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形式一、我們的時代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現代文明時代社會主義是人類的美好理想，但這種理想的實現也要有一定的條件。沒有條件，就不能實行社會主義。條件不同，實現的社會主義也不同。科學社會主義的長處，就在于注重研究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歷史條件。由此，我們也就應當從一般地探討什么是社會主義，進一步地轉向探討我們現在能不能實行社會主義、能夠實現怎樣的社會主義和應當怎樣建設現代社會主義這些重大理論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對于資本主義弊端的深刻揭示，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對于人類現代文明開展的偉大奉獻。馬克思、恩格斯也對于人類未來的開展方向、道路和條件提供了許多真知灼見，并反復強調，我們對于社會主義問題，也一定要把它作為科學問題來研究。綜觀近百年來的人類社會開展史，在資本主義仍然具有歷史活力的條件下，人們對于社會開展道路的選擇，原那么上可以有三種：一是先走資本主義道路，再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思路：只有在資本主義開展到終點，從而出現了為資本主義所無力容納的高度興旺的生產力，才能進入進入社會主義，而在此之前那么只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種思路對我國有重大影響，有些人就是因此而主張現在要先走資本主義道路、以后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這種思路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資本主義開展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必要性。這種思路的失誤那么是在于沒有看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而也就有可能把中國引向全面開展早期資本主義的歷史歧途。二是跨過資本主義充分開展階段，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這就是斯大林理論和建國后毛澤東“左〞傾思想的理論思路。這種思路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在落后國家也應當和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路的錯誤那么是在于沒有看到資本主義開展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必要性，也沒有看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歷史可能性與歷史必要性，因而也就在全局上導致了超越歷史階段的“左〞傾錯誤。三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這是介于以上兩者之間的第三條道路。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認為這種結合行不通，因而主張以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的方式克服資本主義弊端。這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0世紀以來的人類實踐也已充分證明，在資本主義仍然具有活力的歷史條件下，純粹的資本主義道路和純粹的社會主義道路都是行不通的，只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才是克服資本主義弊端和開展現代文明的歷史必由之路。由于這種歷史必然性的作用，所以我們看到，人類20世紀社會主義開展的根本方向，實際也正是主張和實踐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式社會主義。在西方，自恩格斯晚年在肯定資本主義生命力的前提下主張議會道路以來，西方的主要社會主義政黨實際均已在20世紀內逐步地演變成了主張和實踐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式社會主義的政黨，因而西方社會現在也已演變成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型社會了。在中國，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再到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20世紀大局部時間內的主要政治思想實際也都是主張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思想，而且從根據地時期到建國初期再到改革開放時期，我們的實踐也都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實踐。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除極個別國家外，事實上也都在某種程度上是主張和實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這樣，從總體上看，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歷史時代也就不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向上開展的歷史時代，而是已經進入到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互矛盾、相互斗爭、相互結合、共同開展的現代文明時代了。在這一歷史時代，新社會主義實際已經內化成為了現代文明的本質組成局部，因而開展新社會主義也就成為了通向現代文明的歷史必由之路。在這一歷史時代，并不是“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而只是各種“左〞傾社會主義模式處于低潮，而新式社會主義那么已經和正在繼續磅礴于全世界。在這一歷史時代，我們所直接面對的歷史必然性顯然還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兩個必然〞，而是“舊資本主義的滅亡與新社會主義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防止的〞這種新的“兩個必然〞。前一個“兩個必然〞是關于遙遠未來的“兩個必然〞，因而并不能對于我們現階段走新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要性、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有所證明。我們過去關于“兩個必然〞的教育之所以比較脫離實際、因而也比較失敗，這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現在不僅仍然應該在憧憬未來時講前一個“兩個必然〞，而且尤應在面對現實時著重闡述關于新社會主義的“兩個必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于中國特色新社會主義道路給予富有說服力的理論論證，才能真正地堅決走中國特色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因而也才能卓有成效地防止和克服各種“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應清醒地看到，這種新的“兩個必然〞又并不是純粹的“自然歷史過程〞，而是只有在現代經濟開展所必需的政治根底、法律根底、思想根底、文化根底、社會根底也能夠同時得以逐步具備的條件下才能得以實現的“兩個必然〞。