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質疑中國文學學者與論著影響力報告文藝爭鳴20XX年第2期刊發了趙憲章和白云先生的中國文學學者與論著影響力報告一文，該文依據南京大學CSSCI數據庫2000-20XX年收錄“中國文學”研究的論文、作者和引文數據，發布了近五年間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和論著的影響力報告。筆者讀后感慨頗多，一方面是欣慰，因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終于有了一個比較科學的量化統計評價數據平臺，可以及時反映當下中國文學研究的一些狀況；但另一方面也讓人感到困惑，這就是，該文僅僅依據這種量化統計，就作出“影響力”的判斷，并對當前的文學熱點和難點問題，作出簡單結論，實在令人擔憂。因此，筆者想就該文中有待商榷的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

2、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一、幾個不可靠的結論報告一文僅依據CSSCI數據庫2000-20XX年間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發文作者數量、發文數量和被引論文論著數量的逐年增加，就得出一系列沒有必然聯系的結論。文章的依據是三個數據：一是五年間發文作者數量（不合并同姓名者）呈逐年上升趨勢，新增了1234名，增長率超過28；二是五年間發文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新增了1073篇，增長率為36；三是五年間發文的引文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新增了3527篇次，增長率超過33。依據這組數據，文章得出了如下幾個結論。下面我們且看看這些結論是否可靠。結論一：“說明中國文學的隊伍不僅是數量的擴張，發文的質量及其影響力也在逐年提升；并

3、且，就增長率而言，后者還超過前者，即質的提升超過量的擴張。”按該文作者原意，“中國文學的隊伍”是指“關于它的學術研究”的學者隊伍，而不是指熱愛中國文學、從事中國文學創作和欣賞的整個文學隊伍。但該文作者多次混淆概念，有意擴大概念外延，所以，我建議將“中國文學的隊伍”改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隊伍”，這樣才不至于造成理解的歧義。從這三個數據可以看出，被引用的增長率只超過了論文作者的增長率，卻低于發文的增長率。發文篇數增長最快，增長率最高，可見不是“質”的提升超過“量”的擴張，因為衡量質量（或叫影響力）的標準是所發文章在近幾年中被別的論文引用次數。這說明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和其它學科(包括自然科學)研究領

4、域一樣，科研文章數量增長快，質量卻不高，影響力也不大。例如，從199420XX年的SCI數據看，我國科技論文的數量和影響力是不成比例的，論文數量排名居世界第9位，但論文被引用次數僅排第18位，我國每篇論文平均被引證次數更低，排世界第124位。(1)這些數據都在提醒我國學術界要提升學術質量。但該文作者有意淡化發文數量增長的數據，將發文數量增長率為36的數據用注釋的方式放在文后，予以淡化，并且有意混淆這個增長率，將36顯示為0.36。(2)可見文章所下的結論是不可靠的，是有意為之的，有意顛倒了量和質的增長關系。結論二：“中國文學這一古老的學科目前仍處于生長期，而不是衰退期。”僅依據這三個數據就得出

5、這樣的結論，更是沒有說服力。2000年以來，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隊伍的確是在壯大，其原因很多，都是非文學因素使然。一是1999年我國開始的高校擴大招生規模。許多高校擴大院系規模，而文學院系擴大規模的更普遍，因為它的物質投入相對較少。所以高校文學教師隊伍的壯大，使論文作者和發文量有了增加。原因之二還是高校擴張的結果。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后，許多高校“攀層次、上水平”，新增碩士和博士點，并擴大招收碩、博研究生數量，而很多高校的研究生必須發表2篇以上的學術論文才能畢業，因此，有些根本不具備研究能力和水平的研究生也被逼上梁山，非寫、非發論文不可。原因之三還在高校，這就是高校學術機制在作怪。近年來，各高

6、校盲目追求“學術成果”，幾乎所有高校都把教師出書數、發文數和期刊檔次與獲得學位、評職稱、評院士、申請科研基金、申報科研項目掛鉤，許多國家評價機構也以此來衡量一所高校的地位。于是很多高校用經濟激勵了刺激教師寫論文、出著作，被SCI、EI、ISTP等索引的論文有的獎金高達數千元至上萬元。還有一些學校給教授、博導、博士規定了發文任務，不能完成任務的就要取消職稱資格或扣發津貼。所以，近年來，高校教師不是忙于教書育人、看書學習，而是忙于寫文章、出專著，搞泡沫“科研”。所以，近年來，期刊發的文章也好，新出版的各類專著也罷，幾乎很少有人買，也很少有人看，看的人也是為了再寫文章。寧波大學的鄭岳青教授，20XX

