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和諧勞動關系新政

職工隊伍的現狀職工的就業狀況基本穩定盡管經濟增速連續三個季度出現下滑，但2011年前三個季度的GDP增長仍然保持在9%以上，經濟發展正趨平穩。2011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32069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9.4%。其中，一季度增長9.7%，二季度增長9.5%，三季度增長9.1%。從環比看，三季度GDP增長2.3%。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為30340億元，增長3.8%；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54795億元，增長10.8%；第三產業增加值為135557億元，增長9.0%。在經濟仍保持較快增速的帶動下，職工的就業狀況保持基本穩定。1～9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994萬人，完成全年900萬人目標的110%；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436萬人，完成全年500萬人目標的87%；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139萬人，完成全年100萬人目標的139%。到三季度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與二季度末和去年同期持平。另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員透露，近年數據顯示，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在70%～75%之間，年底就業率基本能達到90%以上。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全國102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2011年第二季度市場供求信息的統計分析，在102個監測城市中，用人單位通過公共就業服務機構招聘各類人員約525.8萬人，進入市場的求職者約492.9萬人，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約為1.07。總體上看，與去年同期相比，市場用人需求略有增長，求職人數有所減少，與上季度相比，勞動力供求人數均有所減少。又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對全國31個省7500多個村和7.4萬戶的農民工的監測調查顯示，2011年三季度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繼續增加，農村勞動力流動繼續呈現省內就近轉移加快的趨勢。三季度末，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數為16382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606萬人，增長3.8%。其中，住戶中外出務工勞動力13112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94萬人，增長3.1%；舉家外出勞動力3270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12萬人，增長6.9%。職工收入繼續增長，勞動爭議保持平穩截至2011年9月末，北京、天津、山西等21個地區繼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21.7%。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深圳市的13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市的13元。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1年2月審議通過《刑法》修正案，規定：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的，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前三季度，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為17886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301元，同比名義增長13.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8%。同時，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5.7%。從數據對比可以看出，前三季度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比CPI增幅快2.1個百分點。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同比增長11.9%，轉移性收入增長11.2%，經營凈收入增長30.4%，財產性收入增長23.4%。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同比增長21.9%，家庭經營收入增長20.4%，財產性收入增長6.2%，轉移性收入增長22.0%。但是，也有研究觀測認為，2011年上半年在中國15個城市的4個重點行業中，工資漲幅輸給了物價漲幅，實際工資呈下降態勢。