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與關系分析   內容 摘要：本文對中部6省19872003年的fdi和gdp數據進行了實證 分析 ，認為fdi的流入對中部地區的 經濟 增長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還初步分析了 問題 形成的原因，希望對中部省份在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的新形勢下，為引進外資、 發展 經濟的政策制定提供 參考 。關鍵詞：fdi 經濟增長 中部自20世紀80年代初沿海發展戰略到90年代末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中部地區已成為全國的“經濟凹地”，中部地區經濟地位相對下降，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東部大發展、西部大開發、東北經濟振興的新形勢下，中部地區經濟結構

2、轉型所面臨的國內與國外的壓力將會加大，“經濟凹地”有可能會加深。如何在新的區域發展戰略中真正實現東西互動、促進中部，使中部地區不至于落在后面，是區域發展中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2005年3月，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民代表匯聚北京參加“兩會”，“中部崛起”已經成為“兩會”的主要議題之一，無論是人大代表，還是政協委員，都在議中部、論中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外資快速發展，外資已成為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這一特征在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實踐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我國政府近來提出的中部崛起戰略，勢必會給中部地區的外商投資和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因此， 研究 我國中部地區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問題，將會給我們

3、帶來一些有意義的啟示。關于外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美國經濟學家h錢納里和a斯特勞特1969年創立的兩缺口模型最具代表性。該模型認為，大多數發展 中國 家經濟發展受三種因素約束：儲蓄約束，即國內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國內投資需求的擴張， 影響 經濟發展；外匯約束，有限的外匯收入不足以支付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本品和消費品進口，阻礙經濟發展；吸收能力約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術和管理，無法有效的使用外資和各種資源，從而影響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發展。因此，錢納里等人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能成功利用外資便可以逐漸克服儲蓄、外匯和技術的約束，增加國民總儲蓄和總投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90年代以來許多國內學者利用中

4、國的數據，對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分析。陳國宏、鄭兆濂、桑賡陶（2000）運用因果關系檢驗法和協整關系檢驗法，對中國1981年以來外國直接投資與技術轉移的相互關系進行經驗研究，認為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是技術進步的重要原因。沈坤榮、耿強（2001）構建了一個包含外國直接投資和人力資本的內生增長模型，并運用19871998年中國29個省市及自治區的有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導致了經濟增長率的增加，并且發現外國直接投資技術擴散效應的發揮程度與人力資本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蕭政、沈艷（2002）對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做了統計分析，認為外國直接投資與gdp之

5、間存在互動關系，外國直接投資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使當年gdp增加0.0485個百分點，相應的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使外國直接投資增加2.117個百分點。但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全國性的一般結果是否也和中部地區的實際情況一致？東部地區的引資和發展經濟的政策，是否也適用于中部?本文就是從區域特征入手，著重分析中部地區經濟增長與fdi相互關系的獨有特征，希望對中部地區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中部地區的fdi與經濟發展的基本運行態勢根據中經網數據中心整理的相關數據，可以對中部地區1987-2004年的fdi與gdp做出如下時間序列圖,進行初步的分析（如圖1、2）。圖1、2中可以看出，198720

6、04這18年間，中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由1987年的2763萬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531907萬美元，增長了192倍；同期gdp由2541.34億元增長到了26392.42億元，增長了10.3倍，二者都呈現出了長期的增長趨勢。其中，gdp具體表現為逐年穩定增長，而fdi的表現則存在年際間的較大差異。1987年到1990年，外商直接投資很少，發展緩慢；1988年到1990年，我國引進外資迅速發展；1991年到1994年引進、利用外資高速增長；1995年到1997年增長速度顯著放緩；1997年到1999年又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1999年后則又出現明顯回升跡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從圖中可以明顯的看出

7、，中部地區fdi與gdp的增長態勢基本相似：經濟形勢較好時，fdi增長迅速，如1992-1994年；經濟形勢惡化時，fdi的增長速度也相應的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如1997-2000年。但是，若考慮到二者總量上的巨大差異，就不能由此判斷二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而且，gdp及其一階差分序列的穩定性也值得懷疑。因此，需要進一步對其進行數學分析。fdi與gdp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為了消除可能的異方差，對fdi與gdp做 自然 對數變換后做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lnf是平穩序列，但lng不是。lnf與lng的單整階數不相同。而計量 經濟 學 理論 告訴我們，兩個單證次數不相同的

8、變量，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具體到本例，就是指19872004年來，中部地區gdp的變化，是不能用fdi解釋的。也就是說，中部地區fdi與gdp 發展 情況，與全國的統計 分析 結果并不一致，與東部地區的分析結果更不相同：過去17年間，fdi并不是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中部地區fdi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析可以進一步 計算 出這一時期內，中部地區fdi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見表2）。fdi對gdp貢獻公式為：貢獻率=(fdi增量/gdp增量)×100%；拉動度=fdi貢獻率×gdp增長率。由表2可知，中部地區1988年到2003年間，無論是fdi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是拉動度，都

9、一直徘徊在很低的水平。與同期的東部沿海地區平均水平相比，中部fdi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相差懸殊，即使同時期的全國平均水平也比中部地區高出數倍。結論分析以上分析表明，1987年到2003年的17年間，中部地區fdi的流入總體在逐年增加，但流入數量并不大，增加幅度也不穩定，各年份之間fdi的流入量非常不平衡。fdi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也非常有限，對gdp增長的 影響 是不顯著的。作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中部地區fdi規模太小造成的。由于我國的地區傾斜性梯度開發政策，中部地區與其他地區相比，fdi在行業、區域、政策、項目等各個方面都存在更多的限制，再加上在基礎設施建設、市場規范程度、法治環境、人文環境、體

10、制機制以及觀念、誠信意識和服務意識等方面還存在不少 問題 ，最終直接影響了中部地區fdi的數量與結構。以河南為例，從總量上看，2004年實際利用fdi僅占全國的2.3%，只是廣東的14.2%、江蘇的15.8%、山東的16.4%。而且在產業結構上，開放領域窄，層次較低，一般項目居多，高水平、大規模的精加工項目偏少，除商業零售、特許經營外，其他行業，尤其是高端服務領域和高 科技 領域，利用外資比重很小。另外，還是以傳統的合資為主要方式，和全國相比，利用外商投資的方式也比較單一。這種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勢必要影響到中部地區外商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我國的宏觀經濟實踐表明，投資對經濟的作用，不僅在當年表現為增長的需求效應，而且在滯后幾年中，還表現為產出的供給效應，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使中部地區的招商引資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與挑戰。中部地區應該采取積極對策，如爭取中央政府給予一系列有效的外資優惠政策、擴大國際直接投資的領域、提高fdi的利用效率等等，不斷增加外資利用的總額，優化外資利用的結構，使外資在中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中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