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職業教育國際化是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驅動，也是實現教育強國建設目標的重要途徑。提升職業教育國際化水平，需要科學合理的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作支撐。在“雙高計劃”終期驗收和二次遴選的背景下，通過已有文獻和專家訪談，歸納演繹出反映新時期我國高職院校國際化水平的要素，構建以高職院校國際化為一級指標、9個主范疇為二級指標、37個對應范疇為三級指標的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基于此，從完善頂層設計、加強國際化“雙師”隊伍建設、創新國際化人才培養、推動“引進來”“走出去”有機融合等方面提出職業教育國際化提升策略，為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提供理論支持與決策依據。關鍵詞教育強國；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一、問題的提出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開放合作成為推動新時代教育改革創新的關鍵，也成為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對職業教育國際化給予了高度關注，相繼出臺相關政策，明確教育國際化發展的目標定位、具體內容和實施路徑，不斷增強職業教育對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適應性。202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以“思政引領力、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民生保障力、社會協同力、國際影響力”凝練了教育強國的科學內涵。202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對加快建設教育強國作出全面系統部署，明確要加快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完善職業教育國際合作機制。“國際影響力”作為“六大特質”之一，成為衡量國家教育實力與國際地位的關鍵要素，也對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職業教育國際化通過開放合作、資源共享，培養國際產能合作需要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升國家教育水平和國際競爭力，成為實現教育強國建設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1]。準確把握職業教育國際化評價內涵，開展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將高職國際化的目標、管理與評價體系有機結合，對實現高職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現實意義。同時，提升國際化水平也是“雙高”建設的現實要求。2019年，教育部、財政部在《關于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的意見》（簡稱“雙高計劃”）中，將“提升國際化水平”作為一項重要改革發展任務提出，并強化績效考核和動態管理。在“雙高計劃”首批驗收和二次遴選的背景下，構建一套較為科學、完善的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既便于高校自評或他評，又能發揮其正確的導向作用，幫助高職院校在國際化發展進程中挖掘特色、查找問題，走出一條符合學校校情、具有鮮明特色的國際化發展之路，進而提升國家整體教育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國內外學界圍繞高等教育國際化評價的內涵、指標、路徑等內容展開了系列研究，但對職業教育國際化評價的研究相對較少。加拿大學者簡·奈特（JaneKnight）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經典定義為“在院校與國家層面，將國際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維度整合進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傳遞過程”[2]。基于此，她認為評價一所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化能否獲得成功并實現可持續發展，可以從學術項目、科研與學術合作、外部關系、課外活動等組成的項目策略以及包含管理、運行、支持服務、人力資源開發在內的組織策略兩方面入手[3]，這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在宏觀層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德國等國家開發了高等教育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目前國際上較為成熟且具代表性的指標體系有美國教育理事會（AmericanCouncilonEducation，ACE）提出的“全面國際化模型”（ComprehensiveInternationalizationModel/Toolkit），澳大利亞大學質量署（AustralianUniversitiesQualityAgency，AUQA）采取的“主題審核”（ThematicAudit），日本大學評價與學位授予機構（NationalInstitutionforAcademicDegreeandUniversityEvaluation，NIAD-UE）出臺的“院校可選式評估C：教育國際化”評價指標（OptionalEvaluationC：InternationalizationforEducation），德國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CenterforHigherEducationDevelopment，CHE）開發的大學國際性與國際化排名指標體系等。