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的社會價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關鍵的環節是法治現代化。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法治，一個是法治是良法善治的基本前提，也是國家法律法規能夠有效得以實施的基本保障，另外一個是按照國家法律的要求嚴格實施。那么，能實現高度法治狀態下的法治國家，國家制定的法律法規會得到尊重，其公民的權利義務會得到有力的保障，國家的社會運行效率和經濟發展效率也會得到最有效的提升。因此，法治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最重要的基本方式。在人類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伴隨著人類社會工業模式變革，社會生產力不斷提升，不同時代下的社會模式更替，都會為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帶來更加深層次的優化動力。但是對比過去的社會歷史文明進程中，不是所有的社會模式更替都為社會公平與效率帶來良性優化，或者說是一種“優勝略汰”，總結表現為趨向兩個極端，社會公平與效率的社會關系失衡。更加重要的是，當在一個漠視社會法治的環境下，除了社會公平與效率的平衡桿失衡，嚴重時甚至會導致平衡桿折斷，換言之，社會就沒有法律可言。因此，法治社會下公平與效率的平衡桿作用尤為重要。本文擬從法治視角下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社會生活中人們說認同的公平不僅僅指的是法律下，還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價值標準等多個社會學領域。對于公民個人而言，公平是指人們在處理生活事務的時候合情合理，不偏袒某一方或某一個人，即參與社會分工合作的每個人都承擔著自己本應承擔的責任，得到自己理應得的具體權益。盡管因不同的社會主體和不同的時代、國家、社會發展情況而異，依然存在被大部分人認同的基本公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4.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公民對社會公平的理解往往是抽象的、片面的、單向的，但是從社會動態的法治角度中看，社會公平包括社會主體參與經濟、政治以及社會生活中的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司法公正等過程中的每一個關鍵環節，其特點總結為社會公平與社會主體之間的具體權益有著緊密的聯系，社會公平的社會價值體現在為解決并平衡好社會個體之間的具體合法權益矛盾中。社會公平在國家法治社會建設中所追求的不僅僅指的是權利上獲得平等，也隨著社會發展進程逐漸重視規則上公平、程序上公平以及司法上公平。而法治社會下人所追求的社會公平是結合了生活實際需要所產生的具體的公平，相對而言的公平，有法律去保護和救濟與支撐起來的公平，總結為人類社會生活需要的多樣性決定了價值目標的多元化。但這些并不等于就可以實現社會公平。任何建立起來的社會公平都處于一種狀態，即在維護社會公平的環境下，法治社會所追求的社會價值是在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不以損害他方的合法具體的權益為前提。在法治社會發展改革的進程中，即使社會公平并不能明確保證“結果上平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4.在紛繁復雜的人類社會生活中，使社會價值沖突變得深刻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社會主體利益的多元化。但在法治社會下，無論法的價值沖突發生在目的價值層面還是發生在形式價值層面，公平正義都是法治現代化的核心價值追求。從過去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變化看，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的權利義務都渴望被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同時對法律期望在形式上會有確定性與靈活性的矛盾需求。“耶林提出了一條原理并予以證明：創造法律者，不是概念，而是利益和目的。”[徳]菲利普·黑克.傅廣宇譯.利益法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7.正是因為法治社會所尋求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是公平正義，法律法規體系表現為法的目的價值的多元性與時代性。一是不再局限于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社會價值，人的需求的多樣性和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多樣性交叉緊密聯系。二是對比中國古代社會，像“綱常禮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社會公理常是被當時的時代下生活的人們所認同的公理，但是在現代如今的社會生活卻不一定被認為是“正確[徳]菲利普·黑克.