7、-20XX三年在SCI源刊發文82篇，每篇獲獎金4千元，而他的大量論文幾乎沒有什么學術價值，這種現象很普遍，被稱為“鄭岳青現象”。(3)這是高校普遍存在的學術腐敗現象。所以，憑這種泡沫學術成果的增長率就能斷定中國文學學科處于生長期嗎？結論三：“可見，當下文學界普遍流行的所謂文學被邊緣化和藝術走向消亡的悲觀論調沒有根據的。這一悲觀論調之所以能在文壇盛行，恐怕主要還是來自文學界自身的過敏神經，即面對各種社會文化媒介的蜂擁凸起所引發的相對的自我失落感，而并非客觀事實。”該文作者的這種樂觀論斷很令人鼓舞，但這個結論卻是有些武斷。據我所知，當下流行的是“藝術終結”論，而非“藝術消亡”論，因為，“終結”只

8、意味著已有的事物告一段落，可能蘊涵著新的變異與發展，并非“消亡”，更非本體的完結。這個已經有學者辨析過，(4)我就不再重復。至于文學是否“被邊緣化”了，憑這三個數據更是無法確定的。關于文學邊緣化的討論，其中心和邊緣的界定，是從中國當下整個文化領域各類文化的地位和影響力的相互比較出發的，并非從文學內部出發，因為文學內部是無法比較文學是否被邊緣化。首先，從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文化與人文科學文化相比來看，“重理輕文”是世界現代社會的普遍規律，中國尤甚。從科研項目立項的數量和資金標準就可看出，一個理工重大項目的科研經費高達數千萬元，而人文社科的國家重大項目最多也就幾十萬，準予立項數少的可憐。原因就在于重

9、物質文化，輕精神文化。理工項目能出物質文化成果，而人文項目不能出物質文化成果。其次，從精神文化自身看，以往的文學被國家政治賦予了崇高的社會地位，承擔著太多的社會責任和神圣使命，承擔著政治道德思想素質教育，認識社會人生、人性人情，教育大眾向真向善向美的責任，所以在各種精神文化中，文學是中心，是重點，是“經國之大業”；可是，隨著80處代至90年代文學界追求文學表達的自由和文學研究的獨立后，文學真的由“他律”走向了“自律”，文學自己放逐了自己，文學寫作再也無法承擔這些神圣使命，或變成供學術研究的實驗品而被束之高閣；或成為僅供娛樂消遣的通俗讀物而滿街泛濫；或成為某些美女俊男的“私秘化”手記而被偷窺。總

10、之，文學活動者自己揭掉了過去一直套在文學身上的神圣外衣，自甘淪落為被少數讀者喜愛。正如白燁所說：“各種寫法多了，佳作力構少了；作品種數與印數增了，藝術質量與分量卻減了；小說改編影視的多了，經得起閱讀得卻少了；期刊的時尚味濃了，文學味卻淡了；作家比過去多了，影響卻比過去小了；獲獎的作者多了，能留下來的作品卻少了。”(5)另一事實是，文學被政治放逐后，又被大學里的文學教授收編，成為他們自說自話的職業資源，成為他們的飯碗，總之，文學成為了少數“學者”津津樂道的精神財富。況且，我國的大學是公有制的產物，專業培養的無序狀態相當突出，文學大軍何去何從也是難題。幸虧可以教授中學語文、從事文秘等工作。當下文學

11、專業的畢業生就業已是困難重重。我們的文學教授僅僅依據文學研究的幾個增長率，就樂觀地發布文學沒有邊緣化的信息，還認為這是“神經過敏、自我失落”，實在令人擔憂。結論四：“客觀事實是：在各種社會文化媒介興盛的同時，文學不但沒有走向衰退，反而緊隨時代潮流一起前行，無論是在作者數量、發文量、被引量，以及機構數量和期刊表現等方面都呈上升趨勢。”這個結論與三個數據就離得更遠。首先，這里的“文學”應該改為“中國文學研究”，由此可見，“中國文學研究”的興盛并不能代表“中國文學”的興盛。再看“各種社會文化媒介興盛”后，文學是否一樣火熱地前行。在此因為無法將當今中國人看文學作品率、看文學論文率與看報刊率、收視率、上

