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連續技術并購與企業績效研究的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目錄TOC\o"1-3"\h\u1256企業連續技術并購與企業績效研究的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1125311.1概念界定 1198711.1.1連續技術并購 1157741.1.2組織學習 2251651.2理論基礎 35601.1.1技術追趕理論 3299221.1.2吸收能力理論 3289681.1.3動態能力理論 4237971.3文獻綜述 478461.3.1動態能力與企業并購 454971.3.2組織學習與連續并購 5234891.3.3組織學習與企業動態能力 5116041.3.4技術并購與企業績效 674961.3.5動態能力與企業績效 7270291.4動態能力視角的連續技術并購理論分析 74514參考文獻 81.1概念界定1.1.1連續技術并購技術并購概念最早是由Williamson(1975)提出，并且提出了三階段創新理論，他認為技術并購是只發生在較大的公司并購較小的公司以得到技術。學者劉開勇(2004)也支持這一觀點認為技術并購是大公司對小公司的收購來獲取所需的新技術的行為。但部分學者也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自己的定義。謝偉等(2001)覺得技術并購的主體并不僅僅限于大企業，中小企業也可以在某些情況下蛇吞象。Bena&Li（2014）則是從動因出發，認為企業無論大小通過技術并購主要是為尋求外部技術，以獲得協同效應這也是本文所認同的觀點。韓俊華(2018)在研究中說明技術并購是技術外部獲取的方式之一，不同于技術購買直接購進別人的成熟技術，技術并購將被并企業的研發能力、研發團隊同技術一并納入，將更有利于對并購來的技術的控制，便于充分的吸收和整合。對于連續并購概念的界定一直都沒有一個權威的定論，Fuller以1990-2000年為研究區間，共統計了了539家上市公司的數據，定義連續并購是3年內進行并購活動5次及以上。同樣的，Doukas（2007）也認為連續并購應有時間和次數的限制，也是限制在三年內不少于五次。Croci（2009）則將時間延長，認為是五年內不低于五次即可。而Qian（2008）等研究者則進一步放寬了條件，在選取公司進行研究時標準為5年內不少于2次即可。因為較發達國家研究連續并購晚一些，所以對連續并購概念的定義上我國既借鑒西方國家又有比較適合我國情況的標準。韓立巖（2007）為了研究連續并購，樣本要求和Croci（2009）相同，是五年內并購的數量為兩起及以上。楊君慧（2011）等人則不再局限于具體時間和并購次數，而是認為每次的并購不再獨立，相互之間有一定的聯系的多起并購，就可以認為是連續并購這也是本文所認同的觀點。綜合以上研究，本文將連續技術并購定義為企業通過在一段時間內，這個時間長短沒有限制，進行的多次并購來獲取技術等知識資源的經濟行為，且多次并購有一定的聯系，這里的并購既可以是大公司對小公司也可以是小公司對大公司，從而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幫助企業進入新的科技領域，實現持續性經營，提高市場收益。1.1.2組織學習組織學習這個概念是由Argyris和Schcm（1978）正式提出。認為組織學習是為了適應環境，進行學習，使組織在動態環境中發現缺陷并不斷的彌補缺陷以維持穩定。自此，諸多學者們開始把目光放在了組織學習這一新的理論上。Huber(1991)和Edmondson（1999）認為組織學習是內部人員為了企業可持續發展而利用大量的信息和經驗來調整自己的行為。Kim(1997)、陳國權（2000）和Gerard(2000)認為組織學習是指企業通過學習來使其能擁有更和諧的交往環境和更規范的規章體系以最后達成目標。從知識的角度，Nonaka(1995)、Bontis(2002)和陸杉(2012)提出組織學習是獲得新知識和整合新知識的重要過程。楊建鋒（2008）提出組織學習會形成知識流并且深受知識管理策略的影響。陳斌(2008)、石春亮（2011）認為組織學習是組織通過學習來獲得所需的知識或者創造全新的知識，建設適合自身發展規劃的組織內部知識體系，把外部知識發展為內部知識進而幫助企業更好適應動態的外界環境。綜合以上發現，雖然目前學術界對于組織學習的概念還沒有統一，但還是可以根據他們的結論總結出組織學習的三個特點：首先，組織學習是需要通過比較長時間的較多數量的活動的積累而不是某一次的行為就能達成的。其次，是知行的統一所以公司既要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也要將學習到的經驗真正的應用到實際管理決策中；最后，一般目的是調整企業決策來進一步提升市場競爭力和企業績效。本文認為組織學習是組織為提高績效和持久發展而積極學習過去的并購成功經驗，并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下隨之調整所做的決策使其更適合企業自身的發展需求。1.2理論基礎1.1.1技術追趕理論后發企業顧名思義可以認為是相比于頭部企業在技術方面比較落后的企業，Hobday（1995）認為其指和發達國家的先發企業相比，技術不夠先進的企業。