在職工就業局面基本穩定和工資增長的背景下，2011年進入法律程序的勞動爭議案件與上年度相比基本持平。2010年各級仲裁機構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60.1萬件，比上年減少12.2%，涉及勞動者81.5萬人，比上年減少19.8%。其中集體勞動爭議0.9萬件，涉及勞動者21.2萬人。當期共審結勞動爭議案件63.4萬件，比上年減少8.1%。2011年一季度共立案受理爭議案件12.6萬件，同比下降9.2%，涉及勞動者人數16.7萬人，同比下降16.7%；其中10人以上勞動(人事)的集體爭議案件0.2萬件，涉及勞動者人數4萬人。二季度，全國各級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機構共處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27.2萬件，涉及勞動者35.0萬人。1～9月，全國各級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機構受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93.3萬件。其中，各級仲裁機構共立案受理42.8萬件，涉及勞動者55.3萬人；當期審結案件40.8萬件，結案率為86.9%。與2010年前三季度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44.31萬件相比，2011年同比下降3.41%。從勞動爭議的內容看，主要集中在勞動報酬、經濟補償和賠償金、保險福利等方面。以北京市為例，2011年上半年，因勞動報酬發生爭議案件15564件，占案件總數的53.8%；因經濟補償和賠償金8173件，占28.25%；因保險福利3305件，占11.42%；以上三方面案件占總數的93.47%，是引發爭議的主要原因，且案件呈現涉及范圍廣、新型案件多和常規案件疑難化的趨勢。在浙江溫州等地，受宏觀調控、資金鏈斷裂等影響，2011年1～9月共發生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為近年同比最高，這些企業共拖欠14644名員工7593萬元薪酬，欠薪人數和欠薪數額均為歷史之最。集體爭議在2010年罷工潮高位運行的基礎上有所回落。它包括集體勞動爭議，即《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七條規定的勞動者一方在10人以上的爭議。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員透露，近期集體勞動爭議的特點是：多發生在紡織、服裝和電子行業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組織性、策劃性趨向明顯，沖突性增強，易產生連鎖反應，處理難度增大。另一類集體停工事件即是工業化國家所稱的“利益爭議”，其特點主要呈現四個集中：一是區域集中，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二是企業類型集中，主要發生在外資及港臺投資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電子裝配企業；三是員工群體集中，主要為“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四是訴求集中，近半數由加薪引發，其他還有工作環境惡劣、工時超長、企業改制中的職工安置不合理等原因。但與2010年5～8月罷工潮的集中爆發相比，2011年呈現較為溫和的樣態，以廣東為例，今年只有19起。職工的社會保險待遇穩步提高，擴面征繳和支付工作進展順利其特點為：一是社會保險制度進一步完善。各地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開展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啟動實施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政府積極做好《社會保險法》及配套規章的貫徹實施工作。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工作平穩順利，進一步推進醫療保險付費方式改革。二是社會保險待遇穩步提高。城鄉基本醫療保險報銷比例逐步提高，各地普遍提高居民醫療保險支付比例，門診統籌工作普遍開展。新修訂的《工傷保險條例》實施后，參保職工工亡和傷殘待遇大幅度提高。失業保險金和生育保險待遇標準進一步提高。三是歷史遺留問題得到有效解決。積極解決未參保集體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保障問題。“老工傷”人員納入工傷保險統籌管理工作取得明顯進展。四是擴面征繳和支付工作進展順利。截至2011年9月末，全國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人數分別為27497萬人、46337萬人、14053萬人、17205萬人、13472萬人，分別比上年底增加1790萬人、3074萬人、677萬人、1044萬人、1136萬人。1-9月，五項社會保險基金總收入16382.3億元，同比增長26.9%；五項社會保險基金總支出12897.5億元，同比增長21.2%。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工作進展順利。截至9月末，全國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保險人數分別為3991萬人、4594萬人、2269萬人、6580萬人，分別比上年底增加707萬人、11萬人、279萬人、280萬人。