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浙江發展模式的主要經驗和未來走向浙江經濟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一路走來，有許多經驗值得總結，有許多特點值得概括，有許多原因值得探秘，有許多問題值得破解。總結浙江經濟發展經驗和發展特點，分析其演進軌跡和制度變遷，研究其現存問題和發展前景，對深化改革開放的認識，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建，對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動實踐等，都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一、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發生了歷史性巨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浙江堅持把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與浙江實際緊密結合起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銳意進取，大膽實踐，逐步探索形成了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一躍成為全國體制機

2、制最活、開放程度最高、經濟發展最快、人均收入最多的省份之一，經濟社會發生了全面、深刻、歷史性的變化：實現了由資源小省向經濟大省的變化。1978年浙江地區生產總值僅124億元，居全國第12位。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走上快車道，2007年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8638億元，上升到全國第4位。同期，人均生產總值由331元發展到37128元，上升到省區第1位，基本建成經濟大省，并開始由經濟大省向經濟強省邁進。實現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以農民為主體，開啟了前所未有的農村工業化進程。全省工業增加值由1978年的46.9億元發展到2007年的7028.5億元，三次產業結構比重由1978

3、年的38：43：19，調整到2007年的5.5：54.1：40.4，提前完成工業化初期任務，順利進入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并開始由制造大省向創造強省跨越。實現了由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變化。浙江率先突破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商品物資的地域封鎖，1978年到2007年，外貿進出口總額由0.7億美元發展到1768.4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達到103.7億美元。目前，在世界各地經商的浙江人有100多萬人，在全國有440多萬人，形成獨特的“風云浙商”和“浙江人經濟”現象。實現了由經濟發展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變化。浙江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率先由經濟起步并帶動社會全面進步。2007年，浙江城市化率達到

4、57.2%，森林覆蓋率達到60.5%。在全國性研究機構開展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評估中，浙江都位居前列，如百強縣市總數居全國第一，市場化進程居全國第二，社會發展綜合水平居全國第四等，形成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聯動發展，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共同發展，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的發展格局。實現了由溫飽向總體小康的變化。浙江實行富民強省戰略，堅持把富民放在第一位，使全省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達到20574元和8265元，目前初步建立起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小康實現程度接近90%。隨著這些發展變化，浙江對全國應做的貢獻也越來越大財政總收入由

5、1978年的27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3239.9億元，其中50%以各種稅費形式上繳中央；吸納全國各地勞動務工人員700多萬，主動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積極參與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地區的崛起，著力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黨建等各個方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浙江的生動實踐。二、浙江發展模式的主要經驗和特點改革開放三十年，浙江的發展變化翻天覆地。然而，浙江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并無優勢：一缺豐富的陸域自然資源，二缺國家資金投入，三缺特殊優惠政策。就是在這“三缺”的條件下，浙江人不等不靠不要，大膽變革生產關系，積極創新生產方式，堅持黨政科學有為，提煉弘揚浙江精神，創造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

6、模式。（一）大膽變革生產關系：在傳統體制外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在傳統體制內率先進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培育激活創新創業主體，不斷增強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改革說到底就是調整產權關系和利益關系，變革所有制關系，使生產關系適于生產力的發展。浙江率先從體制外成長和體制內突破這兩個層面，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和對國有集體企業進行改制，重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贏得體制機制上的先發優勢。率先體制外成長，即在傳統體制外率先培育發展民營經濟。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浙江自下而上，從沿海到內地，個體戶、工商戶、私營企業等民營經濟如雨后春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逐步發展成為推動全省經濟發展的主

7、體力量。1978年到2007年，浙江生產總值增量的71%來自于民營經濟。民營經濟已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成為改革開放的主體和推動者，成為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的生力軍，成為吸納就業、上繳稅收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最大來源。率先體制內突破，即在傳統體制內率先對國有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進行以產權為重心的改制。浙江在鼓勵個體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十分重視國有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通過探索建立股份合作制、股份公司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種形式，對國有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進行改造。使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比較早地找到了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目前，國有企業改制面達到98%

8、，集體企業改制面達到99%。經過改制，企業煥發了生機和活力，形成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促進，共生共榮，相得益彰的良性發展格局。（二）積極創新生產方式：注重因地制宜，發揮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專業市場、塊狀經濟、縣域經濟等，不斷增強區域經濟的競爭力浙江經濟的典型特征是“輕、小、民、加”，即以輕工業、小企業、民營經濟和加工經濟為主，形成“小企業、大集聚，小資本、大集中，小商品、大市場，小城鎮、大發展”的能夠自我強化的循環，使區域經濟更富生機。其一，富有生機的專業市場。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溫臺地區和浙中地區就出現了“前店后廠”或就地集中辦市場的產銷方式，涌現出一批規模較大的商品和專業市場。經過90年代

9、和這些年的發展提高，目前已形成以消費品市場為中心、專業市場為特色、要素市場相配套的市場體系。市場建設對浙江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巨大的，成為許多經濟社會發展的導因，形成“建一個市場，帶一批產業，活一方經濟，富一方百姓，興一座城鎮”的生動景象。其二，富有生機的塊狀經濟。上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各地從培育“一村一品、一地一業”的特色產業起步，逐漸發展成為具有比較優勢的塊狀經濟。目前，全省共有年產值億元以上的工業區塊601個，總產值15826億元，占全省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超過60%。區域塊狀經濟把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集聚起來，產生了良好的外部規模效應。一是促進了產業鏈的延伸，由過去單一的生產加工向設計

