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衛生產業促進人民健康

黨的十六大將把建立適應新形勢的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保健體系、改善農村醫療衛生狀況、提高城鄉居民的醫療保健水平及全民族的健康素質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之一。在全面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推進衛生改革與發展之際，突然暴發的“非典”疫情，又從反面促使我們站在推進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維護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對衛生與健康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一健康與經濟相伴何謂健康？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們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醫學科技進步，“健康”概念正在不斷深化和擴展：健康已不僅是減少疾病和虛弱，而且包括良好的精神和社會適應狀態；健康素質的全面提升，不僅是人均期望壽命的延長，而且是“健康生命年”的增加。因而國際社會與廣大民眾都越來越認識到，健康與教育一樣，是使人類生命體現價值的基本潛能之一，是人類智力、體力和情感發育能力的基礎，進而認識到健康與經濟的關系，即健康是勞動生產力的基礎，是人力資本的兩大基石之一。增進健康可以帶來經濟收益。世界衛生組織正在全球低收入國家推行一項針對傳染病和營養缺乏癥的“基本干預措施”，每年約可救治800萬個生命。其主導思想在于：如果一些人在青年或中年死亡，就會造成若干個“健康生命年”的損失。同樣，一些人雖然生命狀態同健康者相比，也要大打折扣，如果通過防治疾病、增進健康的手段對這種狀態進行適當的干預和調整，社會和個人就會挽回若干個“生命年”，經濟學家稱之為“失能調整生命年”。經測算，預防800萬人死亡可獲得3.3億個“失能調整生命年”。健康的生命是創造勞動價值的源泉。而每一個“失能調整生命年”在2015年可平均獲得年收入563美元，獲得3.3億個“失能調整生命年”的直接經濟收益將達到每年1860億美元。因增進健康而加速經濟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所帶來的收益還沒有計算在內。健康缺失可以阻礙經濟增長?！胺堑洹苯o中國帶來的經濟損失有目共睹，自不待言。這里再舉兩個例子。據流行病學調查，中國乙肝病毒攜帶者已占總人口的10%，慢性乙肝病人約1300萬，每年約有30萬人死于肝硬化和肝癌。2001年肝炎發病人數為80.87萬人，占傳染病患者總數的34.5%，居中國法定傳染病第一位。與乙肝病毒感染相關的肝病患者每年造成直接費用損失260多億元。如果以人的平均預期壽命71.4歲計算，乙肝新發病例會帶來425.5萬“失能調整生命年”的損失高達321億元。再以艾滋病為例。近些年來，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2002年上半年，累計已達100萬人，其中病人數累計達20萬人以上。另據初步統計，2002年上半年報告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1年同期增長了16.7%。就其感染率而言，中國目前尚處于低流行期，但由于人口基數大，感染者的絕對數很大。據專家預測，如不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到2010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中國將超過1000萬人，防治形勢十分嚴峻，經濟損失數額巨大。健康對于經濟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更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世界衛生組織一再向國際社會闡述健康與貧困的關系：“沉重的疾病負擔已經成為許多低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而這些國家的大部分疾病負擔是由傳染性疾病、婦女兒童的疾病等可以預防或可以有效防治的疾病造成的，而且這些疾病對于貧困人口等脆弱人群影響更大，加劇了社會的不公平，對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社會穩定造成潛在的威脅”。所以，加強預防，減少發病，增加國民的“健康生命年”，避免因疾病造成的經濟損失，就是健康投資的經濟效益。由此可得出一個結論：良好的居民健康是對整個社會經濟增長和全面發展的關鍵投入。良好的健康由何而來？從衛生保健的角度來說，來自于完善的衛生服務和醫療保障體系，以及對這一體系的適量的人、財、物資的投入。健康與經濟的辯證關系已經被國際社會和中國近半個世紀的實踐所證明，但時常又會被漠視、被疏忽。“非典”事件使我們警醒。二衛生總費用的不良結構亟待調整國際上一般通過對衛生總費用的核算與分析來評價衛生投入的總量、構成及其效果，并以此作為制定衛生政策與發展規劃的基礎。所謂衛生總費用，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全社會衛生資源消耗的貨幣表現。中國衛生總費用按當年價格計算，1978年為110億元，1990年增長為743億元，2000年增長為4764億元；同期，人均衛生費用分別由11元增長到65元，再增長到376元。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由4.0%上升為5.3%?？疾煨l生投入與國民經濟增長是否協調、合理，一般采用衛生服務彈性系數作為評價指標。衛生服務彈性系數是指衛生總費用增長速度同GDP增長速度之間的比值。據國際資料，加拿大為1.36，日本為1.45，法國為1.68，英國為1.80，意大利為1.85，德國為1.91，美國為1.95，荷蘭為1.99，瑞典為2.07，西班牙為2.32。這表明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衛生總費用增長速度都快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中國1978～2000年間，衛生服務彈性系數平均為1.2，也就是說，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1%，衛生總費用相應增長1.2%。這說明，近20年來中國衛生總投入的增長速度略快于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總體上是比較合理的。但是，衛生總費用的結構及其變化值得各方面關注。