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道國市場規模、經濟增長與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資區位選擇

一、投資區位影響外包規劃是中國與外界合作的主要業務形式之一，也是中國“境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商務部統計數據表明,2012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165.97億美元,新簽合同額1565.29億美元,同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1),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已明顯超過對外直接投資,成為我國對外經貿領域的亮點和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力量。從投資區位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呈現明顯的“亞非拉”特征,2012年中國在上述3個地區承包工程的新簽合同額和完成營業額分別占全部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和完成營業額的91.95%和91.29%(2),由于經營區域的高度集中,中國企業在上述地區的承包工程投標競爭激烈,部分熱點市場已經呈現過度競爭和不當低價競爭的現象。鑒于此,深入研究中國對“亞非拉”國家承包工程投資的決定因素對于中國企業參與對外承包工程投標和制定標價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投資區位一直是對外直接投資研究中的熱點,近年來頗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綜合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決定因素主要包括:(1)東道國市場規模。Hennartetal.(1994)和Bevanetal.(2004)的研究均發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吸引對外直接投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鐘昌標(2000)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有明顯正相關關系。蕭政等(2002)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做了統計分析,認為中國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雙向互動關系。(2)東道國經濟的開放程度。Harmsetal.(2002)、Jensen(2003)和Busseetal.(2007)的研究發現貿易的自由度對于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有影響,文獻中證明開放程度高的國家能夠更好地吸引外資流入。(3)投資東道國自然資源、基礎設施、勞動力數量、地理距離等。Mina(2007)研究發現石油產量、儲備和價格影響了FDI對東道國投資區位選擇。此外,2000年OECD關于對中國投資的報告指出,吸引外資的一個最大的有利條件就是人力資本。Fungetal.(2006)研究指出,基礎建設包括鐵路和公路建設與投資呈顯著正相關,完善的基礎設施對投資者比較具有吸引力。唐宜紅等(2009)利用中國與其他32個國家和地區雙邊直接投資流量的數據發現,距離對中國雙邊直接投資雖然有阻礙影響,但這種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下降的趨勢,而雙邊貿易的影響則不同。施炳展等(2012)通過將貿易總量進行三元分解(廣度、數量和價格)提出,地理距離只是通過數量途徑減少貿易流量,而對貿易的廣度和價格影響不大。(4)東道國治理基礎。Mina(2007)發現寬松的制度環境更能夠吸引國外的投資資本流入。陳巖等(2012)從制度視角提出,非洲國家貿易政策、商業自由度、勞工自由度、財政自由度是決定中國企業向非洲直接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上述研究是從對外直接投資的視角來分析投資區位選擇的,而國內尚缺乏就對外承包工程投資區位的實證研究,本文基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資的發展實際,采集了中國對56個“亞非拉”國家(地區)的對外承包工程投資數據,以及投資東道國的經濟、能源、環境、政治等各方面的數據,運用面板數據回歸方程實證檢驗了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資區位的決定因素。二、對外承包工程龍頭企業是國際市場的主導形式從我國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實施“走出去”戰略的三種主要形式,即對外承包工程、對外直接投資、對外勞務合作相對比來看,對外承包工程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2012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為772.2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為1166億美元,遠遠高于對外直接投資數額,對外勞務合作派出人員51.2萬人,其中承包工程項下派出23.3萬人,約占45.3%。2012年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同比增長12.7%,高于同期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新簽合同額在5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有586個(較上年同期增加88個),合計金額為1252.1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1.4%,占新簽合同總額的80%,其中上億美元的項目有329個,較去年同期增加63個,項目規模逐年擴大。2012年有52家中國企業入圍ENR國際承包商225強,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跨入前10強,另有9家中國企業進入前50強,對外承包工程龍頭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不斷上升(1)。