12、網率等做比較，所以只好從文學的社會作用與其它文化媒介的社會作用進行一些比較。孔子早就說過詩可以“興、觀、群、怨”，可以“事父、事君”，因為那個時代文化傳播很不發達，從社會各界收集起來的詩經，也就能較好地“觀風俗之盛衰”、“考見得失”、“相互溝通”、“怨刺上政”等，文學的確能起到這些作用。后來的曹丕也說過“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梁啟超也提出“小說救國”論，今天我們的文學理論教材普遍將文學的社會作用概括為：認識、教育、審美娛樂等作用。的確，在通訊不發達的時代，在紙質傳媒為主要文化傳播媒介的時代，在電視、互聯網還沒有興起的時代，文學的確能承擔起這些社會作用。但是，近年來興起的各種文化媒介

13、，更能興人情、觀社會、相溝通、表怨情；人們可以通過電視、網絡、報刊等快捷便利地、真實可信地認識社會人生，了解各種知識信息，受到各種教育，獲得豐富的審美娛樂享受。報紙、電視、網絡的新聞，以及電視的訪談、科教、說法等節目，可以讓人們了解身邊發生的各種事件，比文學反映的社會生活更真實、更具體、更廣泛、更直接、更生動、更驚人、更全面、更感人，而且更富有時代感，人們可以通過這些現代傳媒及時了解周圍和世界所發生的事實，為自身的生存提供物質和精神的行動指南。文學能代替這些現代傳媒的作用嗎？只要稍有傳播學知識的人就知道答案。當然，文學也永遠不會消亡，文學有文學的特殊魅力，也有人需要它，但更多的社會大眾需要現代

14、媒介傳遞的信息。在現代信息時代，還指望文學能擔負起上述那些社會作用不變，則是自欺欺人。就連高校文學院系的學生都厭煩那些文學教授高深的學術講座。我舉個例子，我們文學院經常聘請一些著名高校的著名文學教授給學生作學術講座，每次都是我們事先安排哪些班級學生必須來聽講座，如果不安排就幾乎沒有幾個人來，而每次講座中途都有一些學生開溜，弄得那些專家很難堪，我們這些組織者也無可奈何；而我們文學院新聞傳媒系的師生共同拍攝的校園DV劇每次公映時，整個大教室都塞滿了學生，包括講臺在內的所有地下都坐滿、站滿了人，就連窗戶上都趴滿了人；這兩種不同景象難道不能說明一些問題嗎？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各種現代文化傳媒的影

15、響力，正在代替傳統文學藝術的影響力；就連作家們都千方百計尋求自己的作品有機會“觸電”，一旦文字作品拍成了影視，這個作家才能被更多的觀眾知道，才具有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二、暴露了幾個問題從CSSCI反映的數據看，這種“科學統計法”顯示出來的結果，既暴露出當下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也暴露出該數據庫存在的問題，概括起來有這些主要問題，尤其值得關注。問題一：該文列表發布的很多信息不能代表影響力。一是學者發表論文的數量不能代表該學者的影響力。因為這種數據庫收錄的論文，是不論長短、是否有新思想，以及這些文章是否具有真正學術價值的。況且，從該數據庫收錄論文數量也可以看出，那些積極參與當下文學熱點問題

16、討論的學者發文量都較多，其文章被引次數也較多。而那些關于文學熱點話題討論的文章，只有少數有較高學術價值，很多都不具備較高的學術含量。另外，一些文學刊物也樂于發表熱點問題的文章，發表名家的文章（即使沒有新思想的），發表現當代文學的文章，還有一些權威期刊不注重文學個案研究的文章，喜發宏觀研究、綜合研究的那種既無不當、也無的當的文章。因此不能根據學者發文數量來認定其影響力。但就在該文發表后不久，很多大學的校園網上就發布喜訊，宣布該校的某某教授排名第幾的消息。看來，該文章的“影響力”正在擴大。二是發文作者和發文數量增多，不能代表中國文學研究的影響力在增強。這一點的理由我在前面已經陳述。三是該文所發布的