10、研發和原材料生產發展，進而推動了浙江產業升級；二是促進了區域龍頭企業的成長；三是促進了共性技術和商標品牌的發展；四是促進了基礎設施共建共享和環境共保。其三，富有生機的縣域經濟。浙江一直來實行“省管縣”的財政體制，并分別于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6年四次出臺政策，擴大部分經濟發達縣市經濟社會管理權限，不斷完善省對縣市財政轉移支付辦法，引導和鼓勵縣域經濟因地制宜，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商則商，使經濟強縣市的發展增添了動力，激發了活力，增強了實力。同時，出臺扶持政策，組織實施“山海協作”、“百億幫扶致富”和“欠發達鄉鎮奔小康”等工程，鼓勵欠發達縣市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和生態資源優勢走自

11、我積累和借力發展相結合的道路，推動欠發達縣市快速發展。（三）堅持黨政科學有為：注重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無為而治和有為而治相結合，不斷增強駕馭經濟發展大局的能力造就浙江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各級黨委政府把好方向，善謀全局，因勢利導，調控有度，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無為而治和有為而治相結合，為基層干部群眾創新創業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是一條重要經驗浙江各級黨委政府的科學有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無為而治，放手讓群眾去干。主要表現在，對一時看不準的，當時的政策環境不允許而廣大老百姓又愿意干的事，則按照鄧小平同志一再倡導的“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的要求，放手讓

12、群眾去干。當時，省委總結實行了“三個允許”、“五個不”的領導方法，即“允許試、允許闖、甚至允許犯錯誤”，“不爭論、不攀比、不張揚、不氣餒、不動搖，”以及“堅定、清醒、有作為”的工作思路。這里，無為而治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敢于為廣大干部群眾的探索挑擔子，并及時總結和推廣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其二，有為而治，引領群眾去干。即對看得準的，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和國家政策的事物，對企業和群眾需要做而又做不了的公共事業，省委省政府謀在前面，干在實處。如黨的十五大后引導個體私營經濟上規模上水平；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率先實施城市化戰略，推進城鄉協調發展；提出大力發展效益農業，大力發展高

13、等教育，組織實施以“六個一千工程”和“五大百億工程”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等。這里，有為而治不是盲目蠻干，而是順勢而為，按客觀規律辦事。近年來，省委省政府綜合運用無為而治和有為而治的領導藝術，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通過實施“八八戰略”、建設“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以繼續“走在前列”為目標，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四）提煉弘揚浙江精神：繼承傳統文化，激活文化基因，發揮文化力作用，促進經濟與文化緊密融合，不斷增強綜合競爭的軟實力經濟發展的深層原因是文化。浙江文化既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時

14、代特點。其中，“義利并重”的價值觀念和“工商皆本”的文化傳統，孕育了浙江人精明的商業頭腦和務實的群體性格；先天不足的資源條件和人口密集的生存壓力，造就了浙江人的自強意識和拼搏精神；對外交流的悠久歷史和多元文化的熏陶，塑造了浙江人的創新意識和開放心態；“百工之鄉”的技能傳承和尊師重教的文化積淀，哺育了浙江人的專業技能和聰明才智。這種“文化基因”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通過不斷挖掘、提煉、豐富和發展，成為浙江人率先進行市場取向改革的精神支撐，成為推動浙江區域經濟發展的不竭源泉和強大動力。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依靠“四千精神”，想盡千方百計，走過千山萬水，說遍千言萬語，經歷千辛萬苦，勞動致富，白手起家

15、。幾乎每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都有“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經歷，每一個成功的創業者，都有一部艱辛的創業史。浙江人可能會倒下，但一定會站起來。這種自立自強、敢闖敢冒、百折不撓、頑強拼搏、不圖虛名的意志和品質，是浙江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省委省政府及時總結提煉了“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與時俱進地倡導“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和“創業創新”的精神，激勵廣大干部始終保持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經濟與文化的緊密融合，催生了浙江的文化產業。浙江按照“轉出一批、改出一批、放出一批、扶出一批”的思路，積極培育和重塑文化發展主體。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文化領域培育一批民營文化企

16、業。目前全省有民營文化企業4萬余家，涉及影視、印刷、演藝娛樂、藝術品經營、旅游、廣告、會展等10個行業，投資總規模達到230億元以上，從業人員50余萬人。文化產業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總之，文化與經濟相互交融構成了浙江綜合競爭力的軟實力，這種“軟實力”是浙江在區域發展中保持領先優勢的重要原因。三、浙江發展模式面臨的挑戰與前瞻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浙江經濟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今后五年，是浙江全面建設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會的攻堅階段，是全面提升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水平的關鍵階段，是堅持科學發展、加快轉型升級的重要階段。這個階段兼具“黃金發展期”與“矛盾凸顯期”的雙重特性，機

17、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過去三十年，浙江依靠體制機制的先發優勢，打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間差，區域經濟發展走在了全國前面。但是，浙江這種先發優勢還有多少？今后浙江還能不能繼續走在全國前列？浙江模式是路徑鎖定還是不斷創新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來審視，浙江仍然充滿發展的危機感、緊迫感和責任感。要看到，浙江經濟在快速發展中也付出了代價，累積了不少矛盾和問題。一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研究與開發能力較弱，高素質人才較少，自主知識產權不多，科技投入不足，專利和品牌的含金量不高，區域技術創新體系和平臺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二是體制機制的先發優勢在減弱，在全國已基本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環境下，浙江以民營

18、經濟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特色和優勢相對弱化。三是產業層次比較低，制造業總體上仍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現代服務業比重偏低，企業整體素質不高，產品附加值比較低，在中高端市場競爭力不強。四是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土地、能源、淡水等資源消耗過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過大，粗放型增長模式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節能減排壓力大。五是城鄉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夠平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發展差距有所擴大高低收入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統籌兼顧各方利益難度比較大。產生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有的是體制改革不到位、機制不健全造成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有的與浙江正處在工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