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前后湖南維新運動中的精英集團

1894-1895年中日戰爭后，湖南的維新運動一直受到中國人民的高度希望。當時各路精英匯聚湘中,百廢俱興,海內外報章交相稱贊。不料好景不長,自1898年初明朗起來的新舊之爭日甚一日,直鬧得水火不容,朝氣蓬勃的各項新政頓時陷入絕境,這又似乎是戊戌百日維新的縮影。從這個意義上看,湖南的維新運動值得作為一個標本,用以研究一場原本富有共識的改革運動如何演變成一個必欲置對方于死地的可悲局面。一、新舊之爭中的官紳形象有關湖南維新運動的論文和著述已相當多了,這里即使作概括性的描述也顯得多余。既然使整個局面發生逆轉的關鍵是新舊之爭,就讓我們單刀直入:究竟為何起爭端?為了追究這個問題,首先有必要對沖突雙方的主要人物作一些社會學分析,看看究竟是誰在與誰爭。舊派陣營的領軍人物是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時任岳麓書院山長的王先謙。王是湖南第一批近代企業的開創者,維新運動初起時的核心人物。與王一樣曾經贊助新政后來又一同列名《湘紳公呈》討伐新派的舊派要角有張祖同、黃自元、孔憲教等地方實力人物。此外,舊派中風頭最健的反維新主將是葉德輝,此人對新政一向漠不關心,但決非不識時務之人。所有這些人的共同之處是在于,他們全都是久居省城的權紳顯貴1。再看新派陣營。當初卷入新舊紛爭并遭到舊派猛烈攻擊的維新官紳主要有:湖南巡撫陳寶箴(江西義寧人)、湖南長寶鹽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黃遵憲(廣東嘉應人)、湖南學政徐仁鑄(江蘇宜興人)、維新思想家梁啟超(廣東新會人)、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湖南鳳凰人)、經學大師皮錫瑞(湖南善化人)2。這些人全部來自外省或外府(皮錫瑞雖屬長沙府人,但1897年7月才回湘參與新政,此前一直客居江西),他們齊心協力開拓和主持了維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新政:梁啟超是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熊希齡是時務學堂總理、《湘報》創始人;皮錫瑞是南學會主講;徐仁鑄以督學使身份大刀闊斧推進科考和書院改革;黃遵憲則是湖南新政的靈魂,舉凡一切改革章程條例皆由其參酌各國制度一手訂定;而陳寶箴,更是湖南整個維新運動的支柱。從上面的描述中,我們很難得出那個最廣為人知的結論,即認為新舊之爭是“頑固派”與“改良派”之爭。羅志田的研究表明,無論是從全國還是湖南的實際情形看,甲午中日之戰后真正純粹的守舊派幾乎已不存在,而湖南舊派的標志性人物王先謙、葉德輝在當時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新派”3。這個事實太明顯了,以至于研究者不得不修改看法,相當一部分人傾向于認為,這場爭論實際上是“洋務派”與“維新派”之爭4。這種說法用來解釋舊派人物的趨新行為以及他們為何由新轉舊是沒問題的,但卻不能解釋新派中也有洋務派這個事實。陳寶箴“原屬后黨”,其政治思想與魏源、郭嵩燾一脈相承,但這無妨他在新舊之爭中苦心孤詣維持新政。皮錫瑞是更保守的洋務派,這也無妨他在沖突中堅定站在新派一邊。因此,不論是新派還是舊派都難以從一般思想傾向或政治立場方面歸類,甚至“新派”、“舊派”的說法本身就不確切。二、舊派測試中的學術批判上面的結論顯示,1898年湖南新舊之爭主要是文化教育體制改革引起的。那么究竟為何起爭端?爭什么?《湘紳公呈》給出的理由是抵制康梁邪說以端教術正人心,后世研究者也大都認可這場爭端主要是意識形態和學術門戶之爭。如果舊派攻伐的動機果如《湘紳公呈》所言,當初為何引梁啟超來?