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東部地區經濟發展

一、全球價值鏈與中國沿海地區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在中國東部，通過融入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來完成加工和組裝流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制造基地。隨著人民幣升值和各種要素成本的上升,中國東部地區的加工產業逐漸出現了外移現象。中國要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并縮小地區差距,客觀上面臨著雙重任務:第一,如何提高東部地區在全球產品內分工的水平,不斷向價值鏈高端環節攀升,實現產業升級;第二,在實現第一個任務的同時,如何利用自己的在位優勢,提高國內產業之間的關聯效應,延伸和拓展產業的價值鏈,通過價值鏈在區域間的傳遞和帶動,拉動中西部地區參與國際競爭并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現有文獻對此問題的研究分別是從兩條路徑獨立地展開:第一,通過自主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6)的研究表明,中國現有的增長方式屬于“干中學”引起的“模仿—套利型”的低成本競爭模式,應該通過供給政策和深化市場改革來轉變發展方式。第二,通過區域戰略縮小發展差距。國內學界對此有兩種爭論:一是梯度與反梯度理論(夏禹龍、馮之浚,1982;郭凡生,1986)。二是“就勞動轉移資本”與“就資本轉移勞動”之爭(魏后凱,2007)。這兩種獨立的研究思路都沒有考慮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即沒有把產業升級與區域協調發展問題放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聯系起來綜合考慮。全球價值鏈作為當今全球產業的組織方式,與總部經濟形態一起,已經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競爭的范式。總部經濟形態作為全球價值鏈網絡結構中的高附加值環節,不僅實現了與制造基地的相對分離,而且通過其對供應商網絡的治理來整合全球資源,實現全球研發、全球制造和全球營銷。目前中國東部地區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職能和競爭優勢,主要被限于單一的勞動密集型環節。這種建立在低端要素環節上的制造中心地位,無法積累和嵌入高級要素,只能使總部經濟的生產性服務功能游離于中國之外的發達國家,尤其是積聚于這些國家的大型城市。但是基于中國制造基地的現有地位以及實現制造基地與總部經濟協調的考慮,我們認為中國沿海地區大城市已經初步具備了建立協調制造業發展的總部經濟的現實條件、基礎和可能。未來中國區域產業配置的基本格局是東部地區演化為以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則成為由國內價值鏈(NationalValueChain,NVC)主導的制造業基地。正是基于這一考慮,本文將著力論證在國際產品內分工的條件下發展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總部經濟,這可能是協調我國產業升級和區域發展關系的一條新的路徑和機制。新經濟地理學通過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假設,較好地解釋了產業集聚和產業轉移,從而為通過推進產業集聚實現區域發展的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是,新經濟地理學并沒有回答產業集群之間是如何協調的問題,也沒有解決產業集群在全球化條件下是如何組織和運作的問題。對于中國產業升級與區域之間的關系協調來說,基于產業集聚的整合和協調問題可能比集聚和區位問題更加重要。以產業集群形態嵌入全球價值鏈,是中國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特征,也是解決現實中產業發展和轉型問題的出發點。為此我們需要把全球價值鏈理論與新經濟地理學綜合起來進行考慮。第一,全球價值鏈是如何影響產業的區位選擇的?Lovely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由于出口企業需要國外市場的特定信息,而企業總部的空間集聚將有利于信息交流,因此,出口企業的總部集聚程度比一般企業更高。第二,產業集群的功能和特性是如何影響經濟主體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和競爭優勢的?中國目前的產業集群在配置方式上功能單一、缺少高級要素嵌入,因此在全球價值鏈中僅僅以規模和成本為競爭優勢。這種低成本競爭的模式,會在很大程度上誘發這些產業集群的整體性衰退(劉志彪,2008)。第三,反過來,全球價值鏈是如何對地方產業集群的升級前景產生制約作用的?Messner(2004)指出,那種依附型(quasi-hierarchical)的全球價值鏈治理結構和其中的非對稱性力量,會導致地方產業集群在升級過程中被鎖定。可見,在產品內國際分工條件下,產業升級和地區差距等方面的問題,可以借助于全球價值鏈理論來分析。