傅廣宇譯.利益法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7.效率在社會經濟學領域中是常見的經濟術語，總結理解為，最有效地使用社會資源以滿足人類的愿望和需要，這是社會經濟學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從法治社會的角度來看，不再是簡簡單單地投入與收益比例的關系，更是法治社會所追求核心價值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過去的道德層面上主觀化的公平正義通過以道德化后法律的重要方式向具體化、規范化、統一化、標準化等立法技術要求去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同時，具有確定性、靈活性、多元性、時代性等法的效率特征。效率在法治現代化建設中已不再是一個新詞，并且已經深入到了法治現代化建設的每一個層面中。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遵循了法益權衡原則和維護法律安定性原則，在出現無法兼顧相互沖突的價值情況下，應當有所取舍并有所歸依，法益之間的權衡比較必須作為重要的方法予以考量，最后以“兩善相權取其重”的標準決定取舍，體現了價值權衡當前所追求效率價值為法治社會的立法提供了持續的優化動力。例如，我國法院系統不斷提高司法效率，努力探索法院辦案新模式，其中“簡案快辦、繁簡分流”的法院運行新機制是順應了時代發展和與時俱進地發展的科學模式，減少了社會經濟運行成本，極大地提高司法運行效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供了規范性的標本。同樣在法治社會中，決策者依照法定程序進行科學、民主的決策，極大地減少決策可能失誤的概率，是因為法治社會建設進一步明確了人權、物權、侵權、訴訟等法律制度，為法經濟社會中的主體建立了制度信心，為社會的經濟提供穩中求進的保障，從而提升法治社會的活力，最終達到持續提高法治社會運行效率的效果。二、法治保障社會公平從過去的“人治”發展到如今的“法治”，公平正義發展上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心價值追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法治精神所在。“法治的最本質的特點是法律具有至上，而這一地位的獲得，意味著法治社會的法律必須是良法。”何勤華主編.法治社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14.何勤華主編.法治社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14.“在一個正義的法律制度所必須予以充分考慮的人的需求中，自由會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或者說是人的本性。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欲望。這類欲望從小就有，與生俱來。”[美]博登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298.說明人類歷史文明發展歷程中，渴望得到權利想法一直都存在，渴望得到權利一直都有，只是隨著社會時代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包含了時代性與民族性。“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本質上是依賴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權利義務，依賴于社會的不同階層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美]博登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298.[美]約翰·羅爾斯.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7.中共十八大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了法治對社會公平的作用以及對維護社會公平提出了相應的具體要求。由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司法公正等四個方面構成了社會公平的基本權利內容。第一是權利公平，權利公平包括三重意義:（1）權利主體平等，排除性別、身份、出身、地位、職業、財產、民族等各類附加條件的限制，公民皆為社會權利主體，誰都不能被排除在社會主體之外。國家應當對每個合法公民“不偏不倚”、“禁止歧視”，同時保障其基本權利的有效實現和獲實現基本權利無差別的救濟措施。（2）機會公平，特別是基本權利均等。在基本權利上不允許不平等的存在，更不能允許任何組織或個人有超然于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之外的任一個特權，例如，生命權、健康權等基本權利對于每一位社會主體來說都是必不可很少的，如果基本權利都無法保障，國家、政府無法良性運行，社會也不會有序穩定發展。（3）是權利保護和權利救濟平等。“無救濟則無權利”。