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明清時期土地市場化趨勢的加速摘要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業商品化程度日益增強，促進了土地市場的發育：地權轉移的高頻率與零細化，使得土地買賣愈加頻繁。因此，土地市場的發育呈現出以下特征：一是地權市場范圍繼續擴大；二是地權與資本的相互轉化；三是土地經營權的市場化。結果是土地市場化趨勢得以加快。關鍵詞明清時期；土地市場；土地經營權；土地市場化唐均田制遭到破壞以后，由于封建國家對土地買賣限制與干預的廢除，較為完全自由的土地私有制得以確立。正惟如此，唐中期至明中葉這一時期土地市場發展較為迅猛，土地買賣范圍與規模不斷擴大，土地買賣形式亦始見多樣化發展之勢，土地市場邁人了形成發展的階段。明清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地權市場范圍進一步擴大，除此之處，土地市場的發育還出現了新的跡象：一是地權與資本的相互轉化。資本流向土地，在明清之前，史不絕書。但是，通過出賣土地，獲得資本后用于商業經營，至明清時才見于史端；二是土地經營權進入市場。明代以來，定額租制得以長足發展，至清代前期，已在全國范圍內占居主導地位，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逐漸分離，土地經營權呈市場化發展趨勢。正因如此形成大規模的土地交易，土地市場化趨勢日益加快。一、土地市場化趨勢加快的主要表現(一)地權市場范圍的繼續擴大宋以降，封建國家“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私有土地的買賣日益廣泛和頻繁，國有土地如官田、學田亦漸次卷入交易。明清以來，明代的官莊、屯田，清代的旗地，都突破了買賣禁令，或典或賣，以各種名目進入地權市場。宋代開始出現的族田，明清時期也卷入買賣之中。明人國有土地有官莊、屯田、沒官田、無主荒地等，法律上禁止買賣，但明中葉以后逐漸向私有和民田轉化，并進入土地市場。官田多招人承佃，承佃既久，遂“各自以為已業，實與民田無異”。雖然官田禁止買賣，但在佃權的轉讓過程中，形式上的承佃契約變成買賣契約，實際上也就實現了地權的轉移，所謂“其更田實同鬻田，系契券則書承而已。”屯田尤甚，明人馬文升說：“屯地多為勢家侵占，或被軍士盜賣。”滿清莊田旗地，本來是嚴禁買賣的，后來也卷入了土地市場之中。針對旗地典賣的現象，康熙時曾規定：“官兵地畝，不準越旗交易；兵丁本身種地，不許全賣”。實際上默認了旗地在旗內的交易，缺口一開，旗地交易勢頭日漸難遏，至乾隆間不得不繼續放寬，“準其不計旗分，能融買賣”。由于旗人家庭人口繁衍及其腐化驕奢，不事生產，開始多以保留地權，出典旗地的方式進入市場。盡管清王朝多次大規模為旗人贖回典田，但旗地之卷入土地市場，并由典而賣的趨勢是難以阻遏的。乾隆四年，民典旗地就達數百萬畝，典地民人至數十萬戶。乾隆十年，民典旗地就達數百萬畝，典地民人至數十戶。乾隆十年，舒泰反映“旗地之典賣者已十之五六”。早在雍正年間，皇帝就指出，旗地買賣“相沿以久”。至道咸年間，“大抵二百年來此十五萬余頃地，除王莊田而外，沿未典賣與民者，蓋亦鮮矣。”迅速增加的族田也成為土地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族田的形式起源于北宋范仲淹設立的蘇州范氏義莊，此后向全國各地推廣，至清代時進人高峰。清代族田的迅速增多，主要是通過多種形式從土地市場產生的。宗族通過多種途徑典買田地，不遺余力，不得典賣族內成員田房的規定，也被突破。宗族尤強調絕買地權常有專人負責，力求手續齊全。族田的出賣相對較少，朱熹家禮族田“不得典賣”的原則，為各地族訓所恪守不渝。廣東南海黃氏族田，自宋朝以來，皆為宗族永遠世守管業，“不得賣與外人，亦不得招引外人居住。歷來無異，例禁甚嚴，如敢違，即將此人永遠出族”。盡管如此，族田進入市場之勢不可遏止，據考察，在清代廣東土地買賣中，宗族是最大的買家，又是最大的賣家，而且往往是在宗族之間進行的。多因“闔族急用”，經全族人商議而出售。