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闡述全球價值鏈對總部經濟的影響,第三部分論證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總部經濟對中國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的作用,第四部分對中國發展總部經濟的幾個問題進行澄清,第五部分基于總部經濟提出協調我國產業升級和區域發展關系的對策和建議。二、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變化總部經濟,顧名思義就是眾多企業將其總部活動(主要是設計、研發、營銷、品牌、物流、金融等)在特定城市的核心地區集中配置,通過自我強化效應而形成的集聚經濟形態。總部經濟的集聚形態,是在經濟全球化力量的驅使下,企業尤其是大企業根據產業戰略配置的要求和不同地區的綜合成本優勢,將自身的生產性服務活動與制造活動在相應的空間上進行選擇和布局的結果。Friedman(2005)從經濟全球化對城市結構和功能影響的角度,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說并間接地論證了總部經濟的形成機制。他指出,經濟全球化通過信息通信技術促進網絡社會形成,也對城市的空間結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城市的產業布局出現了“節點經濟”的現象,即在空間上出現了不連續但又具有相互連接關系的網絡發展形態。各個地區之間的網絡連接能力各具差異,由此形成復雜的社會分工。連接能力較強的地區形成所謂的全球或世界城市體系,由此成為全球要素流動的主要節點和指揮控制中心。世界城市就成為全球經濟的組織節點,組織并連接區域經濟、國家經濟形成全球經濟。這樣的組織節點可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主要金融中心、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國際機構所在地、迅速增長的商務服務部門、重要的工業中心和主要的交通節點等等。Friedman的世界城市假說已經被實踐發展所證實。一個世界城市的經濟結構由該城市在世界城市體系內部的功能所決定,即世界城市內部的產業發展與結構變遷,取決于它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所扮演的功能或角色的變化。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現象就是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的總部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它已經成為帶動城市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部門。其實,全球化趨勢下城市總部經濟的形成機制,還可以用全球價值鏈理論進行描述和分析。過去幾十年中,全球化的主導者跨國公司,將附加值低的產品生產工序、環節外包給他國,自己只保留產品的研發、設計和營銷等附加值高的工序,并且專注于價值鏈的治理協調,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進而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這種價值鏈分工,使得全球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而使總部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如下特征。第一,空間布局上的二元結構和貿易結構變化。發達國家通過國際生產分享計劃、貿易配額和垂直型FDI等推進產品內分工的行為,在空間布局上形成了制造基地在發展中國家、總部基地在發達國家的二元結構。這種二元結構給國際貿易的結構帶來兩個顯著性變化。首先,南北貿易重新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部分。依據UNCTAD的數據,去除掉原油貿易后,發展中國家出口占發達國家進口比例從70年代中期的12%,上升到21世紀初的25%的水平;其次,生產環節在全球的分散協調,使得由此引致的中間品貿易占國際貿易的比重大幅增加。對此Hummels等人(2001)基于14個國家數據的研究結論是,垂直專業化可以解釋這些國家出口增長的30%。第二,經濟活動的虛擬化。發達國家主導性企業在總部從事研發和營銷等高附加值環節,經濟活動呈現虛擬化和軟化特征。位于發展中國家制造基地的代工企業,則通過消耗大量的勞動和自然資源等初級要素,從事增值率低的加工組裝活動。主導性企業通過全球價值鏈的方式協調和治理各國表面上獨立的生產經營活動,發展中國家很容易陷入俘獲型的國際分工網絡。總部經濟因此成為“中心—外圍”式的依附經濟在全球價值鏈下的表現形式。第三,產業活動的集聚化和競爭方式的變化。不同生產經營的環節在空間上的協同定位和協同集聚,形成不同功能的產業集群。這些不同產業集群之間和內部的分工和耦合,使得經濟活動從一個環節的集聚發展到不同環節的協作,進而延伸為價值鏈的整體運行;不同價值鏈之間的交互性,又極大地豐富了產業生態,通過生產要素之間重新組合和配置,提升了產品的多樣性和質量等技術參數標準。這種由點(某一環節)到線(某一鏈條),由線(某一鏈條)到面(多個鏈條)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市場交易方式和競爭方式,其產生的生產貿易網絡更長期、更穩定,競爭方式也由“點對點”方式演變為“網絡對網絡”、“鏈條對鏈條”、“集群對集群”的競爭,隱性知識的傳遞更加方便,知識的逆向溢出也成為可能(Ambosetal.,2006),進而提高了整個網絡的競爭力。