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1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生育子女的撫養責任認定——王某與張某撫養關系糾紛案王芬要點提示：通過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培育的配子、胚胎的處置應獲得夫婦雙方的知情同意，否則不得進行任何處理。未經一方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的情形下，啟動冷凍胚胎，實施胚胎移植手術，違背了不知情方的意愿，不知情方與出生者不構成法律上的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可視其為一個單純的精（卵）捐獻者，對出生者既沒有任何權利也不承擔任何責任。案例索引：一審：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2011）穗天法少民初字第129號。二審：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少民終字第168號。申訴再審：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申字第247號。一、案情原告（上訴人、申請人）王某。被告（被上訴人、被申請人）張某。王某與張某于2000年至2003年同居，于2001年、2002年分別做了兩次試管嬰兒，生育某億、某贏，王某與張某在做試管嬰兒過程中，剩余了一、二十個胚胎，并將這些剩余的冷凍胚胎保存在醫院，胚胎的卵子是王某提供，精子是張某提供。雙方于2004年解除同居關系。此后，2008年3月20日17時二、裁判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的焦點問題是某金與張某之間是否存在親子關系。經查：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二條規定：“……當事人一方起訴請求確認親子關系，并提供必要證據予以證明，另一方沒有相反證據又拒絕做親子鑒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請求確認親子關系一方的主張成立”。二、本案中，王某主張某金與張某之間存在親子關系，雙方于2004年已解除分居關系，王某未提供證據證實代孕某金的行為是經張某同意，且王某提供深圳市人民醫院出具某金的《出生醫學證明》、《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司法鑒定意見書》僅能證明某金與王某之間存在親子關系，不能證明某金與張某之間存在親子關系。另外，王某、張某共同生育某億、某贏并不能必然得出某金也是由王某與張某共同生育這一事實。故王某關于此節的意見，不予采納。因此，王某主張某金與張某之間存在親子關系，依法應當“提供必要證據予以證明”，現王某并未能提供任何關于某金與張某之間存在親子關系的必要證據證明，故王某應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對其訴訟請求應予駁回。二審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有兩個：1、被上訴人是否某金遺傳學意義上的父親？舉證責任應如何確定？2、即使被上訴人是某金遺傳學意義上的父親，由于某金是通過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生育，如果沒有被上訴人的知情同意，其是否需要負擔作為父親的法律責任？爭議焦點一。上訴人稱“某金”系其與被上訴人通過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生育，應有醫療機構保存的“某金”的體外受精記錄、胚胎移植手術、分娩等病歷資料予以證實。因為根據國家相關規定，通過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生育小孩，應在醫療機構進行并征得父母的知情同意，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的相關病歷應當保存。上訴人還稱“某金”的胚胎系與某億、某贏的胚胎同時在2001-2002年間形成，則“某金”的胚胎在形成后和移植之前的數年間應處于冷凍保管狀態，上訴人應對“某金”的胚胎在何處冷凍保管、誰支付保管費等問題予以說明，并提供該胚胎的冷凍保管記錄、胚胎復蘇記錄資料予以證實。上述證據材料，上訴人均未能提供。由上訴人負擔舉證責任的理由是：1、根據生育某億及某贏時的資料--《手術同意書》、《中山醫科大學深圳泌尿外科醫院生殖中心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手術病人知情同意書》、《穿刺取卵術手術記錄》等，某億及某贏的出生是由上訴人單方或上訴人與吳某夫妻共同辦理相關手續的，被上訴人并未參與其中。《手術同意書》中記載“精液由王某帶到醫院，丈夫不肯到場，后果自行負責”。誠然，在被上訴人并未參與上述一系列手續的情況下，被上訴人仍與上訴人通過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生育了某億及某贏，但是這無法直接證明上訴人與“某金”胚胎之間的關系，而且也沒有證據顯示當時保留有剩余胚胎。2、某金出生后一向由上訴人攜帶撫養，某金的出生醫學證明由上訴人單方申辦，該證明上記載上訴人與某金是母子關系。可見，上訴人與“某金”的出生密切相關。