職工的職業安全總體穩定好轉，職業病危害擴大截至2011年9月末，在事故總量繼續下降的基礎上，重大生產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同比分別下降29.5%和29.8%，特別重大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同比分別下降77.8%和74.4%，多數行業和地區安全生產形勢穩定。但是，當前我國各類生產事故總量依然較大，職業病發病率居高不下，部分高危行業產業布局和結構不合理，安全監管監察及應急救援能力亟待提升，任務十分艱巨。尤其是2011年7月22日和7月23日連續發生的2起特別重大道路交通和鐵路交通事故、10月7日發生的1起特別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以及2011年以來發生的煤礦和非煤礦山透水、建筑物和橋梁垮塌、高空墜落、火災爆炸、地鐵列車追尾等重大事故，充分暴露了我國生產、建設、交通等行業仍然存在安全責任落實不到位、防范措施不到位、安全監管不到位、治理整頓不到位等突出問題。以煤礦瓦斯事故為例，2011年上半年全國煤礦共發生瓦斯事故62起、死亡245人，同比減少21起、少死亡111人，分別下降25.3%和31.2%。其中，發生重大瓦斯事故4起、死亡54人，同比分別下降33.3%和29.9%；沒有發生特別重大瓦斯事故。但瓦斯防治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一是重大瓦斯事故還時有發生。2011年以來相繼發生了4起重大瓦斯事故，且時間相對集中。二是瓦斯事故所占比例大。較大以上瓦斯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分別占全國煤礦較大以上事故的53.8%和62.7%。三是部分地區瓦斯事故多發。湖南、云南、貴州、吉林、黑龍江、遼寧、四川、重慶等省(市)瓦斯事故較多。瓦斯事故的原因主要是部分地區和煤礦企業沒有牢固樹立“安全第一”理念，打擊非法違法生產不力；企業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瓦斯防治先進理念、技術、裝備和政策措施落實不到位。在職業病方面，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的信息顯示，我國職業病危害正在由城市工業區向農村轉移，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轉移，由大中型企業向中小型企業轉移，職業病危害分布越來越廣。全國約有83%的中小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危害，近34%的中小企業職工接觸塵毒有害作業。來自貴州省職業病防治院的數據顯示，2010年，貴州省新檢出職業病500多人，其中495人為塵肺，96%是矽肺和煤工塵肺。貴州省是勞務輸出大省，外出務工農民有500多萬，普遍以臨時工、季節工等身份從事職業危害較大的工作。據衛生部統計，2010年全國內地30個省(不包括西藏)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職業病例是2000年報告病例的1.3倍；其中塵肺病例與2009年相比增加了64.3%，是2000年報告病例的1.6倍。有專家表示，由于職業病具有遲發性和隱匿性的特點，我國職業病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將呈現高發態勢。全國總工會勞動保護官員指出，職業病危害已經超過安全生產事故，成為威脅工人健康和生命的頭號敵人。邁向“十二五”時期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新思路當前我國勞動關系的特點自我國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勞動關系也隨之轉型發展。在邁向“十二五”時期的開局之年，中國勞動關系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勞動關系市場化程度加深首先，從中長期發展來看，伴隨著民營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結構的主體，勞動關系雙方主體進一步明晰和獨立。由計劃體制下國家作為全社會代表的利益一體化的勞動關系，轉變為企業和勞動者兩個獨立的利益主體之間的雇傭勞動關系，勞動關系的運行機制也由政府的行政控制為主轉變成市場調節為主。目前，尚有部分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未被納入市場化勞動關系，部分家政服務員、護工與其雇主的關系不適用于勞動法律。其次，勞動關系的建立和調節基本實現了契約化，即通過勞動合同來建立市場化勞動關系并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20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進一步強化了我國勞動關系的契約化。據估計，2010年末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達到97%，小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達到65%。再次，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已對勞動關系產生著不容忽視的影響。1990年代，中國出口加工業的高速發展得益于人口紅利和處于無限供給狀態的農民工進城務工。但從2004-2011年，勞動力市場反復出現“民工荒”現象，且愈加嚴重，說明勞動力供求關系愈益趨向均衡。特別是近年來新生代農民工具有更強烈的權利意識和訴求行動，從而加劇了當前的“民工荒”現象，并促使勞動力價格大幅提高。最后，勞動關系的雇傭方式更為靈活化，國企中的勞務派遣、家政業的非全日制用工及微型企業幫工等非正規的勞動關系有明顯增加。