第四,利得、福利的全球化和不平等。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總部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增加了發達國家在全球利得中的份額和社會福利水平。首先,在本國勞動和自然資源等要素的價格不斷上升的情況下,發達國家通過外包低附加值的環節,就可以利用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優勢,獲得本應該是屬于發展中國家的“稟賦租金”。其次,總部基地專注于高附加值的環節和治理價值鏈。這些增值率高的總部經濟活動由于發達國家的市場勢力,在雙方的生產貿易網絡中形成高附加值活動與低附加值活動的價格“剪刀差”,從而使全球利得份額的大部分都被發達國家所享有。最后,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總部經濟使生產貿易網絡的效率得以提高。作為全球的主要市場,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得到了基于全球價值鏈網絡所提供的物美價廉的商品和服務,從而增加了發達國家的實際收入水平和福利效應。發展中國家則消耗了不可再生資源和污染了環境,最終削弱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降低了社會的福利水平。可見,基于產品內分工的全球價值鏈對總部經濟運行產生了質的影響。總部經濟不再只是一種簡單的關于空間分布的經濟形態,而演變為全球產業組織運行的方式。一國或地區總部經濟是否發達已成為全球競爭優勢大小的標志,成為全球貿易利得多少的標志。就中國沿海地區來看,一方面,發達國家把缺乏比較優勢的制造/加工/裝配等生產環節和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的服務環節向中國沿海地區外移,自己專注于研究開發、品牌運作等全球價值鏈高端領域的服務活動;另一方面,中國沿海廣大地區則通過優化投資環境,競爭性地吸收來自發達國家企業的外包訂單,或者吸收FDI進行全球價值鏈中較為低端的加工貿易。這些地區的制造業集聚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制造業比重和出口比重得以不斷提高。就靜態比較優勢看,上述分工格局的強化只會塑造出中國低端的制造中心的國際地位,只能是“世界加工廠”或“加工車間”,而不可能是“世界辦公室”或“總部經濟”。但如果從動態優勢看,這一結論可能發生演變。接受世界制造業外包只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初級階段,這一過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逐步具備了向產業鏈高端攀升的基礎和可能。實踐正是如此。隨著中國沿海地區制造業營業收入規模的迅速增大,以及國內外大型企業基于“面對面”協調、控制和指揮分散的制造業環節的需要,跨國企業客觀上產生了把部分企業總部功能搬遷到中國沿海地區的特大型城市的需要。這些企業總部功能的遷移,在結果上必然表現為使這些城市越來越有可能成為現代服務業為中心的趨勢,而這些城市的周邊地區,就越來越明顯的有可能成為世界的制造基地或制造中心。例如,在中國長三角地區,上海越來越明顯地向著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方向演變,而江蘇和浙江甚至“泛長三角地區”,則在上海總部經濟功能的協調下,越來越呈現為往“世界制造基地”格局演變的趨勢。三、全球價值鏈分工與中國產業升級當國際分工深化到產品內部之后,發展總部經濟不僅僅是為了擴大稅收效應、關聯效應、消費效應、就業效應和擴散效應,而是有了更深刻的意義。第一,產業布局效應。決定產業布局的主要因素是商務成本的結構。商務成本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期間所支出的各種費用的總和,一般可分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兩大類。要素成本主要是指勞動力、土地和資源等要素的價格水平;而交易成本主要是與制度相關的成本,與市場化程度、產業配套環境、政府效率與稅費等有著密切的聯系。一般來說,現代服務業發達的地區,因其基礎設施條件好、法制環境佳、知識密集程度高等因素,其商務成本中交易成本較低,要素成本較高;相反,服務業欠發達的地區,其商務成本中要素成本較低,交易成本較高(如投資環境較差)。由此決定了對交易成本較為敏感的總部經濟,在空間布局上主要限于選擇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而對要素成本較為敏感的制造業,一般只能配置在大城市的周邊地區。作為現代制造業的神經中樞系統,總部經濟的“總部基地+制造基地”的模式,契合了不同地區要素稟賦的優勢,降低了整個價值鏈的生產經營成本。總部經濟的這種產業布局效應,可以作為統籌我國下一階段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機制。第二,產業升級效應。Gereffi等人(1994,2005)認為,價值鏈中的動態學習和創新機制能逐步改進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其技術進步將遵循如下路徑:工藝升級(提升工藝流程的效率)→產品升級(引入新產品或改進舊產品)→功能升級(攀升到附加值高的環節)→鏈條升級(轉向新的附加值更高的鏈條)。