國內較具代表性的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有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開展的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狀況調查等。同時，國內部分學者從價值取向、關鍵維度、國際方位、發展路徑等角度對高等教育國際化評價體系進行了探索[4][5][6][7]，但針對職業教育國際化評價體系的研究仍然鮮見。在院校層面，美國學者杰奎琳（JacquelineMarieCopeland）和她的研究團隊對15所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公立社區學院近300名利益相關者開展了調查研究，并構建了社區學院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8]。少數國內學者從理論架構、內涵意蘊、價值遵循、實踐路徑等角度對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初步探索[9][10]，但偏重思辨取向的定性研究。整體而言，高職教育國際化評價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一是從院校層面專題研究高職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的成果較少，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討職業教育國際化的現狀、問題、模式以及路徑等方面。二是在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上，缺少對高職院校國際化影響因素進行基于廣泛樣本的問卷與訪談調研，無法精準把握利益相關者對國際化的主觀看法。鑒于此，探尋高職院校特別是“雙高”建設院校國際化發展的共性特征，挖掘其國際化策略背后的普遍性規律，構建一個較為適應新時期特征的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具有現實意義。二、研究設計（一）研究方法從國家對高職院校“提升國際化水平”的政策導向出發，密切追蹤國內外研究動向，對研究成果進行跟蹤、吸收、再創新，遵循“文獻研究—實證調研—域外借鑒—體系構建—權重配置”的研究流程，以定性定量相結合的方式探索高職院校國際化的影響因素，通過理論研究、專家訪談，對高職院校國際化構成要素和結構進行分析，確定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層次分析法配置指標權重，構建我國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的遞階層次結構模型、各指標層比較判斷矩陣、計算特征向量并進行一致性檢驗，加強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科學性、客觀性。（二）實施過程1.制定訪談提綱聚焦國家出臺的推動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相關政策文件，結合新一輪“雙高計劃”導向，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將國家對高職院校提升國際化水平的要求融入評價指標體系，以精準把握政策層面對高職院校國際化價值取向的影響。同時，通過選取比較美國、澳大利亞等職業教育發達國家職業院校國際化舉措及評價工具，從多層次多角度分析并概括出能為本研究所采用的經驗，為評價指標體系的設立提供域外借鑒。訪談內容主要圍繞四個方面展開：一是您所在院校國際化發展現狀；二是您所在院校國際化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三是您認為影響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四是您對提升高職院校國際化水平的建議。2.訪談實施概況本研究訪談對象主要來自全國首批56所“雙高計劃”建設學校，為了保證樣本的差異性，從中選擇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國際化特色校。本研究于2024年1月至7月采用面談、線上交流等形式，對具有出國經歷并從事國際化研究的6位專家、負責國際交流合作事務的7名行政管理人員、3名參與國際化工作的專任教師以及2名學生代表進行了訪談。研究設計了半結構式訪談提綱，通過分層抽樣，深度訪談調研對象，獲取直觀“數據”背后的潛在“信息”，將訪談結果作為建立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的實踐依據，使評價指標體系符合中國國情且具有操作性。在正式訪談前，選取1名國際化工作負責人及1名專任教師進行預訪談，根據反饋對設定的問題進行調整。在正式訪談時，對參與人員進行編碼，編碼的編寫順序為：城市（城市拼音縮寫）、學校（首字母）、性別（男性標注為M，女性標注為F）、職務（X代表行政，J代表教研，S代表學生），如杭州Z大學的第2位女性行政管理人員被編碼為HZ-Z-F-X-2。3.質性數據分析訪談結束后，對訪談數據進行編碼，并將編碼所抽離的主題或概念進行結構化展示，借助NVivo12軟件進行數據整理和分析。第一，開放式編碼。將18名受訪者的訪談錄音轉化成文本，并隨機抽取其中15份文本進行分析，剩余3份文本用于飽和度檢驗。在編碼過程中，通過貼標簽、概念化及范疇化，實現概念的抽象和類屬的形成。在剔除頻次較低無法范疇化及與研究低相關的概念后，提煉出初始概念，并經反復比較，歸納為若干范疇。限于篇幅，對部分開放式編碼進行展示，見表1。第二，主軸編碼。借助NVivo12軟件對原生代碼進行梳理、整合、歸納，最終形成9個主范疇，包括“理念與政策”“經費與資源”“師資隊伍”“產學研合作”“人才培養”“雙向交流”“合作辦學”“質量認證”“國際傳播”，涵蓋了原生代碼中的大部分元素，見表2。第三，選擇性編碼。對各個范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比較，并用“故事線”進行描繪串聯，在提煉出的核心類屬及相關類屬基礎上，構建本研究的建構模型，見圖1。