上訴人上訴提出被上訴人操作“某金”出生后，通過他人把某金送過來，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實，而且與上訴人本人在起訴狀中所稱“被上訴人拋棄子女，撒手不管，長期隱藏找不到人，去年才在網上看到被上訴人的資料”自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事實上，雙方自2003年因解除同居關系糾紛引致訴訟，并經法院判決解除同居關系后，互相之間已沒有正常的往來，說明雙方關系惡劣，如上訴人所稱已經“反目成仇”，在這種情況下，被上訴人如果不惜耗費金錢一手操作“某金”的出生，然后再送給上訴人，實在悖于常情。上訴人上訴提出，被上訴人之操作“某金”的出生，是因為被上訴人作為潮汕地方人希望生兒子的傳統根深蒂固，如果上訴人此說屬實，則被上訴人也不會將兒子某金交給上訴人撫養。綜合上述分析可見，被上訴人是否某金遺傳學意義上的父親，應由上訴人舉證證實，由于上訴人未能提供相關的證據材料，包括醫療機構保存的“某金”的體外受精記錄、胚胎移植手術、分娩等病歷資料以及“某金”胚胎的冷凍保管記錄、胚胎復蘇記錄資料等，故其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訴人上訴提出的親子鑒定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一方起訴請求確認親子關系，并提供必要證據予以證明，另一方沒有相反證據又拒絕做親子鑒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請求確認親子關系一方的主張成立。可見，推定親子關系成立的其中一個前提，就是要求確認親子關系成立的一方舉出了必要的證據，從而初步證明親子關系成立。只有滿足了這個前提，同時另一方拒絕做親子鑒定的，才能作出親子關系成立的推定。本案中，分析上訴人就此提供的證據：1、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2003）深南法民一初字第1052號和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深中法民一終字第787民事判決書，只能證實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存在非法同居關系，在2001年、2002年倆人通過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生育了某億、某贏，沒有涉及某金的內容；2、某金的出生醫學證明和中山大學法醫鑒定意見書，證實上訴人與某金為母子關系，但是沒有涉及被上訴人的內容，某金的出生醫學證明記載“父親姓名不詳”。可見，上訴人所提供的證據，未能初步證明某金與被上訴人之間存在親子關系，即未能滿足“必要證據”的要求，因此被上訴人有權拒絕進行親子鑒定。上訴人上訴提出，“必要證據”應寬泛理解為與此案有間接關系或次要作用的證據及事實，其所舉證據已達到“間接、次要”的程度，要求推定親子關系成立，該項上訴意見與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爭議焦點二。毋容置疑，生育選擇權是我國公民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其中包括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權利，這項原則同樣適用于人類輔助生殖領域。被上訴人應享有的生育選擇權，在本案中具體體現為胚胎處置權。《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第一條第（一）項第3目規定：不育夫婦對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過程中獲得的配子、胚胎擁有其選擇處理方式的權利，技術服務機構必須對此有詳細的記錄，并獲得夫、婦或雙方的書面知情同意。第4目規定：患者的配子和胚胎在未征得其知情同意情況下，不得進行任何處理，更不得進行買賣。第一條第（二）項第1目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必須在夫婦雙方自愿同意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后方可實施。可見，如被上訴人是“某金”遺傳學父親，則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共同擁有“某金”胚胎的處置權，“某金”之出生應取得被上訴人的知情同意，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本案中，由于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某金”之出生征得被上訴人的同意，此舉違背了被上訴人的意愿，因此，其無需為此負責。換言之，被上訴人擁有“不能被迫成為父親”的基本權利。誠如被上訴人所言，如果某一方私自把一、二十個胚胎都孕育出來，并要求被上訴人撫養這一、二十個小孩，對被上訴人是不公平的。“某金”之出生，侵犯了被上訴人的生育選擇權，違背了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生育倫理原則。在這種情況下，被上訴人可視為一個單純的捐贈精子者，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第二條第（三）項第1目的規定，其對出生的后代既沒有任何權利，也不承擔任何責任。綜合上述分析可見，第一，上訴人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是某金的遺傳學父親；第二，即使能證明被上訴人是某金的遺傳學父親，也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是某金法律上的父親。因此，上訴人要求某金由被上訴人撫養，理由不成立，原判不予支持并無不當，予以維持。申訴復查法院認為：王某無法證明張某是某金的遺傳學父親，也不能證明張某是某金法律上的父親。原審判決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及實體處理正確。