梁啟超入湘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王先謙是始作俑者之一,分教習葉覺邁、韓文舉都是萬木草堂弟子,其聘書都簽有王先謙、張祖同、黃自元等的名字,難道此前他們對康梁的思想主張一無所知?如果是意識形態和學術門戶之爭,為何容不得皮錫瑞?查皮錫瑞在南學會的講演,持論相當保守,“重在闡揚圣教,使人曉然于圣教之大,并切實有用”,但他還是成為被攻擊的主要目標。特別要指出的是,舊派中的大多數人對所謂思想、學術毫無興趣,“公稟十人,惟王、葉兩人頗通古今,其余劉、汪、蔡、孔、鄭、黃、嚴、張并不知孔子改制出何書”。除此之外,舊派陣營中還有一些無關學術、在新政初期也相當活躍的人物,包括前刑部侍郎龍湛霖、曾任江蘇巡撫的陳啟泰、曾任山東布政使的湯聘珍、左宗棠之子左孝同等。這些人雖未列名《湘紳公呈》,但其舊派立場對新舊爭斗中的攻守之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從前面對新舊兩派陣營的描述中不難推斷,如果沒有這些豪紳巨室的支持,舊派不可能有那樣的底氣與陣營強大掌握省政大權的新派抗衡,更何況當湖南發生新舊黨爭時,正是維新黨人要在全國大展鴻圖之際,湖南的舊派逆潮流而動不僅在與身邊的巡撫、臬司和學政作對,還在與當朝皇帝作對,而竟然“不為勢怵,不為禍動”,是因為他們絕非勢單力薄。然而如果順理成章地將舊派陣營擴大到這樣的程度,兩派之間的沖突就遠遠超出了思想和學術的范疇。于是我們又回到了那個問題:究竟爭的什么?熊希齡曾在《湘報》上揭露舊派如何爭權奪利的許多事情,那肯定是原因之一,但不會是主要原因。那些事情不值得冒如此大的政治風險,也不足以動員與之無關的舊派們。以今日的后見之明看,真正的原因乃是維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文化新政冷落并冒犯了王先謙等文化權紳,進而觸犯了一大批舊文化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三、舊派領袖的位置湖南的文化教育改革始于江標。江于1894年提督湖南學政,到任后大力講求經世致用之學,著意培養時務人才,又創刊《湘學報》,鼓吹變法。江標的改革得到了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的積極響應。王于1897年7月發布岳麓書院《月課改章手諭》,決定不用八股時文,課經史,增加算學、譯書等新課程;同時購《時務報》,勸師生閱讀。時務學堂之設,王出力不少,以創辦者自居。可以說直到1897年底江標離任前,湖南的一系列興革措施,主要是陳寶箴及其子陳三立與江標聯手并倚重王先謙等地方實力派搞起來的。然而這一局面隨著江標的離任和一批新進官員及文化新銳的到來被徹底改變了。自1897年下半年開始,黃遵憲、徐仁鑄、譚嗣同、梁啟超等名躁全國的維新人士或赴任、或受陳寶箴之邀陸續來到湖南。這些人不僅來路不凡,而且志同道合,私交非同一般。黃遵憲、梁啟超同為《時務報》創辦人,譚嗣同是《時務報》董事,而徐仁鑄乃帝師翁同龢門生、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之子,“與譚瀏陽、梁任公、黃公度最為投契”。這些人再加上譚嗣同的刎頸之交唐才常、備受王先謙張祖同等省城巨紳排擠的熊希齡,組成了一個有凝聚力的激進改革團體,很快將湖南維新運動推向高潮,而此前的新政要角王先謙卻被時勢推到了舊派領袖的位置上。徐仁鑄的外甥許姬傳在其《七十年見聞錄中》說:“研舅到任后,……親自起草《頒發湘士條誡》,繼江建霞學使的軌轍,又邁進了一大步,以致引起守舊派的反撲,……新政遭到阻力。”這一說法不知為何常被史家忽略,其實很值得推敲。《頒發湘士條誡》是徐仁鑄到任后的第一把火,事在1898年1月底2月初。《條誡》內容除勉勵士子研究實學以成為通達時務的人才外,還特別要大家研習梁啟超編著的《讀西學書法》等書目,并寫讀書心得“呈送備閱,借知所見之當否,所學之淺深”。接著,徐仁鑄又仿張之洞《車酋軒語》之例作《車酋軒今語》,頒示學宮,其內容也多與康梁說契合。