17、被引論文論著的次數也不能完全代表其作者的影響力。按國際慣例，發布學者的影響力，是看該學者在所統計數據年限內發文多少，所發文章被別人論文引用次數多少，綜合衡量該學者的影響力。而該文所錄被引論文論著是一個沒有分類的綜合統計，即只要這些被收錄的論文引用了的材料，不管是誰的，一并統計，所以，這個被引用的數據只能說明在當下文學研究中，我們還在利用的思想資源，卻不能完全用來作為當下學者和論文論著有影響力的有力證明。問題二：中國文學學科中二級學科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從發文作者數量、發文數量和被引文數量看，現代文學和文學理論領域是最多的，具有明顯的優勢地位。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學幾千年歷史，古代文學的價值地位和影

18、響是無可替代的，是中國文學真正的經典與精華，決不亞于中國現代文學。而且，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教學的學者數量也決不少于文學理論和現代文學學者的數量。導致這種不平衡的原因很多，其中與該數據庫收錄論文的源刊選擇有關，也與該數據庫管理者發現、挑選、收集論文的判斷力有關。該數據庫200020XX年度“中國文學”收錄期刊為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新文學史料、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紅樓夢學刊、民族文學研究、中國比較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明清小說研究、文學自由談；20XX-20XX年度取消了文學自由談，增加了南方文壇、當代文壇、東方文化（20XX年停刊）;20XX年增加了中國

19、文學研究。從這些源刊也可以看出，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藝理論領域的刊物較多。特別是魯迅研究月刊發文章數量肯定較多，因此研究魯迅的文章多，引用魯迅文章的次數也位居第一。這也的確說明“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無可逾越的地位。”但是，我們也知道，近年來關于魯迅的評價存在爭論，過去對魯迅的文學成就評價中參與了種種非文學因素，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評價也存在重新衡定的問題，也就是從過去的政治思想評價中淡出，走向文學性評價。近年來，文學理論領域也是新問題不斷產生，以往從西方引進來的文學理論，再也無法解釋新時代新文學的現象問題，所以，新問題就會接踵而至。可見，發文量多、被引用量多的領域，也是學術思想和理論不成熟、不穩定的領

20、域，而不是影響力大所致。此外，從被引論文論著看，當下學者的論文和論著的被引率是很低的，200020XX年間出版的專著一部都沒有進入列表，這個年間發表的論文進入列表的只有10篇，不到10。這說明當下搞文學研究的人，一般不太關注最近出版的著作、最近發表的論文，這是文學研究中學術浮躁的又一重要表征。至于當代文學作品的被引率就更低(沒有進入)，也說明當下的文學研究者對當代文學創作的漠視，過分關注理論問題，忽視對文學作品的個案研究，更有許多評論當前文學問題的文章，不談作品，只談空洞理論，被叫做”不及物”批評，只引用名人名言作理論論據，不要作品實例的事實論據，這是當下中國文學研究中學術浮躁的又一重要表征。

21、問題三：中國文學這個古老的學科終于徹底走向學院化和職業化了。只要看看該文中發文數量多的41位學者的單位就知道，幾乎都在高校。這說明中國文學這個影響久遠的學科，終于徹底學院化了，學術化了，小圈子化了。其結果卻是：文學研究職業化了，文學活動的圈子就小了；文學研究的學科分類更加具體細致化了，學者的研究領域就更窄了，知識面就更狹隘了；文學學者數量多了，文章數量增加了，讀文章的人卻少了，影響面也小了。劉鋒杰在辨析“文學終結說”的文學是簡單的一文中說得好：“文學研究職業化后，擁有這種職業的學者，往往是從職業出發而不是從研究對象出發來制定自己的研究計劃，結果也就千方百計地試圖使用新方法來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以便生產成果，滿足任職的需要。這一現象，在當今的文學研究中更加突出，因為職業的競爭更加白熱化，挖空心思使用新方法以期獲得新成果，也就成為一種職業的規則被大家所接受并狂熱地執行著。因此，職業化，其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