所以技術追趕理論主要研究了后發企業為進一步的發展，卻受限于身處于發展中國家各方面都比較落后，就不得不積極向外界的先發公司尋找需要的技術，努力追趕發達地區企業的步伐。而且先發企業憑借領先世界的技術，早早的壟斷市場迅速發展，使得先發企業和后發企業之間的差距越來越遠，后發企業想要追趕上先發企業的難度也就越來越大。Kim（1980）提出了一個三階段模型用來描述后發的企業如何追趕前發企業并將技術吸收后如何積累和改善的過程。Kim（1997）進而指出落后國家的后發企業的技術追趕本質是從獲得技術到開發技術前期的逆向過程。Lee（1988）和Lim（2001）則覺得后發企業的追趕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如果時機成熟時，他們可以跨越一些步驟。吳先明（2014）學者通過案例分析得到技術追趕不僅可以提升技術水平，還能拓展海外市場。所以技術追趕理論可以很好的解釋企業通過技術并購來追趕先發企業的原因。1.1.2吸收能力理論吸收能力理論主要是研究了企業如何發現新知識的價值，并在充分的吸收了新知識后如何的將其應用于企業的日常活動中以實施其所指定的計劃并達到最后的目的這一過程(Cohen&Levinthal,1989,1990)。而后發企業，因其多種劣勢，想要發展，技術追趕成了唯一選擇，而其對技術的吸收良好的能力是其向前發企業實施追趕的前提（Mathews，2002；Takechi，2011）。該理論認為，企業對于新的外部技術的整合吸收能提高其創新能力，并且相應的提高其企業績效。一般情況下，技術吸收整合知識能力強的企業要比弱的企業更能真正的吸收獲得的新資源為己所用。而研究認為潛在的吸收能力是實際吸收能力的基礎，所以企業只有先掌握了潛在知識的吸收能力才能進一步的將其轉化為實際的吸收能力，才能讓企業與被并購的多家企業形成協同效應而提升企業績效。所以企業為了真正的利用獲取的知識來保持持續的競爭力，就需要重視其潛在的能力，來為后續的吸收做準備。所以吸收能力理論能很好解釋連續技術并購的過程中并購整合的階段企業為什么不能僅僅局限于技術的整合吸收而是要從多方面的考慮，要從文化、渠道、架構、技術等方面進行充分整合來真正吸收并購來的公司，而只有吸收成功后企業才算真正的獲取知識并為自己創造價值。1.1.3動態能力理論Teece(1997)第一次提出了動態能力的概念，并認為動態能力是組織通過持續的獲取和重構組織的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的一種高階能力。Augier和Teece（2009）、陳勁（2017）認為其是公司能根據不同的的市場需求及時的對相關決策進行修改并整合與構建新的資源的能力。同時，也有學者將其視作企業在進行知識處理時的一個不斷循環的動態過程（Zollo&Winter，2002；Denford，2013）。Helfat等（2003）認為動態能力是指依據過去經驗能夠改善決策和更新知識來適應不同的條件。而現在對于動態能力的具體分析，研究者偏好從維度角度來解析動態能力。例如Eisenhardt和Martin（2000）將動態能力劃分為獲取能力、釋放能力、整合能力、重構能力，Wang（2007）將其劃分為掌握知識能力、順應不同商業環境的能力和企業在此基礎之上的創造能力這三個維度。董保寶和葛寶山（2012）則分解得更為詳細，分為知識學習能力、適應環境能力、創新技術能力、整合知識能力、再配置資源能力。而Teece等(1997)從資源角度對企業的動態能力進行分析提出了“位勢—過程—路徑”的動態能力三維分析框架，其中的位勢是資源差，過程是降低位勢的流程，路徑是戰略選擇。而并購就是獲得資源最后升級資源的過程，所以位勢、過程、路徑是可以與連續技術并購過程對應上的。所以，用“位勢—過程—路徑”分析框架能對連續技術并購進行更好的解構，以展現企業并購來的資源在動態環境下真實構建的過程。1.3文獻綜述1.3.1動態能力與企業并購目前學者研究動態能力和連續并購的幾乎沒有，但是動態能力與公司并購的關系的研究還是比較多的。動態能力探討的是知識創新過程（Liu，2010）。Helfat和Peteraf（2003）在研究中認為企業并購后需要經歷整合的過程，在該過程中，企業將能力傳遞給被并企業或者整合兩個公司的能力，都可以理解為是動態能力，包括了選擇、識別和重構的能力。Bowman與Ambrosini（2003）認為動態能力在并購中的體現為企業并購后會對并購來的資源進行重構。葛寶山（2017）在研究中證明了動態能力理論是解析并購的有效理論。根據本文之前對動態能力概念的界定，動態能力實際就是創建和重構資源以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過程，這其實與企業并購的過程異曲同工。如今時代是并購頻發的時代，并且并購過程多數復雜多變。所以動態能力很適合來分析企業的并購，也能更加有效的分析連續并購。1.3.2組織學習與連續并購Dodgson(1993)認為當內外資源發生變化時應及時得進行組織學習，其對企業成長起到很大作用。Nevis等(1995)也提出組織學習能力對于處理資源過程的重要影響，能力越強處理資源越迅速。Garvin(2000)認為組織學習能力的提升，可以改變企業的知識體系進而改變企業決策。對于連續并購這一特殊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組織學習呢？