于是士子聞風而動,皆投學政所好,卻大大地冒犯了那些山長尊師和八股先生。須知舊時書院制度,往往視山長好惡傳一家之言,又專習八股時文,且山長們論資格、分畛域,各有各的勢力范圍,徐仁鑄此舉無異于剝奪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本。王先謙雖然思想開明,但作為一代宗師和儒林領袖,其尷尬的處境可想而知。在一封致徐仁鑄的信中,王的惱怒之情溢于言表:“閣下主持康教,宗風所扇,使承學之士,望景知歸。此次敝郡歲試,弟之親友,以南海圣人獲雋者,不下十人,以南海先生入選者,則指不勝屈。……惟事必行之以漸,似不宜過于迫急。若以威勢強人服從,則與西國以兵力脅持行教何異?”在此情形下,王先謙等文化權紳為維護往昔的尊嚴和地位而反戈一擊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與此同時,南學會之設、《湘報》之發刊,又進一步擴大和激化了矛盾。南學會成立于1898年2月下旬,由譚嗣同等發起,黃遵憲主持開辦;《湘報》創刊于3月初,是由熊希齡鳩同志集資創辦的,所有參與者全部是外省或長沙府以外的人士。一度咸與維新的省城紳耆的名字在這兩項新政中徹底消失了。南學會兼具地方議會規模,是湖南維新中最具政治意義的一項新政。這樣一種性質的機構,地方官繞開當地實力人物把它交給幾個外地少年,將引起的不滿和猜忌可想而知。更兼晚清以降湖南紳權大張,豪紳巨室已習慣于讓地方官對自己言聽計從,當初時務學堂招考張祖同就對巡撫嘖有煩言,原因僅僅是招考之時他未能到場。像南學會如此重要的興革事宜,這些人又豈甘袖手?因此被冷落的省城權紳從一開始就決定反對這個學會。當皮錫瑞于開講之前照慣例請客熱鬧時,所有舊紳,包括與皮私交深厚的龍湛霖,全部拒絕出席。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信號,說明新舊對峙已發展到非此即彼、連表面上的應酬都無法維持的程度。而此前已被冒犯心生芥蒂的王先謙更堅定地從新派中撤退了。南學會開講之日,王在陳寶箴的極力邀請下參加了第一次聚會,此后就不再出席。熊希齡、譚嗣同曾請他講學,都被斷然拒絕。根據皮錫瑞的記載,當時已形成了“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紳者多歸葉”的局面。接下來必須提到的是時務學堂內矛盾的發展。時務學堂醞釀于1897年初,當年10月正式成立。還在籌辦階段,深得陳寶箴信任的熊希齡就與同為紳董的王先謙、張祖同、黃自元在學堂經費、招生等事務上齟齷不斷。后來為集中事權,眾紳聚議各人在輪船、制造、學堂三事中認一事專辦,于是“以輪船推歸湯、朱,繼復推歸雨珊(張祖同),以制造推歸王益吾師(王先謙),而齡獨辦學堂”。因此時務學堂的一切人事、規章、教務等都由熊希齡在主理,王、張、黃等紳董無法在學堂中暢行其志,這使得矛盾進一步惡化,熊希齡被指控為“專擅行事”,熊則指責他們“久住省垣,廣通聲氣,凡同事者,無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則必設法排去之而后快”。另一方面,康門弟子占據學堂教席,傳播師學,更使舊派如鯁在喉。于是時務學堂成為舊派火力最集中的目標,巡撫陳寶箴也被拖入爭執的漩渦,而熊希齡利用《湘報》對舊派發起了毫不留情的反擊,這又使舊派必欲置《湘報》于死地。相爭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仍不能說,1898年湖南的新舊之爭是由這些歷史細節構成的。如果沒有當時清廷變通科舉、改革教育的重大事件作為背景,那么新舊之間的爭鬧就只是爭一時之得失,范圍也將局限于權力中心及其外圍,而達不到當時實際上所表現出來的廣度和深度。清廷變革科舉之事肇始于1895年的公車上書,1896年設立了京師大學堂,并命各省、府、州、縣設立學堂。陳寶箴和江標主政下的湖南是響應改革最積極的省份。1898年,改革的步伐明顯加快。