可見,產業升級路徑中的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是制造基地的職能,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是總部經濟的職能。總部經濟的發展使產業升級的過程不再只是機械式的時間上的繼起關系,而且還有空間上的并行關系。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同時發展總部基地和制造基地,以總部經濟提升制造經濟。這樣,總部經濟就在不同階段上以空間并存方式,這也為產業升級路徑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中國過去通過專注于全球價值鏈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發展加工組裝產業,給地區戰略的實施造成了很大的被動性和外生選擇性:一方面,東部率先加入全球價值鏈形成的先發優勢和在位優勢,使其經濟增長獲得了不斷自我集聚的力量。產業集中配置產生了地區之間收入上的巨大差距。此外,由于東部地區加入全球價值鏈的比較優勢是一般的、低級的生產要素,這樣就形成了中西部的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低端要素源源不斷的流向東部的格局。這種將中西部地區壓制在低端要素、原材料供應商角色的分工模式,使得該地區陷入了“自然資源詛咒”,造成了地區差距的擴大。另一方面,形成了以外資進行國際代工為主的生產模式。這種外資主導的國際代工模式在利用了中國的要素稟賦優勢的同時,又將自身對內資企業的技術關聯控制在安全的范圍。這就使得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在被俘獲的價值鏈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但是并沒有完成更高級的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在國際分工格局和全球貿易利得中又形成新的“中心—外圍”的依賴型經濟模式。我們認為,通過立足于全球價值鏈來發展總部經濟,是中國實現產業升級和縮小地區差距的較為可行的路徑。其具體機制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區域經濟布局的完善。從區域層面看,中國經濟在30年的發展過程中,在相對位勢上出現了東部增長奇跡和中西部發展塌陷的二元結構,由此帶來了商務成本結構的差異和產業梯度。東部地區可以利用自己在全球價值鏈中積累的高級生產要素集聚企業總部,同時將部分制造業逐步轉移到中西部,充分利用不同區域之間在商務成本結構上的差異,實現產業的梯度轉移和協同發展,降低整個鏈條的成本,打造新的國際—國內經濟循環的路徑和網絡。這種以本土為主的國內價值鏈,具有模塊化的網絡特征和產業集群的形態,與國內的產業關聯度和不同區域之間的技術經濟聯系較高,有利于產業升級(Humphrey&Schmitz,2004)。第二,城市功能的提升。總部經濟的發展,可以幫助東部沿海地區的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城市提升自身的功能結構,加快產業結構的轉型,進而產生三大效應。首先是極化效應。這些城市由于在改革開放中率先發展,在基礎設施、高級要素和市場環境等方面形成了積累和集聚,從而可以通過吸引和發展全球價值鏈中附加值高的環節,成為在全球分工體系有較高地位的增長極。其次是溢出效應。東部沿海地區的大城市成為增長極后,通過技術、信息和物流等渠道的擴散和外溢,帶動城市周邊地區制造業的集聚和發展,將“中心城市+周邊地區”的地理布局轉化為“總部基地+制造基地”的經濟形態。最后是組合效應。總部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通過增加生產環節的維度延長了價值鏈,豐富了各種生產要素進行重組的空間,為充分發揮生產要素的潛能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在區域之間的協同定位和集聚,為不同區域之間“從競爭走向合作”奠定了分工基礎,從而成為區域經濟良性互動的微觀機制。第三,國內外市場的互動。黃玖立和李坤望(2006)指出,市場規模是影響中國各省經濟增長收斂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國地區差距形成的過程中,國外和地區市場是相互替代的。當東部和中西部形成“總部基地+制造基地”的空間布局后,東部地區可以將自身在彈性生產、規模制造和后勤運籌等方面學習和積累的經驗和技能轉移給中西部,幫助其切入全球價值鏈的勞動密集型環節,擴大對外開放的程度,以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西部切入全球價值鏈,延長了全球價值鏈在國內的部分,通過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的良性互動,擴大了市場的規模和層次。市場范圍的擴大會深化分工程度,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效應,提高東部地區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力。可見,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總部經濟是轉化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替代關系為互補關系的機制。