從圖1可以看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衛生總費用各組成部分的絕對值都有增長：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由1990年的185.7億元增長率2001年的800.6億元，同期，社會衛生支出由282.0億元增長到1236.4億元，居民個人衛生支出由275.4億元增長到3113.3億元。與此同時，三大項衛生費用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構成比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居民個人衛生支出所占比重由37.1%上升為60.5%，而政府預算衛生支出所占比重25.0%下降為15.5%，社會衛生支出所占比重由38.0%下降為24.0%。眾所周知，醫療衛生服務中相當一部分屬于社會公共產品，各級政府理應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盡可能增加財政預算內的衛生支出，為人民群眾提供公平的、基本的、有效的衛生服務。否則，必然增加居民個人的衛生支出，直接影響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同時，也直接影響醫療衛生服務的供需矛盾，甚至影響政府的聲譽和形象。圖1中國衛生總費用構成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態環境與疾病譜的變化，民眾健康意識的醒悟，城鄉居民對醫療衛生服務的需求呈現快速增長趨勢。據5年一次的全國衛生服務總調查資料，1997年與1992年相比，城鄉居民兩周患病率由14.01%上升到21.34%，但由于政府衛生投入不足，社會健康保障制度滯后，城市居民的兩周就診率由19.88%下降為16.15%。同時，由于居民個人支付醫療費用的比例加大，患者中未做任何治療的增加到9.67%；在未做任何治療的患者中，因經濟困難而未就診的高達35.8%（城市32.0%，農村36.0%）。居民個人有病不看或看不起病，必然會降低國民健康素質，從而動搖人力資本的基石。因此，不適當地削減政府衛生投入，或者不能適應社會衛生需求而相應增加政府的衛生投入，似乎是節省了財政支出，其結果反而會降低社會勞動生產率。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形成健康與經濟的惡性循環，最終將減少財政收入。三“預防為主”與“農村為重點”是全民健康的基本措施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就制定了衛生工作總方針。50多年來，其基本內容不斷發展完善，文字表述也適時調整充實，但“預防為主”、“農村為重點”始終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的主要組成部分。中國農村衛生工作曾經創造了縣、鄉（鎮）、村三級衛生網、鄉（鎮）村醫生隊伍和合作醫療制度，它們被譽為三大“法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變革，農村衛生體系受到巨大沖擊，農村衛生投入的現狀令人擔憂：一是衛生投入總量過低，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1/3左右；二是農村衛生總費用的結構嚴重不合理，政府衛生支出的比重，1991年占12.5%，2000年下降為6.6%；社會衛生支出的比重，同期由6.7%下降為3.3%；農民個人衛生支出的比重，同期卻由80.7%上升為90.2%。政府衛生支出與社會衛生支出兩項合計，僅占農村衛生總費用的10%左右，絕大部分衛生費用都由農民個人支付，顯然有失公平。近10年來，政府衛生資金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1991年占1.44%，2000年下降為0.78%；農村衛生基本補助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1991年為0.82%，2000年下降為0.54%；農村衛生事業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1991年為1.02%，2000年下降為0.61%。農村衛生名“重”實輕，不能適應農村經濟體制和農民健康需求，其后果是，農村衛生網的網底破了，基層衛生隊伍散了，互助合作性的醫療制度垮了。在“非典”肆虐面前，幸虧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臨時行政措施，嚴防病毒向農村擴散，否則后果不堪設想。因而真正貫徹黨的衛生工作總方針，盡力增加農村衛生投入，包括中央政府和財政轉移支付，加快農村衛生網絡配套建設，抓緊培訓留得住、用得上的農村衛生人員，積極實施農民適用的多種形式的健康保障制度，應列為首要的社會工程之一。衛生服務一般可分為預防保健與醫療康復兩大類。預防保健一般以傳染病、地方病、社會公病等為防治對象，以社會人群為服務客體，所提供的防治服務大多為社會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理所當然應由政府直接組織和監管，并通過公共財政提供經費，給預防保健服務以合理補償。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卻缺乏相應的公共衛生費用，僅為435.9億元，僅占衛生總費用的10%左右。而同期醫療（包括藥品）費用3533.6億元，是公共衛生費用的8.1倍。公共衛生投入不足、預防保健工作松軟乏力，與衛生發展理論方面存在的誤區不無關系。國際衛生界曾將防治急性傳染病作為衛生界“第一次衛生革命”的主要任務，將防治慢性非傳染性疾病作為“第二次衛生革命”的主要任務。前一時期曾經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第一次衛生革命基本結束，第二次衛生革命全面展開。對健康形勢與衛生任務的誤斷，表現在事業規劃上的重醫輕防和投資結構上的厚此薄彼，直接后果是“預防為主”被淡忘，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思想準備不足，組織措施不力?！胺堑洹笔录蜻@種理論觀念出示了“黃牌”。誠然，老齡化社會的過早到來，使防治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任務加重，但對于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同樣必須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確切地說，我們正處在“第一次衛生革命”向“第二次衛生革命”的轉型期，肩負兩次衛生革命一肩挑的重任，急性傳染病防治與慢性非傳染病防治必須一起抓，病前防控與病后治療工作必須一起抓，方能適應“轉型期”的需求，全面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質。綜上所述，衛生保健任務的擴展和衛生費用的增長趨勢，受主客觀多種因素影響，具有顯著的不確定性。能否有效增加財政向衛生投入，提高衛生資源的配置效率，取決于政府有關部門能否統一對健康投資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