從正月開始,清廷下達了一系列諭旨,飭各省變通書院,廣設時務學堂,同時于歲舉之外復設經濟特科,規定特科貢士可不經會試直接參加殿試,以及歲考廢除八股文體改試策論,等等。與此相呼應,湖南的文化教育改革激流猛進,于是有《頒發湘士條誡》、南學會、《湘報》等等,而各府縣的開明士紳也被潮流所激蕩,紛紛改書院、設學會、辦學堂,如郴州士紳集資創辦了經濟學堂,湘鄉、瀏陽、寶慶、沅州、岳州、寧鄉、新化、常德、永明等府州縣的書院或酌改舊章,一律改課實學,或設立學會,講習一切有益政教之學。從形式上看,這些措施主要局限在教育體制改革范圍內,但由于帝制時代教育制度與科舉取士制度連成一體,而科舉制又是官僚君主制國家的核心支柱,因此這種局部的體制改革在實質上成了足以撼動全局的重大制度變遷。這是另一個論題,此處不作引申,只強調一點:由這種制度變遷所帶來的文化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成為社會沖突的根源。新學的備受推崇不僅威脅到昔日的文化權威,也威脅到所有從事儒業者的地位和生計。學堂、學會掌握新文化資源的同時侵占了此前一直與舊文化相聯系的政治和社會權力資源,比如時務學堂的章程規定:“學生出路,……給予科名仕進之階,或作為生監,一體鄉試,或咨送京師大學堂及出洋學習,或保薦為使署翻譯隨員,與南北制造等局,差遣委用。”南學會及其分會被規定為全省各類學會之首,其會員享有參預地方事務的政治特權,品學優秀者可經巡撫、學政考核后送總理衙門及大學堂并應特科歲舉之選。這樣,對新學舊學的取舍以及圍繞學堂和學會的紛爭就絕不只是為蠅頭小利,而是在新舊交替的潮流中搶占先機免遭淘汰或至少是維護既得利益的斗爭。因此,隨著各項文化新政自上而下波及全省,發端于省城權力中心的攻擊新政事件也引起廣泛共鳴,發展為全省范圍內的反維新運動。四、沖突:社會沖突的再從舊派到舊派拉斯維爾在其名著《政治:誰在何時得到什么》中指出,任何精英都以其共同命運的象征,即意識形態來為自己辯護和維護自己的利益。湖南新舊之爭中的舊文化精英提供了一個最大限度利用意識形態工具來攻擊敵對精英并維護既得權勢的例證。在“黜康學,翼孔教”的旗幟下,舊精英們最大量地集合了各種各樣的共同命運者,各種私人的動機也不露痕跡地嫁接到共同命運中,從而使其反抗表現為一場以保衛圣教名義進行的,羼雜了各種思想傾向和利益訴求的反維新大合唱。早在1898年3月間,時務學堂便遭到省內舊紳大肆譏議。5月,有舊紳以《湘報》過激言論為口實,聯名函告京中湖南同鄉官,構陷陳寶箴,隨后就有湘籍御史徐樹銘、黃均隆先后上折彈劾陳寶箴并禍及黃遵憲、徐仁鑄之事。時因光緒帝銳意變法,舊派這一擊未達目的,卻從湖廣總督張之洞那里得到了奧援。6月,王先謙以岳麓書院學生賓鳳陽等的上書為藍本,率舊紳上書陳寶箴,這就是《湘紳公呈》。這兩份上書在對康梁學說口誅筆伐之余,將包括學政、按察使在內的新派官紳統統斥為亂臣賊子,語氣強硬地要求巡撫整頓時務學堂,屏退主張異學之人。這一舉動得到張之洞幕僚湖北兩湖書院山長梁鼎芬的鼎力支持。同年8月,王先謙、葉德輝、孔憲教等又集結岳麓、城南、求忠三書院學生,齊聚省城學宮,商訂《湘省學約》,令嚴守綱常名教,抵制康學異端,公然與學政徐仁鑄唱起了對臺戲。省城之外,府州縣的舊派也不甘示弱,其中最突出者莫過于邵陽士紳對南學分會會長樊錐的攻擊。樊錐因在《湘報》上的言論,被家鄉舊紳以“我邑公同會議”的名義告示全縣,將其“驅逐出境”,永不準回籍。1898年7月,又有邵陽舉人曾廉上書光緒帝,請殺康有為、梁啟超。正當舊派大張撻伐時,光緒皇帝下旨褒獎陳寶箴,稱對有意阻撓新政的士紳要“予以嚴懲,斷難寬貸”。即使如此,舊派也未見懾于上諭而退縮,新舊爭斗仍在繼續,而各項新政此時已被破壞殆盡:時務學堂總理熊希齡,中文教習韓文舉、葉覺邁等均被迫去職;南學會“孝廉盤踞”,皮錫瑞被葉德輝纏斗,迫走江西;《湘報》被商人接辦,鋒芒盡失。與此同時,新派內部出現裂縫,陳寶箴父子對熊希齡、譚嗣同等激進派有所疏遠。在此局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