在“投入”層面，理念與政策、經費與資源以及師資隊伍是高職院校國際化的基礎。在“活動”層面，產學研合作、人才培養、雙向交流、合作辦學是高職院校國際化的核心驅動，是高職院校基于獲取的資源，積極推動教育對外開放，推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過程。在“影響”層面，通過質量認證和國際傳播對國際化成果進行評估和推廣，以提升高職院校全球聲譽與國際競爭力。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構建了促進職業院校國際化的邏輯理路。第四，飽和度檢驗。為保證編碼結果的客觀性和有效性，抽取未在前期計入任何分析的3份備用訪談文本，并對其進行編碼和歸納，未發現新的概念和主范疇，由此判斷現有模型已趨近飽和狀態。三、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一）指標體系的構建基于前期研究結果，對初步構建的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兩輪專家意見征詢，專家的選擇考慮其代表性和專業性，對指標體系進行修訂、完善，構建了以高職院校國際化為一級指標、9個主范疇為二級指標、37個對應范疇為三級指標的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見表3。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對前測中出現的個別指標進行了整合，例如某受訪專任教師提到的“孔子學院”，因其建設主體以本科院校為主，高職院校更多以“魯班工坊”“鄭和學院”“絲路學院”“班墨學院”等載體推進“職教出海”，因而進行了整合優化。此外，在統籌做好“引進來”和“走出去”兩篇大文章的過程中，引進海外優質教育資源與推動“職教出海”同樣重要，結合我國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實際，部分專家建議把境外辦學作為考核的可選項。因此，本研究將其納入合作辦學指標，并未單獨設置。本研究中的合作辦學指標為廣義概念，既包括“走出去”辦學項目，也涵蓋“引進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總體而言，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的各項指標可以分為三個類別：1.投入該類指標主要考慮我國高職院校在國際化方面的人力、資金和物質資源投入，是驅動院校國際化發展的基礎。高層重視并制定國際化發展規劃，建立健全國際化工作領導機構和管理制度，能為驅動院校國際化發展提供戰略支持與組織保障。資金和資源投入則直接影響學校國際化的規模、廣度和深度，能從側面衡量學校對國際化重視程度和支持力度。外籍文教專家的比例、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教師比例、教師赴國（境）外訪學交流比例以及專職國際化工作人員數量等指標，均體現了高職院校師資隊伍的國際化程度，是衡量高職院校國際化水平的重要因素。2.活動該類指標是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產學研合作、人才培養、雙向交流、合作辦學等。產學研合作包括與國（境）外機構簽署合作協議數、參與國際產學研合作項目數、海外實習/實訓基地數、國際聯合實驗/實訓室數、在SCI/SSCI/Aamp;HC發表論文數、被國外專利授權機構授權專利數等指標，通過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教深度融合，反映職業院校與全球市場接軌的能力。人才培養指標涵蓋三類對象：中國學生、來華留學生以及涉外培訓學員。雙向交流主要從四個方面考察，即學生赴國（境）外交流數、主辦或承辦國際會議數、發起或參與國際性聯盟數、承接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數，是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的重要實踐內容，也是提升國際知名度和競爭力的有效途徑。合作辦學指標主要包括赴境外開辦學校/機構/項目數、境內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數、面向“一帶一路”國家“中文+職業技能”項目數、輸出國際化行業/專業/課程標準數等，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資源，有效促進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提升職業教育全球影響力。3.影響該類指標是高職院校國際化水平的重要體現，主要包括質量認證和國際傳播。質量認證數或等級體現了學校在國際化教育質量標準上的達標與優勢，代表著學校教育質量逐步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推廣，指標包括獲得國際教育質量認證數、獲國際專業標準評估認證數、取得來華留學生教育質量認證等級。國際傳播則從傳播渠道、影響力和互動性的角度展現了學校的國際化形象和影響力，指標包括官方外文網站、海外媒體賬號點擊量、國際媒體報道數、海外校友會等。（二）權重的確定采用層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進行指標權重分析，適用于需要權衡多個相互影響的準則以選擇最優方案或確定各因素權重的問題。本研究得到5位在教育國際化領域具有深厚造詣的專家指導（其中國外專家1人，為加拿大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化研究的資深教授；國內專家4人，為全國職業教育相關學會理事長或秘書長，以及從事職業教育研究的專家），為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提出了寶貴建議，對各指標之間的重要性進行兩兩比較，使用1～9標度法來表示兩項指標的相對重要性。其中，1表示兩項指標同等重要，9表示一項指標絕對重要于另一項。在構建各級指標的判斷矩陣后，采用特征向量法確定各指標的相對權重。同時，由于判斷矩陣的構建過程涉及主觀判斷，因此需要對計算出的權重向量進行一致性檢驗，確保判斷矩陣的合理性。首先，計算一致性指標（CI）用于衡量判斷矩陣的一致性偏差：CI=（λmax-n）/（n-1）。