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談對公交車上扒竊犯罪及法律適用的幾點認識摘要：近年來，扒竊犯罪活動突出，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穩定和群眾出行安全 感的熱點問題，且這種犯罪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 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生活的 安定和社會穩定。但由于目前扒竊犯罪作為盜竊犯罪的一種，在定罪量刑標準上， 與盜竊犯罪完全一致，造成打擊處理力度較低，較難控制扒竊犯罪的發生。必須 引起立法、行政，司法各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按照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充分 考慮扒竊犯罪的主觀惡性，提高對扒竊犯罪的定罪率，有效打擊扒竊犯罪行為， 最大限度地預防乖減少扒竊犯罪的發生。關鍵詞：扒竊犯罪；法律適用；定罪；量刑在公交車上進行扒竊犯罪所侵害的對象，大多數為乘坐公交車

2、的普通百姓。 對于這一群體來說，如果發生被侵害，往往會在他們的生活上、精神上造成極大 損害，甚至影響到家庭的安定和穩定，這類犯罪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如果打 擊不力，就會使得百姓對外出乘坐公交車失去安全感。近年來，扒竊犯罪活動突出，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穩定和群眾出行安全感的熱 點問題，日益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視。本文重點分析當前扒竊犯罪的新情況和新 特點，研究提出法律適用相關見解。一、扒竊犯罪的概念及構成扒竊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不同的掩護方式，采取一定技術性手段 或者其他秘密手段，竊取他人隨身攜帶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其構成具有以下特征：（一）扒竊犯罪的客體，是侵害公私財產所有權。犯罪對象主要是

3、隨身攜帶的 公私財物。扒竊犯罪與盜竊犯罪不同，將扒竊犯罪的侵犯客體歸于公私財產所有 權并不合適。這里所講的“財物”應是指便于攜帶的物品。（二）扒竊犯罪的客觀方面，一般表現為秘密竊取的方法，將他人的財物置于 自己的控制之下，并非法占有的行為。表現形式有徒手扒竊作案；利用刀刃等工 具割破進行作案：利用剪刀剪斷進行作案。（三）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即達到刑事責任年齡，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為扒竊犯罪的主體。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 應負刑事責任”。（四）主觀方面為直接故意犯罪，即行為人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竊取他 人財物的行為，過失行為則不構成本罪。行為人明知是他人所有或持

4、有財物， 基 于非法據為己有的目的，采取一定的掩護方法，利用技術手段予以秘密竊取的行 為。二、當前扒竊犯罪的新情況和新特點近年來，扒竊犯罪嫌疑人為逃避打擊處理，在進行扒竊犯罪活動的更加詭秘， 在作案過程中又出現了新的情況，在作案手段上有了新的特點。（一）扒竊犯罪趨于結伙作案以往扒竊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單獨作案， 雖然依靠一定的技術作案，但常常被 偵查員連人帶臟一并抓獲。近年來，他們為逃避打擊，大多以親緣、地緣或其他 關系為基礎結成團伙，少則三五人，多則十幾人，共同實施扒竊犯罪活動。（二）扒竊犯罪趨向職業化扒竊犯罪成本小、見效快、處罰輕、風險小，所以成為扒竊犯罪分子從事的 主要犯罪活動之一，甚至成為

5、他們謀生的一種職業。據統計，在20XX年北京市某分局抓獲的扒竊犯罪嫌疑人中，有勞動教養以上前科的扒竊慣犯就占抓獲總數 的30%左右，曾被治安拘留的人數占比例更高。（三）扒竊犯罪出現暴力化傾向在扒竊犯罪分子中相當一部分人員， 作案時都攜帶匕首、折刀等兇器，一旦 被害人、群眾或偵查員發現，他們先是語言威脅，當被抓捕或扭送時，即由暗偷 轉為明搶，孤注一擲，行兇傷人。三、當前扒竊犯罪定罪量刑的標準目前，扒竊犯罪作為盜竊犯罪的一種，在定罪量刑標準上，與盜竊犯罪完全 一致。（一）最高司法機關對盜竊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施行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 題的解釋，盜竊公

6、私財物“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 標準如下：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為數額較大；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五千元至二萬元以上的為數額巨大；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 對于一年內入戶盜竊或在 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以盜竊罪定罪處罰。（二）公安部對盜竊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規定公安部1993年3月頒布的關于修改盜竊案件立案統計辦法的通知中規 定，已將扒竊犯罪的立案標準提到“不論盜竊財務數額多少，均立為刑事案件”的高度，可見扒竊犯罪的主觀惡性，在執法實踐中已經得到普遍的共識。 但是此 立案標準與現行刑法在

7、對扒竊犯罪的定罪量刑上存在巨大差異，致使根本無 法有效實施。以北京為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盜竊數額在 1000元以上的，才認定為犯罪。四、對打擊扒竊犯罪的法律思考（一）現行刑法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扒竊犯罪主體的主觀惡性扒竊犯罪為故意犯罪。結合扒竊犯罪的特點，筆者認為扒竊犯罪與一般的盜 竊犯罪有著較大區別，特別對竊取財物的數額和價值取舍上， 主觀意志難以起到 決定作用，基本上是相機而動，能偷多少偷多少，偷盜什么算什么。主要取決于 被害人隨身攜帶財物的多少和行為人自身扒竊技術的高低。所以，以實際竊取數額來認定犯罪，因為行為人客觀上竊取財物為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而不作為犯罪 處理，就顯然放

8、縱了扒竊犯罪嫌疑人。（二）對扒竊犯罪定罪量刑應符合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在刑法理論上，對犯罪行為的定罪量刑存在著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爭論。客觀主義認為，定罪量刑應以外部行為及其危害結果論斷。主觀主義認為，定罪量刑應注重的不是行為人的行為及其危害性結果，而是行為人主觀惡性的人身危 險性。筆者認為，扒竊犯罪是一種特殊形態的盜竊犯罪， 犯罪行為人在主觀上對 將要竊得財物的價值和數額沒有明確的認識，主觀惡性并不能決定最終的客觀危 害結果。換言之，扒竊犯罪竊得財物的多少的客觀結果不能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的 主觀惡性。而現行法律對扒竊犯罪這一特點未給予充分考慮，將扒竊犯罪等同于 一般意義的盜竊犯罪，以盜竊犯罪的定

9、罪量刑標準對扒竊犯罪進行量刑， 就使主 客觀原則在扒竊犯罪的定罪量刑上難以得到充分的體現。（三）在定罪量刑上把扒竊犯罪與一般意義盜竊犯罪區分開筆者認為扒竊犯罪在定罪量刑上與一般意義盜竊犯罪明確區分開來十分必 要，提高定罪率比單純增加刑罰量更能有效地控制扒竊犯罪的發生。由于扒竊犯罪的特殊性，特別是由于多數扒竊犯罪的實際損害結果難以確切體現出扒竊犯罪 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在對扒竊犯罪定罪量刑時，應按照主觀客觀相統一的原則， 不僅考慮“數額較大”的實際損害結果，還應適當在對行為人主觀惡性上相對有 所傾斜，明確“是扒即罪”，不論數額多少，均認定為犯罪。“數額較大”應作 為扒竊犯罪的量刑情節，而不應作為定罪情節。綜上所述，扒竊與一般盜竊不同，這種犯罪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 極易在人民 群眾心理上造成不安全感和對司法機關打擊、 防范犯罪能力的不信任感，必須引 起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