尤其是2008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嚴峻的就業形勢及企業的市場競爭壓力導致勞務派遣大行其道，不僅總量躍升到6000萬人，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部分央企甚至有超過2/3的員工都屬于勞務派遣，儼然成為企業的主流用工方式。此外，轉型初期各具特點的不同所有制企業勞動關系在主體構成、勞動標準、協調機制等方面出現趨同的趨勢，也主要反映了市場的影響力。但是，在市場化的同時，我國勞動關系也存在非市場因素的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國有壟斷企業的勞動關系。那些控制經濟發展命脈的國有壟斷企業，通過其行政壟斷地位、政府財政補貼和少繳利稅，其正式員工的薪酬和非貨幣收入普遍高于社會平均水平，行業間收入差異巨大，與企業大量使用的勞務派遣工相比，也存在明顯的同工不同酬現象。第二，從個別勞動關系向集體勞動關系轉變在市場化條件下，勞動關系雙方的利益差別、利益分化乃至利益沖突正面臨不斷擴大的趨勢。國企改制致使經營者與勞動者雙方權利和利益迅速分化，同時，在迅速發展的非公有制企業中，勞資雙方的利益差別和分化更為巨大，這都導致勞資之間矛盾和沖突不斷加劇。勞資沖突的加劇，與作為勞動者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不斷增長的權利意識、平等意識和團結意識密切相關。在訴求內容上，勞動者已產生了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要求，從基本權利訴求轉向利益訴求。勞動爭議的集體性及訴求內容的變化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的團結意識乃至工人群體意識的初步形成。所以，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勞動爭議的重點正在從個別爭議轉向集體爭議。2008年下半年以來，在勞動三法實施和經濟危機加劇的情況下，企業裁員破產、勞資爭議等矛盾糾紛顯著增加。據人社部數據，全國各級勞動仲裁委員會受理仲裁勞動爭議案件，2000年為9.4萬件，2001-2007年間，勞動爭議以年均3.3萬件的速度平穩增加，2008年達到改革開放后的峰值69.3萬件，2010年雖有所下降，也高達60.1萬件，涉及勞動者人數81.5萬人。最近5年來，集體勞動爭議達到了月均1000件左右的水平，集體停工等職工群體性事件逐年攀升，在2008年突升后仍然保持增長勢頭。據全國總工會的不完全統計，2010年各地發生的百人以上集體停工等職工群體性事件達69起，職工走出廠門進行游行、示威、堵塞道路、靜坐、集體非正常上訪等行為的至少有40余起。2010年2月到7月的6個月期間，在來京重復非正常上訪的數據中，其中有3個月，僅僅因國企改制引發的上訪事件就接近甚至超過長期居于第二位的因“農村土地征用”和“城鎮房屋拆遷”引發的集體上訪事件。第三，勞動關系的全球化趨向明顯勞動關系的全球化是指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勞動關系在主體結構、勞動標準、調整方式等方面也開始出現了國際化的趨向，即勞動關系已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內部事務，受到國內法的調整，而且也直接受到國際經貿規則和國際勞工標準的影響和制約。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更為嚴峻。由于我國采取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為吸引外資和增加出口而壓低勞動力成本，以體現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這種政策傾向進一步加大了勞動者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國際勞工標準開始對中國的勞動立法和企業勞動標準的設置發揮直接影響。截止到2010年，中國共批準25個國際勞工公約，其中有四項核心公約，即第100號、第111號、第138號、第182號公約。此外，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表明，上述國際勞工公約和人權公約都將具有國內法的效力，并成為中國勞動立法的法律淵源之一。結合國際勞工標準的影響，跨國公司在歐美市民運動的壓力下開展了公司社會責任(CSR)與企業守則運動，要求中國的供應商企業必須遵守依據國際勞工標準而制定的生產守則，從而對這些企業的勞動關系規范發揮直接影響。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末，中國有223家企業獲得了社會責任管理體系(SA8000)認證，22667家企業獲得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18000(OHSAS18000)認證。此外，新興媒體對勞動關系的影響日漸明顯。截至2010年底，中國網民總體規模達到4.57億，在所有網民中，職工大約為1.96億人，這意味著職工隊伍已經并將越來越成為一個龐大的網絡生活群體，勞動關系問題越來越成為網絡關注的焦點之一。今年的上海港集裝箱工人罷工、杭州出租車大規模停運、“GUCCI虐待門”事件都成為網絡熱議的話題。所謂“網上聯動、網下行動”，成為當前職工群體性事件中出現的一種新現象。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新思路針對近年來勞動爭議和職工群體性事件頻發的現狀，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建立規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贏、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要求加強和完善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綱要將勞動爭議列為當前妨礙社會穩定的五大社會矛盾之首。