這種“兩個必然〞也并不是純粹的歷史必然性，而是只有在各種必要條件得以逐步齊聚的情況下才能實現的“兩個必然〞，而這些必要條件的齊聚本身又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因而這種“兩個必然〞也就并不能保障每個國家都能實現現代化，而是只能保障每個條件齊聚的國家都能實現現代化。因此，我們不僅應當堅決建設中國特色新社會主義信心和勇氣，而且應當為此而付出我們的最大智慧和努力。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四種形式那么，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呢？概括地說，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的效率和公平與資本主義的效率和公平相結合，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與資本主義優越性相結合，就是通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廣泛深入的取長補短、優勢互補而形成的“１＋１＞2〞的新體制，就是現代文明的本質特征之所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有三個前提：一是資本主義仍然根本適應生產力開展的客觀需要，因而也就仍然有其在這方面的優越性。按照馬克思主義根本原理和歷史的經驗教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成認資本主義的這種優越性，也必須充分地發揮資本主義的這種優越性。二是資本主義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均有自已的一系列嚴重弊端，這些弊端大多只能依靠社會主義來克服。馬克思主義關于以社會主義克服資本主義弊端的總體思路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但在資本主義仍然根本適應生產力開展需要的歷史條件下，人類能夠用以克服資本主義弊端的社會主義，卻又只能是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式社會主義。三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具有現實可行性。歸根到底，這種可行性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也就是說，這種可行性只能依靠實踐去證明，而不能只是依靠書本去演繹。所以說，真正重要的是，人類20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實踐史，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種結合的現實可行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它的實現形式也是非常復雜多樣的。全面闡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各種實現形式，當然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勝任的，但在這里我們也仍然應當對于其中的四種主要形式給予一個概要的闡述，以使這種結合的根本面貌能夠得到大致的說明，并對解決當前的理論難題有所助益。具體來說，這四種形式就是：〔一〕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相結合按照傳統觀念，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底上只能實行資本主義的分配制度，因而也就只能造成貧富兩極分化。但實際上，由于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力量的介入，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底上也能夠實行社會主義——普遍幸福主義的分配制度，而且也能夠在生產力開展的根底上逐步地實現公民的普遍富裕。例如，瑞典90％左右的經濟都是私有制經濟，但因瑞典同時又實行了包括高工資和高福利在內的普遍幸福主義的分配制度，所以瑞典不僅沒有因為普遍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制而陷入兩極分化的困境，而且還因實現了資本主義效率與社會主義公平分配的有機結合而實現了全民的普遍富裕。又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國一方面積極開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另一方面又實行“勞資合作、勞資兩利〞的政策，而這項新社會主義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在現有經濟條件允許的范圍內適當地增加工人工資和福利待遇。而這在實質上也就正是開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與開展普遍幸福主義的分配制度相結合。誠然，由于生產力水平過于低下，我國還不可能由此而馬上實現普遍富裕，但這種資本主義私有制與普遍幸福主義的公平分配的初步結合，當時已經開始導致了效率與公平的良性循環，并已有效地穩固了黨的執政地位。再如，鄧小平理論的根本內容之一，也正是主張開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與開展普遍幸福主義的分配制度相結合。一方面，鄧小平通過肯定“新經濟政策〞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說明，他所主張的所有制結構實質上就是毛澤東同志所曾主張的以公有制為主導、私有制為主體的初級社會主義的所有制結構，因而他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正是以這種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為根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方面，他在1992年和1993年間關于“中國開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绻麅H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24年版，第1356-1357、1364頁。〕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又說明，他所設想的中國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正是開展和實行普遍幸福主義的公平分配，而并不是重新實行“三大改造〞。所以說，鄧小平理論的根本內容之一，也正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相結合。