從投資區位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亞洲(60.94%)、拉丁美洲(15.99%)和歐洲(11.05%),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項目主要集中在亞洲(41.67%)、非洲(40.92%)和拉丁美洲(9.36%)。與對外直接投資不同,非洲是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主要集中地區,如按2012年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排序,前10位的國家和地區中非洲有5個,分別是尼日利亞、安哥拉、埃塞俄比亞、阿爾及利亞和南蘇丹,上述5國占2012年全部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25.39%。長期以來,非洲地區國家對于興建或改善其國內基礎設施基本狀況具有迫切的需求,同時中非經貿關系的快速發展也促使中國企業積極參與非洲承包工程項目投標,根據ENR的統計數據,2012年中國企業已占據非洲建筑市場總量的40%。從中國對外承包工程項目的行業分布來看,交通運輸建設、電力工業和石油化工行業的對外承包工程項目長期居主要地位。其中交通運輸建設行業的承包工程合同金額排在首位(歷年占比均值為26.63%)。巴西為2014年世界杯足球聯賽和2016年奧運會正著手升級道路和修建賽場,亞洲開發銀行對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鐵路、公路和城軌交通工程的建設支持,將進一步拓展中國在交通運輸建設承包工程領域的發展空間。另外,“亞非拉”國家(地區)不斷增加的電力和能源消耗也促使中國企業在電力工業和石油化工行業承包工程項目迅速增長。例如,2011年電力工業的業務貢獻度已超過交通運輸和房屋建筑行業,排在第一位(2)。綜上所述,雖然從經濟理論和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看,對外直接投資是“走出去”的主導形式,但就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和競爭優勢條件看,對外承包工程才是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最主要形式。原因在于:首先,近年來我國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帶動我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競爭力迅速提升。其次,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業務尚處在起步階段,發展不成熟。大部分國家人工成本高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繞開貿易壁壘、獲取境外資源等方面。再次,在勞務輸出方面,由于絕大部分國家有較嚴厲的就業保護政策,所以勞務輸出的發展空間比較有限。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完善境外投資促進體系研究》課題組對我國對外承包工程行業做了調研。調研結果認為,應將對外承包工程定位為帶動我國貨物出口、境外資源開發、對外投資、技術貿易的綜合載體和落實“走出去”戰略的最成熟、最可行發展路徑(3)。因此,深入研究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資區位的決定因素,不僅有利于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的健康發展,而且有利于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勞務合作的快速發展,以保證“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1.合同金額占比及研究樣本選取基于以上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發展現狀,考慮到中國對“亞非拉”國家(地區)歷年對外承包工程投標合同金額占比保持在90%以上,本文選取2000~2010年56個“亞非拉”國家(地區)為研究樣本,以保證研究結果具有普遍性。另外依據數據的一致性和可獲得性原則,并結合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我們選取以下變量進行實證檢驗。(1)對外承包工程投標合同金額和合同數本文選取2000~2010年中國對56個國家500萬美元以上對外承包工程投標合同金額和合同數作為被解釋變量,該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2)東道國基礎設施和能源稟賦與中國企業承包工程發展本文的解釋變量分為3類:一是東道國市場規模和經濟增長變量。多數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都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和經濟增長速度是決定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的重要因素,我們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大,經濟增長迅速,則該國在承包工程項目上的國際招標相對較多,進而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參與該國的承包工程項目投標。本文用人均GDP指標來反映東道國的市場規模,用GDP增長率來反映東道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二是東道國基礎設施和資源變量。由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項目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建設以及電力工業和石油化工等能源、電力和基礎設施建設行業上,因此我們選取東道國機場數量、鐵路里程數和已鋪設公路占公路總長度的比重來衡量東道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對外直接投資不同,東道國基礎設施越落后,其建設需求越大,中國在該國的對外承包工程建設項目越多。另外,鑒于中國企業在電力工業和石油化工行業承包工程項目的迅速增長,在資源變量中,我們重點選取東道國人均能源消耗量來衡量東道國能源稟賦,該指標越大表明東道國對能源消耗的需求越大,進而在電站和石油化工行業的建設承包工程項目越多,越能吸引中國企業參與該國的承包工程建設。最后,用東道國的勞動力數量來衡量一國的勞動力資源稟賦,如東道國的勞動力數量多,該國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有利于降低中國企業在該國承包工程項目的運營成本。