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簡論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04年），河北廣川人（今河北省棗強縣）。他是漢西時期著名的現代儒家大師。他在景帝的統治下成為了一位學者。他當時被稱為“儒家第一”。《漢書·董仲舒傳》中稱他“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他的論述人性論的資料主要見于《春秋繁露》中的《深察名號》和《實性》兩篇中,通過構建陰陽五行的宇宙論圖式,他不僅完成了儒家思想的轉折,也完成了儒家人性論的轉折。一、提出人性之善,其善者偽也人性問題一直是一個人類永恒的課題。先秦時期人們就開始了對人性的討論,可以說是眾說紛紜。孔子是儒家人性論的開祖。他在人性論問題上講了一句精簡的名言:“性相近,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篇》)這句話重在說明人的稟賦雖有不同,但后天環境和教育習染卻更為重要。孔子并為對人性做直接的論述和界定,對于性善性惡卻沒有做具體的闡發,但其仁學體系中卻蘊含了走向性善性惡的種子。從孔子看來,即使圣賢仍要警惕防范不仁的念頭,可見人性中含有惡的成分,但另一方面他認為仁心人人具足,不假外求,每個人都有其發揚保持仁的本能,可見人性中也含有善的成分。這兩條路徑直接為孟子和荀子所發揚。繼孔子之后,告子提出了性無善無惡論。《孟子》記載告子說:“生之謂性。”“食色,性也。”“性無善與無不善也。”告子認為,“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針對告子的學說,孟子進行了反駁:“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從“不忍人之心”出發,“仁義禮智,非外鑠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以上均引自《孟子·告子章句上》)以心論性,把心與性聯系起來,開創了儒家性善論,對后世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而荀子提出了性惡論。他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以上引自《荀子·性惡》)因此,他強調“化性起偽”、“明分使群”,通過禮法來加以教化。孟子、荀子都是繼孔子之后儒家的重要人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孔子人思想的影響,卻走向了不同的理論發展進路,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人性論體系。一方面,孟子發展了儒家的內圣之學,“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另一方面,荀子針鋒相對的提出了“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在人性論問題上,除此之外,還有性可善可惡論、有善有惡論等,但均影響不大,這里不予具體分析。二、人之為人—性三品說:董仲舒對先秦人性論的繼承和創新侯外廬則認為,董仲舒的性三品說的階級性與孔子“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之義頗有承借關系(《中國思想史》二);張岱年認為,董仲舒“以生說性,頗近告子”(《中國哲學大綱》);馮友蘭認為董仲舒人性論是孟、荀學說的“融合”(《中國哲學史》下);而劉向認為董仲舒人性論更接近于荀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曰:“今世暗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歟?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董仲舒認為,“今世暗于性”,也就是說告子的性無善惡說、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等,在他看來,都沒有能夠真正把握人性的真實內容。他在批判先秦各種人性論的基礎上糅合各家思想,對各派思想都有所吸收,加以引申和發揮,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說,即認為人類不存在統一的、一般的人性,現實的人性表現為三個不同的等級,各具有不同的道德意義,由此建立起了一套“人理之副天道也”(《王道通三》)的人性論思想。第一,性有善質而未善。董仲舒認為,人是天的副本,是宇宙的縮影,因而人也是天地的精華的體現。他說:“莫精于氣,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萬物者,莫貴于人。”(《人副天數》)他又說道:“今世聞于性,言之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性”就是“生”就是“自然之資”。性與天又是聯系在一起的。人具有來自于天的陰陽之氣的原質。“陰陽之氣在于天亦在于人”他說:“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人的性情是天的陰陽性格賦予的。陽,天之德,陰,天之刑,陽為善,陰為惡,性善情惡。“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性具有善質,即善的可能性,而不等于善,換言之,人性非善,但善出于人性。人性中除了善性或仁性之外,還有貪性。董仲舒打了幾個比喻,來說明性和善的關系。如禾米說。“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禾可出米,但其本身并非米,禾只是具有出米的可能性,最終能否出米還要靠后天“人事”的作為。他從名實關系角度出發認為,“圣人莫謂性惡,累其名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命題:“性有善質而未善。”第二,性待教而為善。董仲舒認為:“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春秋繁露·實性》)又說:“性待教而為善……”(《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在董仲舒看來,人性中誠然有善質,但不能因此就說人性就是善的,這就像禾雖出米,而禾未謂米,繭能繅絲,而繭不可謂絲一樣。人性中有善質只是為成善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要想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還要依靠外在的教化。因此,董仲舒十分強調后天教化的作用。“民之號取之暝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以瞑言者,弗扶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他又說:“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成雛,繭帶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于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茍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同樣,董仲舒也認為這種教化也是與“天”相副的。“王”是天之所立以教民的。董仲舒把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和道德標準說成是“王道”,又把“王道”和“王”的統治說成是“天意”的表現,將人性教化的權威歸于君王,強化了“天子”的道德權威。這也是董仲舒神學目的論在人性論上的一個體現。第三,性分三品。董仲舒將人性作了“三品”的區分,并把它對應到不同的人身上。他說:“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實性》)“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圣人先天是無情欲的,本性的善不待教而成,可以說是極善無惡。斗筲之民愚笨不可教,性中只有惡劣的情欲,故永墮于惡而無翻身之日,可以說是極惡無善,與禽獸之性無異。但這兩種都不是普遍的人性。董仲舒所講的“性”“人性”“萬民之性”則是指“中民之性”,即絕大多數人的本性,是一般的、普遍的人性。這就使圣人和斗筲之人游離于人性之外了。他說:“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為雛,繭待繅以綰湯而后能為絲,性待漸于教訓而后能為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春秋繁露·實性》)中民之性可善可惡,要使其向善,就必須進行道德教化。中民這部分人是當時政治和經濟制度賴以存在的支柱,也是主要的教育對象。他把這部分人說成是待王教而后善,目的是要為任德教而不任刑罰的治術主張,提供人性論的依據。歸根結底,董仲舒的性三品說是為地主階級大一統政治服務的。因此他說:“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故王者上謹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漢書·董仲舒傳》之《賢良對策》)三、董仲舒在儒學思想方面的三重性董仲舒是先秦以后儒家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之一。所謂“成也仲舒,敗也仲舒”,他對儒學發展的功過實在很難言說,對他的評價可以說是毀譽參半。一方面,由于他的努力,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得以在各家的競爭中勝出,并成為了今后中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但另一方面,他的神學目的論的思想,利用神權來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引發了儒家思想的重大轉向。到西漢末年,很快就與當時的讖緯迷信相結合,在思想史上起到了消極影響和促退作用。董仲舒的人性論主張是基于其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學說基礎之上的,由天道論人事,分性為三品,對后世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董仲舒的人性論上承孟荀,下開唐宋諸家。韓愈不僅承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