而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譬如現在的浙江省，一方面其私有制經濟所占比重已經高達90％〔當然并不完全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但另一方面其公平分配、普遍富裕的水平也已居于全國領先地位，這就充分地證明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相結合的現實可行性，因而也就證明了這條道路就是我們通向普遍富裕、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的新式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捕迟Y本主義直接私有制與社會主義間接公有制相結合與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相結合緊密相聯，同時還存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另一種形式，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直接私有制與社會主義的間接公有制相結合。這種結合的原理就在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實際總是通過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實現的。如果私營企業主擁有產權而又沒有收益權，那就等于沒有產權。反過來，如果人民擁有收益權而又在形式上沒有產權，卻又等于已經擁有了事實上的產權。這就是說，人民占有了資本主義利潤，實際就是間接地占有了這些利潤賴以形成的那一局部生產資料，因而也就等于使這局部生產資料事實上實現了從資本主義私有制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但這種公有制又并不是我們可以直觀到的直接公有制，即不是直接產權意義上的直接公有制，而是通過新式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而實現的事實上的社會主義間接公有制。舉例說來，假定某私營企業家投資1000萬元，利潤率為10％，每周轉1次，獲利100萬元，稅率為50％，該企業家獲稅后利潤50萬元，國家財政進賬50萬元，這50萬元又全部用于公共效勞，最終為公民所享有。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該企業家投入了1000萬元，但卻只能對于其中的500萬元有收益權，另外500萬元的收益權，那么已為社會所掌握了。收益權決定最終的所有權。由此，這1000萬元也就并不都是事實上的私有財產，而是只有500萬元才是真正的私有財產，而另外的500萬元，那么是已經間接地被社會所占有了。這樣，通過普遍幸福主義的稅收和財政，這500萬元的私人資本，也就間接地轉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公有財產。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看出，在這種情況下，從法定產權關系上看仍然完全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實際已經不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已經開展成為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與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相結合的新經濟了。值得注意的是，關于這一點，毛澤東早在1953年分析當時的“資本主義經濟〞時就曾指出過：“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局部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有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轉引自薄一波著：?假設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頁?！趁珴蓶|的這些論述非常正確。私營企業的利潤最終在多大的程度上為人民所享有，它就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只是，我們現在還可以進一步地明確，從所有制的角度看，私營企業的利潤最終為人民所享有之時，實際也就是社會主義的間接公有制的實現之時。由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出，由于新型私營經濟本身就是社會主義間接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直接私有制相結合的兩重性的新經濟，所以某些人士所擔憂的“資本主義私有化〞的可能性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了，所謂“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對立〞也已從根本上消融了。在這種情況下，由新型私營經濟的兩重性所決定，新型私營經濟的開展，一方面仍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開展，另一方面也已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開展。而且，在這種結合中，資本主義經濟開展得越廣泛，社會主義經濟開展得也就越廣泛。資本主義經濟的開展規模越大，社會主義經濟的開展規模也就越大。資本主義的直接私有制越開展，社會主義的間接公有制也就越開展。不僅如此，在有利于生產力正常開展的前提下，逐步地適當提高稅率，從而增加社會對于資本主義利潤及其賴以形成的那一局部生產資料的占有比重，也將逐漸地成為今后開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關鍵環節。但稅率的提高，當然也一定要以歸根到底有利于生產力開展為前提。這一點，對于開展中國家來說，尤有特殊的實際意義?，F在私營企業所負擔的不合理的重稅實際主要是事實上的“腐敗稅〞，這種“腐敗稅〞假設能根本消除，許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進一步看，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國退民進〞實質上也并不是什么“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要更徹底地否認既不符合生產力開展的客觀需要、又不符合公民普遍利益的蘇聯模式，并使我們的國家進一步地走上新式社會主義的正確開展道路。由于新型私營經濟兩重性的存在，所以“國退民進〞之后將的新局面將不會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而將是社會主義間接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直接私有制相結合的新型私營〔私營不等于私有〕經濟占據主體地位的局面。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真正適應生產力開展需要、并真正符合公民普遍利益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主要地只能是社會主義間接公有制〔這是現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重要的實現形式〕和社會公益領域的社會主義直接公有制，所以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均已嚴重背離社會主義原那么——普遍幸福主義原那么的國有企業普遍退出市場競爭領域、從而我們也不再以此作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實際本身就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原那么的。