第四,本土市場效應的發揮。Vernon(1966)指出,本土企業具有溝通優勢,就最有可能開發出本土市場所需要的新產品。發達國家的領導型企業在確立它們對全球價值鏈高附加值環節的控制和主導權的過程中,基本都是依靠各自相對封閉的國內市場。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轉軌大國,“每年8-10%的經濟增長,將使中國的零售額在2020年達到2.4萬億美元的規模”。(1)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區在自然地理、要素稟賦、經濟發展、社會環境和文化習俗等方面千差萬別,極大地增強了市場的層次和維度,從而為創新活動提供了充分的空間。而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總部經濟的發展,可以幫助中國立足國內市場發展附加值高的環節,利用本土市場的規模和維度,發揮同文同種的優勢,形成獨特的創新體系和競爭優勢。四、針對全球價值鏈的未來企業總部經濟的發展路徑中國總部經濟發展也存在如下的問題:第一,總部基地職能單一,主要是行政性總部,研發總部和營銷總部等還不發達,沒有形成不同總部之間的協調互動;第二,中國分權式的改革造就了地方政府“為發展而競爭”的機制,導致各地不顧實際情況紛紛提出大力發展總部經濟的戰略,致使總部經濟的發展在區域之間缺乏合作。第三,由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歷程剛開始,總部經濟的發展戰略就主要集中在全國性的層面,還缺乏全球研發、全球制造和全球營銷的能力和視野。第四,跨國公司的區域性總部和職能性總部紛紛入駐中國,雖然提高了招商引資的質量,但是考慮到中國的代工制造是以外資為主,這就加大中國本土產業升級的難度。中國若試圖通過發展總部經濟來改善自己在國際分工和全球利得中的處境,就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澄清。第一,總部經濟的具體內涵。總部經濟并不僅僅是企業總部的運營。總部經濟形成競爭優勢的前提,是指總部基地必須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生產性服務業是指直接或間接為生產過程提供中間服務的服務性產業。Andersson(2004)的研究表明,生產性服務的分布與制造業的分布互為函數,這種聯立效應主要基于兩種之間的“客戶—供應商”關系,即在空間距離上的“鄰里”關系。更重要的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組織結構會影響制造業對這些服務的需求;反過來,制造業的組織結構也會影響生產性服務業的供給(Marshall,1982)。隨著國際分工深化到產品內部,企業的組織形式相應的走向了“扁平化”和“柔性化”。在這種柔性的知識技術主導型生產體系中,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相互融合,對分工程度的擴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Hansen,1990)。可見,在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當前,總部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為先導和重點。也就是說,只有保護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形成完整的價值鏈條的經濟形態才是總部經濟。對發展總部經濟的具體內涵,還存在著將其理解為企業總部的集聚的誤區。事實上,總部經濟不是普通的地產項目或者中央商務區,而是一個由總部基地和制造基地協同定位的產業生態群。這個產業生態群通過不同企業之間的互動和耦合來組織經濟運行和改善配置效率。該產業生態群落的復雜性,可以兼容縱向與橫向的分工關系、增加生產過程的迂回性和專業化;可以充分利用不同地區的稟賦優勢,在更大的范圍整合資源和集成要素;可以制定規則和協調價值鏈,孕育更高級的包括立法治理、司法治理和執法治理等方面的治理機制;可以培育共同的良性的企業文化、社會資本和制度環境,成為創新和合作的開放型平臺。第二,發展總部經濟的地域選擇。發展總部經濟一哄而上是中國經濟的“特色”。其實,據趙弘(2005)的研究,位于東部地區的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的綜合能力的均值,要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區的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的綜合能力的均值。從各個城市的排序來看,2003-2005年發展總部經濟綜合能力排在前十位的有七個位于東部地區。因此,從區域分工和協作的角度來看,東部地區在發展總部經濟中的總部基地更有優勢,而中西部地區則應集中力量打造制造基地。中國企業的實際選擇也證明了這一點。魏后凱和白玫(2008)分析了中國1481家上市公司1994-2007年的總部遷移行為,發現遷移目標區位以東部發達地區為主,目標城市主要是北京。另外,總部經濟的不同類型和層級也為不同地區和城市錯位發展總部經濟提供了空間。成都、武漢、重慶和西安等位于中西部地區的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的綜合能力較強。