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的難點問題

作為一個大學和中等學校之間的橋梁，大學招生考試不僅是高等教育的起點，也是高校與社會各界最密切相關的方面之一。這就是為什么高中改革非常敏感。大規模選拔性統一考試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尤其是長期實行高考之后,其利弊得失都充分顯露出來,因而要求改革高考制度的呼聲日漸高漲。近年來高考從內容、科目到形式等各方面都在不斷改革,但是,改革又引起新的矛盾,某些改革甚至根本無法實現其初衷。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并沒有充分認識到高考改革中存在著一系列的兩難問題,若只注意問題的一面而未看到問題的另一面,有的改革反而會帶來比原先更大的消極后果。從表面上看,高考不過是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考試,但高考競爭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文化根源,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責任,高考競爭實質是學生畢業后的社會地位與物質待遇的競爭。高考中反映的許多問題,固然有考試中的問題,教育中的問題,但根本原因是競爭,是社會問題,即教育以外的問題。眾多的社會矛盾和教育問題集中地在高考中體現出來,自然使高考改革處于一系列的兩難選擇之中。只有理清這些兩難問題,才能使高考改革沿著正確的軌道順利進行。一、滲透著制度文化,提高了考生的道德水平要保證統一考試的公平性,就必須以考試為取舍標準,即不管家世出身和平時水平如何,在考試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種辦法的好處是唯才是舉,公正客觀,排除了人為因素的干擾,而不足之處是這種“才”只是考場上發揮出來的才學,更大的缺點可能是重才輕德,因為單憑考試成績無法判斷考生的德行。考試的局限,恰好是推薦的長處。從理論上說推薦可以考查學生平時的品行表現,可以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不致出現高考制下唯考試是求、智育一枝獨秀而忽視德育的局面。只是推薦制實行時很難有客觀標準,很容易弄虛作假,在我國重視人情與關系的傳統文化氛圍中,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以統一考試來解脫人情困擾。不過,高考中也并非全無德育因素。考生通過高考所表現的差距,不僅是知識與能力的差距,還有對競爭特別是激烈競爭態度上的差距。高考的公平競爭精神,對考生的毅力和拚搏勇氣是一種磨煉,也有助于培養學生合理安排時間的能力。學生夜以繼日地發奮學習,以優異的成績參加高考,接受國家和社會的挑選,表現了有志青年為祖國的富強、為科學文化的繁榮而奮斗的決心,表現了年輕人對社會、對父母、對家庭的責任感,這是政治,是德育。至于選報志愿,更表現了考生對社會分工、對國家需要、對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態度,也反映了考生的人生觀、責任感,因此,高考選才并非單純的智育。而且,才學與品行二者之間有分離的一面,也有統一的一面,學問才能優秀而品行不端的例子可以找到,而品學兼優的人更在多數。歷史上通過科舉考試獲得進士科名者多數是德才兼備的,作惡多端的不是沒有,但畢竟只是少數。由于進士入仕者長期受“尊德性、道學問”教育的熏陶,一般而言要比通過捐納保舉或門蔭、胥吏之途入仕者較為廉潔正直。金朝世宗皇帝就曾說過,從吏途起家者雖有行政能力,但“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一般而言,進士出身者較為熟悉歷代興衰的經驗和做人的道理,因而較重視名節,清正廉潔。關于現代高考優勝者道德水平是否較高的問題,雖沒有大規模的實證研究,但前幾年一些城市試行無人售報辦法,出現了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即越是文化水平高的社區自覺交錢取報的比例越高,其中大學的無人售報點收款率最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文化水平較高的群體在整體上社會公德和文明觀念可能較強。當然,就考試選拔本身而言,僅憑卷面成績是無法看出考生的思想態度和道德水平的,因此,采用統一考試以防止舞弊不公與參考平時表現以考查德行往往是難以兼顧的一對矛盾。二、競爭競爭原則高考最大的好處是公平擇優,不足之處是無法測出個性獨特及具有某些方面特別專長的人才。作為一種“公平尺度”,高考用統一的標準去衡量幾百萬千差萬別的考生,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壓抑考生個性和求異思維,這是大規模統一考試固有的局限。公平客觀與選拔專才往往成為兩難選擇。一千多年的中國考試史表明,要么追求公平客觀卻可能遺漏某些特殊人才,要么注重選拔專才卻可能出現錄取不公的現象。在這兩者之間,絕大多數考生和家長寧愿選擇前者,選擇平等的競爭。過去,為了照顧某些特長生,如有體育特長的考生,在招生中允許降分錄取地區及以上體育競賽獲獎者,結果出現了有的地方地區級運動會一年開幾次的情況,一些獲獎者升入大學后運動成績平平,或以身體不好為由不參加校系組織的運動隊。在這方面,無獨有偶,與我們具有相同文化傳統的韓國,也出現不少假體育選手混入大學校園的現象。