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匈奴傳》與《史記》獻疑

據漢代匈奴傳記載，高祖去世后，匈奴人冒著結婚的風險結婚。呂后對此十分生氣,召集陳平、樊噲、季布等人商議。樊噲主動請命,稱其“愿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以報復冒頓的無禮。樊噲此議遭到季布的強烈反對,季布以平城之戰為鑒,認為此時漢朝國力尚未恢復,不宜對匈奴發動戰爭。最終,呂后采納季布的建議,不得已采用卑辭厚禮的方式回絕了冒頓的無禮請求。一《漢書匈奴傳》考證的基本內容《史記》《漢書》關于冒頓請婚之事記載的差異,早已為前人所注意到。如唐人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就利用《漢書·匈奴傳》所載的冒頓遺書內容來補充《史記》的記載。以上學者的解釋看似都比較合理,但也存在一些疑問。第一,《史記》為司馬遷私修,修成之后又無立即公布的打算。因此,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對現實政治的忌諱較少,會盡可能如實記錄當時統治階級的一些“丑聞”。比如《史記》記載了高祖好酒色、呂后殘暴成性、景帝冤死周亞夫等。正因為如此,班固才稱贊《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第二,冒頓向呂后請婚時,呂后已身為漢朝皇太后且年近五十。冒頓向她請婚,十分荒唐且有悖常理;冒頓請婚書又頗具文采,能以韻文的形式、第三,在《史記》中司馬遷也有意記載匈奴的狂妄無禮。如在《匈奴列傳》中就特別收錄了文帝時期匈奴遺書一封、漢朝遺書兩封以及一則文帝下的詔書。遺書中匈奴單于自稱“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并對文帝說:“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第四,《漢書》為什么記載此事?以上學者的解釋也存在問題。趙翼認為班固沒有史識,這與雷海宗認為司馬遷史學才能低劣漏載此事一樣,第五,最為重要的是,前人忽略了《漢書·匈奴傳》記載的一些錯誤。《漢書·匈奴傳》記載季布以平城之戰為鑒反對樊噲討伐匈奴,卻認為高祖是在討伐陳豨之時被圍。平城之戰是高祖平定韓王信叛亂,《漢書·匈奴傳》此處記載明顯錯誤,這點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考異》中早已指出;最后,也是比較重要的一點,關于冒頓遺書侮辱呂后一事,《史記·匈奴列傳》《史記·季布傳》《漢書·匈奴傳》《漢書·季布傳》都有記載。而仔細閱讀這些記載,我們會發現除了《漢書·季布傳》文字因襲《史記·季布傳》,兩傳記載相同外,與《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傳》記載各不相同。比如《史記·匈奴列傳》中在討論此事時,群臣都反對出兵。而在《史記·季布傳》之中,群臣態度發生很大的改變,變為阿諛奉承之徒都在討好呂后,贊成樊噲出兵。《史記·季布傳》中季布進諫之后,“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而在《漢書·匈奴傳》中,呂后對季布進諫欣然接受,稱“善”,呂后態度明顯不同。對于這些細節上的差異,以前學者幾乎都忽略了。二第三,《史記》與匈奴傳》所記“英雄故事”的比較如何理解《漢書·匈奴傳》增補內容的錯誤以及《史記·匈奴列傳》《史記·季布傳》《漢書·匈奴傳》三傳記載的不同?我們有必要從史料來源作一些分析。司馬遷、班固記載此事的資料來源可能有三:一是利用的原始檔案文獻寫成,二是參考其他著作而成,三是采信社會中傳聞而成。據喬治忠的研究,早在春秋時期我國已經有較為完備的史官記事制度,史官以君主為中心記載國家所發生的大事。西漢建立后承襲了這一制度,史官所做記載在當時被稱作“著記”(又稱“著紀”或“注記”),這也是司馬遷、班固著史的重要依據。將社會中的一些謠言當做史實記載到歷史中,這在《史記》《漢書》中并不少見。比如社會中將平城之戰時匈奴兵力數夸大到四十萬或三十多萬、那么,冒頓請婚這一謠言是如何產生的?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頒布的一則詔書很值得注意。在征服大宛之后,漢武帝志得意滿昭示天下:“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司馬遷為何沒有記載請婚之事?這應與謠言產生的時間以及流通范圍有關系。冒頓請婚的謠言產生于武帝太初四年以后,太初四年據司馬遷去世約有十余年。漢武帝為何稱“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這與中國人強調孝道的觀念有關,漢武帝是在告訴人們,自己征討匈奴不是為了發泄自己憤怒,而是為了一雪祖上的恥辱。為何冒頓遺書使得漢朝如此憤怒,這又與高祖末年與匈奴的和親有關。高祖征討淮南王英布時“為流矢所中”身受重傷,開始為自己身后之事作出安排。對內大封功臣籠絡人心,對外則與匈奴進行和親。在這次和親中,漢朝作出重大讓步,“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接著,我們再來看《史記·季布傳》的資料來源。季布為人勇敢、遵守諾言,具有俠者的氣概,在當時社會中富有名氣,自然會出現一些夸大季布形象的“英雄故事”。季布曾為項羽將領,漢朝建立之后不得不裝作奴隸逃命,最終得到高祖赦免而成為漢朝名將。在司馬遷看來,他自己的人生經歷與季布極為相似。在《季布傳》的論贊中,司馬遷所說的“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了解《史記·季布傳》《漢書·匈奴傳》資料來源之后,我們就容易解釋《史記·匈奴列傳》《史記·季布傳》《漢書·匈奴傳》記載的差異。首先我們來看季布的形象,在《史記·匈奴列傳》中群臣都反對戰爭,沒有特別提及季布。