任何人的合法權益都有可能受到侵害，社會主體在其享有合法權利遭到損害或減弱的時辰，應取得同等的法律程序保護和有效及時的救濟手段。第二是機會公平，機會公平中要求摒棄公民的先賦性特權、身份、等級等影響不公平的因素，保證每個社會主體能夠擁有一個相對平等的競爭環境實現個人自由拓展最優化。而在機會公平當中最基礎的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就是為每位公民提供同等的受教育的機會和均等的教育資源，為所有人創造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均等條件，使社會主體在公平正義的法治社會環境下，為各自的幸福人生努力。在完善國家法治體系建設的過程中，雖然機會公平并不一定等于結果平等，但它為每個社會主體的發展提供了公平參與的機會和實現夢想的可能性，因為制度的不斷完善發展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能面面俱到，沒有十分完美的法律制度，但是制度與程序帶來社會態度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良善的，保證了制度不會漠視任何社會主體，也正是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法規必須是兩發的原因。第三是規則公平，規則公平有三個涵義:（1）形式公平，就是常說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即立法程序上平等，在法律法規面前人人平等，一視同仁。（2）實體公平，就是權利義務上的對等，享有的權利和應當的義務本來就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既不允許存在無權利的義務，也不允許存在無義務的權利，從而促進權利與義務的平衡。（3）在法律在實施中存在“無例外”，對任何公民的合法權益都應當依法得到有效地保護。對任何公民的違法犯罪行為都應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因此，人生來平等，法律上也應一視同仁。第四，司法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線，即司法公正是社會公平的底線，在現行司法活動的程序過程和結果中都應體現公平、平等、正當、正義的法治精神。隨著我國社會中的社會主體法治意識不斷提高，社會利益逐漸分化和利益主體的多樣化逐步形成矛盾多法社會格局，基于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的法治文化中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等方面正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豐富的法治文化在社會行為與法律規范之間提供了必要的觀念場域。周恒，龐正.法治社會的四維表征[J].河北法學，2018,(1):2.周恒，龐正.法治社會的四維表征[J].河北法學，2018,(1):2.三、法治保障效率社會經濟學研究認為“在一定條件的投入和支出中，經濟條件即使受到局限性，但也能有最大程度的充分利用或者得到最大程度的合理分配，這是單位時間內配置所完成的工作量的表達，也是用來簡便表述配置效率的。”[6]劉慧龍,王成方,吳聯生.決策權配置、盈余管理與投資效率[J].經濟研究,2014,(08):93-106.[6]劉慧龍,王成方,吳聯生.決策權配置、盈余管理與投資效率[J].經濟研究,2014,(08):93-106.理論與實踐本是矛盾相對論的一體。理論來源于實踐，實踐創造了理論，兩者缺一不可。所以說，需要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來分析問題、來看待問題：法治與人治，在上個世紀以至中西方，都有所主張，也是一直用來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平衡問題。法治與人治相比，更具高效性、更具有時代性、更具有社會發展性。而在人治社會中，人治這種特定獨立的意志只是極少數人的意志或者說是個別人的意志，絕不是表達群眾性和社會性的意志。在方方面面的小事乃至大事看，都是政治領袖個人的表達，這在表面看的確達到高效率高速化，但總有許許多多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局限性，因為畢竟領導個人的學識、預見、經驗是受限制的，所以這種方式到最后往往常常犯錯，往往不能“一路走到底”，肯定是需要隨著時代演變與經驗教訓前進。我國的“十年內亂”就是一場災難般的教訓史，這就是變相地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個人的獨斷專橫、盲目遵從、極度崇拜、亂拍馬屁膨脹權力、過于集中、忽視民主、缺乏法制，引起的群眾性運動和集中性事件，導致社會黑暗、動蕩不安、勞民傷財，最終社會矛盾激化。這些種種的違背法治和人治的平衡，都會帶來社會慘痛的教訓。而在法治社會中，一是由多數人的意志形成的規章制度，有規則有言論、有自由。二是法治不可隨意更改，具有討論性、程序性與決策性等特征，即使有時會費力費時，但最終的取向是使出現錯誤的可能性也將大大降低，這便是違背效率的初衷原理。三是社會主體的法治意識的重視，也能在法治環境下重視法律、靈活運用法律。四是任何一個社會主體都不可隨意篡改法律，在意志沖突時，法律能夠不斷得到更新迭代，符合時代要求與標準。