三是東道國治理基礎變量。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文獻中常常把制度和政治當作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東道國治理基礎好,則其投資環境優越,中國企業參與該國承包工程項目建設的風險相對較小,而投資風險恰恰是決定中國企業是否參與對外承包工程投標的重要參考因素。Kaufmannetal.(1999)用6個指標來測度國家的治理基礎,分別為政治穩定性、法治程度、貪污狀況、管制負擔、政治與言論自由、政府效率。類似地,世界銀行國家治理指數數據庫中也包含6項指標,即政府效率、政府監控和管制水平、市場法治程度、國家公眾話語權和問責制、高度的政治穩定性(較少發生暴亂事件)以及對腐敗的容忍和控制程度。每項指標的波動范圍在-2.5~2.5之間,指標數值越大表明一國的治理基礎越好。鑒于數據可得性原則,本文選取世界銀行提供的56個國家的治理指數作為東道國治理基礎變量。(3)雙邊貿易和國內工業增長出口和中國開放度變量除上述解釋變量外,我們認為東道國的開放程度、東道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關系、東道國與中國的地理距離、東道國的工業化程度也是影響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資區位選擇的原因,我們將其列為控制變量。其中,東道國的開放度變量選取一國的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東道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關系用中國向某個東道國出口額占中國總出口額的比重與中國從東道國進口額占中國總進口額的比重的和來表示,該指標越大說明中國與該東道國的貿易關系越緊密;東道國與中國的地理距離變量用北京至東道國首都的距離來表示;東道國的工業化程度變量采用東道國工業增加值占該國GDP的比重來衡量。綜上所述,本文選取變量的定義和數據來源具體如表1所示。2.解釋變量和計量方法根據上文提出的3類解釋變量,下文分別建立關于東道國市場規模和經濟增長、東道國基礎設施和資源、東道國治理基礎的模型進行驗證,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如下:其中,i表示國家,t表示年份,Y為被解釋變量,分別為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標合同金額(CP)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標合同數(ECP),ε表示殘差項,CONTROL表示控制變量,包括東道國的開放程度、東道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關系、東道國與中國的地理距離和東道國的工業化程度。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分別以對外承包工程投標合同金額和合同數為被解釋變量,并建立包括所有解釋變量在內的全模型進行回歸。為避免變量間劇烈波動以及異方差影響,所有變量均取自然對數,然后進行估計。計量方法上采用面板數據(PanelData)分析方法進行計量回歸。常用的面板數據的估算方法有固定效應(FE)和隨機效應(RE),通過對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如檢驗結果的P值拒絕原假設,則表明宜選用固定效應模型。另外,經計算所有解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數值小于10,平均方差膨脹因子為4.94,這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Neteretal.1985)。三、東道國基礎設施與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資的關系按照上述模型設定,分別就3類變量對CP和ECP的影響作用進行檢驗,得到東道國市場規模和經濟增長、東道國基礎設施和資源、東道國治理基礎對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資區位選擇影響的估計結果。表2顯示了以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標合同金額(CP)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首先,4個回歸方程Hausman檢驗結果的P值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原假設,說明模型的估算方法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其次,就東道國市場規模和經濟增長來看,東道國人均GDP與GDP增長率與被解釋變量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在全變量模型回歸中依然保持穩健性。這說明,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對中國企業參與該國承包工程投標的吸引力越強。再次,就東道國基礎設施和資源來看,東道國鐵路長度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這說明鐵路設施落后的東道國的建設需求較強,進而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參與該國的鐵路承包工程建設。鑒于機場數量和公路設施建設與被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顯著性,因此不能認為東道國基礎設施是影響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標的決定因素。東道國能源消耗和勞動力資源與被解釋變量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在全變量模型回歸中依然保持相同的相關性和顯著性。這說明,東道國較高的能源和電力消耗產生了對電力和石油化工行業工程建設的需求,并推動電力和石油化工行業成為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主要投資領域。此外,東道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有利于降低中國企業在該國承擔工程建設的運營成本,并吸引中國企業參與該國承包工程建設投標。最后,就東道國治理基礎來看,6類變量中東道國的市場法治程度和政府效率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和一致的正相關關系,而高度的政治穩定性以及國家公眾話語權和問責制的正相關關系只在回歸方程(3)中顯著,而在全變量回歸中沒有顯著性,缺乏穩健性。