如果我們能夠實現這一點，我們的整個國家就能象浙江那樣更好地實現經濟繁榮和民生幸福，因而我們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也就會更加無往而不勝！〔三〕資本主義企業家與社會主義建設者相結合新型私營經濟的兩重性，進一步地決定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私營企業家的兩重性。也就是說，一方面，作為運用私有生產資料獲取剩余價值的私營企業家，他們仍然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另一方面，作為運用間接公有生產資料為社會效勞的私營企業家，他們又成為了社會主義的管理勞動者和建設者。在前一個方面，他們的企業仍然是私有私營的。而在后一個方面，他們的企業那么又是公有私營的了。這就說明，在實行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間接公有制的條件下，無論私營經濟怎樣開展，都不可能形成“一個資產階級〞，而至多只能是形成“半個資產階級〞。與這個“半個資產階級〞相對的另一半，那么就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主義管理勞動者階層，因而也就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主義建設者階層。這種私營企業家階層社會性質的兩重性，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一種主要形式。在這里，有無實行社會主義分配制度這種社會主義條件，至關重要。私營企業家群體究竟是“一個資產階級〞，還是具有這種兩重性的社會階層，進而改革究竟是失敗了還是成功了，實際均取決于在私營經濟獲得廣闊開展的歷史時刻能否切實實行以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為根底的普遍幸福主義的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的間接公有制。鄧小平理論的深意，實際也正是在這里。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改革就將失敗，現代化就將中斷，社會主義就將消亡，中國就將變成官僚資本主義的國度。反之，如果我們做到了這一點，那么私營經濟的廣闊開展不僅不會導致“一個資產階級〞，導致中國“落到資本主義去了〞〔鄧小平語〕，而且還會因為這種私營經濟的效率和公平的兩重性，而使社會主義也隨之獲得廣闊開展。所以說，在資本主義仍然適應生產力開展需要的歷史條件下，決定一個國家是否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實際并不是在于是否允許私營經濟獲得廣闊開展，而是在于在私營經濟獲得廣闊開展的根底上和過程中，能否切實有效地實行社會主義——普遍幸福主義的分配制度。〔四〕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經濟相結合傳統觀念認為，經濟根底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根底就有什么樣的政治上層建筑。資本主義的經濟根底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資本主義經濟根底之上，只能形成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經濟根底的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經濟根底之上，也只能形成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因此，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經濟互不相容。開展資本主義經濟最終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谶@種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極對立的傳統觀念，一方面，一些人士認為，既要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那就不能開展開展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不能廣泛開展資本主義經濟；另一方面，又有些人士認為，既要開展資本主義經濟，那就必須否認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實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但所有這些認識，實際都是不妥當的。事實上，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經濟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也可以相互結合的。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根底上，也能夠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資本主義經濟開展的根底上和過程中，又能夠通過社會主義政治力量建立和開展新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并由此而形成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新式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經濟根底實際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在這種社會主義經濟根底之上，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就能夠得到穩固和加強。而在所有這些關系之中，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都是互為根底的關系，而并不是簡單的“經濟根底與上層建筑〞的關系。首先，事實證明，在資本主義直接私有制和其他直接私有制占據多數地位的根底上，也能夠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F代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經濟根底，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譬如，建國初期，我國各種直接私有制經濟所占比重高達90％左右，但我們仍在這個根底上建立和穩固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又如，現在浙江省的各種直接私有制經濟所占比重也已高達90％左右，但浙江人民的富裕程度列在全國各省區首位，而且社會很穩定，人民擁護共產黨的程度很高，因而社會主義政權也很穩固。再如，瑞典直接私有制經濟所占比重也高達90％左右，但以“馬克思恩格斯主義〞為主要指導思想的瑞典社會主義政黨——瑞典社會民主黨卻仍然能夠長期執政，并使瑞典的政治制度具有了社會主義——普遍幸福主義的功能和性質。……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實際是在于：社會主義政治的真正根底實際是民意。只要有廣闊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社會主義政黨就能通過革命戰爭或民主選舉上臺執政，因而也就能夠形成和穩固具有普遍幸福主義功能和性質的政治上層建筑。