這些城市可以定位為區域性總部基地或單一職能性總部基地,與東部的全國性總部基地或綜合性總部基地合作協同。第三,發展總部經濟的主體。首先,全球價值鏈中的企業主要可分為三類:作為全球價值鏈治理者的主導性企業,外資代工企業和內資代工企業。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者盡管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但是其國籍和國家利益并沒有因此而模糊。其總部的運營基于歷史傳統、經濟條件、政治安全和文化認同等方面的考慮,主要放在母國,充其量只是在外國設立一些區域性總部或單一職能性總部。因此,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者并不是我們發展總部經濟的主體。Defever(2006)利用非歐洲的跨國公司在1997-2002年間對歐盟的投資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總部與公司價值鏈的其他何部分的區位選址之間不存在協同定位(co-location)效應。對于外資代工企業來說,全球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是成本,并且采取“游牧式”的經營。一旦當地的要素成本上升,它們更可能的選擇是產業外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留在當地完成升級。這種“無根化”的企業也不能作為中國發展總部經濟的主體。內資企業所立足的低端稟賦優勢逐漸喪失后,往往會迸發出巨大的產業升級動力,利用同文同種的本土優勢,發展增值量最大的環節,如總部基地、研發和品牌運作等。所以,中國發展總部經濟的主體,只能依賴于本土的內資企業。其次,總部基地由于從事的是附加值高的環節和功能,需要持續的大規模投入,特別是在傳統的成熟產業,因此大中型企業的規模經濟就成為其從事總部基地的優勢所在。而本土中小型企業應該在制造基地致力于加工組裝環節,將中國目前的外資代工生產模式為主轉變為本土代工生產模式為主,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在快速反應、經營激勵、提供就業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優勢,為總部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最后,傳統和成熟的產業,其市場集中度往往很高,存活下來的大型企業盡管也要面臨“創造性毀滅”的威脅,但是它們由于在長期的生產經營中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和知識產權,已經成為潛在者的進入壁壘。因此,中國本土企業作為后進者很難通過總部經濟的發展對其實現趕超,這就意味在新興產業實現趕超和產業升級的可能性較大。從市場的國際化、技術創新力和管理模式等三個維度來比較,中國傳統制造業的優秀企業與參照系的國外企業相比,大致的差距在15-25年,電子消費制造業的差距可能為5-7年左右,而信息技術產業,則是和國外企業在差不多的起跑線上(李波,2005)。為此,我們應該特別關注和扶持那些在新興產業中有成長潛力的企業,使其成為發展總部經濟的生力軍。五、關注企業資源的聚集和資源整合,使企業缺乏競爭力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價值鏈的治理和整合下,不斷朝著功能一體化和國際性分散活動的協作方向深化。目前“中國制造”的優勢正在被環境的變化所削弱,說明中國建立在初級要素基礎之上的競爭優勢是不穩定的。東部沿海地區若應對失當,使得產業外移效應大于產業成長效應,則產業的空洞化和產業衰退就很難避免;中西部地區若無法降低產業梯度轉移的粘性,錯失承接產業轉移機會,則地區差距將會持續下去。而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主導地位表明,發展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總部經濟,對中國擺脫目前的低端鎖定格局和縮小地區差距,具有重大的實踐價值。為此我們在審視中國發展總部經濟的環境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第一,扶持中國巨型企業特別是中國跨國公司的發展。總部經濟在研發、營銷和治理等高附加值環節形成競爭優勢需要長期的、大規模的投入。依據Nelson(1994)的企業動態演化理論,由于技術具有隱含性知識的特征,因此其不容易被學習、模仿或轉移,那么在不可知的創新過程中,就需要大量的投入。中國的代工企業由于產品的同質化導致的激烈競爭,在為世界市場帶來“中國價格”的同時,也使自身的利潤極其稀薄。這種在主導型企業縱向壓榨下的盈利模式,不利于代工企業積累資源投入高附加值的環節。因此,中國發達地區應該努力提高市場集中度,支持大型企業兼并重組,以增強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定價能力,從而增加自己的分工利得,為總部經濟的發展奠定物質基礎。第二,完善中國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經濟分權和政治集權的改革模式,為地方政府提供了為增長而競爭的激勵機制,在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標尺競爭,從而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