從2011年4月起，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宣傳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全國工商聯、中國企業聯合會和浙江省委組成31人的聯合調研組，用近2個月的時間，對浙江省和北京、遼寧、福建、廣東、湖南、四川等省市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情況進行集中調研。調研組從浙江傳化經驗起步，共計到80多個縣(市、區)實地調查90多家企業和30多個相關部門、單位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做法和經驗，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全國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先進表彰暨經驗交流會”的政策文件。2011年8月15日至16日，全國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先進表彰暨經驗交流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第一次全國性研究部署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工作會議，是落實十二五規劃綱要，特別是貫徹落實規劃綱要中“建立規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贏、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的具體體現。會議規模大、規格高、內容豐富、準備充分，共有31個省、中央有關部委、央企、勞動關系“三方四家”的800多人出席。會議授予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357家企業“全國模范勞動關系和諧企業”稱號，授予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等43個工業園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園區等)“全國模范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稱號，15名典型經驗交流單位代表作了大會發言，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宗慶后宣讀了倡議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了長達八千字的重要講話。首先，他將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作為了一項緊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是增強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強化責任，抓實抓好。強調企業興則經濟興，職工穩則社會穩。其次，構建和諧勞動關系要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工作原則。勞動關系工作的目標要求是形成規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贏、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要堅持以人為本，把解決廣大職工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切實維護他們的經濟權益、政治權益、文化權益、社會權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堅持促進企業發展和維護職工權益相統一，同時調動勞動關系主體雙方的積極性、主動性，推動企業與職工群眾協商共事、機制共建、效益共創、利益共享；要從不同類型企業的實際出發，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必須遵循的總的共同要求與具體的具有差異性的措施結合起來，統籌兼顧、分類指導，既整體推進，又突出重點、突破難點，既注重解決當前問題，又注重長效機制建設。同時，提出近期要著重抓好以下六項工作：進一步完善勞動法律法規并保障其實施；合理調節企業工資收入分配；加強企業民主管理建設；努力化解勞動關系矛盾；加強企業黨組織建設；支持和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等。第三，明確各方職責，增強整體合力。習近平指出，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工作已初步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企業和職工參與的工作格局。各級黨委要統攬全局、把握方向，及時研究和解決勞動關系中的重大問題，并不斷總結經驗，把黨政力量、群團力量、企業力量、社會力量結合和統一起來，共同推進構建和諧勞動關系。要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切實擔負起定政策、作部署、抓落實的責任。政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部門要充分履行職能，認真做好調查研究、決策咨詢、協調服務、檢查監督和調解仲裁、監察執法等工作。加強勞動爭議調解仲裁工作，加強法律援助，努力化解勞動爭議。工會要發揮組織優勢，積極參與勞動爭議協調，及時反映職工群眾呼聲，依法維護職工群眾合法權益，防范敵對勢力打著維權旗號進行滲透破壞活動。