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歷史課堂對于“治世”的講述大多遵循正史描述，如人教版高中歷史選擇性必修4“古代中國的政治家”中對唐太宗“貞觀之治”的介紹就用了以下幾個關鍵詞：選賢任能、虛懷納諫、勵精圖治、文德治國及促進民族團結、開放的對外政策等。依此講述，歷史課堂會呈現一個積極作為的古代帝王形象，即“大唐盛世的奠基人唐太宗”。但同時，這種描述難免會有一些“高、大、全”的光環。因為唐太宗德才兼備、具有“圣君”氣質，所以才會出現“貞觀之治”。于是慢慢地，“治世”與“圣君”互相依襯、互為成就的模式會出現于歷史教學中。那么，有沒有另一個角度去看待這段歷史呢？本文嘗試對此進行討論，以與各位老師商榷。根據記載，唐太宗李世民實際上非常介意即位的合法性問題。雖然對于史官如實記載武德末年謀殺兄弟、奪取王位一事他表示可以接受：“若有不善，亦欲意味鑒戒，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以維持自身一貫的“開明”形象。但同時他堅持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告訴史官這是一種類似于為天下謀利而殺親的義舉：“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更重要的是，在辯護的同時強調“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言下之意，史官的記錄不要過于冗長繁雜，不要深究與即位有關的細枝末節。直接一點說，史官不應該記述“玄武門之變”。由這段記錄，我們可以獲得另外一個觀察唐太宗的角度：因為對自身即位合法性的憂慮（殺害有繼位合法性的太子獲取權位），同時也為平復臣子的疑慮及昭告天地諸神，李世民要竭盡全力、創建前無古人的“文治武功”來為自身正名一一他是符合天意、德配其位的王者而非篡位之徒！所謂“文治”主要體現在內政上，這里強調兩點：其一，制禮作樂，樹立威嚴。貞觀十一年（637），唐太宗命房玄齡、魏征等依照隋禮作《貞觀禮》。先秦時代的“禮”大多是在有血緣關系的人群中施行，用以區別長幼尊卑、貴賤上下，同時也規范人們的行為。比如喪禮，根據與逝者關系的遠近不同，人們的喪服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之別，親疏高下立見。同時，因為穿著喪服，所以不能“聽樂”，對自己的行為態度要有控制，即《荀子·哀公》所言“齊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2例如祭祀，天子祭天地，代表至尊，而庶人只能祭祖，強調的是不同。“樂”則是祭祀時大家都唱一樣的歌，強調的是血緣族親認同。這就是古人所云的“禮求異、樂求同”。但在秦之后，“禮”不再是溫情脈脈的家族內部規矩，而開始具有殺氣與“法”的氣質，其最主要功能是維護皇帝尊嚴。唐太宗之“貞觀禮”，自然少不了隆重的祭天、祭祖儀式（新增天子上陵、朝廟、大射等內容），但同時需關注這些規定：在君臣界定上，一方面突出“君”的唯一，如參照圣君周文王所為，“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后’，規定“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并不須避”。[3]世民，這是至尊的“名”，需要以“禮”及法的形式標注出來。另一方面加強“臣”的整飭，貞觀四年下詔：“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4通過服飾區分官員等秩，不可逾越。在貴族群體的界定上，李世民洗牌了重要的社會階層。貞觀六年（632）作《氏族志》，貶抑崔、盧、李、鄭等傳統大族，將李唐新貴置于首位，以重新設定族群的尊卑。同時，李世民整肅婚禮形式，主要針對魏普大族，改變其嫁女“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的習俗。此外，以宗室帶頭示范的方式強化“尊親禮”。貞觀六年（632）南平公主下嫁禮部尚書王珪之子王敬直，“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5遵守并完成傳統的“婦見舅姑”禮儀。其二，掌控對經典的解釋，統一思想文化。唐太宗在平定天下后，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塑對經典的解釋。他召集了杜如晦、房玄齡、陸德明、孔穎達等名家，于貞觀十六年（642）完成《五經正義》定稿。這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事件，意味著唐太宗已經在傳統思想領域獲得制高點。只不過強大皇權的彌漫也使得思想失去了自由的空間，“令以《五經正義》為登第科目，故經說一定，爭端以絕，或惟有以暗誦《五經正義》而自足，不再務求新說。”思想領域“盛世的平庸”現象隨即出現。再來看“武功”。對外軍事方面，唐太宗開疆拓土、平定四夷，贏得了“天可汗”的稱號。從貞觀四年開始一直到貞觀二十一年，基本實現對西域北疆及遼東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開疆拓土的過程中，太宗擁有眾多投誠并任職高位的異族將領，他們在軍事作戰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僅以二例簡要說明。