一部分學者通過分析發現企業隨著并購次數的增多，因為管理者會因為之前的成功而產生過度自信的心理所以績效不但不會變好反而時變差。王曉初（2007）的研究證明連續的并購并沒有讓公司改善其企業績效反而是相反的。Croci（2015）則是考慮了績效的可預見性，并且他認為企業進行連續并購后的企業績效不會長久保持，而只是短期的績效提升。然而，Aktasetal.（2009)假設管理者是理性的，而且厭惡風險的，那么他不僅不會因為經驗而剛愎自用而是會積極學習過去的并購經驗，并根據經驗調節公司的戰略決策，來進一步降低并購的相關風險。并購能帶來的收益通過過去的并購經驗能更準確的估計，所以管理者為了獲得相同或者更多的利益就會考慮再一次并購。Haleblian等(2006)和Iyer、Miller(2008)都通過研究發現連續并購的發生率和管理者做出的決策與之前的并購經驗有非常明顯的關系，且是正向的。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雖然連續并購中的組織學習還有一定的爭議，但是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比較豐富的經驗確實可以促進企業不斷改善對外并購的程序，不僅提升并購的成功率還會增加后續發生并購的可能性。1.3.3組織學習與企業動態能力董俊武等（2004）提出動態能力是一種企業為了獲得競爭基礎而能改變企業控制能力的能力。佘彩云（2010）和Nieves&Haller（2014）認為動態能力的實現需要企業不斷的進行組織學習以隨之更新自己的能力。雖然對于兩者之間關系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但是大多數支持動態能力與組織學習不是完全不相干的，反而正是有了組織學習的基礎企業才能形成其動態能力（Nonaka，1995；Teece，1997；Ambrosini，Bowman&Collier，2009；Lichtenthaler，2007）。Zollo（2002）提出企業尋找自己實現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并學習這些知識，Cepeda和Vera(2007)認為企業根據目標對新知識加以規范,真正地將知識應用到實際中，實現了知識的完整傳遞從而增強其動態能力，即知識傳遞中動態能力也隨之改變了。Eisenhardt和Martin（2007）的研究則是更加進一步的強化了兩者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組織學習對動態能力的產生起著引導的作用。董俊武（2004）、焦豪（2008）、曾萍（2009）則是通過知識創新這一角度來研究兩者的關系，認為知識創新可以作為中間變量即組織學習通過促進知識的創新進而提高了動態能力。盧啟程（2009）也認為知識是動態能力形成的基礎和來源,所以通過對知識的學習是動態能力能提升的保障。此外，還有一些學者還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了組織學習與動態能力是正相關關系的結論（曾萍，2011；李軍，2012；宋鐵波，2012）。由上述文獻整理可以看出組織學習和動態能力并不是單獨存在的，組織學習在動態能力的演化發展中是必不可少的，畢竟企業所處的環境雖然是不斷變化但不是毫無規律的，為了應對這些變化我們就需要新的知識而這些知識中就包括了學習過去的成功經驗，所以這里認為組織學習是動態能力形成的必經之路，組織學習也幫助了動態能力的提升。1.3.4技術并購與企業績效這兩者的關系研究集中于技術并購是否提高了企業績效，對此，國內外學者眾說紛紜，還未形成統一結論。Dodd和Ruback（1977）認為技術并購對目標公司短期績效的改善效果要遠遠高于收購方，而并購完成后公司會進行一定的改進和更新，因此績效會有所提高。但杜興強和聶志萍（2007）認為技術并購雖然會對績效有所改善但對并購主體而言是短期的；杜群陽（2004）認為技術并購能幫助我國打開國際市場，提高世界層面的影響力。Tanikawa等(2008)則是通過知識轉移的角度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發現技術并購完成了知識轉移來進一步提高創新績效。Park和Kang（2016）證明兩者是正向關系。吳浩強、劉樹林（2018）通過的203家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證明了關聯并購是能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績效的。嚴焰等（2020）和寧燁等（2020）則是提出并購企業應選擇與自身技術資源相匹配的目標企業來提高創新績效，若不匹配可能對績效的提升效果影響有限。但是也有很多學者持相反的觀點，余屈（2011）、李梅（2010）研究發現技術并購并沒有效提高企業績效反而增加了企業負擔。馮根福（2001）、賴步連（2006）發現技術并購不但不會帶來收益，反而還會導致企業績效的下降。張錚（2011）進一步研究發現并購發生的幾年內，收購方績效在不同的年份也不同，先升后降，甚至后期績效的下降幅度遠超之前的上升幅度，這有可能是由于技術并購后整合不充分導致。從上述研究中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對并購對企業績效的研究己相當豐富，其中雖然也有學者認為技術并購不但不會帶來收益，反而會帶來損失。