工商聯、企業聯合會等組織要明確各自職責，及時反映企業訴求，引導企業嚴格執行勞動法律法規、主動履行社會責任，在勞動關系協調中積極發揮作用。第四，用正確輿論加以倡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政策性強、敏感點多、社會關注度高，需要用正確輿論加以倡導。各級黨委宣傳部門和新聞媒體要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作為宣傳報道的經常性任務，制訂計劃，推出高質量有分量的報道，形成正確輿論導向和強大社會聲勢。大力宣傳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重大意義和工作經驗。除傳統媒體外，還要加強對互聯網、移動多媒體等新興媒體的管理，引導和促使各類媒體共同營造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良好輿論氛圍。習近平特別指出，要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納入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綜合考核評價體系。加強勞動關系方面工作機構和工作隊伍建設，注重從力量配置、經費投入上進一步創造條件。張德江副總理的講話強調加快勞動關系制度建設，創新勞動關系體制機制，形成反應靈敏、運轉有序的協調勞動關系機制。當前要重點抓好四個機制建設：即健全勞動合同制度、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制、勞動關系矛盾調處機制。當前，要著重解決四個問題：部分企業用工不規范、損害職工合法權益；部分職工，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增長緩慢；部分企業忽視職工發展需要、缺少人文關懷；勞動關系基層基礎工作薄弱、能力不足。工資集體協商：從分散走向集中2010年夏，中國爆發了從南到北的罷工潮。為應對危局，中華全國總工會提出實施“兩個普遍”的政策方略，即用三年時間，普遍在非公有制企業組建工會，普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以實現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從那時以來，工資集體協商作為一項調整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制度取得了很大發展。到2011年6月末，全國29個省(區、市)工資集體合同覆蓋企業150.9萬家，覆蓋職工10767.8萬人，與2010年相比，分別增長31.4%、24.3%。目前已有25個省(區、市)將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寫入當地“十二五”規劃綱要，20個省(區、市)黨委和政府下發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文件，23個省(區、市)人大頒布了集體合同條例。協商結構轉向區域和行業，從分散趨于集中，是這一波集體協商開展的重要特點。涌現了湖北武漢的餐飲行業、江蘇邳州的板材行業、山西呂梁的煤炭行業、上海的出租車行業、浙江的節能燈行業、北京的家政行業、海南的注冊會計師行業及沈陽的區域運作模式等新型案例。武漢餐飲業模式：“上代下”的典型武漢有近4萬家餐飲企業，中小企業占84%，常態從業人員45萬余人，年產值500多億元。因餐飲行業技術含量低、入職門檻低，全市近4萬家餐飲企業，只有15%左右有規范管理。由于采取包干管理辦法，職工的基本權利缺乏保障，工資隨意性很大，由此導致的缺工現象近年更加普遍，淡季時缺工3%～5%，旺季時缺工達15%，這是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基礎。但長期以來，老板不愿談、企業工會不敢談、職工不會談。為避免這種尷尬，此次工資集體協商采取“上代下”的方式，由上級工會組織與行業協會之間協商，避免員工及企業工會與企業直接對話。2011年4月，武漢餐飲業簽訂集體合同，合同覆蓋了該行業4萬家企業和45萬名勞動者，單個集體合同具有如此巨大的規模是空前的。該集體合同規定：武漢餐飲業最低工資標準為武漢市最低工資標準的130%，且不包括延長工作時間的加班工資，中班、夜班、高溫、低溫、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條件下的津貼。餐飲行業最低工資標準按10個工種劃分。2011年武漢各餐飲企業職工工資增幅不低于9%，每日工作時間不超8小時、每周不超40小時。企業為職工免費提供工作餐、工作服、住宿和其他福利等。但是，武漢餐飲業的酒樓、飯莊與連鎖快餐及路邊小吃店之間的管理模式、工作崗位和員工素質要求有很大區別，勞動同質性不強，這可能帶來以后合同執行上的一系列問題。雇主協會的成員是700家資金資本相對雄厚的企業，而那些微利中小企業則可能“被代表”。因此，行業最低工資的規范不會觸動大企業而會對小企業產生重要影響，以至于被認為是行業內“重新洗牌”的管理行為。此外，工會對勞動者的代表性也存在一定問題。廣州開發區：六大行業建會、協商同步推進廣州開發區化學工業、鋼鐵和金屬加工、汽車零配件用品、食品、醫藥、化工等六大行業規模以上企業787家，從業者近29萬人，是該地區產業集群的核心力量，近年工人漲薪訴求普遍，群體性事件集中，行業指導線作用顯著，這些因素是開展行業集體協商的基礎。廣州市工會將六大行業“兩個普遍”作為2011年工會工作的中心任務，并形成以下特色做法：一是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全面摸清企業情況；二是制定工作規劃，爭取黨政支持；三是依法組建行業工會，民主選舉工會聯合會；四是繪制工作進展網絡圖，有序推進“兩個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