的回歸”(白光潤,李仙德,2007)。這種存在主義原真性體驗,正是主體在“彝人古鎮”后現代人造景觀旅游體驗的主要模式之一,它催生了自娛-表演主客同位景觀。民間團隊表演古鎮的彝族民俗活動大多集中于傍晚舉行。每晚7:00-8:20,彝人部落是最熱鬧的地方。這里會有古鎮公司歌舞團為品彝族長街宴的游客進行“彝鄉戀歌”系列歌舞節目表演。與此同時,在彝人部落大門內,還有一隊身著彝族盛裝的老年人在進行彝族傳統歌曲彈唱表演。8:20專業歌舞團表演結束后,他們便會進入部落廣場繼續載歌載舞,歡度良宵。2011年10月5日晚,在這里表演的6女4男系楚雄州武定縣的彝族老鄉會人員,他們白天在城內公園活動,晚上來古鎮表演。據調查,像這樣的民間團隊有10多個,散布于“彝人古鎮”的多個主要景點。多數是由來自州內不同縣份的退休人員組成的彝族老鄉會,受古鎮公司邀請,晚上來古鎮娛樂兼表演,公司發給交通補貼,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既是自娛自樂,又能為古鎮添彩”。影響了州內其他民族的民族彝人部落、望江樓、廟會戲臺等地,是古鎮旅游開發公司邀請和安排群眾自娛自樂兼表演彝族歌舞較為集中的區域。筆者通過訪談發現,這些自娛自樂兼表演彝族歌舞的人并非都是真正的彝族,部分是周邊被征地的漢族群眾。古鎮已成為他們茶余飯后休閑娛樂的聚會場所。一位歌舞盡興之后準備歸家的漢族大爺告訴筆者,因為楚雄是彝族自治州,平日廣播電視等傳媒對彝族文化的宣傳就比較多,加之村子周邊彝族較多,漢族同胞從小受彝族文化影響,所以普遍都會彝族歌舞。可見,彝族文化作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地標,無形之中影響了州內其他民族。“彝人古鎮”作為彝族文化主題公園,彝族文化自然成為古鎮排他性的標志性文化符號。主客同位的自娛-表演景觀在歌舞充斥大眾休閑娛樂空間的年代,“彝人古鎮”也少不了冠以“彝族歌王”、“彝人古鎮情歌王子”、“彝人組合”之名號的視聽娛樂景觀。他們真實的彝族身份和地道的彝族歌曲展演,成為古鎮主街富有原創性和吸引力的旅游景觀。與上述景觀1和景觀2不同,大多數彝族歌手的目的并不是單純的自娛自樂和展演,販賣彝族音樂文化唱片是其主要目的。明顯的商業經營行為,使這類景觀較前兩種主客同位景觀更為復雜。盡管如此,它仍舊具有彝族文化持有者自娛-表演景觀的特質。由此可見,主客同位的自娛-表演景觀的建構與展演者大多是真實的彝族,也有少數是漢族。無論其民族身份是真實的抑或虛擬的,其在“彝人古鎮”旅游空間所展現的均是彝族文化持有者的角色。正如戈夫曼所言,“在社會劇場或舞臺,自我的表演和呈現受到文化或社會‘劇本’的制約”(王寧,2011)。“彝人古鎮”作為彝族文化主題公園的文化排他性,決定了不論他們是何民族身份,在彝族古鎮,他們就只能建構和呈現彝族文化景觀。事實上這種主客同位的自娛-表演景觀的建構,是開發企業與旅游-生活空間多元主體的互動與共謀。“空間作為主體性存在的策略與場所”(潘澤泉,2009),正是旅游空間設計與開發人員、彝族文化持有者、周邊被征地農民、景區商貿人員等多元主體“通過主體性行為來完成空間的培育、生產和維護”(潘澤泉,2009),其中市民(無論彝族或漢族)的參與互動,對城市民族文化旅游景觀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4民族文化旅游化保護的社會效應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生產蘊含著豐富的文化政治,不僅充斥著多元主體與多種權力話語的社會實踐,還反映出民族文化資本化和民族文化旅游化保護的社會效應。4.1文化現象:楚雄理念與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景觀民族文化旅游空間作為少數民族文化與資本、與政治結合生產的社會景觀,具有政治、文化、經濟多重意義。“彝人古鎮”已成為楚雄彝族自治州象征性的城市景觀和彝族文化地標,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在中國,制度結構對空間的塑造最為直接和強烈”(王豐龍,劉云剛,2011)。近年來,楚雄州委提出“打造彝族文化精品、發展彝族文化產業、建設彝族文化名州”7的戰略思想,“彝人古鎮”開發項目被列為全州文化產業建設的十大項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