社會主義政治的民意根底又源于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的普遍幸福主義的經濟，即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普遍幸福主義的經濟，使人民感到滿意，人民就會支持社會主義政黨執政，因而普遍幸福主義的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政治的經濟根底。誠然，在普遍幸福主義的經濟根底建立之前，社會主義政黨的執政地位還不可能直接地在這種經濟根底之上建立起來，但是，社會主義政黨〔如中國共產黨、瑞典社會民主黨等等〕卻能夠通過建立這種普遍幸福主義經濟制度的承諾〔如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民生幸福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諾言等等〕而贏得人民的廣泛支持，并由此而成為執政黨。誠然，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立后，資產階級也仍有可能試圖建立或重新建立資本主義政權，但是，社會主義執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卻更有條件通過建立和開展新式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等途徑開展普遍幸福主義的經濟，從而繼續贏得人民的廣泛支持，并使資產階級也在這個過程中被改造成為資本主義企業家與社會主義建設者相結合的新階層和新式社會主義經濟的受益者，因而社會主義政權也就能夠因為得到了自已的經濟根底而獲得穩固和加強。誠然，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現代經濟的資本主義方面也仍然在客觀上要求私營企業家階層參政議政，但是，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兩極分化弊端和保持社會公正的重大經濟任務和社會任務所要求的卻更多地是主持公正的社會主義政權，而并不是只為少數資本家效勞的資本主義政權，因而社會主義政權也就正是現代文明的內在要求之所在。誠然，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普遍實行直接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普遍幸福主義的經濟制度，因而也是一種社會主義經濟根底，但因建立這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前提是擁有為資本主義所無力容納的高度興旺的社會生產力，而我們現在又沒有這種生產力，所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要求我們現在也就不可能、因而也就不應當以此作為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根底。誠然，按照我們所熟悉的傳統觀念，以落后國家的落后生產力為根底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經濟根底，但是，我們也早已清楚地了解到，這種觀念實際根本就不是什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念，而且蘇聯長期實行這種經濟制度的最終結果反倒是導致了共產黨的變質和下臺，也充分地證明了這種經濟制度實際并不是穩固黨的領導、穩固社會主義政權的經濟根底，而只是社會主義政治的一種腐蝕劑。由此，我們現在也就可以明確：我們的時代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現代文明時代。在這一歷史時代，我們所能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根底事實上只能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式社會主義的經濟。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政黨的執政地位也只有在這種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的普遍幸福主義的經濟根底之上，才能因為獲得了廣泛的民意支持而得到穩固和加強。因此，在我們的時代，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根底，事實上只能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普遍幸福主義的經濟制度，而絕不是那些效率低下、腐敗墮落、搜刮民脂、衰敗解體的“國有企業〞。其次，事實也證明，新式社會主義的政治既不會消滅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會放縱資本主義經濟，而是能夠程度不同地改造資本主義經濟，進而逐步形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普遍幸福主義的經濟，并在這種經濟中大體上保持與資本主義經濟的良性互動關系。傳統觀念認為，搞社會主義政治，必然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因此，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士，要求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消滅資本主義經濟；主張資本主義的人士，那么又要求消滅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以便保障資本主義經濟之開展。但在這里，傳統觀念所謂的“社會主義政治〞，實際只是主張現在就消滅一切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因而也就是超越了現時社會開展階段的社會主義政治。而現時社會開展階段所要求的社會主義政治，那么是主張和實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式社會主義的政治。譬如，我國建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實際就是這種新式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叭齻€代表〞重要思想所著力開展了的，也正是這種新式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這種新式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當然就不再是消滅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保障資本主義正常開展的政治制度了，因而這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也就并不是與資本主義經濟互不相容的政治制度，而正是與資本主義經濟相結合的新式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傳統觀念還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因而也就必然會使積極開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最終垮臺，所以，只要搞社會主義政治，那就不能開展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不能廣泛開展資本主義經濟。確實，如果社會主義國家開展資本主義經濟并最終導致了全局性的嚴重的兩極分化，那就必然會失去人心，因而也就必然垮臺。但是，一方面，如果社會主義國家只開展資本主義經濟，不開展社會主義經濟的話，那它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另一方面，如