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讀《三字經》？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假期里，有一種品嘗叫《》。總長43集的《錢文忠解讀〈三字經〉》，自農歷正月初二在央視《百家講壇》推出之后，引起許多人的關注與熱議。《解放周末》特請主講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寫了此文，現予發表，以讀者。我很愿意借《解放周末》就錄制節目及編相關圖書過程中的一些感想，向大家作一個簡單的匯報，也借此機會向大家請教。《三字經》是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說，是我們自以為熟悉其實非常陌生的一部書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漢族人的心目里，《三字經》可謂是再熟悉不過了。有誰會承認自己不知道《三字經》呢?然而，真實情況又是怎么樣呢?傳統的《三字經》總字數千余字，三字一句，也無非三百來句。但是，恐怕絕大多數人都只知道前兩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緊接下去的兩句“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數，也許馬上就要打個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隨口誦出接下來的“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的人，大就寥寥無幾了。同時，我們心里卻都明了：這只不過是《三字經》的一個零頭罷了。也就難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為“新世紀高等學校教材”的教育史專著里，就竟然連引用《三字經》都引用錯了。這只有用自以為爛熟于胸后的掉以輕心來解釋。僅此一點，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這么一個事實：《三字經》是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說，是我們自以為熟悉其實非常陌生的一部書?說“熟悉”，在今天無非只是一種自我感覺而已，在過去則是不爭的事實。《三字經》是儒家思想占據主流地位的傳統中國社會眾多的兒童蒙學讀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種，且居于簡稱為“三百千”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讀書人基本上由此啟蒙，從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舉之路。讀書人對于它，當然是縈懷難忘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就連傳統中那些通常認字無幾，甚或目不識丁的底層百姓，起碼也對“三字經”這個名稱耳熟能詳，時常拈出幾句，掛在嘴邊。歌劇《劉三姐》中有一個場景：一群方巾學士結隊來和劉三姐斗歌，搖頭晃腦，引經據典，詩云子曰。顯然沒有受過儒家教育的劉三姐面對這群不知稼穡的膏粱紈绔，俏皮而尖刻地直斥“餓死你個‘人之初’!”正是一個好例。說“陌生”，情況就比較復雜了，需要分幾個方面來講。就算在傳統中國，《三字經》被廣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戶曉、影響深遠的程度。但是，倘若就據此認為，傳統的中國人就都對《三字經》有通透而徹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證據起碼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正是由于身為童蒙讀物，《三字經》才贏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曉度。然而，卻也正因為身為童蒙讀物，《三字經》也從來沒有抖落滿身的“難登大雅之堂”、“低級小兒科”的塵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此之謂。中國傳統對兒童啟蒙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對童蒙讀物的淡漠遺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確實，清朝也有過那么一些學者探究過秦漢時期的童蒙讀物，比如《史篇》、《倉篇》、《凡將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們的目的乃是滿足由字通經的樸學或清學的需要。至早出現于宋朝的《三字經》自然難入他們的法眼，絕不在受其關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國教育史上，也就難以為《三字經》找到適當的位置了。這大很讓中國教育史的研究者尷尬。在一般的教育史類著作里，我們很難找到《三字經》的蹤跡，起碼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陳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國教育史》被譽為“資料翔實，自成系統，被列為大學叢書教本，有較大的影響”，是“內容更詳盡、體系更宏大、理論色彩更濃厚的中國教育通史著作”。這些評價，都是陳書當之無愧的。然而，遺憾的是，在其中依然難覓《三字經》的身影。這是很能夠說明問題的。如此普及的《三字經》居然連作者是誰都成了問題，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其次，當然也是上述原因影響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經》居然連作者是誰都成了問題，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傳統中國的版權和知識產權念本來就相當淡漠。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三字經》的作者也許還因為它只不過是一本兒童啟蒙讀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將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來的學者，即便是以考訂辨疑為時尚的清朝學者，大致因為類似的緣故，也沒有照例將《三字經》及其作者過一遍嚴密的考據篩子。關于《三字經》的作者問題，當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顧靜(即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三字經》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穩妥的交待。《三字經》甫問世，其作者已經無法確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確地說“世所傳《三字經》”，是“不知誰氏所作”的。于是，王應、粵中逸老、區適子都曾經被“請來”頂過《三字經》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類說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國年底，或許是因為“科學”之風彌漫了史學界，就有“高手”出來，將《三字經》的成書看成是一個過程。說到底，無非是將可能的作者來個“一勺燴”：由王應，經區適子改訂，并由明朝黎貞續成。如此而已。現在，還有很多人傾向于認為《三字經》的作者是宋朝大學者王應。當代另一位《三字經》的功臣劉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經〉講記》里就是持與此相近的態度。不過，我以為，可能還是以顧靜先生括的意見更為穩妥：“世傳”、“相傳”王應所。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古人蒙學特別看重背誦的功夫，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蒙學師基本不負講解的責任。《三字經》等童蒙讀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記誦。更何況，古時的蒙學師，絕大多數所學有限，不能保證能夠注意到《三字經》本文中的問題，更未必能夠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說。偶或也會有博學之士為孩童講解，但是，又絕無當時的講稿流傳至今。因此，面對童蒙讀物《三字經》，我們并沒有完全理解的把握。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話，那也終究是非常可疑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四句，表面上看，沒有任何難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釋。可是，真的是這樣嗎我在這里，就拿《三字經》的前四句做個例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四句，許多人都可以瑯瑯上口，表面上看，沒有任何難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釋。可是，真的是這樣嗎?既然“性本善”，怎么緊接著就會說“性相近”呢?難道不應該是“性相同”嗎?這里豈不是明顯存在著邏輯問題嗎?更何況，“人之初，性本善”又究竟是哪一位儒家大師講的話呢?對不起，沒有任何一位儒家大師說過“人之初，性本善”。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解釋和理解呢?我們一定要注意，儒家對于人性是善是惡的看法并不是統一的。儒家關于人性的理論主要有三派：性善、性惡、性有善有惡。其實，西方的思想家也有類似的分法。這方面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歇過，大也沒有哪種說法可以定于一尊。比如孔子，他是持人性有善有惡的看法的，并沒有下過斷言。荀子則是認同性惡的。而孟子卻是傾向于“性善”的。孟子性善說的根據是什么呢?《孟子·公孫丑上》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而不是禽獸，就是因為有這“四心”。然而，憑什么說，人都有這“四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