王某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駁回王某的再審申請。三、評析目前國內涉及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領域的案件大多數為胚胎的權屬問題糾紛，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其是第一起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過程中，采用試管嬰兒方式，將冷凍胚胎孕育成子女后，因親子關系認定而引發的撫養糾紛，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復雜，不僅涉及冷凍胚胎的處分權、雙方的知情權、生育選擇權而且還涉及了涉案子女的法律地位問題，鑒于本案是撫養關系糾紛之訴，因此著重從親子關系認定的角度進行如下分析：通過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所生育子女的撫養問題也即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問題，按照傳統的親屬法理論，父母子女關系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然血親的父母子女關系，這其中又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兩種父母子女關系；另一類是法律擬制的父母子女關系，這其中包括養父母與養子女的關系和形成撫養關系的繼父母與繼子女的關系。由于法律上明確規定后一類父母子女的權利義務關系和前一類即父母子女的權利義務關系相同，故稱其為法律擬制的或擬制血親的父母子女關系。通過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所生育子女，因可能存在不完全的自然血親關系，且并未發生收養問題，他們之間不成立養父與養子女的關系。該子女又是在夫妻婚姻關系（或者事實婚姻關系）期間受孕和出生的，因此，父母與該子女的關系又不同于繼父母與繼子女的關系。所以，不能借助于傳統的親屬法理論和法律規定直接確定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情況下，夫妻雙方與所生子女之間的關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關于夫妻離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確定的復函》的精神，可以將實施人類輔助生育技術生育的子女法律地位分為以下三種：（一）精子與卵子來源于夫妻雙方，只是采用科學技術輔助使之結合懷孕所生的，該子女與父母雙方均有血緣上的聯系，是夫妻雙方的親生子女，屬于婚生子女。其法律地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二）如果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事先經過丈夫同意或事后丈夫明確表示無異議，妻子采用人工授孕技術懷孕，精子不是生育婦女丈夫提供的，盡管子女與生育母親的丈夫無血緣聯系，但該子女仍應認為生育婦女的丈夫的婚生子女，生育婦女的丈夫應視為該子女法律上的父親。（三）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如果妻子未經丈夫同意，采用他人精子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所生子女與生育婦女丈夫無法律意義上的父子關系。在本案中，王某與張某在2000年認識，然后開始戀愛同居，其后共同購置房產，張某還在購房合同上注明是王某的丈夫，因此雙方構成了事實上的婚姻關系。在2001年、2002年倆人通過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生育了某億、某贏，生育某億、某贏，是王某（妻）與張某（夫）當時的共同意愿，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只是倆人輔助生育的手段，與上述第（一）種情形是一致的，某億、某贏與王某、張某雙方均有血緣上的聯系，應視為王某、張某的親生子女，其法律地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一條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關于本案中某金的出生則與某億和某贏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生育子女的基礎條件方面的差異：某億、某贏的孕育是以王某和張某的事實婚姻為基礎，或者是非法同居關系為基礎，但二人的非法同居關系已經于2003年經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深南法民一初字第1052號民事判決解除。某金是在2008年3月出生，此時二人的非法同居關系已經解除近四年，對于張某和王某而言已經沒有孕育子女的基礎關系。（二）關于雙方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生育三子女的合意差異：王某與張某在2000年至2003年期間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其間因王某患有原發性不孕癥，雙方協商并共同同意通過人類輔助生殖方法生育子女，并在張某任職的醫院通過人工授精培育了十幾個胚胎，隨后生育出某億、某贏。因此盡管沒有張某簽署的書面知情同意書，但相關證據足以認定生育某億、某贏是王某和張某二人的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