而在《史記·季布傳》之中,采信了社會中季布的英雄故事,為了突出季布,群臣都變成阿諛奉承之徒,為了討好呂后皆贊成樊噲出兵,而季布據理力爭、直言犯諫,季布的英雄形象得以彰顯。《史記·季布傳》中,季布進諫之后,“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突出季布進諫后的震撼效果。而在《漢書·匈奴傳》中,呂后態度發生很大變化,聽完季布進諫之后,高后曰“善”。這種差異的原因是《史記·季布傳》目的在于突出季布形象,而《漢書·匈奴傳》記載此事的完整過程,記載了之后漢朝與匈奴的和親,以及冒頓的悔過。為了紀事的連貫性,因此呂后態度轉變為虛心接受季布建議。除了這些差異之外,我們還可以發現《漢書·匈奴傳》一些說法是從《史記》發展而來。《史記·匈奴列傳》《史記·季布傳》記載內容發生較早,為《漢書·匈奴傳》對此事的記載提供框架。《史記·季布傳》中記載了樊噲、季布的討論情況,《漢書·匈奴傳》則稱“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季布官職為中郎將,地位遠不及中央的三公九卿,季布也并非為呂后寵臣,呂后為此事特別召見不太可能。呂后特別召見季布,這只是后人對《史記·季布傳》的一種想當然的演繹。《史記·季布傳》稱討論此事時樊噲為上將軍,《漢書·匈奴傳》則誤以為在平城之戰時樊噲就為上將軍。上將軍為漢初極為顯赫的軍職,《史記·樊噲傳》中卻沒有記載樊噲曾為上將軍,樊噲是否曾為上將軍,不得而知。但在平城之戰時,樊噲“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于代”,三冒頓請婚這一全面反映的問題社會學認為謠言并非憑空產生,它的產生、流傳有一定的規律,與當時社會情境、人們的知識背景、情感有著密切關系。謠言雖然不可信,卻能準確反應出人們的意愿以及訴求。第一,恐懼匈奴。平城之戰后高祖開始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這一政策延續到武帝執政初期。漢朝除了多次將公主嫁于匈奴單于之外,每年還要給予匈奴一定數量實物。雖然付出不小的代價,但仍未能避免匈奴的入寇。匈奴不時入寇,漢朝民眾除物質受損失之外,也容易產生一種恐懼心理。武帝即位后不久,對匈奴進行了大規模的征伐。雖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付出“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巨大代價。在這種社會情境之下,人們很容易將原因歸結于匈奴的強大。匈奴自恃其實力的強大,經常做一些狂妄無禮之事。因此,人們對冒頓請婚這則謠言誤以為真。第二,憎恨匈奴。由于漢朝與匈奴長期處于戰爭狀態中,匈奴的不時入侵給漢朝社會帶來巨大災難,時人對匈奴有著莫大的仇視。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朝對匈奴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匈奴渾邪王投降漢朝。為了迎接渾邪王的投降,漢朝想要出兵兩萬乘。由于國力不足,從民間強行賒購馬匹,許多人都將馬藏匿起來。這些投降的匈奴人來了之后,漢朝又取用民間財富用于賞賜。漢武帝這樣做自然有其政治目的,但民眾則很不能理解。這些政策使得百姓再次受累,民眾對匈奴仇視進一步加深。汲黯的態度很能代表當時民眾的想法,他認為應該把俘獲的匈奴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將獲得的戰利品也一并賞賜給百姓。就算不能如此,也不能“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第三,德化匈奴。“德化”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處理與四夷關系的一種重要的主張,為中原王朝處理與四夷關系提供了除戰爭之外的另一種選擇。由于這種方式損失較少,在道德上易得到更多的支持,尤其是面對那些力量強大、不易征服的少數民族更是如此。文帝將匈奴入寇原因歸咎于自己,“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第四,不滿呂后執政。高祖逝世,呂后掌權之后與諸大臣存在很大的矛盾,為了鞏固其統治,一面排擠殘殺劉姓宗族、功臣宿將,一面任命諸呂擔任重要職位,這自然引起許多人的不滿。呂后逝世后,周勃與陳平諸人盡誅呂氏,擁戴代王劉恒為帝。呂后的勢力被剪除后,時人對呂后的不滿得以發泄,種種劣行被公布于眾,其中也存在不少捏造污蔑之事。此外,呂后以女性身份執掌大權,本身也受時人非議。由于社會中呂后形象較差,不受時人尊重,故會成為時人戲謔調侃的對象。因此,當時人猜測冒頓遺書具體內容時,便產生了冒頓向呂后請婚這一謠言。呂后“女主干政”不僅自身受辱,而且也使得漢朝國體受到侮辱,時人借冒頓請婚表達對呂后的不滿。四冒頓請婚之事兩漢時期,匈奴的強勢對漢朝社會影響極大,是社會輿論關注的重點。在信息社會傳播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少與匈奴相關的謠言。由于當時信息的閉塞,時人無法辨別一些謠言,加之一些謠言與當時社會情境、心態十分吻合,時人很容易對此信以為真。這些謠言雖不一定曾發生,但卻為我們展現了當時的社會情境和時人的心態,《漢書·匈奴傳》所載冒頓請婚之事,即為此一例。《史記·匈奴列傳》記載了此事的最初版本,《史記·季布傳》記載了漢武帝時期社會上對此事的了解,這也是太初四年之后人們想象的故事框架。在《漢書·匈奴傳》中,對《史記·匈奴列傳》《史記·季布傳》內容又增補很多內容。最明顯的增補是冒頓遺書以及呂后回信的內容、冒頓最后的反應。在一些細節上增補的地方則更多,比如稱呂后大怒,召集陳平、樊噲、季布等人商議此事,增加季布的反對理由“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等。另外,在一些地方有刪減和改動,比如刪減了《史記》中群臣反對或同意的態度,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