但是多數學者還是普遍認為技術并購對企業的績效的影響是正面的，這也是本文理論分析所支持的觀點即技術并購的成功不僅提高了創新績效對其他企業績效也有一定的作用。1.3.5動態能力與企業績效Teece(1997)等在其文章中提到動態能力作為企業能靈活應對環境變化，不斷改進調整的能力，使得企業達到最佳狀態從而提高績效。Zott（2003）發現由于動態能力的資源配置的時間、成本和學習的不同，不同的公司其績效也不同，但總體看績效隨著動態能力的提高而提高。Menguc和Barker(2005)的研究也證明了動態能力能夠明顯增加公司的銷售收入。羅珉、劉永俊（2009）發現，動蕩的環境中感知危機并積極尋求新的資源，新資源徹底吸收后不僅使動態能力得以增強也提高了企業的績效。李大元等（2009)和楊水利等（2009）都是利用實證分析證明了動態能力確實對持續優勢有顯著的積極影響。楊青（2019）從生長潛力視角對2009—2017我國A股高科技產業公司并購活動來研究，實證證明了動態能力可以增強企業的創新效應且成長潛力對創新績效也有很大影響。從動態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相關的文獻總結可知，目前多數研究還是普遍支持動態能力作為企業能及時調整自己的方向和策略以應對外界環境變化的一種高階能力，其對企業的績效是有提升作用的。1.4動態能力視角的連續技術并購理論分析Teeceetal.（1997）他提出的動態能力的“位勢—過程—路徑”的三維分析框架中位勢指公司在分析局勢時感知到的當前的內外部的知識資源差，過程是指尋找外界的資源來縮短本企業與競爭對手的差距，而路徑是指相應的戰略選擇在本文這里指企業連續技術并購戰略。根據第二章的文獻綜述和理論分析，我們可以將動態能力的三維分析框架嵌入到連續技術并購的路徑中，從而有效的解析這一動態的循環過程。可以看出連續技術并購和動態能力形成的動態過程是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的。并且，因為學習能力與動態能力是統一的，所以整個機制的實現，需要管理層不斷對成功的并購經驗的組織學習。參考文獻陳斌,袁澤沛.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以武漢市商業銀行為例[J].商業研究,2008(11):111-117.陳國權,馬萌.組織學習的過程模型研究[J].管理科學學報,2000(03):15-23.董俊武,黃江圳,陳震紅.基于知識的動態能力演化模型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4(02):77-85.董保寶,葛寶山.新創企業資源整合過程與動態能力關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2,33(02):107-114.杜興強,聶志萍.中國上市公司并購的短期財富效應實證研究[J].證券市場導報,2007(01):29-38.杜群陽,朱勤.中國企業技術獲取型海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實踐[J].國際貿易問題,2004(11):66-69.馮根福,吳林江．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11):54-61+68.葛寶山,王一,馬鴻佳.基于動態能力視角的并購式內創業機理研究科研管理[J].2017,38(05):56-63.韓立巖,陳慶勇.并購的頻繁程度意味著什么——來自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證據[J].經濟學(季刊),2007(04):1185-1200.韓俊華,王宏昌,劉博.技術并購、整合與創新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8,36(01):57-60.焦豪.企業動態能力、環境動態性與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J].軟科學,2008(04):112-117.李大元,項保華,陳應龍.企業動態能力及其功效:環境不確定性的影響[J].南開管理評論,2009,12(06):60-68.李軍,關健,陳娟.組織學習、動態能力與企業戰略變化關系的實證研究[J].軟科學,2012,26(03):57-63.劉開勇.企業技術并購戰略與管理[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盧啟程.企業動態能力形成的知識活動及其組織學習機制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9,26(08):132-136.陸杉，瞿艷平.關系資本、組織學習與聯盟績效研究綜述[J].江漢論壇，2012,(10):46-49羅珉,劉永俊.企業動態能力的理論架構與構成要素[J].中國工業經濟,2009(01):75-86.石春亮,郭彥.基于組織學習的知識轉移與動態能力理論研究[J].商業時代,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