阿史那社爾，貞觀九年（635）率部投奔，娶衡陽長公主，官拜鎮軍大將軍；先后參與對高句麗、薛延陀、龜茲、于闐的軍事行動。契苾何力，貞觀六年（632）歸降，歷任左驍衛大將軍、昆丘道總管等重要軍職，在對吐谷渾、高昌、西突厥、龜茲等戰爭中表現神勇，高宗時獲封涼國公。將軍事大權交與突厥、鐵勒等歸順的異族首領（且這些“異族”帶有很強的沖擊力與敏感度），這在古代中國是極為罕見的。從這個層面來看，太宗“武功”含金量是非常高的。而這種任人不避嫌的舉措，在唐代社會也得到了延續，例如眾多異族人如波斯人李元諒等擔任節度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體現。所謂“盛唐”，這一點應該是非常重要的指標。必須承認，唐代中原政權確實因為太宗的積極舉措而獲得最大限度的前進動力。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文治武功”始終圍繞著“樹立皇帝合法性與最高威嚴”這一目的展開。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唐太宗發出“曩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這種豪言，也有著釋放內心深深焦慮的意味。行文至此，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思考：唐太宗的巨大成就是否意味著他一定是“德行高尚”者？能不能將“治世一一君德”互為認證作為認知歷史人物的范式？我們還是來看史料，如有關“君臣關系”，唐太宗如是說：“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8這場對話涉及的主要人物是隋煬帝的舊臣裴虔通。唐太宗指出，裴氏原為隋煬帝心腹，官至通議大夫，卻主動參與反對隋煬帝的叛亂并“親為亂首”，這是一種不符合君臣之道的惡劣行為，他也因此將裴氏削爵發配。關于什么是君臣之道，唐太宗給的解釋是“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即便君主再昏聘無道，也不能成為臣不忠的理由。字里行間我們能夠感受到作為帝王的李世民，是將君尊臣卑視為天經地義的制度。因為同樣的理由，唐太宗將有功于現政權的隋朝舊臣全部貶斥。《禁錮亂臣子孫詔》這樣記錄：“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所謂“天下之惡”就是臣對君的不忠。我們知道，嚴格君臣尊卑是法家的代表性言論。如《韓非子·忠孝》所言：“臣事君…此天下之常道也。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10]為了維持這種尊卑常道，帝王要有掌控臣下的威勢與權力，要建立嚴苛的刑法使所有人觳觫。正是依照法家這種理論建設，古代中國才實現了從秦至清漫長時段里的皇帝獨尊制度。皇帝的身份使得唐太宗對屬下的定位就是“卑臣”，他與古代中國眾多帝王一樣有著威嚴而冷酷的專制面孔。因此，我們不能因為他的治世而主觀想象其道德操守。與其說唐太宗德行高尚，不如說他的行為符合身份與時代特點。換言之，我們認知歷史人物時應該把他放回所在的歷史情境中。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以周武王為例。歷來史書多稱其是討伐暴君、道德高尚的圣人，但如果翻閱《逸周書》就會發現“武王伐紂”整個過程充斥著血腥。如《逸周書·克殷》記載武王梟首的過程：“武王…適王所…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適二女之所……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再如持續很久、大規模殺人牲祭祀，《逸周書·世俘》記載：“薦殷俘王士百人。”[因為“小邦周”對“大邑商”進行討伐有“弒君”的嫌疑，為獲得自身行為的合理性，武王在獲勝后不斷殺人祭祀神祖，而被殺的這些人牲多是殷商戰俘。那么，我們能根據這些記錄認為武王是個殺人狂魔嗎？當然不能。正確的解讀方式是將武王放回他所在的歷史時代：商周時代是一個祭祀文化暢行的年月，以戰俘作為蔡祀犧牲是當時常見的行為。那時的人牲在人們眼中是與牛、羊、犬、豕一樣的獻祭品，沒有“人的生命寶貴”這種概念，有著祭祀文化背景的武王，其行為非常符合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因此，我們不能因為武王討伐暴虐的商紂而冠以道德高尚的“圣賢楷模”，也不能因為大量殺人祭祀而認為他是一個殺人狂。武王只是一個符合歷史時代的人物，他有才干、有軍事能力，但這些都與他的道德品質無關，唐太宗亦然。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學習中認知歷史人物是重要的內容。特別是那些擁有“文治武功”的王者，由于歷代正史書寫使然，他們往往被披上“圣人”的外衣，因“治世”而成圣。這種書寫、記錄與評價人物的方式，在今天顯然是不合適且需要商榷的。我們知道，了解、評價一個人物，從來不是簡單的是與非問題，它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