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項目資金管理研究

根據“一帶一路”概念，中國企業的外商投資具有明顯的方向性。2017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9個國家新增投資合計143.6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12%。在中企海外并購項目整體銳減5成、交易總額整體下降10.26%的情況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并購投資額同比增長32.5%。“一帶一路”根本核心在于互利共贏,推進方式在于沿線項目建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土地、有資源也有充足的勞動力,項目落地的關鍵因素是資金。資金是項目的血液。因此,推動國家“一帶一路”的重點在于如何解決融資問題。一、“一帶一路”國際項目融資存在的問題五年來,“一帶一路”建設在探索中推進,有經驗也有教訓。中資企業、中資銀行、中信保是“一帶一路”項目推進的關鍵主體,但復雜的審批結構、高額的資本成本、過重的企業主體擔保責任已成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中不可忽視的重大問題,影響著“一帶一路”項目的方向性選擇與戰略有效落地,而國家政府目前在“一帶一路”項目主體后所擔負的最終風險也成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現狀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亟需重視和研究解決。(一)登記批準的程序不及時開展“一帶一路”國際投資項目融資所涉及中國政府審批,主要包括發改委、商務部、外管局、國資委(針對國有企業)、財政部(審批政策性對外保險事項)。內容繁多,以下以發改委審批(備案)為例。對于“一帶一路”國際項目而言,發改委的核準與備案通常是項目融資的首次放款的前提條件之一,也是貸款銀行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簡稱“中信保”)安排上會審議的必要條件。在開展項目前期工作所需前期費用匯出時,發改委關于項目前期費用的事前批準也至關重要。另外,在“一帶一路”項目實施主體為籌措項目資金而赴境外資本市場發債時,亦需要事前取得發改委的備案文件。2017年12月26日,發改委發布《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原《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失效。與原辦法相比,新辦法中對企業影響較大的是往往被人忽視的第五十七條:金融企業為屬于核準、備案管理范圍但未取得核準文件或備案通知書的項目提供融資、擔保的,由國家發展改革委通報該違規行為并商請有關金融監管部門依法依規處罰該金融企業及有關責任人。原辦法的規定中雖然對企業設置了較多限定但都局限于企業,而新辦法將責任擴展至金融機構。看似限制了金融機構,事實上是對企業有了極其嚴格的規定。因此,在實務操作中,與之前相比,金融機構貸款審批難度陡增,保函、信用證的開立以及額度審批、融資意向函出具等的謹慎程度都有了質的飛躍。為保證不觸犯該規定,許多金融機構都內定了“沒有發改委審批或備案,就不與企業就融資事項做任何推進”的規則,對企業融資的審查也趨于嚴格。然而,企業就境外項目與外方政府溝通時,對方往往對項目融資有一定的意向要求。這間接形成了如下“死循環”:沒有項目融資實質性進展,外方不給項目;沒有取得項目以及項目實施方案,發改委不給審批或備案或無法形成有效備案材料;沒有發改委審批或備案,金融機構不敢有任何項目融資的實質進展。另外,發改委審批及備案對項目各個細節審查過于細致,企業項目融資關閉前往往難有此類細致的數據,進行過多的預計亦欠妥。(二)項目貸款的成本目前,中資企業實施“一帶一路”項目,通常項目中長期貸款成本的直接利息成本約5%~8%/年(采用浮動方式)、管理費約1%~2%、承諾費約1%/年,中信保保險成本為0.6%~1.2%/年,外加貸款的專業機構費用,項目貸款的綜合費率達到7%~10%/年。相對而言,項目資金成本高,為了確保項目財務可行,通常會降低項目實施成本和工程毛利,或轉移到下游定價中,降低了項目經濟可行性,也加大了實施難度。(三)風險分散難,擔保額度目前,項目融資為了風險分擔,通常會采取擔保這一分攤機制。但實務中,中方投資者往往承擔了過重的擔保責任,項目成敗往往依賴于中資集團資信。在實務中,對于“一帶一路”中欠發達國家和地區項目,融資銀行通常要求項目發起人投保中信保相應保險,覆蓋政治險。對于政治風險中缺口部分及商業性風險,融資銀行通常要求企業進行擔保兜底。如果項目的合作外方的資信不佳,則融資銀行對于外方持股比例應擔風險也會要求中資企業予以承擔,進一步加重了企業擔保責任。中資企業的對外保證擔保額度過去直接受到國家法律限制,與企業凈資產額及經營效益掛鉤,目前該條款已從法律上廢除,但擔保額度作為企業重大或有事項,其規模也直接限制著企業的信用資源獲取和發展,過高的擔保比重將直接導致企業的主體信用評級下調及銀行授信收縮。企業如果要置換該擔保額度,通常包括資金質押、第三方擔保等措施,需要付出相應的擔保置換成本。這些擔保置換成本具體包括資金質押的資金成本、第三方擔保費等。這些要素對項目融資行為構成約束。(四)投資實際狀況中資企業在“一帶一路”項目開發中,作為投資主體以資本金以及企業的信用擔保投入項目開發,中資銀行作為融資提供方參與項目,中信保作為政治險的保險方參與項目。而“一帶一路”投資的成敗并不是短期收獲,而是全方面戰略性互惠互利的長期合作,在合作初期,中方以投資方和出資的角色進入東道國,以資金促成項目建設,并以項目帶動中國產品出口,消化國內產能,但投資所形成的沉淀資產真正的回收,在于東道國穩定的經濟增長和實現項目商業化預期。如圖1所示,中方的投資是3~5年,但實際回收往往在10年以上,這10年間,東道國政治經濟的狀況任何不利變化都是項目風險,中國政府作為中資企業、中資銀行、中信保的實際控制者,實際承載了“一帶一路”投資項目的大部分風險頭寸。如果項目的資金來源不予分散給國際上其他國家和投資人,則該風險仍然集中。二、政府層面:加強“一帶一路”建設的頂層設計“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國的長期國策。推動構建“一帶一路”國家命運共同體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必須提高認識、強化意識,推動“一帶一路”國家樹立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逐步減少政治價值附加,提高“一帶一路”效益與真實資本回報率的重視程度。從企業自身的角度出發,應重視主業經營和項目前期開發工作,把握國家對“一帶一路”投資方向的政策安排,同時做好國際化資金籌措和分散風險工作。從政府層面來看,需加強內部溝通,提高“一帶一路”重大項目的一站式服務、協調、引導、支持力度,減少對微觀主體的干預,加強多邊政府與多邊金融機構溝通,構建良好的項目融資法律環境,保障投融資權益,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化,加強安保合作與投入,保障中資財產安全,推進人民幣在“一帶一路”項目國際化應用,促進產融發展等。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境外項目規劃與布局政策方面,要導向明確,在控制大局的基礎上,將“一帶一路”白名單企業、項目與一般企業、項目區分開來,對重點推進項目敢于開放“綠色通道”,發放統一證書,有力促進“一帶一路”政策落地。第二,在對外商務國際合作政策方面,要簡政放權,發揮“濾紙”功能的同時注意控制好“濾孔”的大小,杜絕形式主義,減少重復審批,提高審批效率。對具有重大國際合作意義的項目,要注意適當放寬硬性指標,靈活處理。第三,在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國際收支管理方面,對項目全周期考慮,正確處理“一帶一路”國際融資與外匯管理的關系。不宜以一次性的外匯流出或流入判定整個項目對國家外匯的影響,而要從項目全流程總體判斷國際收支,對于先投入、后回流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