總體上講,東道國的治理基礎決定了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的投資風險,東道國治理基礎越好(例如市場法制程度越完善、政府效率越高),中國企業參與該國承包工程投標的積極性越強。為進一步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我們將被解釋變量換為對外承包工程投標合同數(ECP),并重新進行回歸檢驗,其結果如表2所示:首先,4個回歸方程Hausman檢驗結果的P值依然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原假設,估算方法仍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其次,東道國人均GDP與GDP增長率與被解釋變量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在全變量模型回歸中依然保持相同的相關性和顯著性。再次,東道國能源消耗和勞動力資源與被解釋變量的顯著正相關關系依然保持一致性,而東道國基礎設施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不顯著。最后,東道國的市場法治程度和政府效率與被解釋變量之間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再次得到驗證。就控制變量來看,所有回歸方程都一致顯示東道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關系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說明東道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關系越緊密,則中國在該國的對外承包工程投資越多。東道國地理距離和開放度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但缺乏穩健性。就地理距離來講,與東道國越接近,參與該國承包工程建設的人員和設備調動成本越低,進而促進中國企業參與該國承包工程投標。就開放度而言,經典跨國公司理論認為,直接投資往往傾向流入經濟開放度較高的國家,而在本文的一些回歸方程中,該變量系數為負且呈統計顯著性。陳巖等(2012)對非洲投資的研究亦發現相同結果,他們認為,經典跨國公司理論中的跨國公司主要是指非國有企業,這些企業更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開放的經濟環境。而中國對非洲投資的主體是國有企業,很多這類企業處于計劃經濟或計劃與市場混合的體制中,較為適應不透明的制度環境。由于中國參與對外承包工程的企業大多數為國有企業,本文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了這個解釋。東道國工業化程度變量在一些回歸方程中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這說明由于對外承包工程業務主要集中在工業建設領域,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其工業設施建設需求往往較大,更能吸引中國企業參與這些國家的承包工程建設投標。四、基礎條件因素自1976年我國逐步開展對外承包工程業務開始,對外承包工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迅速,并成為我國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形式,且投資區位呈現明顯的“亞非拉”特征。隨著中國與“亞非拉”國家(地區)的聯系和合作的日趨緊密,中國企業參與這些國家承包工程項目投標的積極性不斷增強。本文基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發展實際,首次從實證角度來分析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資區位的決定因素。在研究方法上,我們采用2000~2010年中國對56個“亞非拉”國家的承包工程投標數據為樣本,通過建立面板數據回歸方程,分別從東道國市場規模和經濟增長、東道國基礎設施和資源、東道國治理基礎3個層面分析其對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投標區位選擇的影響。綜合回歸結果,我們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是影響中國企業參與該國承包工程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投資者偏好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同時東道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會顯著地影響承包工程投資決策。中國企業更傾向于參與經濟增長速度較高國家的工程建設。第二,由于交通運輸建設行業是中國企業參與對外承包工程的主要業務領域,理論上講東道國基礎設施差,其在該領域的工程建設需求越強,對中國企業參與該國工程建設的吸引力越大。然而實證結果顯示,當中國企業參與對外承包工程投標時并沒有顯著地受該因素的影響。盡管部分回歸方程顯示鐵路建設與對外承包工程投資為顯著負相關,但缺乏一致性和穩健性。因此,東道國的基礎設施情況不是中國企業對外承包工程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第三,東道國能源消耗和勞動力資源是決定中國企業對外承包工程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企業更傾向于投資能源消耗量大和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能源和電力消耗較大的東道國,其對電站(如火電站和水電站)和石油化工行業的工程建設需求較強,進而推動電力和石油化工行業的對外承包工程成為中國企業的主要投資領域。此外,東道國勞動力資源越豐富,中國企業越傾向于參與該國承包工程項目投標。第四,東道國的市場法治程度和政府效率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和一致的正相關關系。總體上講,東道國的治理基礎決定了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的投資風險,東道國市場法制程度越完善、政府效率越高,中國企業參與該國承包工程投資的積極性越強。第五,所有的回歸方程結果都顯示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