其次，計算隨機一致性比率（CR）判斷矩陣一致性偏差是否在可接受范圍內：CR=CI/RI。RI是隨機一致性指標，根據判斷矩陣的階數從預定的隨機一致性比率表中查得。從結果來看，判斷矩陣CRlt;0.10，表明判斷矩陣的一致性可被接受，通過一致性檢驗后的權重向量即為最終確定的各評價指標相對權重，反映了各指標在評價目標中的相對重要性，見表4。從表4中可以看出，理念與政策、國際化師資隊伍、國際化人才培養、中外雙向交流、合作辦學占據的權重較大，是高職院校國際化的重要評價指標。其中，高層重視并制定國際化發展規劃、建立健全國際化工作領導機構、建立健全國際化管理制度、國際化專項經費比例、外籍文教專家比例、來華留學生比例、赴境外開辦學校/機構/項目數、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數、來華留學質量認證是相對更為重要的因子層指標。與5位專家交流后分析其原因：一是高職院校的國際化具有鮮明特色，領導層對國際化的認知和理念直接影響學校國際化工作的優先級和資源分配。二是除了傳統的師生出國（境）交流比例、外籍師生比例等指標，合作辦學的指標權重增加較大，這與新時期我國職業教育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息息相關。教隨產出，產教同行，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助力產業發展，成為職業院校發力的新方向。雖然我國高職院校境外辦學當前仍處于起步和摸索階段，系列配套政策和制度尚未完善，但堅定不移“走出去”已成為職業教育國際化的發展命題，“職教出海”成為教育出海的生力軍。三是質量認證為職業院校國際化發展的規范化、標準化和可持續性提供保障，也是職業院校國際化的重要標尺之一。以來華留學質量認證為例，該認證于2014年啟動，是教育部委托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開展的來華留學教育質量合格性評估工作，認證結果由教育部向各國駐華使領館發布，是推動高校來華留學工作標準化和規范化的重要舉措。僅2024年上半年，通過高等職業教育認證的高職院校數量就達15所。通過質量認證，高職院校能更好地把握國際化辦學的質量標準，實現對管理、教學、學生服務等各方面的質量把控，確保國際化教育項目與全球職業教育標準相接軌，從而提升高職院校在國際教育格局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相較而言，經費與資源、國際化產學研合作以及國際傳播等指標權重低于預期，與專家進一步交流后發現：一是國際化經費投入及合作伙伴等資源受諸多客觀因素影響，且經費投入與國際化成效之間并非線性關系。二是國際化產學研合作往往需要更高層次的科研能力與學術支撐，與本科院校相比，高職院校更側重于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所開設的專業與課程更傾向于應用型和實用性，其產學研合作模式當前主要以區域和行業為導向。三是高職院校的品牌定位與發展階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國際傳播的投入與重視程度。國際傳播已成為綜合性或研究型大學提升國際化的重點議題，相比之下，高職院校更側重實踐導向的國際產能合作與技能型人才培養，國際傳播在當前高職院校的國際化發展中還未成為核心關切點。四、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以高等教育國際化動因理論為支撐，通過理論研究、專家訪談，構建了適應新時代特征的高職院校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反映了高職院校國際化過程，即從投入到活動再到影響，體現了高職院校國際化的范疇。作為高職院校國際化的評價工具，該評價指標體系既能成為院校自評或他評的工具，用于了解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現狀，又能對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策略、資金、競爭、監督等方面起到引導作用，對提升高職院校治理能力、優化管理與評價機制、促進資源有效流動與分配產生積極影響，從而推動職業教育國際化高質量發展。基于該指標體系，高職院校可從關鍵影響因素著手，提升國際化水平。（一）強化國際化發展理念，完善體制機制建設一是強化國際化發展理念。學校應從戰略高度深刻認識國際化的重要意義，形成國際化發展共識，找準著力點，有序推動國際化工作。同時，要增強危機意識和風險意識，正確對待中外政治環境、人文風俗等方面存在的差異，以新思路、新方法、新技術應對新風險。二是選擇多元發展模式。應從全局出發，結合產業結構變化、區域經濟發展需求以及職業院校自身辦學特色，制定系統科學的國際化發展規劃，明確國際化發展目標和可操作的實施路徑。同時，增強國際化策略的靈活性和多元性，以便在應對國際教育環境動態變化時及時作出調整，加速推動國際化進程。三是完善體制機制建設。建立涵蓋組織管理、跨部門協調和動態評估的國際化治理體系，推動各利益相關者在實施國際化進程中的有效協同。（二）深化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打造國際化人才培養高地一是“專業+語言+國別”模式，精準培養國際產能合作急需的國際化人才。直面“一帶一路”國家間文化、語言、商務差異的客觀現實，強化“精專業、強外語、融文化”人才培養理念，圍繞重點國別，政校行企共建國際化育人平臺，開展合作研究、合作育人、合作培訓，形成人才供需匹配、育人資源聚合、主體協同共贏的良性發展格局。二是“中文+技能+文化”模式，培養知華友華愛華國際學生。以語言為根、專業為本、文化為魂，做強漢語教育，做精技能培訓，做厚文化滋養，打造專業學習、文化體驗、社會實踐、公益服務等多元融合培養體系，推進來華留學教育提質增效，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職業教育留學品牌。三是“引進+融合+創新”模式，提升中外合作辦學內涵和質量。注重中外教育模式的深度融合，通過本土化改造將國際先進教育理念與學校實際需求相結合，輻射人才培養和教育教學改革。（三）優化引才育才聚才政策，構建高質量國際化“雙師”隊伍一是優化引才機制，吸引全球高層次人才。構建全球化的人才網絡，打破地域和國籍限制，采取靈活的引才政策，通過公開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