競爭性考試注重普通學識而非專門科目,這樣有利于公平比較。若考試科目分組太細,“個性”太強,甚至于難以跨組錄取,則體現不了高考升學機會盡量均等的公平原則。1985年以后的幾年,有一些省市實行新高考科目組,雖打破了通常文理兩大類的劃分辦法,設置了4個以上科目組合,但由于科目太少、分組過多,實行起來遇到許多問題,幾年后實驗便告結束。1999年廣東省試行“3+x”科目組合也遇到類似問題,由于多數考生選擇了“3+1”,而這“1”科考試的報考人數、考試難度差別相當大,造成了新的不公。有的論者不明白公平客觀與選拔專才往往難以兼顧的道理,提出要讓高考促進學生個性的發展,或設置一些針對某些專門領域的考試科目以突出個性并決定取舍。實際上,要求高考在統一測試的同時又能在促進學生個性發展方面起重要作用是難以成功的。專才的選拔只能通過非統一考試的方式進行,較理想的辦法是在全國統一高考之后再由各高校舉行專門的考試或面試。三、地域間的公平原則實行統一考試,各地各校的考生必須接受相同的測試標準,其中脫穎而出者總體而言當然要比名落孫山者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因此,科舉中試人數的多寡是中國一千多年間衡量一個地區文化教育發展水平的最重要、最客觀的指標之一,科名也就成為地方集體追求的對象而不僅僅是個人奮斗的目標。中國科舉史上曾多次出現過分區取士與憑才取士之爭,其中尤為著名的是北宋中葉的大爭論。司馬光主張分區定額錄取,歐陽修堅決反對,認為考試應一切以程文為去留,以保證考試的公平性和客觀性。發展到明代,則從最初完全按考試分數高下來決定錄取逐漸演變為分區分省定額取中。分區定額錄取的辦法帶有優待照顧邊疆和文化教育相對落后地區的用意,從自由競爭的角度來看,是與考試的公平原則有些矛盾之處,但從調動落后地區讀書人的學習積極性、促進當地人文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等角度看,則有其合理之處,所以越到后來越是從考試公平趨向于區域公平。這一傳統一直影響到近代以來我國高等學校的區域布局和高考分省市定額劃線錄取制度的實行。近年來,北京、天津(實際上也包括單獨命題的上海)的高考錄取,重點、本科、專科各檔最低分數控制線比湖南、湖北、河南等“高考大省”要低100分左右,以至同樣考分的考生在北京可能上重點大學,在有的省份卻連大專也上不了。對這種失衡的高考分數線的強烈不滿不時見諸報端,今年二三月間的《中國青年報》更是設置“傾斜的高考分數線”專欄刊發大量言辭激烈的爭論文章。全國政協委員中也有人提交了不只一份關于“高考應在全國范圍內按分數高低統一錄取”的提案。在討論中,北京的論者與外省的論者形成鮮明的兩派。北京的論者一般認為100分的差異并不見得有100分的含金量,北京、上海學生分數低,但綜合素質高;各省的論者多數則認為省市錄取分數不同是高考中最大的不公,高考分數差是產生應試教育的禍根之一,應該廢除現在按地域錄取新生的辦法,用1到3年的時間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實行從高分到低分的錄取方式。但在討論中,多數人并未意識到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的矛盾是一個無法完全解決的兩難問題。我國在二三十年代,各大學實行單獨招考,完全憑考試成績錄取,結果出現邊疆及文化落后省區絕少有考生考上北大、清華的問題,因此當時教育部第10屆教育聯合會曾建議各主要大學將招生名額的一部分分給各省區。雖然現在高考分數在向教育落后、經濟貧困地區傾斜的同時,也出現了向教育資源豐富的大城市傾斜的情況。這些直轄市之所以錄取分數線較低,是因為這些地方國家重點大學多而考生數量相對較少,而這些國家重點大學重點投入的又多是全國納稅人的錢,這自然會使人心理不平。只是我們要明白,古今900余年來關于這一兩難問題討論的觀點如出一轍,不存在絕對的公平和完美的解決之道,只能在兼顧兩端的情況下求得相對的平衡。四、考試和命題如何在保持考試的難度和區分度的同時不加重考生的課業負擔,是大規模選拔性統一考試面臨的又一兩難問題。從理論上說,考試應該用教材中的重大問題或重要的知識要點來命題,這樣可以學用一致地選拔有用之才。可是從命題的實際運作來看,考試制度實行較長時期后,若教材和考試大綱未變而又不允許超綱,則很容易出偏題甚至怪題,為了保持區分度和難度,出題者往往不按常規命題以擴大命題的范圍。但出偏題勢必增加考生的學習負擔,使考生窮于應付,并隨時迎合新內容和新題型想出新的對策,于是便會出現水漲船高、層層加碼的命題趨難現象。科舉考試中八股文命題從正大典雅走向偏難險怪,最后使八股文這種古代的標準化考試文體走到窮途末路的歷程,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前兩年語文高考試卷之所以受到文學界的激烈批評,也是因為為了防止主觀試題評分誤差和保持區分度而導致命題過于瑣碎。過重的學生學業負擔應力圖減輕,但就高考來說有其限度。因為高考是常模參照性考試,決定考生是否被錄取、上什么大學的是其在考生中的相對分數位置,所以多數考生會盡全力去積極備考,這種競爭態勢造成試卷難度總要維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只要我們明確認識高考競爭實質是社會競爭的濃縮,考試和命題中的有些問題是難以兼顧的必然現象,就不會指望僅靠高考改革來解決減輕學業負擔問題,而是注意進一步改進命題技巧,并在考試內容和增加錄取率、轉變教育觀念等根本問題上多下功夫,使高考改革日益走向科學和理性。以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