非族田土地交易亦受到宗族的干預，不過這種束縛漸趨松弛。地權交易的親鄰優先權，是地權市場的特殊傳統習俗，唐宋官府法律與家訓中就有明確規定，明清地權市場仍受到宗法血緣關系的深刻影響和嚴重約束。宗族勢力對地權市場的正常運轉存在很強的干擾，這種非正常干擾受到交易者的抵制，官府也力圖排除。隨著明清土地市場的發育，這一傳統習俗走向式微，至清代開始提出廢除“優先購買權”。雍正三年河南巡撫田文鏡針對“豫省有先盡業主鄰親之說，他姓概不敢買，任其乘機揩勒，以至窮民不得不減價相就”，規定：“田園房產，為小民性命之依，敬非萬不得已，豈肯輕棄。既有急需，應聽其覓主典賣，以濟燃眉。”不論何人許買，有出價者即系售主。如地主之鄰，親告爭，按律治罪。雍正八年清廷規定，已經成交的田地買賣，若有人“執產動歸原先盡親鄰之說，借端掯勒，希圖短價者，俱照不應重律治罪。”楊國楨在(閩北土地文書選編)所收77件文書中有14件載明已先盡親房伯叔等無力承買外，絕大部分文書聲稱：“共田系是自置物業”，或“其田系承父遺授物業”，或“其田系是分定之業”，因而“與親房伯叔等各無干涉”。這無異于宣告。我的田地屬于自己，有自由買賣支配的權力，宗族不要橫加干涉。宗族勢力較強的福建尚且如此，其它地區更甚，田地買賣，都不顧這種優先權，而以買價為最高原則，誰出價最高，誰就能購得土地，無論是親族還是外人。因此，有的宗譜諄諄告誡族人，田宅“族人互相典買，其價比外姓稍厚，不得用強輕奪。違者具告宗子，合眾處分。”宗族優先權的削弱，一方面說明干擾地權市場發育的非經濟因素減輕，另一方面，地權交易向宗族外發展，說明地權交易的覆蓋面在擴大。綜上所述，明清以來，隨著國有土地與族田大量涌人土地市場，以及土地買賣中宗法關系的日益削弱，地權市場范圍隨之亦日趨擴大。(二)地權與資本的相互轉化通常所見，都是資本投入到土地的單向流動，逆向運動者絕少，歷代皆然，宋至明清仍未脫其窠臼。所謂“富商巨賈，挾其重資，多買田地，或數十頃，或數百頃”。事例不勝枚舉，正如陶熙租核推原所說：“上至紳富，下至委巷工賈胥吏之儔，贏十百金，莫不志在良田。”明清時期出現了前代少有的現象，即客籍商人在外地大量購買土地。跨省際異地購買田產，在宋代僅見于大官僚，他們因履職客寓異地而購買田產。明清商人則紛紛在客居地置產，這是商業資本發展的必然結果。清政府曾查禁“越境買產圖利占據者”，尤其是在商販聚集、鹽賈富戶頗多的揚州、漢口、徽州等地，但令行不止。徽商在家鄉置地數量有限，而在外鄉置地則不少。晉商在外地置地也越來越多，乾隆五十年，河南連年饑饉，有田地之家紛紛變賣糊口。有的甚至把即將成熟的麥地賤價出售，以渡過青黃不接的難關。山西等處商人“聞風赴豫，舉放利債”，大肆收購土地。災荒最嚴重的河南鄭縣，兩年后，土著“在籍置產者，尚不及十之一二，西商射利居奇者，已不啻十之八九”。嘉慶間，直隸災荒頻仍，地價狂跌，“本處富戶及外來商賈，多利其價賤，廣為收買”。陜南山區，流民墾荒進入一定時期后，繼續涌至的客民，“有資本者買地典地，廣辟山場；無資本者佃地租地，耕作謀生。”許多商人進而定居于客籍地。更為重要的是，相反的情形也出現，即出賣田地直接或間接地用于商業經營。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體，這在宋以前就是普遍的現象，但出賣田產轉化為商業資本，則直到明清才見諸史端。今存明清時期的徽州契約，此類事例就不少。劉紹泉匯集了明代天順至嘉靖年間徽州因經商出賣田地的9份契約，內有幾份是因為家庭主要勞動力外出經商，妻小在家無以度日而出賣田地者。也就是說，其中有的是因商業資本周轉無著，無法寄錢回來贍家，出賣田地實際上是間接用之于商業，例如成化十五年程道容賣出15畝地計6兩銀，原因是“父程社和借銀買賣無還”。另有幾份契約則明確記載，出賣田地是因為“買賣無本，或買賣少本”，或“各商在外，無措”等，這顯然就是將田地財產轉化為商業資本。章有義所輯清代事例也是如此。如乾隆七年休寧人胡景文，道光六年黟縣胡氏出買田產，都是由于“店業虧空”、“客帳未清”而將祖產變賣，償還商業經營所欠債務。康熙二十六年休寧胡率之將自己親手所置田業出賣與堂弟名下為業，也是“因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