五是法治社會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都是所追求核心價值的集中表達，使得領導者不得不去順應符合法定程序后去遵守，因為這種價值的形成往往經過幾代領導人的依據和肯定。與此同時，由于法治社會逐步建立起趨于完備的制度體系和社會改革，使得經濟社會、科技社會的得到不斷的發展與更新，喚醒社會活力、實現人權保障、爭取效率平衡、促進貿易競爭等等，使得社會上的每個社會主體都對法治社會下的“陽光”充滿希望與向往，這也是整個社會的效率都在不斷增加、不斷高升。市場經濟的主體是社會，社會的平衡來源于每個人的給予與付出。市場經濟需要宏觀調控，需要政府的“一把手”，需要社會效率自治。市場經濟都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合理的手段。市場經濟的積極手段會帶動社會良性發展。深圳“一日千里”的速度和潛力便是市場經濟與政治調配的最佳成績。深圳發展是市場經濟的勞動成果。自改革開放試驗田以來，多少深圳建設者“開墾荒蕪”“默默無聞”，推動建設者們的積極奉獻、積極進取，這是市場經濟核心效率的體現。國家保護經濟特色發展，使得除國有制經濟以外的非公有制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國家鼓勵深圳改革開放，關心并支持著深圳的改革實踐，并加以引用，帶動整個社會風氣。嶄露頭角的深圳是在法治社會下的公平與效率中得以實現發展的。深圳的“先行先試”恰恰是公平與效率的集中體現，沒有一個國家充分的法治化大環境下，如何去實現市場經濟，如何去實現公平與效率。深圳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法治社會的良法善治氛圍下敢于嘗試、敢于探險，順應了時代發展和與時俱進地合理調整的科學結晶。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都是以法治為前提的，在法治社會主題下，政府在保護人權利益和自由平等的基礎之上，給予社會主體更多可支配的效率，從而促進社會公平。這些都蘊涵了法治社會下的公平與效率。四、法治保障公平與效率的社會關系平衡公平與效率是矛盾統一體，具有辯證統一的社會聯系。所以必須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同法治的社會關系。發展社會主義公平與效率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正是發展同一目標的兩個方面。社會公平與效率兩種價值之間常表現為負相關關系，常常見到的狀態是矛盾對立，但并不是絕對的，在某種持續穩定的狀態下也能呈正相關關系相輔相成的發展，全面促進社會平穩高效運行。隨著社會不斷演進的過程中，社會利益不斷分化，社會利益主體多樣化，形成矛盾多發的社會格局，而法治社會良性和有序發展的問題愈發突出。以杠桿平衡原理來看，保障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原理，是將公平與效率合理利用的最佳化。合乎社會情理是在系統完備、邏輯嚴密的制度體系下形成的相適應社會發展的公平與效率，從中找到相呼應的要素去產生效率與公平，從而達到整體性的最佳效率。即使，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難以平衡，但通過社會的不斷努力和更新，相信也能在每個公平社會產生對應的效率平衡。經濟促進效率，公平促進經濟，我們要理想地對待、合理地利用制度條件，在其中找到一個相對穩定相對適當的平衡點去對待公平和效率的完滿狀態。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進程中，關于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從法治的視角來看，公平和效率不一定會發生矛盾激化，可以同時發展同時追逐的。社會主義法治確認和保障廣大人民群眾享有廣泛的言論自由、民主自由等，為公平穩定和諧的政治環境創造最大的效率。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共同統一于社會主義法治進程之中，來實現法治共贏，來彌補民主的內在缺陷，來拓展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本人認為，推進以保障民生和尊重人權為一體化的公平社會建設，將實現社會公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一以貫之的長期發展目標，促使全方位法治化建設，為健全社會公平保障機制提供持續動力。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牢牢把握社會公平正義這一法治價值追求。”公平與效率是共同進退的的，在法治社會大背景下，只有不斷讓社會主體體會到法治的精神、公平的精神，通過公平與效率創造的最大化社會效益。讓人感受到公平正義、法治效率就在身邊，緊密聯系社會法治實踐、緊密聯系社會保障、緊密聯系社會價值追求、緊密聯系合理均等社會資源等等，從而激發法治社會活力、貼近公平與效率的價值追求。公平與效率是要建立規則完備、邏輯嚴密的制度體系，是要建立開放包容、普惠共贏的經濟體系，是要建立平衡有序、擴張有力的社會體系。通過法治社會，弘揚正義、縮小差距、傳承文明、普惠平衡去彰顯法治社會進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